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野路子”的宽广

乌苏里

图/zhengphoto

张鸣站在大兴安岭一片白桦林中，摩挲着身旁笔挺的树木，像个诗人。黑龙江的黑土地是他年少时生活过的地方。他记得歌里唱：“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你呀一匹烈马，我呀一杆枪。”鲜衣怒马，在少年的想象中自有一番壮阔。

长大后，看过一些民族历史文献和纪录片，他才发现真实的世界不似歌中那么浪漫。禁猎之后，不擅农耕的鄂伦春人渐渐分散，民族语言也随之衰落。

8月，张鸣随着新途锐车队，沿着胡焕庸线，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的贯穿中国之旅，全程历时21天，超过7000公里。胡焕庸线的多重意义之一，正是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分野。汉民族的同化之力强而深远，从东北的鄂伦春，到西南的白族，无不被这种进程裹挟和塑造。

张鸣是车队一行人的故事大王和活搜索引擎，汽车媒体人孙里评价他道：从南到北，从古到今，问不住。从长城防务到云冈石窟的造像风格，从小镇碛口的兴衰从到彝海结盟，他都有大段的掌故和评述。一位学者的深度在细微之处被度量，正如复杂多变的路况也度量着新途锐的优秀性能。新途锐宽敞的空间，优越的越野性能使他们较为舒适地飞驰在柏油公路上、石子路上、土路上，窗外风景变换，张鸣则和伙伴们谈笑风生，思接千载。

张鸣自称横跨三界：历史学界、政治学界、大众传媒界。公共舆论场从微博迁移至微信，他的发言热情依然高涨。2014年，他从媒体朋友那里接管了名为“张鸣”的微信公众号，耕耘一年多，粉丝涨到了9万。里面的随笔杂文多来自他平时读书看新闻的有感而发，篇幅不长，文风晓畅，从“试衣间引发的全民悸动”谈到“挥之不去的战争意识”。

这个公号更新频率极高，有时接近一日一更，像个密实而驳杂的观点陈列室。一看就知道是老派的人在维护，早前是一张漫画像和一张生活照翻来覆去地用，后来逐渐挂些风景照，不明所指，勉强悦目。“网络啊技术啊这些，我非常笨。他们教我，我就机械地照着做。只会发文字照片，别的名堂不会。”张鸣笑道。

最近，张鸣读到一则晚清笔记，讲的是语言学家黎锦熙的族祖黎吉云的故事。一个生逢末世的官员，尽责效忠，却因为断了别人的财路，背上莫须有的罪名，给生生撤了职。“可见吏治腐败到一定程度，人是很难保全的。”张鸣有感，挥笔而就小文一篇，却没想好在哪发表。

“我也不是非要发表，写出来就算了，跟读书笔记一样。因为这个事儿有意义。”张鸣说。

虽则如此，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出版社主动联系他，张罗出书事宜。把发表的、没发表的随笔杂文集合起来，理一条大概立得住的逻辑线，拟好书名和小标题，基本就是一本畅销书。过去张鸣不接受这样粗放的方式，现在也听之任之。“出版行业不景气，能理解吧。”

但不能全是讨巧的作品。2014年5月出版的《共和中的帝制》，就是一部研究专著，花费了他“极大的心血”。从“张勋复辟”这个流星般划过民国史天空的事件入手，张鸣试图探讨“如何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个宏大的命题。他认为，中国从晚清跃然而至美国式的共和，条件远未成熟，从普通老百姓到制度设计者本身，都不尊重这套制度，这才有人废然思返，策划了两次复辟。“但夹生饭就是夹生饭，想要重新变成米，是不可能的。”

在传统的历史书里，张勋是逆潮流而动的守旧派，历史巨轮前螳臂当车的小丑，有着平面到乏味的可恶和可笑。但在张鸣笔下，他是胖是瘦，面对哪般情势，心存哪般志向，都一一曝露，竟让人觉得他做出的选择也不无道理。在充满细节的叙述中，总统、总理、遗老、武夫，带着各自的利害权衡登场，读者从中看清政治的琐碎微妙、犬牙交错，也对历史人物生出“同情的理解”——这亦是张鸣历史观的一种深度。

“我写这个多少有点启蒙的意思，不是说共和之蒙，民主之蒙，关键是启理性之蒙。用理性看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逻辑能力。”张鸣说。

面市后，张鸣无法现身宣传，这多多少少影响了销量。《共和中的帝制》只卖掉四五万册，“没有预期地那么好”。

更能代表销量水准的是2013年出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是张鸣给研究生讲课的讲稿集结，卖出了十万册以上。“我们的教科书里看不清近代史的走向，完全变成一片雾，学完之后全是偏见、拉仇恨。” 他希望借这本书纠正教科书的偏颇，影响大众对历史的态度，让常识重现。

从《武夫当道》到《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从《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到《辛亥：摇晃的中国》，从《重说中国近代史》再到《共和中的帝制》，张鸣洋洋洒洒写了不少历史作品，还有一些文化类随笔。

“我是野路子。历史是比较讲究家学和传统的学科。我没上过一天历史课，所以没有史学圈子的那些框框和章法。”张鸣将自成一派的写法定位为“历史杂说”：与正统史学比，胜在文笔鲜活，打得开大众市场;和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论，则对历史的把握更有深度。

张鸣坦言，年轻的学生对他的书并不感冒，他们中已鲜少人对政治和历史感兴趣。最主力的读者是白领和企业家们，这些有社会阅历，经历过风雨的人，会有一些问题想向古人求解，但故纸堆难入，通俗的历史著作也就成为最好的选择。

张鸣生于1957年，正赶上大鸣大放，故曰：鸣。窦文涛笑评：一出生就是个“右派”。“文革”时，他还在农场中学读书，爱看书，书看多了，容易不安分，又爱说怪话，被同学揭发了“反革命言论”，在档案里记了一笔。

因为档案里的这一笔，张鸣中学毕业时没拿到毕业证，1977年参加高考没通过政审。待到平反后，他才上了大学，之后考研、读博、留校，作了大学里的一个教书匠。

2007年，张鸣因为炮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战成名。从此，批评大学，臧否时事，张鸣以敢言敢怒的态度为公众所知。意气相投的厦大教授易中天赠他一副对联，上书：“是侠客，也是书生，有话就讲;非言官，亦非仗马，不平则鸣。”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当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干这类事。可是，大学里的事太糟糕了，我又不是一个压得住火气的人，受不了就会发牢骚，正好人家请我写点随笔和评论，我就开始骂大学，什么都骂。”张鸣说。

2012年9月，北航教授掌掴老人事件引发舆论汹涌，但如同许许多多头条新闻一样，很快沉寂、息声。但张鸣认为此事关乎核心价值，至今还在微博上“每日一呼”。“他打人之后还出来炫耀，说学校支持他，那我就问问学校支不支持他。大学教授怎么能因为观点不同纵容打人呢，这是很扯淡。我喊了三年了，从来没人回答。”

“不能拿爱国主义去干坏事，去祸害同胞，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他们耀武扬威的旗帜了。”最近，台湾明星范玮琪晒娃遭大陆网友围攻的事也让张鸣愤怒。在他看来，故事年年翻新，却都是“极其狭隘”的爱国主义作祟。

在新途锐车队贯穿中国的21天旅程中，一路见闻让张鸣时有所感。黑龙江的轮作制度消失了，农民只种卖钱的玉米，大量农药被使用，食物药害成为隐患。在内蒙古，过度放牧造成草场退化，绵延绿草不再，水土流失剧烈。而到了陕西北部，全不见印象中的濯濯童山，郁郁葱葱的样子焕然一新，据说这是治理和城市化的双重结果，生态改善，雨水也变得比以往充沛。

记忆和现实交错，欣喜和忧虑夹杂，用眼看，用心感知，才是张鸣认同的爱国主义。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当下许多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面临的难题。“这里面就要讲究平衡，其实就是一种度，一种界限、边界。这次新途锐活动的主题是‘有度就有路’，我理解是说人要过有节制、讲规矩的生活。”张鸣说。“一路上很辛苦，但新途锐这款车还是很舒服的，很多看起来难以逾越的沟壑、泥地，都被新途锐毫不费力地征服。”

人物周刊：您既研究历史，也关注社会议题，对公共事务频频发言。同时做这两件事，是怎样的感受？

张鸣：我对大学问题发言是我对公共事务发言的开始，因为我是老师，亲眼看到很多不好的事儿，我就一定要表达我的态度，不然良心过不去。我手比较快，过去写时评，一篇半小时就写出来了，根本不费时。但我做这些事远没有我看书，写学术文章花得时间多。

人物周刊：这次新途锐贯穿中国的活动中，你印象最深的人和事是什么？

张鸣：我们在内蒙遇到一对鄂伦春族的夫妇，他们已经汉化了，但还是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习惯，还会说鄂伦春语。现在会说鄂伦春语的鄂伦春人比例已经非常低了。他们不打猎之后，也不擅长种地，就分散到各个地方。这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它一直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