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薪年假,中国休假最后的短板

2015-09-10 07:22姜浩峰
新民周刊 2015年18期
关键词:带薪休假职工

姜浩峰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其中提到完善并落实带薪年休假问题。是否老生常谈了呢?比如自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不给职工带薪年假的单位,不仅是在“耍流氓”,事实上已经违法。然而,带薪年假引出的问题仍然不少。除了用人单位本身的原因以外,职场人的心态、理念也有待改善。

在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休闲研究中心主任楼嘉军看来,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7000美元。对比日本1985年人均GDP达到 1万美元的时候,日本的休假制度还是每周工作6天休息1天,那时的日本是全球过劳死最多的国家。与当年的日本相比,中国的情况还算不坏。如果带薪休假方面能够落实妥帖,将补齐中国休假制度的最后短板。

休闲是重要生产力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郑州某中学老师顾某某的辞职报告,一时走红网络,真有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快意与豪情。然而,亦有网友将顾老师辞职信作为上联,对出了所谓“下联”——“钱包这样小,谁都走不了。”

也不见得都走不了,一些人索性自动“下岗”,自己给自己放大假。“20年财务工作,没计算出生命的本色。”这是某公司财务部员工的辞职原因。

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多数人职场压力增大。近日,网上票选京、沪、穗和深圳“最强加班楼”,成了一二线城市白领热议的话题。以上海为例,相关数据显示,恒隆广场写字楼、外滩中心、世纪商贸广场位居三鼎甲。“我们的工作是5+2、白加黑。”“反正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下班前做不完的工作就要自愿留下做完。” 职场人士已然对加班麻木了,甚至有白领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想出在外租房的“妙招”。

“过劳死”现象也时有发生,最近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发生在深圳。3月24日一早, 36岁的IT男张斌被发现死在公司租用的酒店房间马桶上面,当日凌晨1点他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他的妻子向媒体称,张斌经常加班到凌晨,有时甚至工作到早上五六点钟,第二天上午又接着照常上班。而张斌的妈妈最后一次听这位清华计算机硕士说的话是:“妈妈,我很累!”

4月25日,上海交大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我们的城市”论坛,议题是《调休:被拼凑的生活》。在此论坛上,楼嘉军发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也已进入‘休闲时代’,虽然较发达国家来说,我国还处在低层级的休闲时代,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休闲’的重要意义。”

楼嘉军援引美国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的观点——未来推动人类经济的五大引擎是休闲、生命科学、超级材料、新原子时代、新太空时代,在整个21世纪,休闲将是这五大引擎中位居第一的要素。“回看1990年代,美国人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三分之二的收入、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投入到休闲中去。中国也不例外,为何2008年中国推出《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因为当时全国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我们可以发动休闲这一引擎了。”楼嘉军说。

“引擎”发动不畅

记者调查发现,《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此一被楼嘉军视为发动经济引擎的“按键”,7年来开启得并不顺畅。“由于国家规定必须要有年假,护士不得不连续上24小时班,才能倒得开班去休年假。谁向上级反映谁就下岗。下了一个两个,全院就没人敢说了。”这是北京某医院护士长的诉说。虽说是事业单位,可这家由某系统的职工医院转型而来的二级医院,一直因休年假问题而惹得职工非议。当最近国务院《关于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下发后,北京这位护士长再次接到了护士们接二连三的问询。比如《意见》要求企业完善并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还指出,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安排职工延长工作时间的,应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并依法足额支付加班加点工资。可护士长并未能得到院方明确答复。院领导甚至说:“我们小小的职工医院,既是改制为事业单位,也不可能在推动国家标准上起到实际作用,‘起哄架秧子’的事,咱不干!”事实上,医院领导层确也起到了“带头作用”,院领导本人全年无休一心扑在工作上。

与该医院领导类似,一位股份制公司的高管在过去的三年中从未休假,乃至他的妻子临产,他都在外地出差。而他本人表示,因为自己一心工作,实在无心休假。

楼嘉军调查发现,尽管我国居民的法定休闲时间变多,但是居民的自主休闲时间却在变少。导致该问题的直接原因,则是工作压力增大。

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近年上海职工带薪休假情况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上海职工近三年使用过带薪休假,但只有43.9%的受访职工全部休完,42%休掉部分。该项调查还显示,外资合资企业受访职工使用带薪休假的比例最高;其次为国有企业;相较之下,事业单位、私营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受访职工,过去三年内使用过带薪休假的比例都不足80%。

不同的职场环境,不同的企业文化,乃至不同的个人观念,导致了职工对年休假问题持有不同的态度。除了企业文化的差异以外,还有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硬性“规定”。比如有的企业会对年休假进行统一安排——春节时多放五天,8月放五天,剩下天数再行请假;有的限制次数,如“连续休假不得超过X天”等。至于学校教师,因为有寒暑假的关系,更不可能另行自主安排休假。还有的公司要求休假的员工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以便工作遇到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处理。

《新民周刊》记者最近了解到的两起劳动人事纠纷,则很能说明某些用人单位对职工休假的“终极态度”。葛某在某公司连续工作已达11年,2014年未休年休假。2015年1月底,葛某在办离职手续时,发现单位没有向他支付年休假工资,于是要求支付,但被公司拒绝。单位拒绝的理由是:单位从未限制葛某休假,葛某本人也从未提出过休假申请,故应视为自动放弃,单位没有义务支付年休假工资。葛某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机构支持了葛某的主张。

另一起纠纷,则系某公司管理人员董某,2014年没有申请过年休假。他本与单位签有5年劳动合同,在2014年12月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时,董某要求单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单位答复说,董某虽然本年度没单独休年休假,但单位在4月份已统一组织职工旅游5天,视为其享受了带薪年休假。董某并不否认参加了集体旅游,但不认为旅游福利就是年休假待遇,而且单位也未提前特别说明,于是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机构亦支持了董某的诉求。

上海交大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映芳教授告诉记者,中国现在大多数人的工资是结构工资,真正的底薪只有一部分,带薪休假之“薪”,却往往是底薪。由此,导致职场人不敢休假。休闲,这一重要生产力也就无法平稳迅捷地发动。

当然,中国人也不必悲观。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孙哲老师,系法国高师社会学博士。他告诉记者,法国人对于休假,有一个概念叫“搭桥”。“法国的宗教节日经常会放在周四、周五。所谓‘搭桥’,就是将周四、五、六、日连起来,正好有四天,这样就变成了小长假。”这种休假方式,与中国小长假倒有几分相似。

休闲的价值在于自由

上海大学教授黄景春告诉记者:“如果带薪休假问题不解决,公共假期就不会完善,那么黄金周就会永远拥堵。”另一方面,黄金周的拥堵,并不能更多增加国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衡量国民幸福指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但现在,很多人却开始反思这样的价值观。有一种说法是,加班者伟大,因为他们奉献生命回馈社会以获取薄酬。会度假者更伟大,因为他们敬畏生命。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曾说:“与新型城市化2020和中国制造2025或新工业化匹配,中国还需要倡导分享导向的新生活方式2030。到2030年,中国达到70%城市化和工业化基本完成的同时,老百姓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追求拥有到追求分享。”追求分享,即不再是追求金钱的最大化,而是把个人所可能得到金钱、时间、空间等,进行合理分配。

在“我们的城市”论坛上,楼嘉军举例:“我们借鉴发达国家,可以看到两点。首先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体上开始进入所谓的休闲时代。在那个时期,发达国家基本上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进入这个阶段以后,相应的是收入增加,制度就跟着来了。居民的心态也发生变化了。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开始要吃喝玩乐。” 当然,在楼嘉军的理解来说,休闲主要在于——个人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合理安排和使用。1950年代法国人做了一个问卷——你要时间还是要工资?大多数法国人选择要工资。到了1980年代,同题问卷中,大多数法国人要求要时间,也就是要假期。

每年节假日,中国各景区人满为患。五一小长假中的扬州二十桥景区。

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2014年度上海17个区县公共文化服务指数首次发布,其中中心城区与郊区得分平均水平相差了20.64分,这说明上海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据担纲这份发展报告的鲍宗豪教授向《新民周刊》介绍,这次共选取了“公共文化机构”、“公共文化活动”、“公共文化享受”三大维度指数。提及“公共文化享受”指数,鲍宗豪直指:“从数据上看,大多数郊区的硬件建设与市区差别不大,但内涵、软件指数差距较大,比如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比较少,市民在如何度假、如何进行文化享受等方面,也不如市区。”

支撑鲍宗豪观点的,是楼嘉军提供的一组数据。在休闲设施方面,楼嘉军举例,诸如1968年落成的美国林肯中心、1971年落成的肯尼迪中心、1973年落成的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以及1990年代末上海落成的大剧院等设施,都“巧合”地落成于当地人均GDP3000美元时期。

鲍宗豪认为,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对闲暇方式的选择是有限度的,而到了工业时代,只有通过设定的假日,人们才能调节心性、保持健康,延长劳动力的输出时间。鲍宗豪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人们每周工作时间已逐步减少,从1859年的69.8小时,到20世纪90年代已不足40小时;在欧洲,每周工作30小时并非是新鲜事。休假的时间则越来越长。美国人平均享有12天假期,西欧人享有的休假天数是美国人的2到3倍:荷兰人是32.5天,意大利人是32天,德国人是30天。”适应闲暇时间增多的趋势,传统的电影、电视、音乐、旅游、主题游乐园等娱乐业加快发展,同时,新兴的网络化娱乐业迅速崛起。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在鲍宗豪眼里,已掀起了人类闲暇方式的革命。“网络时空,使我们的闲暇方式突破了现实时空的限制,人类第一次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闲暇方式的自由选择。”鲍宗豪说。楼嘉军认为,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休闲。换言之,假日休闲的价值在于拥有更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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