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继续前行——访原大连产权交易所董事长杨海琳

本刊记者：常晓航

之前几次与杨海琳的接触，都感觉她属于一个干练、豪爽，有几分男子气的女性。曾经在3号令颁布十周年之际找她约稿，她直接问清楚邮箱，几天后就把稿子发了过来。发稿费的时候，她更痛快，直接一句，为产权写的东西稿费就不必了。在《产权市场 中国制造》中她撰文，里面在写到有人要求她进行场外交易，有一句简明扼要的话形象地凸显了她的性格特点：我回绝，他大怒，我也摔了电话。

当我们的采访电话打给杨海琳，这位曾经的大连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大连产交所”）的掌门人，将她的经历讲故事般向我们娓娓道来。在杨海琳第一次踏入大连产交所大门的时候，就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未来十几年的时间里将和这个当时看上去形将倒闭的单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导刊记者：您之前从事什么工作？是如何进入产权交易行业的？

杨海琳：进入产权交易行业之前我在政府做了十几年的金融审计工作。当时来到大连产权交易所是以被派遣的监事身份进行摸底清理。整个调查完摸清了情况时，发现交易所严重亏损已经资不抵债，当即就给政府打了清算报告。政府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找我谈话说，还是要坚持做下去。当时我还不是产权交易行业中正式的人员，就把我作为执行董事派到了交易所。我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单位严重亏损资不抵债，而最大的问题是整个产权行业正处在一个寒冬时期。大连当时场外交易非常严重，入场率不到千分之一。报道上说几千户企业已经完成了改制，但是，我们几乎见不到入场交易的。

导刊记者：您是如何将大连产交所从寒冬带到了春天，依靠的是什么？

杨海琳：首先是我对产权行业的信心。我觉得这个行业是社会需要的，是我们国家需要的，尽管当前有困难，但未来的发展是有前途的。这是一个信念。再一个就是整个大连产交所的全体员工大家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靠一个人是做不好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不服输的性格。在当时政策层面上，国家对这个行业没有正式的文件，也没有哪个领导说产权行业应该坚持做下去，并且应该怎样做，做些什么，这些都没有，但我必须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下来。

我觉得对我而言，我所在单位员工对我的希望，是支撑我走过这段时间最主要的力量。当全体员工用充满期望的目光望着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肩膀上的担子有多重了，你就得给自己加油，就得告诉自己不能倒啊，就得克服困难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说如果让我去感谢谁的话，我第一个要感谢那些员工。当然，我也有脆弱的时候，但我得让自己站起来，因为他们的信任我不能倒，因为他们的期望我必须全力去努力。这确实是我走过那么多年内心最主要的支撑。我对他们是有责任的，我不能放弃，如果我放弃了，单位就散了。

当杨海琳谈到员工的时候，情绪稍稍显得有些激动，语调变得低沉缓慢，声音有些哽咽。可见，杨海琳对员工的深厚感情，同时员工也是支持她一路走下来最主要的精神动力。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大连产交所没有破产清算，没有关门，而是一步步的坚持了下来。然而，这仅仅是活了下来，要想度过行业的寒冬期，如果没有政策的春风仅仅凭借个人的努力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在危难时刻，机遇摆在了杨海琳和大连产交所的面前。

导刊记者：除了员工给予的内在精神力量，是否有外在因素的推动大连产交所从面临关门到走向壮大呢？

杨海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机遇，一个是在2002年的时候，中纪委有一个文件，包括产权市场，建筑市场，行政采购等交易中心应该进入监督范围。我和大连市纪检的工作人员交流沟通了一下，可以说第一个支持国企改制进场交易的力量来自纪检。在整个国企改制没有全部进场大家都在场外进行交易的时候，大连的监督检查机关首先进场，在程序和环节上严把关，在2002年之前我们的交易量都不过亿，在2004年3号令没施行之前，大连产交所的交易量已经跳跃到了38个亿。我觉得这和纪检对市场的监督到位，并且在社会环境上给产权交易提高声势有很大关系。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机遇。

第二个就是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颁布的3号令。3号令是第一次对国有产权交易有非常明晰的指令。这个命令要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并且说清楚了转让方式、转让程序、以及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等。这使产权市场在发展上有了质的飞跃——摒弃了那些长期做场外交易而没有人管没有人问的状态。可以说这次转变是惊人的。2004年10月底大连市国资委成立。到了2014年的年底，大连产交所已经突破了120个亿的年成交量。

导刊记者：可以说3号令是产权行业的里程碑。您是如何看待三号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杨海琳：我在2014年9月份离开大连产权交易所，调入大连交易所集团作组建工作。3号令颁发以后，我和产权界很多老总们对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认识都是比较清晰的，我们认为这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国有企业不会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生长。在完成这个阶段性的任务的同时，就要考虑到后面应该做什么，即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我们需要认识到产权是个大概念，国有产权是产权，集体的、私营的，财产权利、包括租让权、农村土地的承包权等等都应该是产权交易范围之内的事。大连产交所实际是在2007-2008 年就开始做这个转向了。一个是抓国有企业资产处置的调整，再一个是抓股权交易，包括股权托管工作，是为了以后做其他类型的产权交易做好准备、打下基础。我们率先设立了金融产权交易，包括后来的债权交易等等，在工作开展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仍然认为，除了国有产权之外，物权、财产权利和知识产权在交易所范围内能够做到的都是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在2014年初的时候，大连产交所就推出了10大转向板块，比如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的全面推开，国有二手车的进场，农村土地流转的前期筹备工作，金融资产、央企资产、当地法院涉诉资产、知识产权等进场准备工作都已经开始。在2014年的时候，我再次提出来，针对实物资产（包括现货）也就是国企整个的销售和采购，包括当地特色的一些现货，应该建立交易市场。

我现在所在的大连交易所集团，其中的一块业务就是推进大连市大众商品的现货交易。产权交易机构做这个工作是属于范畴之内的，但也有自身特点。我所知道的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和广州产权交易所集团都已经在这方面率先开局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创新，也是产权交易界的一个新机遇。

在大连产交所十几年的时间里，杨海琳一心投入到工作中，以其理性的判断和雷厉风行的作风给几乎所有人留下了女强人的感觉。但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她也忽视了自己的家庭，女儿两次病生手术，作为一个母亲她都没能陪护在身边，这也是她几十年来最大的歉疚。

导刊记者：您给我的最初感觉非常直爽，但作为一名女性，在职场上会否给您带来更多的帮助呢？

杨海琳：直爽是初始大家普遍对我的印象。我觉得在职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婆婆妈妈，拖泥带水。如果把自己作为一个职场人来看，首先就不能把自己分成类，尤其不能分成男人和女人。世界没有因为你是一个女人，而在工作上给予更多的优待，也不会为此而原谅你的失误。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对你来说，工作的要求和责任都是同等的。所以在工作中，我给人的印象就是直爽，而我在实际工作上也没有觉得我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一个职业人。我更多的会考虑我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去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很公平的。如果非要说优势的话，我觉得女人考虑问题更细腻、更周全一些吧。

从工作层面来讲，我觉得我当得起职业女性这个词。在工作当中，我要求自己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该担当的是哪些，是我在处理问题中所考虑的第一件事情。时间长了也就养成了很多的职业习惯，比如说理性，它不允许我在感性层面上处理问题，不容有任何闪失，尤其是在产权交易行业处理的问题大多数事情都比较大。再一个，我也有脆弱的时候，但我不会让自己沉浸在脆弱里。我觉得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是我一路走下来的一个精神支柱。责任心和使命感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导刊记者：您刚才说的一直都是在工作中的自己，您觉得生活是否与工作应该区分开呢？

杨海琳：应该的。但是坦率地讲，我想区分开，可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进行区分。比如说，早上爬起来就去工作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家里人都已经睡了，也就没有什么可区分的时间了。到了周末的时候才是家里人，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但一周能留出一天回归家庭就已经不错了（笑笑），经常是7天都在工作。我家庭角色有些时候扮演的也不好。多数时候是家里人在原谅我，不跟我一般见识。但我与其他把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中的女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更理性化一些，不那么情绪化。即便是在家庭当中碰到问题，职业习惯也会让我比别人更冷静一些。

导刊记者：在您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产权交易工作中时，其他一些东西就不可避免的被忽略了，现在回想起来是否会有歉疚的地方呢？

杨海琳：就是孩子呗。没有陪着她一起成长。在孩子生病大手术最需要我的时候没有陪伴在孩子身边给予照顾，为此一直很自责，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我一直在工作，而忽视了正在读书的女儿。孩子有两次生病手术，一次是在2005年，她做了阑尾手术，我当时都不知道。之前她总是说腹部疼痛，发烧，我当时顾不过来，就让她自己去打针，自己接着忙工作去了（语速放缓，语调下降）；一次是在2009年，她做胆结石手术。她打电话和我说恶心没有劲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得太多，就嘱咐她要好好吃饭就继续忙工作了。那时候也正是大连国企改制正热火朝天的时候，我白天晚上都在单位加班，当然如果我晚回来几天她几乎都快没命了。医生在责备我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万箭戳心。这是我人生中的愧疚和遗憾。我没有和孩子一起成长，女儿成长过程中的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她和爸爸说的兴高采烈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感觉自己没有办法参与进去，那种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局外人，内心多少会有一些酸楚。

导刊记者：会不会感觉有些后悔呢？

杨海琳：当我看到大连产交所这些年变化的时候，我不后悔！

最后这一句，杨海琳说的非常坚定。而我们的采访此时也基本结束。通过采访我们感觉到了她的追求、责任和坚韧，同时也感觉到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她为了产权交易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和作出的牺牲。正如她自己所说，留给自己相对脆弱的时间很短很短。

杨海琳在2014年9月份离开了大连产权交易所，调入大连交易所集团作组建工作。这一工作对她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历程。她依然从事着产权事业，虽然工作上有些变化，对象和标的有所变化。但身负着政府和大家对她新的期望，所以杨海琳还在路上，还要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