搽胭脂的男人

东方小四

无论是当年还是如今，很多人不约而同将他戏称为“宝玉”。《红楼梦》里的宝玉不过是给大观园的女子用各色鲜花配胭脂，他却是要在出门前自涂胭脂，即便被一些人笑话，他也依然我行我素。

然而，每个人都可能不是他看上去的样子。他原名邵云龙（1901-1968），出身不凡：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外公是盛宣怀，嗣外公是李鸿章。16岁那年，邵云龙恋上17岁的表姐盛佩玉，他便根据《诗经》中的句子“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改名邵洵美。从此这个名字用了一生，恰如他与佩玉的婚姻延续一生，无论在年轻时极富与年老后极贫的境地中，两人恩爱不改;即便在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的著名爱情故事里，盛佩玉也只是与邵洵美短暂生隙。

由于邵洵美被鲁迅写文章攻击过多回，甚至被指凭“穷小子变富家女婿”身份上位，他一生所受非议颇多。其实“穷小子”一说纯属“情绪化表达”，出身显赫的邵洵美在成年之前从不需为钱操心，他有一句口头禅是“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在英国留学时，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就有“活银行”之称，偶有陌生中国留学生找他借钱，他也会慷慨解囊。邵于1927年归国后，更是结交了一大批文人艺术家，只要他在，所有人的消费项目均归他买单。他家更是高朋满座，郁达夫笑称为“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而这些“客”均为当时文艺界的一流人物。

邵洵美在年轻时曾说，“我不能像其他富家子弟，只知将莫名其妙由祖宗传下来的钱一个个用光，而不想去运用天赐给自己因以求生的手和脚。”而他恰如婴儿时“抓周”抓了一支狼毫一样，将一生付给了出版行业。在回国次年的1928年，他已主持《狮吼》杂志、创办了《金屋》月刊和《金屋书店》。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邵洵美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与胡适合作创办《论语》半月刊、 名下还出版了《万象》月刊、《十日谈》旬刊、《文学时代》、《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人言》周刊、《声色画报》等十余本杂志;他还与徐志摩合作出版了《新月》月刊、《诗刊》等杂志。可以说，邵洵美涉猎了从时事到文艺的各个领域。

从盛佩玉晚年的回忆录来看，所有这些出版事项在经济上都是“有出无进”。即便邵洵美继承了万贯家财、即便盛佩玉也带来了巨额陪嫁且继承了不菲的遗产，出版业多项事业所需款项，也渐渐耗尽了他们的绝大部分资产。此时邵洵美依然不改初衷，向银行贷款维持出版社和杂志的运营;他还将祖传的一座豪宅卖掉，只为了购入德国最新的印刷机;他还亲力亲为，协同德方技术人员培养了一批懂得操作此印刷机的工人。

在上海解放前夕，胡适捏着两张船票邀请邵洵美夫妇去台湾，邵表示不能放下儿女及印刷厂还有工人们;朋友叶公超便与国民党海军协商，居然说服海军腾出半艘军舰，可容邵洵美所有家人、印刷厂设备与全体工人一同赴台，邵洵美却仍婉谢。他自认为是《论持久战》的英文单行本的出版者与发行人，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支持抗战的作品，且一向只做出版未涉政坛，留在大陆也应无妨。

邵洵美心爱的印刷机后来被新中国征购，用于创办新华印刷厂。陷入经济窘境的他曾靠夏衍介绍的翻译工作勉强维生，却连遭无妄之灾，上海住宅被收、被打成“反革命”坐过三年多的牢、出狱后因无住所不得已与妻分居、与离婚的大儿子住在上海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衣食无着、贫病交加。

此时的他，希腊式鼻子仍在，早已无胭脂可搽。但他每天仍将头发用“刨木水”梳得很整齐。1968年5月，他不顾儿子的极力反对，连服三天鸦片精，终逝于5月5日。这个曾经淡看钱财、痴心于出版业的人，走时连一身新衣服一双新鞋子都买不起。

逝后17年的1985年，自认 “天生的诗人”的邵洵美终于得以“平反”。而他的妻子盛佩玉晚年以真实朴素的笔触写下《洵美与我》一书;其女邵绡红退休后写作出版《我的爸爸邵洵美》，公开了其父“三爱三不爱”原则：不爱金钱爱人格、不爱虚荣爱学问、不爱权力爱天真。

那个搽胭脂的男人，原来是条真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