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价值观外交的困境

李劲松

【摘要】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重新推动“价值观外交”，以求在多个层面谋取国家利益。虽然他表面上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等基本价值，但其理念与实践却有着浓烈的火药味和不切实际的幻想，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境：意识形态斗争的缺陷，区域外交政策的矛盾和全球外交定位的悖论，所以其价值观外交将不得人心，且不可能成功。

【关键词】安倍晋三 价值观外交 意识形态 区域外交 全球外交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2012年12月，曾经执掌日本政权的安倍晋三重新担任日本首相。尽管外界对其上任的期待聚焦在经济发展层面，但出乎意料的是，安倍晋三在国内建设上没有什么建树，在外交层面却要大张旗鼓有所突破。其中，他再次推动“价值观外交”，在国会阐述自己的外交观时特别强调日本的外交要立足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这样的“基本价值观”，尤其值得注意。就基本内容而言，与其第一任相比，尽管提出的背景和目的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此次安倍价值观外交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内容，也是基本延续了前任的思路。当然，这种“价值观外交”自身逻辑的一系列矛盾，也注定了它在实践上必定会失败的命运。

意识形态斗争的缺陷

从文化层面来看，无须讳言，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核心理念带着意识形态对抗的印记。他所谓的基本价值观与西方国家鼓吹的普世价值观并无本质区别。奥巴马政府每年的国情咨文，同样也将“推行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视为美国的“国家战略”。①“普世价值”并不普世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火药味。而安倍反复强调这一点，很明显是出于深思熟虑的。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安倍晋三不断附和西方大国，突出价值观在外交中的地位，强化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其目的无非有二：第一，在金融危机使西方大国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在价值观上与西方阵营保持高度一致，力图重拾西方模式发展的信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国家普遍在面临巨大发展困境的同时，也陷入了发展模式的焦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加重视文化领域塑造自身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在价值观层面增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自信”自然也是其外交的重要内容，美国就是其中的代表。日本这样做，无非就是在关键时刻再次向他们表明自己的价值观立场以及同舟共济的决心，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西方大国身份。第二，抵制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抵消中国梦的呼应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明确抛弃阶级斗争和输出革命的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成绩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更是令人瞩目。在外交观上，中国领导人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追求以中国梦推动亚洲梦，再实现世界梦。这让处于发展困境中的日本在心理上难以适应，于是在经济上没有有力起色的情况下，日本大打文化价值观这张牌，极力塑造中国的社会主义身份，试图唤醒外界对于中国的身份恐惧，从而为自己的外交在价值观上打造合乎道德的形象。

然而，安倍晋三的这种价值观外交在意识形态方面本身就存在着致命缺陷。这首先表现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安倍在第一次任首相期间，就曾经否认强征日军慰安妇。2013年3月，安倍公开质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正确性，表示“暂不会对二战问题作出结论性意见”。2013年12月26日，在迎来执政一周年之际，安倍参拜了靖国神社。2014年11月，他又再次强调对于“殉国者”应抱有“尊崇之念”。从安倍的所作所为来看，他非常崇拜日本以往的侵略经历，对于日本历史上给世界人民所造成的伤害置若罔闻。就这一点而言，安倍的价值观外交自身并不符合“普世价值”，不仅挑战着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合法性，也让自己成为西方世界的“另类”，难以获得身份认同。美国国会的报告直接将安倍形容成“众所周知的强硬民族主义者”，并对他的历史观在东亚引起混乱的前景感到担忧。美国政府自2013年4月底以来，也多次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安倍施压，敦促其不要制造麻烦。但从安倍的表现来看，他出尔反尔的态度实质上就是一直在试图敷衍了事。同时，安倍在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同时，也在力图摆脱和平宪法的限制，继续扩张军备和进行海外驻军，这种妄图重新复活军国主义的努力，也很难让人相信安倍真的把“普世价值”当回事，深受日本侵略的东亚国家更是对此持有深深焦虑。其次，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在刻意强化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对抗，并企图借此在国际话语权上赢得对中国的优势，这一点也不得人心。世界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明能够做到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然而，安倍却逆趋势而动，试图通过诋毁他方来为自己树立积极形象，这种挑拨人心的行为当然会难以得到认同。

区域外交政策的矛盾

从区域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安倍价值观外交无非是想通过打造军事同盟的方式形成围堵中国的战略态势，阻挠东亚一体化的发展。具体如下：其一，加强在东亚地区军事围堵中国的力度，并在钓鱼岛问题上占据先机。早在2006年，安倍就曾经设想过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组建美、日、澳、印四国同盟，强化军事合作力度，以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2013年1月，在对东南亚三国进行访问的过程中，安倍同样希望通过“共同价值观”将东盟国家纳入其对华战略包围圈，同时凭借相关方协调的整体力量增加在对华领土争端中的筹码。其二，重新审视东亚一体化合作，企图阻碍甚至破坏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此前，日本自民党政府一直坚定推行并试图主导东亚一体化战略，在民主党鸠山由纪夫主政期间它也获得了重大突破的机遇。但是，安倍重新上台后，却试图建立绕开中国的，从东南亚到中亚到中欧及东欧连成一条弧线包围着欧亚大陆的“自由与繁荣之弧”。②现在，“安全”议题主导了东亚发展的方向，东亚一体化也遭遇重大挫折。但安倍对此还是不满意，2013年3月14日，他顶住种种压力，宣布加入美国主导的旨在绕开中国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

安倍晋三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了配合美国重心东移、重返亚太的战略方针。从历史上看，除了鸠山由纪夫在对美外交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离心倾向之外，历届日本政府均将对美同盟关系作为日本外交战略的基石，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和美国保持一致是日本通行的做法。中国的迅速发展已经引起了美国的担忧，奥巴马政府将亚太地区的主要对手定位于在军事上围堵制衡中国，在经济上主导东亚一体化。在这种情况下，重视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安倍晋三，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之际，不可能没有表示。比如，安倍加入TPP谈判，就有着将日美同盟从安保合作扩展到经济领域的考虑。其次，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导致安倍晋三对中国的沮丧和恐惧感之心进一步增长。过去几十年中，日本对华外交一直因为日本在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而充满优越感。但是自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之后，二者之间的实力差距也就越来越大。目前，中国的GDP已经约为日本的两倍，和美国的差距也大幅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心理上有着巨大落差的安倍晋三自然一方面回想着紧靠美国，加快包围中国的步伐，并依靠美国重新获得发展的动力③;另一方面，毕竟美国的实力已经相对衰落，而且经常对它进行越顶外交，因此想要通过价值观外交谋求自身的战略主动，借此弥补对美国缺乏的信心。第三，日本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导权和领头羊地位，想要通过其他途径来保证自己在东亚合作中的国际地位。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一直都是依赖日本主导的“雁阵模式”，日本也一直是东亚发展的经济发动机。但随着日本经济的相对衰落，中韩经济的迅速发展，东盟一体化的稳步推进，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的角色越来越尴尬，甚至趋向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安倍想要追随美国，在东亚合作中另起炉灶，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新机制。因此，尽管TPP更多有利于美国，但安倍还是积极加入相关谈判。因为一旦成功，美日的GDP总量将会占加盟国GDP规模的九成以上，TPP也就会成为美日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日本的发言权也将会因此得到有力提升，重新在东亚区域合作中获得重大优势。

但安倍的这一目标在内政外交上都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矛盾。首先，国内民众并不支持安倍的政策。2014年4月7日，《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73%的人认为安倍政权应该积极推进经济与雇佣政策，62%的人认为应该完善社会保障，60%的人认为安倍会危害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这说明尽管安倍政权在努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氛围，煽动国民对于中国的敌对情绪，但是，在日本目前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日本国民更加关注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问题，对安倍这种谋图煽动周边威胁的行为并不感冒。其次，在外交领域，安倍的所作所为始终以日本右翼的利益为核心，其参与的相关合作私心太重，难以获得真诚回应。美国一直警惕被日本所绑架，在太平洋地区仍是小心翼翼地推进双边联盟，而非安倍所鼓吹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多边联盟框架。④东盟一直想要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给予了大力支持，而日本的拆台行为让东盟非常不快。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无不重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于自身进步的推动力，想要享受中国和平发展的快车。而安倍“价值观外交”美梦的用心却是煽动其围堵中国，离间他们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使其倒向日本，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这些国家很清楚，所谓的“价值观”解决不了自己的实际问题。

全球外交定位的悖论

毫无疑问，安倍的价值观外交也有全球战略需求。首先，为自己的“地球仪外交”服务。2013年1月，安倍在国会演讲时表示：“外交，不是要单纯盯着周边诸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像看着地球仪那般地俯瞰全世界。”⑤安倍对此解释为，日本应以价值观为基点，不仅关注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更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战略性外交，在全世界拓展日本的国家利益。因此，就本质而言，“地球仪外交”是“价值观外交”的升级版，是安倍为扩大日本在全球影响力的一种新尝试。此次安倍重新上台后，马不停蹄地访问了40多个国家，到处许诺，力图用价值观和金钱在世界打造新形象，就说明他价值观外交的目标决不仅限于周边。2013年4月15日，安倍和北约基于“价值观”和“共同安全挑战”签署了“共同政治宣言”，强调“集体自卫权”，也印证了这一点。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安倍想要以此为跳板，为即将到来的2015年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未雨绸缪，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恢复正常国家的身份。2014年，安倍在访问拉美国家过程中，在许诺经济援助的同时，大谈价值观外交和日本对于世界和平的“国际贡献”，到处拉票，要求相关国家为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供协助。

安倍这样做的原因早已不是新闻。自二战战败之后，作为罪魁，日本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侏儒角色。尽管它于1956年加入了联合国，但是，这并没有抹去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无疑让日本深以为耻。至今，日本都没有在这个当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内扮演与自身经济实力和大国意识相称的角色，也没有摆脱被占领的国家状态。从根本而言，日本外交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普通国家”，从而成就自己政治大国的梦想，价值观外交自然也是服务于这一目的。但安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却是，使用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手段已经严重受到束缚。目前，“安倍经济学”的蜜月期已经遭遇重挫，股市曾经创造了2011年日本地震之后的最大跌幅，日元大幅贬值，企业投资依旧低迷，对此安倍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长期解决方案。在军事方面，受制于“和平宪法”，尽管有着诸多小动作，但实际上，现实迫使日本政府无法大规模对外派驻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安倍晋三自然就会青睐依靠软实力的价值观外交，试图通过政治敏感度低的“共同价值”在世界努力塑造身份认同，从而为自己的全球战略目标服务。

但是，安倍的这个全球战略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悖论。首先，安倍全球战略的实现不是仅靠价值观的自我标榜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美国和东亚国家的同时认可和支持。但现实的问题却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在奥巴马看来，如果日本想要成为政治大国，就必须在自己战略东移之际，配合自己的战略需求，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比如围堵中国、海外驻军、参与TPP等等。然而，在东亚国家看来，安倍在连基本的历史观都不合格的时候，居然煽动东亚安全紧张，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并且扰乱东亚一体化，这实在无法符合所谓政治大国的身份。还有，美国对于日本的要求就是服从自己的战略安排，而非以日本利益为核心，摆脱自己的控制，走向单干。但日本出于自身的考虑，常常绕开美国做些小动作，搞等距离外交，企图在东亚和美国之间灵活机动，多方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就无法摆脱历届日本政府无法解决的矛盾，即“顾此”就会“失彼”，想要对各方都讨好的结果，可能就是哪一方对它都不认可。当前，由于无法满足美国的要求，日美关系已经呈现出转冷的势头，安倍访美期间的“一日游”冷遇就是证明;同样还由于安倍的挑衅，韩国和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再次紧张;在东南亚，东盟国家对安倍的主张并不感兴趣;由于坚持围堵中国，中日关系也一直维持着政冷经冷的局面，短期内看不到改善的希望。更为致命的是，安倍当前决意彻底修改和平宪法，绞尽脑汁想扩大自卫队的行动范围，甚至构想先发制人的打击。在这种形势下，没有国家敢对安倍政权外交战略的毁灭性前景做出预测。此外，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在本质上无法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硬实力难以转化成真正大国所应具备的软实力，而这却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日本的这种先天不足，影响着诸多国家对它能力和地位的认识。也正是如此，安倍所谓的“价值观外交”无法达成硬目标。

（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2012年国家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研究启动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A2012-045）

【注释】

①侯惠勤：“澄清‘普世价值’上的迷雾”，《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第45～47页。

②陈言：“安倍再造‘自由与繁荣之弧’日本重走‘围堵中国’之路”，《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4期，第78～79页。

③廉德瑰：“地缘政治与安倍的价值观外交”，《日本学刊》，2013年第2期，第39～40页。

④张立伟：“安倍孤独的‘价值观外交’”，《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8月29日。

⑤“分析称安倍对华外交陷持久战 围堵中国难实现”，中国新闻网，2013年7月19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7-19/5059667.shtml。

责编/许国荣（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