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明的主旋律

邹金灿 林繁

图/本刊记者 方迎忠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

谈起徐小明，如今年轻一辈的影视观众可能不算十分熟悉，但谈起1980年代的香港电视剧《大侠霍元甲》，或者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即便是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也会听过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三十多年来，不计其数的人唱过这首歌，其中就包括了这部电视剧的导演、监制、编剧徐小明。

《大侠霍元甲》是丽的电视（亚洲电视前身）推出的作品，1981年在香港首播，播出后在香港以及东南亚都获得巨大反响。两年后，它成了第一部进入内地的香港电视剧，因了特殊的历史契机，此剧在内地播出的情景用“万人空巷”这4个字来形容，都不过分。近年来，在徐小明出席的各种场合中，一批中年人纷纷向他深情致敬，主题都是同一个：我小时候看过《大侠霍元甲》。徐小明的妻子徐李凤鸣说，她真切感到这部电视剧红的程度，是一次在上海打车，遭到拒载，原因是司机要回家看《霍元甲》。

这是他一生最著名的作品，拍摄于1980年，27岁的他已经担任该剧导演、监制、编剧。在影视圈内，徐小明以才艺全能著称：能打、能导、能演、能编、能唱，做过监制、制片人……

霍元甲这个人物的家国精神，融入了他的生命中。“家国”二字，成了他经常唱响的“主旋律”。与一些香港明星回避谈论时事不同，徐小明不仅去谈，且态度鲜明地发出批评声音。譬如对于近期香港球迷嘘国歌的行为，他说，“这是香港的悲，是香港人之耻，你们这群无家国观念、无民族精神、灵魂出窍的人玩够了吧！”

在各种场合中，徐小明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如今妻儿都进入他的影视公司帮忙，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内地。与我们见面前，他还去广西为新剧取景。见面之后，他那一口没有懒音、入声字结实有力的纯正粤语，提醒了我不应该问“你方便用普通话还是粤语接受访问”这个问题。

聊天在咖啡厅里进行。徐小明声音平和，看得出他是尽量不影响周围的人，即使是对一些事情发表批评意见，语气也不激抗。发表完意见之后，还微笑着说，“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这是讲究礼节的一家人。饮品上桌之后，生于1987年的儿子徐沅澔，会频频为身旁的母亲徐李凤鸣斟茶。在我和徐小明聊天时，徐李凤鸣和儿子仔细翻阅我们带来的杂志，并不插话。道别时，徐小明夫妇先进入电梯，我和摄影师请徐沅澔进电梯，徐沅澔按着电梯按钮，坚持让我们先入电梯。

见面时，徐小明一坐下就盛赞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震撼！”我留意到，在9月3日阅兵当天，他发布在微博以及朋友圈的内容都是：“无限兴奋！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昏睡百年，中国早觉醒，服务人民，贡献世界，维护和平！’抗日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大典，看得大家热血沸腾！”

同样令他兴奋的，还有10月1日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国庆文艺晚会，他受邀出演节目，“为表现家与国密切关系，我实行与家人合演”，节目是：与徐李凤鸣合演朝鲜族歌舞，和徐沅澔合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表演武术。

这让记者联想到与他相识了几十年的成龙。我告诉他：网上有报道说，成龙早年是你捧红的。徐小明马上说，“网上写错了。成龙不是我捧红的，我希望你更正一下。成龙和我从小玩到大，后来我们一起做武行，做武师，做武打演员，跟着成为搭档，一起做武术指导。我们是这样合作的。后来他自己在电影上有了发展，就很感谢几位跟他有缘、帮到他的导演和老板，和我的情况就不应该过分联系。我们朋友之间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是有的，但他的成名不是我捧的。”

家国情感发源于小时候受的教育。“我从小在戏班长大，以前的戏，主角都是简单的正邪两个样子。戏房生活尊师重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从小就会受这样的教育。还有一点就是，我小时候在贫民区长大，没有娱乐，其中有一个叫大笪地的地方，有人玩魔术，有人唱歌，我就很喜欢里面一个说书先生，听他讲三国英雄的故事，讲忠义，讲《水浒传》，讲岳飞，这些人物故事潜移默化影响了我。所以当我长大之后，我的作品基本都会有这个化身在里面。”

我问：“小时候听这些戏，会不会觉得是说教？”

徐小明说：“不会，绝对不会！相反我觉得现在这些人少接触这些东西，就很多人去占中。”

“你对占中怎么看？”

“我绝对不赞成。我还公开骂。没有国焉能有家？就算你对国家有多不满，你也要睁大眼去看这几十年的进步。他们没有经历过苦处，他们没有经历过我父亲那个年代香港的困境、社会的艰难。我父亲那辈会影响到我们这辈，我们不会对社会埋怨，一份工作不够就找两份，没钱就少吃点。反正我一定是凭我的表现、我的行为去赚取我应该的所得。现在很多大学生，你看他们在大学里的行为，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读到大学，却还说那么幼稚的话？不懂得尊师重道，说话没有逻辑，口口声声说有社会责任，其实我觉得是无赖。这些话我在香港照样公开骂。还没占中之前，我就对记者说，你们这些人在构思上一旦成功，就叫七伤拳，会伤害到自己、伤害到社会。果然如我所说，结局就是那么难看！”

徐小明这些批评声音，也为他带来争议。对此，他不以为意，“很多人说我亲共。我告诉他：麻烦你睁大眼睛看看徐小明是什么时候回内地的！我1979年到现在，是宗旨不变。我不是‘忽然爱国’的人，我和共产党打交道比你们还多，由于这样，我认识内地比你们多，你们没资格这样和我说话。你连内地都不逗留，你怎么和我说话？”

徐小明是最早一批接触内地的香港影人之一。1979年，内地刚开放，他就受邀到广州参加活动。那一年他结婚，非常渴望“去北京看看”，和妻子去东京度蜜月时，刚好东京开通了直飞北京的航线，于是他们飞去了北京圆梦。

从东京去北京，两个城市的对比让他吓了一跳。“报道上说长城、北海，把很多风景说得很美。我一下机场，当我们好像每个进来的人都是走私犯一样看待。进海关之后，那些行李车——两辆拖拉车，拖着行李，像山一样压着，人就爬到行李上，站在上面拿着行李扔下来，你接住就好，接不住就撞上了。我们经常出国，把先进国家和我们国家相比，为什么我们这么不文明，这么落后？当我们走出停车场的时候，有很多人叫我们坐车，‘同志要车吗’地叫。我们就说‘是啊，送我们去宾馆’。走到停车场一看，停了几百辆车，每辆车都很烂。停车场已经像黄沙万里一样。我们继续走下去，其中有一辆车烂得不得了，我心里想：不要是这辆啊！果然，司机就带我去坐了那辆。一坐上去，车的底部穿了窟窿，一路由机场开出去，那些灰尘全部跑进来。”

“1979年回去之后，我的心很不舒服。那时候当地的朋友请我吃饭，还分三级制，这个你没听过吧？港澳同胞坐楼下那层，台胞坐二楼，欧美侨胞坐三楼VIP。当我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真是一点也没有夸张，茶楼上有二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旁边都站着一帮乞丐，那些全部都不是本地人，很困苦，衣衫褴褛，拖儿带女。服务员又不赶他们走，然后乞丐们就说，‘你别动，这个鱼头是我的’，‘你别动，这个鸡头是我的。’他们围着你，你吃都吃得不安乐。当时我在广州就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

这些亲身见闻，并没有影响他回内地。1981年，他就受邀回内地取景，其后拍了电影《木棉袈裟》。在那个时期，香港影人极少北上拍戏。一位香港资深电视人告诉记者，《木棉袈裟》的男女主角都是内地人，这对于当时的香港人来说是很新颖的。

对于当年的率先北上拍戏，徐小明说，“这就是我所说的，不要对国家那么多埋怨，你应该对自己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负责。那时候他们要我回去拍戏，我二话不说就回。当时大部分行家都不回去。我在香港不能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都算薄有其名，我拍戏要的东西，那些老板不会说不给。如果回内地的话，我要重新耕田。大家都说我傻，说小明你为什么回去，大陆是‘三无’：无人才、无器材，无钱财。从北京回去后，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假如国家需要，我一定回去。如果你不回来，他也不回来，那怎么发展？只要国家肯开发，进步，我相信要追不是很难的。那时候我说的话，到今天真的一一实现，而且比我所说的时间更快。”

开明，这是徐小明常用来形容当时内地领导的词。“那时候我也很感谢刘炽局长。那时候还没有广电局，他的局长身份也是负责广东的广播方面，当年也是广东电视台的老台长。他来香港看到《大侠霍元甲》，马上就和我们聊：小明，这部戏行喔！可以去内地播。我说行吗？我不敢奢望。因为那时候内地的制度还不可以给外剧进来。他说这部戏绝对是可以的。”

信心还来自高层对他的态度，“那时候包括习仲勋，请我去中南海吃饭，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去拍一些我们现在说的正能量的电影。那些照片我还留下，但我不拿出来晒。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也是非常开明的领导，他说：小明是年轻导演，不用给你任何枷锁，你不用怕，你想拍什么，只要不违反我们几个原则，我们尽量给你拍。结果才会有《木棉袈裟》出来。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一个年轻人的鼓励和栽培。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就是双赢。他为国家做出业绩，我徐小明想拍的东西，国家支持我。我不去作奸犯科，共同的目标达到了，那为什么不做？”

回内地拍戏，让徐小明付出了代价。1980年代，香港影视的主要市场在台湾。其时台湾当局要求香港的影视工作者不得进入内地拍戏，否则禁入台湾市场。作为回内地的香港前锋影人，这个禁令徐小明是首当其冲，但他没有理会。

“他们先是威逼，在报纸上说我是‘附匪影人’，让我的片子进不了台湾。看到我的《木棉袈裟》成绩很好后，他们就改为利诱，跟我说：内地你也回去了，片子也拍了，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回内地了，我把台湾市场开放给你。以前是‘诛九族’的嘛，跟我合作过的人都去不了台湾，所以当时没有人有胆子跟我回内地的，即使是支持我的人，是连名字都不敢署的。但我进入台湾的事情并不顺利，他们要我写悔过书，让我骂内地，说如何辛苦、艰难。当时我就不写！”

按照徐小明的说法，当时不写“悔过书”的香港影人，只有两个，另一个是导演李翰祥。这一禁，从1983持续到1989年，这6年成了他生命历程中的惨淡时期。“当时我们是自己真金白银投钱去内地拍戏的，内地是不会给钱我们的。拍完之后，由于内地市场还没有起来，卖不了多少钱，东南亚的收益是‘湿湿碎’，又被禁止进入台湾，所以只能指望香港市场。当时真的很难熬。”

如今在他看来，这是生命中一件自豪的事。1989年，台湾新闻局开禁，请他赴台，当时台湾官方对他的介绍，还是“附匪影人”。徐小明说，“我很开心的是，台湾当局还是认可了我，我当时就做了一个桥梁，将我所认识的班底介绍给了台湾。”

在影视上，徐小明自认没有失意过，影视之外，他则遭遇过重大挫折。“我17岁出道，靠勤奋博得他人欣赏，我又没有黄赌之类的不良嗜好，所以经济上一直都很稳定。我太太为我打理家庭方面，钱我完全不用发愁的。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业务上的行政管理，她都能帮我的忙。1994至1998年之间，我投资房地产，那段时间我是一败涂地，可以用‘倾家荡产’这4个字来形容。”

说起这段经历，徐小明依旧声音平稳，“那时候我就想着一样东西，那就是‘尚算年轻’——输光钱，我还有能力去捱过难关。这件事的好处，是让你看到哪些是真正帮你的朋友，坏处就是让你立刻看到哪些是不可以继续相交的朋友。患难见真情，在我的人生当中，体验非常深刻。”

徐小明与太太徐李凤鸣和儿子徐沅澔 图/本刊记者 方迎忠

电视剧《大侠霍元甲》

电影《木棉袈裟》

电影《夺标》

《大侠霍元甲》开拍前，丽的电视的武打剧集已经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吊威亚飞来飞去，以及风花雪月。开拍《大侠霍元甲》之前，徐小明明确表示摒弃这些做法，主张采用真打以及重大主题。对此，公司老板都反对。他不为所动，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拍摄。

《笑看风云》的编剧钟健强，是《大侠霍元甲》当年盛况的见证者之一，他告诉我，“《大侠霍元甲》我重看过五六遍了。这部电视剧的卖点不仅仅是家国那么简单，它还有两个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是剧情设计，比如刚开始时不会武功的霍元甲打败程天啸、霍元甲被人设计染上毒瘾等桥段，在当时是很新的，不是乱来的。另外，当时电视的打戏往往很假，比如女演员的打斗都能让人看到男替身在翻跟斗，但在《大侠霍元甲》里，黄元申和梁小龙的武打戏真的很新鲜，他们是‘拳拳到肉’，打得很结实的。”

在选角方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徐小明认定黄元申是最适合演霍元甲的人选，于是向他发出邀请。黄元申拒绝了，理由是戏里的霍元甲有辫子，而他的辫子造型不好看。徐小明劝说无效，没有换演员，而是干脆把剧情改了，戏中人物都不留辫子，令黄元申最终答应出演。

徐小明说，“我个人的创作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关键性的骨干、历史背景，你不可以违背。但是你要吸引观众去看的，就不要拘泥于小小的东西。金庸作品的成功，值得我去推崇和学习，就是这点把握得非常好。”

曾经引领一代潮流的他，并不满意影视业的现状，“以前我们的作品成功，是因为我们领导潮流，是我告诉观众你要看什么。现在调转过来了，观众想看什么，你就给他看什么。如果观众水平不是那么高，你的作品又满足他们，久而久之，那你岂不是什么好作品也没留下？”

“就算好莱坞现在拍一些主流商业片，每部戏的中心都是有内容的。你别看那些写得天方夜谭，比如总统可以带着你去打外星人，总统可以带着很多人反恐。这不就是英雄偶像的树立吗？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总统，但他们够胆拍，观众又有保障，因为发扬了美国精神。我们香港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了，你喜欢笑，嘻嘻哈哈，塞个包子进嘴里，说些白痴话，哇，那些人很喜欢，那些老板就不停要投。商业没有办法，很可能是这样做。”徐小明并不避讳用“主旋律”这个名堂，他主张以主旋律引领潮流，“《大侠霍元甲》的包装手法极容易被观众接受，它宣扬的是爱国、爱家庭，宣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这和主旋律有什么分别？我觉得这是电影电视不可缺少的主要素材之一，国家应该用不同的手法去演绎这些很重要的题材，有时候需要国家的力量去支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观众）追明星，没有明星，拍什么都不理你。”

记者问他对《建国大业》的看法。徐小明说，“如果作为典型的国家主旋律戏，它不会差的。不过问题是要让观众容易接受，好像效果没有达到，因为觉得始终是一种任务性的片。雅俗共赏才能让老百姓去支持，它俗的方面可能未能兼顾到。这种情况可能是我们这些香港导演比较容易操纵的一类风格。”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老一辈影人，将会如何引出下一股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