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要员的西北经济开发主张及启示意义

朱德莉

[摘 要] 国民政府在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到溃逃台湾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两度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掀起了两次“西北开发”热潮。在这期间，国民政府要员蒋介石、戴季陶、宋子文、张人杰、邵元冲、朱家骅等先后赶往西北考察，他们对西北经济开发问题的活动前后持续了将近10年。他们的言论及保留下来的相关会议资料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开发主张，这些主张对于新形势下的西部大开发具有借鉴启示意义。

[关键词] 国民政府要员 开发西北 经济开发1

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虽然无力从国土空间整体开发，也无意从西北地区长远发展的角度推进西北经济开发，但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热潮已经将落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西北地区纳入了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国民政府对西北经济开发也有所行动，特别是处于国民政府核心利益代表的党政要员为之作出了较大贡献，他们在“西北开发”热潮中提出了较多的西北经济开发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

一、立足西北特殊区情推进西北经济开发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蒋介石就对西部经济开发问题进行了思考。1934年10月，蒋介石在西北的短暂巡视中，在兰州召见了青海的马麟和马步芳[1]p24，他谈到西北经济开发问题时，提出了要由中央统筹规划进行经济建设，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发西北经济的设想。随后，蒋介石到宁夏也发表了类似的西北开发演讲。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再次西巡。他从重庆启程，飞赴兰州，开始了对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历时一个多月之久的巡视。在西北巡视中，蒋介石豪情满怀，决心要把西北这块辽阔的国土收归中央，实现真正的统一。蒋介石在与各路军阀的思想较量中，多次强调改善西北状况、开发西北经济攸关民族复兴的大局，西北开发只有纳入中央统筹规划才能有效实施。蒋介石在西北巡视中通过自己的视察和军事将领的汇报，他提出开发西北首先要认清目前的形势与西北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中央与地方一致努力建设西北，西北的经济困难不能完全依靠中央的物资供给，西北各地应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蒋介石的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因时制宜的特点[2]p61。巡视归来，蒋介石针对西北人口稀少、地利废弃的情况，提出了奖励移民开发西北，利用西北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兴办矿业，以及利用西北草地肥美多发展畜牧业等因地制宜的设想。

戴季陶是对西北的民族、文化、宗教都颇有研究的人，因此，他疾呼开发西北必须要了解西北、认识西北。研究西北首先要了解西北，特别是西北边疆的民族文化及宗教。1930年，戴季陶发起和创立了“新亚细亚学会”。该学会认为发展西北首先要全面了解西北，即要全面了解西北的文化习俗、民族宗教等。戴季陶十分强调民族宗教对边疆对西北经济开发的重要性，他指出宗教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若要开发西北，必须要了解其对宗教的崇敬，固然是出于个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宗教是控制边民、稳定边疆的工具。正如他所说，“中国疆宇政权之有今日，宗喀巴大师之德，实不可忘，盖自雪山以至于长白山数万里间造成数百年之统一者，数在于此”[3]p66。戴季陶除了对西部的文化、宗教有诸多关注外，还特别关注西部的历史、地理，认为西部历史地理是西部经济开发的基础，只有对西部的历史地理有较为充分完备的研究，才能做到因地制宜地实施开发西北的举措。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北“文化衰落，物质腐败，人口稀散”，所以建设西北“要二十年、五十年或百年方能成功”[4]p36。戴季陶提出应迅速设立“天文气象、地质和生物三种最基本之研究所”[5]p336，以期从最基本的研究做起，为边疆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

罗家伦指出，建设西北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由于西北建设具有整体性，因此，各部门之间“必须有精密之配合，且规定各部门之进度”，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各种事业息息相关，决难偏废，而须配合”[6]p30。主张设立统一筹划及督促进行机关，以计划研究西北建设事业的整体及个别方案，建立中央与地方、各省及各项事业之间的联系，储备建设人才，草拟西北建设经费预算，考核西北建设事业机关。对于西北的经济建设，“必须藉国家以整个的力量以及国外的物资、技术，方能使西北之建设事业完成”[7]p243。此外，建设西北，尤须争取时间。由于西北地广人稀，地表多为沙漠和戈壁，加上水源严重缺乏，因而罗家伦认为：“建设西北，应按几何原理，先建据点。有两点可以连成一线，两线以上，可以连成一面，如此逐渐推进，才有办法。”[7]p244

蒋介石、戴季陶、罗家伦等提出的这些开发西北的设想中都包含着要了解西北才能开发西北，开发西北必须要立足于西北的特殊区情的思想。

二、倡导移民推进西北经济开发

蒋介石的移民垦殖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将公务人员“移民西北”。蒋介石提出要精简行政机构，将被裁减的公务人员逐渐迁往西北，发展西北经济。他说：“西北凭借优厚，惟人口稀少，地利废弃，亟应奖励移民，以资开发。所有不必留在内地之机关，可迁往西北，以充实边地社会活力。”[8]1942年9月23日，蒋介石给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煕的手令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1）从表面上看，蒋介石的这件手令是想通过移民西北来解决国民党党政机关“官员太多、人浮于事”的问题，而实质上是蒋介石内心深处已久的西部经济开发梦想的体现[8]；（2）对西北移民的人员、机构设置、移民的批次、移民资金来源、奖励形式等多方面问题作了详细计划。二是将灾民“移民西北”。1942年7月，蒋介石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张钫9月9日与10日呈拟移殖河南省灾民到河西安置一事，以快邮代替电报，再次致函孔祥煕，并认为“此事于赈救豫灾、开发西北均关重要，最好由农林部与甘省负责主持为宜”。28日，蒋介石在审阅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关于移民西北的呈文后，又以快邮代电的方式，致函孔祥煕，就朱家骅提出的将灾民移民宁夏的事宜作出批示：“查西北移垦问题迭经于本月廿一、廿二两日先后手函核办，并据张副院长钫条陈转达各在案，希即并案核办为盼。”[9]p57。10月24日，蒋介石第四次就移民开发西北问题进行批示。蒋介石的移民垦殖的构想并不是如他所愿，受到了诸多阻力。此后，蒋介石没有再提及将公务人员“移民西北”的问题。1945年1月，蒋介石又颁布一道手令：“现驻各省中央机构过于繁复，应设法彻底归并或裁汰。据报，仅天水一处，即有二百余个中央机关，此种漫无组织之现象，使地方政府及当地人民对中央发生极不良现象，应速切实改正……”[10]p24这一手令的颁布也表明蒋介石移民垦殖思想的破产。

三、西北交通建设统领西北经济开发

国民政府要员们均认识到西部交通建设的重要性。鉴于西北交通落后和水源缺乏，罗家伦认为，“要大规模建设西北，当以交通第一、水利第一”，为此，应当首先完成西北之铁路网及公路网。罗家伦提出“十年期内，西北当修筑五大铁路干线工程：（1）甘新全线，2712公里；（2）甘青线，610公里；（3）包兰线，920公里；（4）宁夏长安线，680公里；（5）天水成都线，777公里”[6]p31。他还规划了战后第二个十年西北铁路建设计划，主要是西北五省尤其是新疆的铁路建设。他认为，这些铁路干线及支线的修筑，对于“振奋西北各地民心，关系重大”。对于推动西北各项建设事业及解决西北之政治、宗教及民族问题，均具有重大意义。在铁路未修通以前，当积极建设西北公路网。他提出的西北公路总里程为38665公里，囊括了11条重要线路，沟通了西北各省。此外，罗家伦还主张积极发展空运，提出趁战时多向外国租购大型运输机、汽油提炼机及各种原油开采机器[6]p31。罗家伦认为，不先行解决交通问题，西北开发及各项建设均无从进行。

经济学功底深厚的宋子文深知交通运输建设在区域开发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要繁荣西北经济，必须使之能保持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联络，最低限度也将铁路西通兰州，南通四川[11]p30。他提出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先从建设公路起始，现在即使不能在交通设施和服务上像欧美国家那样精良，但至少要做到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他指出西北交通建设注意四点：第一，尽量增加西北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间的联系。宋子文强调，西北经济繁荣的关键在于，要使西北地区与全国其他地方的联络尽可能广泛。这与现代区域经济学所强调的交通网络化发展方向可谓异曲同工。第二，西北经济繁荣的核心在于促进经济要素流动。在宋子文看来，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的背后是西北与国内其他地区人员、物质交流的顺畅，是经济要素流动的具体表现，这为提高经济要素配置效益、繁荣西北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西北交通只能在资本积累中不断发展完善。在宋子文看来，西北交通网络的形成和完善，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就国民政府的财政实力、社会的经济实力而言，只能采用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完善西北交通网络。国民政府官员翁文灏也强调“治安与交通这二件事弄不好，其他一切事业都说不上”。为了论证交通发展在西北开发中的重要地位，他剖析了关中平原在古代繁盛的原因，他认为，正是因为关中平原处于繁盛的中亚细亚和当时经济及文化中心黄河下游之间，居东西交通的孔道，才成就了关中平原过去的繁盛。他提出的西北交通发展构想是，造一条从平绥铁路一直向北，横贯蒙古高原的铁路，以接于西伯利亚之乌丁斯克[12]p128。“此路一经接通之后，由西伯利亚到平津出海，路线要更近一千里左右，足为欧亚交通之捷径，很可以分一部分东北的繁荣。”[13]立法院院长邵元冲在《西北之实际与建设》一文中指出：“发展西北交通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交通不发展，许多原料物产，不容易运出边来，而西北所需要的生活上面最低限度的东西，也不容易运进去”[9]p15。阐明了发展西北交通对西北开发的重要性。

四、国民政府要员西北经济开发主张的启示借鉴意义

抗战前后国民政府要员对如何开发建设西北的关注和认识，说明国民政府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试图着手解决国家危机，提出了较多具有借鉴意义的主张，当然其中也有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地方。

1.理论深度和分析思考的水平较高，具有前瞻性。国民政府要员分析和思考西北经济开发问题时，对西北的历史、地理及资源状况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了解，对为什么要开发西北、怎样开发西北、西北经济开发应注意的问题、西北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西北产业规划、西北具有哪些可以提升的优势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和思考。这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开发西北具有启示借鉴意义。

2.大量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具有先进性。抗战前后国民政府要员对西北经济开发的设想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单单从本国的历史、现状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开始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这不能不说是可喜的进步。国民政府要员大多受西学的熏陶，特别是以宋子文为代表的部分国民政府要员在国外接受先进教育之后，直接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来分析和思考西北的经济开发和建设问题，使得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要员的西北经济开发主张较为活跃，开始运用资源配置、区域空间开发理论思考西北经济开发问题。

3.难以取得西北经济开发的实践成效。虽然国民政府要员将西北经济开发主张投入实践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西北的交通、农田、水利、畜牧业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工业也从无到有，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西北经济，但这种实践成效无论在当时和今天来说都极为有限。国民政府要员大多数的西北经济开发设想都仅仅停留在政策文献中，根本没有付诸实践；有的开发设想虽然付诸了实践，也因各种原因停滞不前，更多的则是国民政府要员西北经济开发设想本身就带有许多病态的特征，隐含着诸多的弊端和危险，因而导致在实践中困难重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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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雄.蒋介石未曾实现的西部大开发[J].世界博览，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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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季陶.开发西北工作之要点[J].新亚西亚学会，1933（2）.

[5]范小方.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6]冯夏根.罗家伦西北开发思想与实践述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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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秋蒲.蒋介石“开发西北”大梦的夭折[N].中国档案报，2012-07-13.

[9]王荣华.南京国民政府上层人士与“西北开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0（3）.

[10]蒋介石机密甲第8430号手令抄存件史馆藏.

[11]沈社荣.孙中山开发西北思想之影响[J].宁夏大学学报，2005（9）

[12]李学通.翁文灏与民国时期的西部开发[C].见：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3]翁文灏.如何开发西北[N].《独立评论》，1933（40）.

责任编辑 吴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