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社会治理新平台

佐军

社会企业的进入，改变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惨淡经营的生存状态，使之走出困境，获得全新的发展空间。

因为非营利部门的低效和失灵，很多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各种社会服务没有供应或者供应的水平极低，在这种形势下，新一届政府提出要搞公益创投、公益信托和用金融手段发展社会公益事业，这是政府支持社会投资的重要信号。

在社会投资这个崭新的领域中，社会企业是其中的核心。随着一系列阻碍社会投资政策的松绑，未来社会企业将成为社会治理和社区服务的一个新平台。

为什么是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转型期的中国，需要用社会创新的办法特别是通过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力量来解决问题。简而言之，社会企业就是用商业化手段做公益，它不仅不消耗资源，还在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提供民生需求的同时创造财富。社会企业有多种模式，但无论是什么运行模式、投资和分配结构，只要是本着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按企业化运作的机构，就是社会企业。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关键词是调结构。发展社会企业，激发社会投资，必将刺激服务业的繁荣，同时又能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社会服务、解决大量就业。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企业的发展正是一种调结构，社会企业也是公益进入主流的桥梁。

当下，非营利部门是公益事业的主角，它们不缺理念和爱心，但是缺少能力和市场化的观念。所以他们经常用道德优越感，来原谅自己的低效率。在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上，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都不灵，所以要有社会企业来解决。

为什么要用社会企业来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呢？第一，市场有缺陷，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追求高利润，全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第二，政府资源不够，政府的税收和效率都有限，靠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行；第三，靠非政府组织也不行，NGO大部分是靠慈善组织的捐赠，影响力有限。

与非营利组织相比，社会企业不仅有社会目标，还有明晰的产权结构和财务收益目标。一旦鼓励社会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政策出台，预期能撬动数以万亿计的社会投资进入社会需要、国家鼓励的养老、教育、医疗卫生、残幼妇等行业，满足社会多层次需求，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拉动内需，扩大就业，这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发达国家，非营利部门同样遇到困境，为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年英国的社会投资得到了政府的强力推动。英国首相卡梅伦亲自出面支持创办了“大社会资本”，协调银行把15年以上没有动过的账户款项，用于社会投资。正如伦敦金融城向企业提供资金一样，大社会资本重点就是帮助社会企业提供资金，将有助于解决英国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商业银行也有大量类似的呆滞存款，假如也采取政府、银行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模式，可以做出大文章。

民非制度的困境及破局

实际上，中国已经有许多私人投资于教育、医疗、养老、残疾人、儿童、环境保护、有机农业以及扶贫小额贷款的营利或非营利组织，数量在20万家以上，但它们还处于缺乏制度保障的潜在社会企业阶段。

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实操层热，投资层冷。没有投资界关注，中国社会企业不可能发展，而投资界不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民非（民营非企业）制度的缺陷性。当前，我国社会服务的绝大多数提供者都是民非。然而。民非机构面临“五不”政策困境：出资人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不能分红；没有向银行贷款资格；不得免税；不准设立分支机构。这样的政策面临着产权不清、公私不明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民非制度遏制了数万亿社会投资的进入，加上民非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市场资本，并非是公益捐赠，而政策上私人投资民非无投资人财产权、不得分红，机构无法人财产权、无融资权，种种弊端对社会投资关闭了大门。

历来敢为人先的温州于2012年底推出了“公益新政”：确认登记为“民非”的学校、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投入满5年后，在保证不撤资、不影响法人财产稳定的前提下，出资人产（股）权份额经单位决策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可以转让、继承、赠与。新政不久，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亲临温州，表扬温州“公益新政”的系列文件“是全国最先进、最完善、最有意义的一套文件”，业内将之解读为决策层给“民非”制度改革的破冰之举撑腰。

决策层也意识到这种困境，2013年以来，中央相继出台系列配套政策，鼓励对教育、养老、医疗领域的社会投资，这将激励优秀的民办养老机构、民办医院和教育类社会企业的大发展。社会投资的进入，也改变了上述领域原来以公益性、非营利性惨淡经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生存状态，使之走出困境，获得全新的发展空间。

上述教育、养老、医疗三个领域，现在有20多万家民非，在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新政推动下，必将刺激数万亿社会投资、带动数十万家社会企业的发展。

案例分析：绿康模式

有一个说法在公益圈流传甚广，说北京的公益组织想的是怎么样影响公共政策，广州的公益组织想的是怎么样获得政府购买服务，江浙沪的公益组织想的是怎么样搞社会企业，在江浙沪公益圈，确实有很多懂商业的公益人。

从浙江绿康老年康复医院这个案例，可以窥见社会投资对于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价值。

据调查，目前养老服务的市场供给只能满足市场需求的10%，这与养老类民非难以吸引社会投资有直接关系。

绿康医院由来自浙江玉环海岛的临床医生卓永岳创办于2006年，医院定位于失能失智老人的医养护理。经过8年努力，绿康成为国内老年医养院中的佼佼者，服务供不应求。但囿于民非体制，要想扩大规模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首要的问题是谁会来做这“有去无回”的投资？

民非新政之后，投资界发现绿康医院模式的市场需求与发展优势，决定用社会投资复制绿康模式，入股浙江绿康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风险投资进入一年多来，绿康新开张4家医院，并且实现了服务质量与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绿康医院的发展规划是，到2016年在浙江省建成25家，未来可望上市。

绿康医院拿到了国家医保、养老、残疾人福利补贴及各项政策的扶持，现在许多地方政府排着队请他们去，免费或以象征性成本提供场所，还有老年公寓开发商免费提供一座楼，只求挂上绿康医院的牌子。入院老人个人承担费用每月只需3000至5000元（包括伙食、护理、康复和医保个人负担部分），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而绿康医生和护工的薪酬待遇则居同行业中上水平，在民办养老机构普遍惨淡经营的现状下，绿康走出了一条新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绿康是一家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尽管绿康自己从未如此标榜过。绿康模式针对“医院往外推、家庭难照料、社会有刚需、国家应担责”的老年特殊群体的服务难题，走出了一条国家政策指引和财政支持，专业机构运作，社会投资推动的社会福利发展创新模式。

从绿康模式可以看到，中国有诸多社会问题、社会服务需要解决和供给，面对一些社会难题，政府有钱、有权、有责任，想做做不好；NGO无钱、无权、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业出于逐利动机，不想做，抑或滥做。唯有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能有效运用商业化手段、保持可持续市场的社会企业才能担此重任，这种商业模式在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资源效率和追求服务质量上的能力是NGO望尘莫及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