五年大考如何应战

任蕙兰

现在是第二轮生产力爆发，是人的智慧爆发，激励创新。“十三五”就是前三十年第一轮生产力发展的拐点，也是中国第二轮生产能力爆发的预备期。

金秋十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航标由此劃定。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产能过剩的阵痛与万众创新的激情交织，要实现经济新平衡，转型升级、结构改革屡屡被画上了重音符，人们的目光投向“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

破7以后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一幅怎样的蓝图？中国将如何应对五年大考？上海度过2008、2009年的经济阵痛期，最先步入新常态，能为全国经济提供了什么样的样本？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石良平。

过去30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增速出现下滑，转型非常重要。

新常态可会“跌跌不休”？

《新民周刊》：谈到“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的表现，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新常态，很多人对此十分关注。你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怎么看？什么是经济新常态？

石良平：经济新常态（New Normal）的概念最早是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的。他提出的目的是提醒人们，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低谷，并且在低谷中徘徊很长时间，大家要适应。低谷徘徊是很痛苦的，他把世界经济在低谷徘徊的痛苦阶段称为新常态。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我们其实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速也将下一个台阶。为了预防当时经济出现危机，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最典型的就是4万亿投资。4万亿出台的理念是继承凯恩斯主义思想，就是在经济萧条时，只有靠政府投资产生乘数效应，才能减缓经济下滑的态势，实现经济复苏。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当时也按这条路子走，现在回头来看，这条路子走得并不成功。为什么说不成功？因为刺激政策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产能过剩。

《新民周刊》：为什么以前政府投资不会造成产能过剩，现在却会出现？

石良平：因为整个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大的结构转变。传统产业慢慢没有市场了，新兴产业在起来。新兴产业就是和互联网以及新的技术革命有关。我们投资的还是原来的传统产业，投的方向不对，结果产能过剩，经济雪上加霜。

所以现在转型很重要，就是这次4万亿投资让我们醒悟过来的。不是政府任意投资，都能产生乘数效应来拉动经济的。

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从9跌到8，现在到7以下，然而这个过程中我们“痛感”并不是很强烈。过去30多年来，经济一跌到8以下，马上出现“痛感”，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就业问题，以及伴随就业问题产生的社会安定问题，接下来财政收入也会下滑，所有需要财政补贴来发展的行业，特别是农业，就会不行了。

这次经济增速下滑到7以下，但就业指标和财政指标没有坏。所以我们能隐约感觉到，这是一个新常态，是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状态。反过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经济增长对于整个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新常态下要有新思路、新观点、新政策。经济要转型，认识和应对也要转型，这已经慢慢形成共识了。就算“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率跌到6.5，我认为和以前旧常态表现出来的形式也会有根本不同。

《新民周刊》：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是不是会一直跌下去？

石良平：经济走势是有规律的，中国经济增速是不是会继续掉下去，取决于两点。第一点是，新产业和传统产业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如果新产业上来快一点，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快一点，就能把旧产业下去的部分弥补上，经济实现新的平衡，增速下滑就会停止。现在所倡导的“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有这些政策导向，有一点很明确，就是要激发新的增长动力。新动力刺激起来，旧产业下去也不怕。

第二点，就是消费和投资的此消彼长。我们以前都是靠投资拉动经济，消费拉动经济比较难，因为消费是一个常态，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但是在转折期，会出现供给引领消费的典型状态。什么叫供给引领消费？就是通过发明一种新产品，提供一个广大的消费空间，以前是没有的。举个例子，手机智能化以后，你会发现，很多手机上的消费以前是没有的。手机不止承担通话功能，还是一个交友平台、支付平台。人们在手机上的消费会大幅提高，这种消费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是没有的。如果供给端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就会激发以前没有的新消费，这种消费往往是爆发性的、大面积产生的，对刺激经济有很大作用。

消费拉动经济，从常态上说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在食品、服装、家用电器上的消费，基本是固定的，不可能突然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消费要快速带动经济确实很难。但如果在转型期，有一种新的消费形式出现，这种爆发力会非常大——这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每个人回顾一下他的家庭收支情况，会发现这十年消费结构变化是非常大的。这种结构变化就导致了需求有突发性的增长。我认为这种增长在“十三五”期间会大量出现，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搭建好以后，新的供给模式会不断刺激新的消费。

美国前总统里根，被公认是把美国经济带出滞胀困境的总统。他在任时，美国经济陷入滞胀，非常痛苦，里根听取了供给学派的一个建议，通过刺激供给带动消费需求，而刺激供给的最好办法就是减税，尤其是给创新企业减税，让他们用很低的成本创业。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所阐述的内容。现在美国的硅谷等大型创新创业园区都是那个时候起来的，后来带动了美国的信息革命。

中国也到了这个阶段。如果在经济低潮的时候，通过鼓励创新刺激供给，带动消费，就能在“十三五”期间，把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给止住。

化解过剩产能的中国对策

产能国际化，向全球市场输出产能。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

《新民周刊》：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瓶颈，今年1-5月，煤炭全行业利润同比下降了60%，水泥、玻璃行业利润下降了60%，冶金行业下降了36%。中国必须要保障就业，不可能用西方的方式解决，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去过剩产能”？ 石良平：中国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开发落后地区，比如通过开发西部化解过剩产能。尽管开发成本很高，但当中国富起来以后，也应该带动落后地区发展。中国和美国差不多，大国地区落差大，所以以先进带后进的回旋余地也大，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好国内落后地区开发。现在大量人口往经济发达地区迁移，就说明地区落差大。比如东北最近经济出现局部塌陷，人口就是净流出的，西部人口流出率更高。地区的差异大，既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优势，经济可以回旋。

第二个是“一带一路”，就是把产能国际化，向全球市场输出产能。现在我们不是简单地把产品卖出去，这只是贸易，而是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或者和国外合作，把产能带出去。跨国公司的本质功能是在全球配置资源。日本、韩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很活跃，它们国家的能量没中国大，但是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对经济发展很有帮助。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跨国公司，在这一轮“一带一路”国际化进程中，我认为就会形成真正的跨国公司。因为你有能力，也有条件了。

《新民周刊》：国际市场有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意愿和需求消化中国的产能？

石良平：先举个例子，中国和印度的最大差异，就是中国30多年发展中，非常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即使在西部，铁路、公路都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了。印度发展慢就是因为基础设施太差。有人估计，亚洲基础设施缺口在20万亿美元左右。亚洲国家现在都想学中国，他们慢慢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几十年里发展这么快？就是“要致富，先修路”，把基础设施先做好了。所以这次这么多国家参与亚投行，投资基础设施，就是看到亚洲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

人口城镇化是解决贫困的最佳方案

《新民周刊》：在开发落后地区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人口城镇化的推进，是不是可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當中国富起来以后，也应该带动落后地区发展。

石良平：基础设施投资必然会带动城镇化发展，人口城镇化主要就是靠交通。城镇化以后，产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在人群很分散的状态下，服务业是没办法发展的，城镇化以后服务业才能发展。在农村，铺个电话线成本也很高，城镇化以后成本就会大大下降。人口城镇化以后，经济转型就快了，而怎么样促进人口城镇化，就是抓基础设施。

不止是在“十三五”期间，中国未来二三十年基础设施投资都是不会断的。只是投资结构发生变化，以前是架桥铺路，以后会在信息化上投资力度大一些，这个过程会延续很长时间。

城镇化以后，人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人在农村一般是享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的，也没有这种需求，在城镇就会享受到，就会带动消费。我们的道路还很长，增长潜力也很大，基础设施这一块还有很多要投的。这种投资是真正带动消费的，而不会造成产能过剩。

《新民周刊》：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是人口和资源向大城市集聚，还是发展更多的小城市？

石良平：以前学界是比较倾向于发展中小城市。小城市很安静、很休闲，管理也不复杂，人口大概在20万-30万，这样的城市规模最好，10年前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发现不对，城市没有100万以上人口，很多产业是起不来的，特别是大型服务业，比如大型超市、娱乐中心等。城市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购物中心是不愿意开进去的，进去就亏本。

所以现在大家观念发生了变化。今后国家不能随意地让各省自己任意建造小城市，结果都成了空城，必须要从全国角度，把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大中型城市。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出现繁荣景象，现在萧条的都是小城市。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结构跟以前不同了。以前有块地开个矿，旁边就建成一个工业城市，像这样生产型、制造型的城市，人口不需要很多。现在信息化以后，信息对人口聚集是有要求的，因为铺设网络是有成本的。平台越是大，能实现的功能就越多，交友、支付都能运作起来。

今后中国会像美国一样，人口都向大城市集中，留出更多青山绿水保护起来。因为人会制造污染，集中处理比分散处理好。如果一块一块开发，把环境都破坏了，只会加大国土整治的成本。

《新民周刊》：通过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大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世界各国有没有成功的样本？

石良平：意大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通过迁移人口来提高国民收入。意大利北部和南部差异很大，北部地区经济发达，商业城市很多，从米兰到威尼斯，再到佛罗伦萨、罗马，城市是连片的。城市之间不是农村，是城市过渡区，这些城市相连发挥积聚效应。而意大利的南部主要是农村，相对比较落后。

以前他们的平衡方式和中国差不多，用北部的税收补贴南部，但一直补贴也没改变南部的落后状态。后来意大利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把南部人往北部移，结果在什么都不改变的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翻了一番。很多人在南部根本找不到工作，在北部立刻找到工作，而人多了工作机会就更多了，因为为人服务的工作机会多了。

就像中国长三角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大城市也是连成片的。从上海到苏州、无锡、常州一路过去，都是人口100万以上城市连成片。中间有一些农村，主要提供休闲度假、生态有机农业的功能。城市集聚后，人多了，机会多了，所以人口要相对集中才有发展。

中国西部有些地方就该把人移出来，集聚到大城市。以前我们担忧大城市病，棚户区、脏乱差等等，现在城市管理水平已经比较高了，网络化管理后，这些问题慢慢都解决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典型大城市病发生的地方如墨西哥城，现在都改善了。总之，城市越大，发展力度也就越大，就能创造更多需求。另一方面，也留出更多青山绿水，符合生态平衡的要求。 《新民周刊》：在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对解决中国贫困人口的问题也有很大帮助。

中国西部有些地方就该把人移出来，集聚到大城市。

石良平：应该是这样。中国真正在世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7000多万人。以前采取的扶贫办法需要变了。以前的做法是给补助救济，在贫困地区建立希望小学等等，这种方式比较原始。有些西部落后地区确实不适合人类居住发展，就应该把人口迁移出来。比如山区孩子上学走3小时，很折腾，不如移到外面生活。

现在有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一些西部的人不愿意迁移，要守着祖祖辈辈留下的家园，动员他们搬下山很快又搬回去了。这种情况可以先通过相对迁移来解决，把人口移到比较近的城镇，再一步步往大城市移。“十三五”提出解决贫困人口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口迁移。虽然比较难，但也要做，这一步不做，后面就没有办法发展。移民要几代人时间，上一代不愿意走，年轻人出来看过城镇的生活，就会愿意出来。

创新的活力在草根

河北省木兰围场和围场县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城镇化的目标是让人口都向大城市集中，留出更多青山绿水保护起来。

把资源给拥有创新意识的创业者，让他由一个idea 變成亿万富翁。2015 年10 月24 日，青岛，中国研究生石油装备创新设计大赛在中国石油大学举行。

《新民周刊》：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转型，政府应该如何去抓创新驱动？

石良平：在鼓励创新这件事上我们有过很多经验教训。以前我们注重国家队，国家队有两条线，一条线就是国企，另一条就是正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这两条线走到现在也有很多功劳，比如大的国家战略项目，航天、大飞机、高铁、卫星等高技术领域创造了很多成果。这块确实要国家队做。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模式和以前苏联很像，就是大力发展重工业，但民用发明创造中，引领性的创新很少。我们在大技术上不差，但小技术上不行，连马桶盖都要去抢人家的。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就是缺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平台。我认为真正的发明家在民间，在草根。他们每天接触生活，从生活中得到创新的灵感。现在互联网提供了让草根创新的平台，有了创客空间，很多创意可以由灵感变为现实。这种创新就会遍地开花。

过去我们给了房地产商很多利润空间，一个房地产商不需要有很高的专业性和创新性，买地盖楼，就能实现一夜暴富。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资源给拥有创新意识的创业者，让他由一个idea变成亿万富翁。我希望未来中国富豪榜多一些乔布斯这样的人，而不是李嘉诚这样的。

在创新创业活动中，政府的资助也是需要的，但现在政府资助的方式是有问题的。现在依赖专家评估制度，专家认为好的项目，给你科研启动经费，给你无息贷款，但项目后续做得好不好，政府无法跟踪。科委几百亿出去，没那么多人监管。我们会发现，很多创新企业变成“申报专业户”，专门用项目忽悠钱，还有中介机构会帮你包装项目。

美国的创新激励机制好在哪里，就是通过市场化的风投扶植创新。风投会对一个项目跟到底。专家评估机制是看你设想对不对，风投会看你是不是按照设想做。如果我们的政府补贴也跟着风投走，那么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政府只要判断风投对项目的评估是否准确就行了。现在全国政府给的创新资金很多，真正出来的成果不多，有很大一部分被浪费了。

《新民周刊》：如果让政府直接投资风投如何？

石良平：这也会产生另一种可能，就是风投来欺骗政府。钱拿走了，跟你说项目失败了。要有互相制约的机制，才不会出现特别大的漏洞。当然，对于比较基础的项目，风投不愿意投的，要靠政府专家评估机制，国家来出钱。另外，政府也可以和大专院校合作，比如你孵化某一个创业公司，政府来投钱。总之，政府补贴机制要发生变化。

《新民周刊》：政府除了对创新企业作出补贴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途径来鼓励创新创业？比如对民间资本开放投资领域，采用负面清单管理办法，以及简政放权、减税等等。

石良平：开放投资领域这一点，就和混合所有制有关，现在遇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谁混谁。国有企业让渡一些股份给民资，民资是不愿意进去的。为什么？本来就觉得你管不好，还控股，我的钱进来也被你玩坏了。那让民资来混国资，有些国资特别大，民资没办法控股。

所以国有资产必须要分类，在纯市场领域，国企要切割，没必要规模搞得这么大，要让民企进来，混合所有制要让有活力的元素进入没有活力的主体。在中小板、创业板上，有很多创新企业，国有控股的很少。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是没有办法让民企控股的，唯一办法是上市，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这些关键领域的国企是中流砥柱，是经济的稳定器。

国外也是这样，TPP专门有一块讲到国有企业，每个国家都有国有企业，每个国家国有企业执行的任务都是类似的，不可避免会造成一些不公平，而TPP只规范竞争性国有企业。这和我们国企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就是国企分类，对于稳定国家经济的基础性企业，有一套办法;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国企，就不能单独定价，享受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

《新民周刊》：创新驱动经济的模式中，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石良平：依靠创新驱动经济，一定要发展直接融资，创新强弱和一个国家的金融机制很有关系。银行贷款要有抵押物，创业初期就几个人，几台电脑，一个idea，哪里有什么抵押品，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但直接融资就有办法，我把我的故事讲给股民听，可能就会有股民相信我，给我融资。

创业创新是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像日本，产品很精致，但创新不足，因为银行强大股市弱，德国也是一样。而美国却相反，股市强大银行弱。苹果、微软都是从纳斯达克起家的。国家要给创新者融资机制。现在中国很多创新人才到美国上市去了，未来随着中国股市放开，如果把创新者都吸引回来，既能融资也能回报股民。目前中国居民储蓄只有10%在股市，如果到30%，足以满足创新创业者融资需求。现在上海要推科创板，我相信未来国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都会随着创新创业变化，在“十三五”期间就可能会实现。

“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关键期

《新民周刊》：很多人认为“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这么关键？

石良平：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转啥，我认为，我们转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以前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转成自主创新的产业结构。

依靠创新驱动经济，一定要发展直接融资，创新强弱和一个国家的金融机制很有关系。2015 年8 月6 日，在贵阳市高新区创业园，贵州 斯凯威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展示无人机。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基本是出口导向型，原因很简单，中国企业起步标准很低，要素成本也很低，正好作为低端制造业的角色功能加入世界经济中，所有的优势都体现了，劳动力成本低、制造能力强、模仿能力强、人很勤奋，所有因素在过去几十年充分发挥，所以中国经济才会有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技术能力还不错，比非洲要高很多，这么多年培养了很多国家队，配套能力、科技能力、科研人员素质都不错，所以整个环境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尤其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

现在我们发现，所有以前的优势基本上都没了，人口红利没了，低廉的劳动力没有了，低成本也没有了。反过来，世界经济危机，外部市场不需要这么多产品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思考，自己已经是个大国，已经有能力生产自己的产品了，不必跟着人家走，跟人家走也走不下去，到了转折点。中国要有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应该要从跟随走向引领。转型就是转这个。

我认为，投资导向周期后面一定是创新导向周期，从投资导向周期向创新导向周期转的过程，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的最困难的一个坎。这个坎很多国家没迈过去。我们现在就在转，以前投资下去，劳动力配上，经济就增长了。现在不是，投资下去经济却没有增长，这个时候就需要创新。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消费者对品质有要求、对创意有要求、对供给新型化也有要求。

转型很痛苦，中国现在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中。我个人感觉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很快补上传统产能下降的这一块的。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只要有机会，很会把握机会，创业园区的年轻人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是经常的。把创新放开，风险控制住了，经济一定能上去。

创新的生产能量爆发出来会很可观。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轮生产力爆发，是人的生存意愿爆发，人们需要好的生活，过上好日子。现在是第二轮生产力爆发，是人的智慧爆发，激励创新。“十三五”就是前三十年第一轮生产力发展的拐点，也是中国第二轮生产能力爆发的预备期。

《新民周刊》：如果这个坎没迈过去，是不是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石良平：很多国家都没迈过去这个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亚洲，马来西亚、泰国人均收入都比中国高，但这个转型没迈过去，经济增长速度很低，创新能力弱。南美也一样，巴西现在经济也很糟糕，作为被人们看好的金砖五国之一，已经几次陷入了危机。

这些国家经济下滑的原因之一是这转型坎没有迈过去，另一个是经济主要产业都把控在外资手上，經济中的所有创新能力都是外资的创新能力。外资控股会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一旦经济不好就会出逃。

从这个角度说，对后发国家而言，国有企业很重要，是经济的中流砥柱，虽然国有企业有很多毛病，但国资比重不能太低，最核心的产业一定要拿在自己手里。中国正是因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产业和命脉产业中外资比例不是很高，所以虽然也受金融危机困扰，但不像南美国家经济倒得很快。

《新民周刊》：外界质疑，现在中国的很多创新项目还是在模仿国外，你怎么看？

石良平：从投资导向周期迈入创新导向周期，都是从模仿开始，模仿是不怕的，在模仿过程中，慢慢就具备创新能力。创新不是只有一种概念，把国外的东西改造一下，实现本土化，成为中国人习惯用的产品，也是一种创新。我们现在就是从模仿向自主创新过渡，要允许有些模仿。当然不能侵犯知识产权，在不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下，适度模仿是一个必须的过程。一旦中国创新机制放开，我相信也会出现苹果这样的创新。

2015 年11 月2 日，上海，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 大型客机首架飞机在上海浦东正式总装下线，计划于2016 年实现首飞。

新常态下的上海样本

《新民周刊》：上海也曾经历过产能过剩的阵痛期，在2008年、2009年关停过很多企业。经过转型升级，现在上海经济已经走出低谷。上半年，上海第三产业占全市总值比重达到67%以上，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90%。制造业也成绩喜人，1-5月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上海是不是为全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样本？

石良平：上海是提前一步进入新常态的，这也是被倒逼出来的。上海最困难的时期是2008年、2009年，因为2009年的4万亿上海没有拿到。从感情上来说，当时是很难接受的，但反过来说，上海已经不适合发展4万亿投资的产业了，比如钢铁水泥，这些产业上海都是要转移出去的。

上海当时面临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以松江出口加工区为例，这是国务院2000年批准的第一批15个出口加工区之一，吸引了4000多家企业入驻。到2008年、2009年，2000多家企业倒闭，还有1000多家面临倒闭。当时出口形势不好，企业库存多，资金链断，大批工人下岗，形势很困难。

当时上海做了很大的调整，去消化这些企业，办法就是让这些企业把土地腾出来，注入新的产业。当时松江引进了漕河泾机制，让旧企业把土地卖给创新企业，松江复制漕河泾开发区的功能，发展创新产业，松江就变成漕河泾开发区的分部。

最痛苦的时候是2009-2011年，那个时候全国是9%的增长率，而松江持续两年负增长。当时上海好几个郊区都出现负增长了，整个经济往下掉。经济转型调整是很痛苦的。经过这几年，上海经济走出来了。松江的影视城、高科技企业、新旅游景点都起来了。

现在整个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基本到位了，高能耗、高劳动力成本、低品质的产业都走了，宝钢也迁走了，引进了一批高科技新产业。上海比全国早走一步，也是全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样本。

《新民周刊》：上海经济转型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下一步打造科创中心，应该如何借助互联网平台完成产业升级？

石良平：科創这一块还要进一步推。上海以前是靠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大企业来做创新，现在也要慢慢有一个万众创新的平台，通过“互联网+”的模式实现。

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大部分是在消费领域，以及交友和支付方面。现在互联网渗透的一个难点，在于互联网和制造业的结合。一个原因是，搞互联网的人对制造业是很不熟悉的，制造业千差万别，不像消费是通用的，它是专用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以前形成的专业化分工，造成了所有平台的分割，各个平台难以联通。这都是大机器时代产物。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就是跨界。我们现在形成的条线管理模式，正好是跨界的障碍。

第一代“互联网+”，解决的是消费和交友，第二代“互联网+”解决的就是制造业。在第一代“互联网+”过程中，上海没有优势，BAT都不在上海。但在第二代“互联网+”过程中，上海就有优势了。上海的产业结构可以说是全国最全的，上海有很多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制造业企业，其他城市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互联网+”的2.0时代，必然会在上海发生。现在“互联网+制造业”只在小范围尝试，未来“十三五”会全面展开。现在BAT都在上海设立机构，接下来就要看上海怎么发展了[xmzk1]。“十三五”期间“互联网+工业”这个做好了，后面就一马平川，和德国“工业4.0”相比不遑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