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首次专机行

王焕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空军直升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国家总理周恩来曾陪同外宾乘坐直升机到大寨进行视察，我荣幸地作为中国空军第一代直升机飞行员，首次驾驶我国生产的直-5型直升机执行国家领导人专机的任务。如今，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我对这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这次飞行不但开创了我国空军直升机的专机历程，也书写了我专机生涯中难忘的一页。

1965年5月，专机师师长胡萍和我在空军司令部接受了执行周恩来总理及外宾乘直升机到山西大寨访问的专机任务。面对直升机首次专机行，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作为专机师直升机团的团长，不仅要全面负责组织指挥工作，而且作为机长，还要担任周恩来总理乘坐飞机的飞行驾驶。紧张的筹备工作接踵而至。

前期准备

与普通专机相比，直升机的准备工作更加复杂。除了要求飞行员的技术准备之外，在选择降落场地的问题上更加复杂。普通专机在国内飞行不需要考虑空地联络问题，地面对空电台随时会与专机保持联系，通报情况。可是直升机飞行高度低，甚至要穿山沟飞行，使电台性能大打折扣，导致联络不通。如果降落场地没有临时地面指挥设备，就会处于地面对专机飞行的失控状态，当降落场地或天气情况发生突变的时候，专机甚至会遭遇危险。凭着多年驾驶直升机在各种复杂条件下执行任务的经验，根据这次专机任务的特点，我与团部其他领导经过认真研究后，开始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准备：

一是从我团选出4架最好的飞机，送到专机师修理厂改装为客机，即在飞机承载的舱位安装上乘坐舒适的座位与小桌子;

二是出动一架直升机，先一步进行实地试飞;

三是立即出动一辆安装电台的吉普车作为野外临时指挥车。然后将吉普车与先遣人员用一架苏制安-12货运飞机运送到距离大寨最近的石家庄机场。最后将吉普车开到大寨现场，选好降落场地，迎接任务前的现场试飞;

四是派苏制里-2运输机一架，作为空中通讯搭桥飞机，保证空军航行局与专机保持不间断的通讯联络，使专机机群的活动情况时刻在北京指挥机关的掌握之中。

进行试飞

第二天，安-12飞机在石家庄机场落地后，一行人马不停蹄地驱车向山西大寨长途跋涉。赶到大寨后，及时与大寨负责人陈永贵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如当地气象变化规律，有线通讯情况，以及建立直升机降落场地等。随后将上述资料通过地方县政府电话专线向北京大本营汇报，并决定组织试飞事项。

事不宜迟，接到汇报电话的第二天，我和我的搭档刘景祥驾驶一架飞机，带上为专机任务挑选的机长数名，向大寨飞去。此刻，负责空中通讯搭桥的里-2飞机，根据我们的位置，已经提前升空，飞越太行山，与停在大寨的地面指挥电台取得联系，并向我们转达了大寨降落场地的方位，准确引导我机飞向预定位置。但里-2飞机不能像直升机那样在空中悬停，只能保持在有利于通讯联络的高度做小范围的机动飞行。由于当天当地气象条件不错，水平与垂直能见度都很好，我让刘景祥对照直升机专用的小比例地图，操纵飞机飞行。

我们对照地图沿着山沟的走向缓缓向前飞行，不久便与地面指挥电台接通了联系，从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员熟悉的声音，他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降落场周围的地形地貌、障碍物情况、天气、风向风速等降落条件。根据地面指引，飞机沿着一条小河谷徐徐下降，终于逐渐清晰地看见河床边上的一个白色圆圈，这正是直升机外场降落常用的场地信号。通常情况下外场落地是没有地面指挥员的，除了预先约定的场地信号，其他降落条件完全靠飞行员自己的经验判断。有时在缺乏任何飞行资料的情况下，只能靠飞行员的驾驶技术与航行经验，根据观察到的地形地貌及周围障碍物情况，自行选择降落场地，然后再根据炊烟、风尘、地面植被情况准确判断风向风速，决定进入降落场地的方向。

飞机顺利降落后，我立即与地面先遣人员、当地领导等研究未来专机飞行的相关问题。我请陈永贵在地面再选3个降落场地，用白灰画上直径10米大的圆圈，按照4个降落场地分布情况，在圈内标注序号，便于指挥4架专机按地面标志降落。一切安排好之后，我留下来担任地面指挥，由刘景祥带领另外几名机长，在降落场地进行每人2次落地的实际体验，进一步熟悉新的飞行落地环境。此时的里-2飞机早已飞回石家庄待命，等我们试飞结束准备返回北京时，它再次升空，将我们试飞顺利结束的信息转告北京，并按北京总部的计划指挥我们返回。

根据专机条令，地勤机组、专机师机务工程部、空军司令部工程部对专机进行了认真检查，层层把关。按计划完成以上各项飞机及飞行准备工作之后，我们上交了包括专机飞行预案、机群飞行组织以及特殊情况处理办法的计划报告。至此，我的心感觉踏实多了。但在执行专机飞行任务中还要考虑的问题，以及实际飞行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我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任务实施

一天，我接到专机师作战科通知，让我们第二天将准备好的4架飞机飞到石家庄机场待命，专机之行正式拉开序幕。按照预定计划，在沙河机场直升机停机坪上，我将向驾驶4架直-5飞机的飞行员下达任务，并重申机群活动的起飞顺序、间隔时间、飞行高度、速度及彼此间的联络办法。按照指挥员的指令，4架飞机将陆续离地升空，而我作为带队长机，按照好天气机群活动习惯，保持目视联系，在1800米的高度向着石家庄飞去。

1965年5月2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是一个适合飞行的好日子。我们身穿飞行服，手拿航行资料包，来到机场，对4架待命专机做起飞前检查。此刻，石家庄机场航行调度室、气象台人员送来了放行任务书及气象报告。

上午9点，只见一架银白色的大型运输机在石家庄机场徐徐降落，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从苏联引进的伊尔-18客机，也是我国当时最大、最好的客运飞机。在停机坪停稳后，舱门打开，只见周总理与阿尔巴尼亚客人科列加走下飞机，随机到来的还有李先念、罗瑞卿、陶铸等人。此时我们机组已经进入驾驶舱，做好起飞前的各项准备。

9点50分，周总理与外宾一行在外交部礼宾司人员的带领下，分别登上4架直升机。在我驾驶的主机上，除了周总理和科列加等阿方主要领导人外，师长胡萍也同机随行，每架飞机上还配有一名服务员。一切准备就绪，我按照地面人员的信号启动发动机。打开电台，便听到了另外3架飞机的声音。得到地面指挥员的允许后，我加大油门率先离地，在上升高度中调整航向对正大寨方向飞去，其他3架飞机陆续向我报告，保持规定距离跟进飞行。此刻，耳机里也传来了早已在空中等侯的里-2飞机的声音，它已经把专机的飞行情况转告给空军总部。

从石家庄到大寨虽然只需要40分钟的飞行，但是飞越航线中太行山的安全高度需要3000米。由于地形原因，在飞越太行山之前，是没有办法与大寨降落场地直接取得联系的，地面资料只能靠空中搭桥飞机的转告。我与其他3架飞机听说大寨天气很好，对完成飞行任务更有信心了。我对照地图，越过太行山之后，开始保持能见条件下的下降飞行。不久，顺着山势的走向，大寨的轮廓逐渐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几乎同时，我听到了降落场地指挥员的呼叫声。指挥员向机组通报了地面能见度与风向风速的详细资料，并进一步明确了4架飞机按照降落场地编号顺序降落的方法。

按预定计划，4架飞机对正自己的降落地点消速悬停，下降着陆。前来迎接的有陈永贵及大寨领导、山西省与昔阳县领导。闻讯赶来的还有很多人民群众，甚至有骑驴推车载上老人与孩子远道而来的。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安静的山沟顿时沸腾了起来。

周总理陪同外宾沿着田间羊肠小道向梯田的高处走去，他们兴致勃勃，几乎看遍了大寨的山山水水。下午2点，访问团还来到村民家中，质朴的农家简餐：玉米面窝窝头、烤饼子、小米粥、炒青菜等，他们吃得很高兴。饭后，他们还与昔阳县及大寨的干部、青年进行了座谈交流。

下午4点，访问团从山上走下来，与大寨人握手告别。几分钟后，4架专机在爬高增速中顺利飞往石家庄。随后，停放在石家庄机场的伊尔-18专机，按计划载着总理与外宾一行返回北京，圆满完成以直升机为主的专机之行。

直升机首次专机行的圆满完成，为我国空军用国产直-5飞机执行重要专机任务开创了先河。从那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共执行了6次周总理的专机任务，这些经历成为了我专机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百年潮》，原文标题《中国空军直升机的首次专机行》。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邓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