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与“中国模式”概念背后的话语权比较

潘西华

【摘要】“中国模式”与“中国梦”是近年来国内外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热词。“中国模式”由西方学者提出至今依然备受争议;“中国梦”由国人提出后经国家领导人阐发，在国内外引发广泛认同。从被动接受“中国模式”到主动提出“中国梦”，彰显国人的理论自觉与自信。

【关键词】中国模式 中国梦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伴随社会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得以不断发展，中国话语权也借此取得了新发展。“中国梦”的提出及其在国内外得到的广泛认可就是例证。较前些年国际社会热议的“中国模式”而言，“中国梦”在概念提出、话语体系选择、话语关注的历史方位、话语所彰显的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优势。

在概念提出方面，“中国梦”比“中国模式”更具历史传承性和人民性

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讨论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模式”便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模式”愈发成为国际讨论关注的热点。2004年5月11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模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据此提出的“北京共识”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深入讨论。①

因持有的立场、视角和心态的不同，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解读有很大差别。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和理解上大都存在着误解和偏差。特别是在中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奇迹，继而引发了他们的担心。他们惧怕“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太足，促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抛弃美国模式转而向“中国模式”学习。因此他们不惜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模式”妖魔化，将“中国模式”的总体内涵概括为“政治上的保守、专制与经济自由”，还不惜抛出“中国模式”威胁论来加以歪曲、误导。比较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希望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崛起，希望中国能像发动机一样带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模式”的解读也比较客观、积极。

与国际社会的“热议”相比，国内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更多见诸于理论界，且态度比较谨慎。20世纪90年代，国内有学者对“中国模式”做过探讨，但当时并未形成确定的概念。截止到目前，国内学界不仅就“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自身能否成立尚未达成共识，而且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党的文献中也从未使用过“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中国模式”更是鲜有提及。

与“中国模式”的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不同，“中国梦”则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更具历史传承性和人民性。其一经习近平总书记阐发便在国内外学界政界引发了广泛认同与共鸣。“中国梦”的提出，既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也是现阶段历史发展的必然。有学者考证指出，最早使用“中国梦”这个词的是南宋诗人、画家郑思肖。进入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一些有志之士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做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梦”。2006年，时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等发起召开“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后，“中国梦”一词引起较为广泛的讨论。②后经习近平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完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后阐释。自此，“中国梦”作为昭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美好前景的热词，在国内外得以广泛传播和热议。

与之前“中国模式”在人民大众中鲜有被提及不同，“中国梦”一经提出，就释放出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一时间，老百姓热议中国梦，社会舆论聚焦“中国梦”。③从报纸荧屏到街头巷尾，从QQ群到微博，“强军梦”、“地铁梦”、“社区梦”等承载着各行各业梦想的热词应运而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梦”为个人梦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空间，每个人又在追梦、圆梦中，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中国梦”不仅在国内产生强烈共鸣，而且在国际社会也引发强烈反响。海外华人述说“中国梦”，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梦”。④一时间，“中国梦”成为许多国家政要、学者和媒体谈论的焦点。虽说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对“中国梦”曲解和误读的言论，但是与之前“中国模式”在国际社会所引发的反响不同的是，现今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的梦想，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关系世界的命运”，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主流认识。”⑤“中国梦”这一概念以其所具有的历史传承性和人民性的特点与优势，赢得了民心，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引发了世界的共鸣。

在话语体系方面，“中国梦”比“中国模式”更具民族性和现实针对性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的伟大成就，国际社会关注的心态是复杂的。由于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学者和政要在谈及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时，在心理上往往对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词汇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他们不愿、不肯也不能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因为如果使用这个概念，把中国取得的成绩归因于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则等于承认他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失败”的许多论断是错误的。⑥为此，他们别有用心地使用了符合西方话语逻辑的“中国模式”，继而堂而皇之地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解释中国实践取得成功的原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歪曲、误读甚至扼杀。要在充斥霸权与挑战的国际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争夺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必须立足于现阶段中国的具体实际，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梦”的提出，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梦”是人们对美好前景的期望和追求。与此同時，“中国梦”也在“与时空俱进”中更具现实针对性。自近代以来，伴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具体国情的变化，中国人民所追寻的“中国梦”也在不断变换着。概括来说，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中国梦”而前赴后继;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在曲折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引领着广大人民继往开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习近平不仅更加自信地宣布了一定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且还适时、系统地阐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中国梦”。

正如有学着所指出的，用“中国梦”来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目标和前景，是一个纯粹中国式的表述方式，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⑦其不仅囊括了我们过去常说的工业化、近代化、现代化等话语的基本内核，更提出了实现“中国梦”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目标要求。⑧相较于西方学者提出并推崇的“中国模式”而言，“中国梦”作为中国人运用中国话语来向世界讲述的中国故事，更符合中国实际，更具民族性和现实针对性。其话语也更为生动形象、富有感召力，更能积聚社会正能量，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

在关注的历史方位方面，“中国梦”比“中国模式”更具历史纵深性和包容性

在词典中，“模式”一词解释为过去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中经过抽象和升华提炼出来的核心知识体系，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其含有示范、样本之义。“中国模式”也不例外。若从时间上分析，我们以当下的中国为坐标原点，“中国模式”则更多地是指国外学者对中国自改革以来所走的独特发展道路的概括，其关注的时间是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过去时。若从空间上分析，“中国模式”则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的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整套发展方式、治理模式、制度架构和智慧经验。⑨

尽管从经济层面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和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客观描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他们却不敢、不能也不肯正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真正原因。在回答“为什么中国选择走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但又没有出现西方学者所预料的结局”这一问题时，西方学界政界使用了符合西方话语逻辑的“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显然其目的不是为了在国际社会推广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舆论领域的话语权，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去主动争取。

“中国梦”的提出，显示了我们在国际社会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信心与决心。“中国梦”视野宽广、内涵丰富、意蕴深远。较“中国模式”而言，“中国梦”一方面在时间上更具历史纵深性。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⑩“中国梦”以其贯穿历史的力量，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传承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以其联结现实的力量，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在实干中兴邦;以其影响未来的强大力量，引领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同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争。

另一方面，在空间上“中国梦”也较“中国模式”更具有包容性。“中国梦”不止于中国，更开放于世界。习近平曾多次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梦不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小梦”，而是做一个开放、包容、共享的“大梦”。世界为“中国梦”提供了舞台，实现“中国梦”也必将给世界更多分享和机遇。在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中，“中国梦”的实现必将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梦”比“中国模式”更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

在国际交往领域，话语权往往承载着言说者试图获得的权力、权利和权益，其反映的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国模式”与“中国梦”的提出与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与较量。

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西方人提出的“中国模式”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彰显马克思主义。面对国际社会对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模式”的热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内理论工作者理应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去回击那些居心叵测的关心与质疑，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正如上文所述，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态度比较谨慎。在国际话语权长期处于“西强我弱”的局势下，我们是有理说不出、说出了也传不开的。在不置可否的争议中，一些人甚至简单套用“中国模式”这一西方的范畴、理念和结论，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丰富独特的发展实践，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这种现象与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究其根源，在于他们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与自信。这种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话语来分析与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很容易落入西方的思维陷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成果，与之相伴而生的还有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而言，二者在理论方面的结合与提升则更为困难，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就导致了理论研究落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局面。进而造成国内理论界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正面迎击国际社会借用“中国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歪曲谬论。

“中国梦”的提出，一改上述被动局面，彰显了国内理论工作者们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正如上文中所述，“中国梦”首先得以在国内理论界召开的“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的学术研讨会上引发关注和广泛讨论。后经习近平阐发后，在国内外引发广泛认同与共鸣。中国梦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描绘美好的蓝图，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非凡的理论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從“中国梦”与“中国模式”上述比较中不难看出，中国梦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在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所取的新发展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争夺奠定了基础。我们应继续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同时也借鉴西方文明的合理成分，积极构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在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中，用富有开放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术话语来解读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澄清各种歪曲与误读，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与维护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而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室副主任）

【注释】

①程恩富，胡乐明，刘志明：“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②汪谦干：“‘中国梦’一词的由来”，《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

③④⑤“习近平讲话读本：二、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光明日报》，2014年7月3日。

⑥秦宣：“国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⑦唐洲雁：“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光明日报》，2013年7月8日。

⑧唐洲雁：“中国梦：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求是》，2014年第2期。

⑨王香平：“‘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析中共领导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2年》（下），2013年，第986页。

⑩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新华网，2013年5月4日。

张胜友，徐锋：“筑梦天下—电视政论片《百年潮·中国梦》第五集解说词”，《光明日报》， 201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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