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戎马生涯中的四座红色大山

刘艾

“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山山俯首迎忠骨；长江水、嘉陵水、黄河水、滹沱水，水水扬波拜英灵。”这副联语是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将帅专题展里，对徐向前戎马生涯的客观评价，也是真实写照。作为徐向前革命生涯的重要“见证者”，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和太行山承载了他太多的历史记忆，也凝聚了徐向前深深的感情。

情系大别山

大别山位于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诞生在这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的建立、发展、壮大和演变伴随着徐向前的军事生涯，谱写了一页页悲壮而辉煌的篇章。

1929年6月，徐向前被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工作，来到大别山。就任后不久，便率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6月，蒋介石又组织了针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身为红四军参谋长的他与军长旷继勋合作，接连挫败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宣告成立，徐任总指挥，从此他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军事统帅。第三次反“围剿”打响后，他成功运用“围点打援”“分割包抄”等战术，发起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和潢光战役，歼敌6万人。至此，根据地红军发展到4.5万人，地方武装、赤卫队发展到20万人以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随着带兵经验的不断积累，徐向前创造性地提出一些建军思想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徐向前对大别山的特殊感情，还源于他在这里初识了革命战友李先念和第二任妻子程训宣（第一任妻子朱香婵于1924年病逝）。由于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河西走廊的共同战斗经历，意气相投的李先念和徐向前结下了终生友谊。晚年病重的徐向前把最后的遗嘱交托给李先念，李也始终视徐为自己的老上级和老领导，曾表示：“我有两个老师，一个是向前，一个是陈云。向前教会我打仗，陈云教会我搞经济。”1929年，徐向前与聪明好学、大胆泼辣的红安姑娘程训宣结为伉俪。不幸的是，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中程被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仍然心系老区人民。当得知红安七里坪的一些人民生活困难时，感觉愧对老区人民。1982年，他看了关于江西、大别山等老革命根据地的调研报告后，了解到革命老区有些地方还很贫困、老红军生活无着落的情况时，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不久，国务院成立了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办公室，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的脱贫工作。1986年，在北京还召开了开发大别山区的动员大会。这些，都寄托了徐帅对大别山的殷殷之情。

纵横大巴山

大巴山屏隔川、陕两省，控扼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由于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徐向前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重兵围剿的险恶环境下，克服万难，成功入川，建立了以大巴山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川陕革命根据地。

在大巴山，徐向前率领红军坚决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将军队深深植根于群众的土壤中。红军入川前，由于四川军阀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有畏惧和回避心理。瓦石铺起火后，包括徐向前在内的红军指战员纷纷帮忙救火，并把抢救出的财物交还给老百姓。此后，红军还帮助群众戒烟、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逐渐获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和拥护。经过土地分配，广大农民革命热情高涨，纷纷支援红军。1933年2月，在通江县召开川陕地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机构。赤卫队、儿童团、宣传队、洗衣队、运输队等纷纷建立。广大群众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在扩充红军、运送物资、搜集情报等方面为川陕苏区做出重要贡献。对此，徐向前动情地说：“川陕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力量。红四方面军的生存、发展、壮大与川陕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

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红军克服兵力少、弹药不足的劣势，因地制宜，采取诱敌深入、收紧阵地的策略，粉碎了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发起的“三路围攻”。经过大练兵，徐向前又指挥红四方面军发起仪南、营渠、宣达三次战役，都取得胜利，红四方面军发展为5个军共计8万余人，根据地扩大到4.2万多平方公里，覆盖约500万人口。1933年10月，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发起“六路围攻”，面对处于优势地位及采取堡垒主义新战法的敌人，徐向前率兵从外线进攻转入内线防御，按照积极防御、重点突破的战略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四期收紧阵地、两次大规模反击、万源决战防御和总反攻，最终毙伤俘敌8万余人，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果最辉煌”的新纪录。

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战胜重重困难，在川北立脚，在于形成了一套被徐向前概括为“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经过“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血与火的考验，该战斗作风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军队的政治建设方面，红四方面军先后召开木门会议和毛裕镇会议，解决了部队整编问题，总结了政治工作经验，并通过军事训练、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此外，随着大批妇女投入革命，在总指挥徐向前和川陕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红军的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在四川省通江县诞生。对于这支队伍，徐向前曾这样评价：她们“在川陕时期、长征途中以及西路军的艰苦岁月里，顽强战斗、英勇不屈，在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上，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不管在规模上、战斗力上还是各项建设上都实现了重大飞跃。

征战祁连山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北部，自古就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和战略要地。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徐向前率领西路军（主要由原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组成，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虽饱经风雪却斗志不减，在敌人的残酷追击下，艰难地行进在这条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的狭长通道里，任务是进军新疆以获得苏联的军事援助物资。

不同于以往依托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斗争的情况，河西一带缺乏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加上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战略方针多变、自然环境恶劣、指挥失误等原因，西路军在古浪、高台、倪家营子等地遭受马家军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最后，仅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420余人抵达新疆。兵败祁连山是徐向前军事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也是他一生中的惨痛回忆， 但西路军精神是不能抹煞的，“这些来自鄂豫皖边、川陕边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赤胆忠心，顽强不屈，目标只有一个：为了胜利，为了明天。任何饥饿、严寒、风暴、伤病、死亡的阴影，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红军队伍，不愧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猛士。”

传统观点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执行了张国焘路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些档案资料被发现，为西路军正名的问题开始引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83年2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强调西路军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任务的。同年，曾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工作过的王定国重访甘肃后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恢复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的老红军身份，改善他们的待遇。徐向前、李先念等许多原红西路军领导人均在该报告上签字表示支持。

抗战太行山

天冷日不光，太行峰苍茫。太行山纵贯晋、冀、豫，地势险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出生于山西的徐向前来说，太行山不仅具有军事上的意义，而且代表了故乡的情怀。1937年9月，徐向前回到阔别12年的家乡山西五台永安村，看到熟悉的山川草木和亲切的乡亲父老，悲喜交加，感慨良多。

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时刻，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的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为了让国共两党更好地协同作战，中央委派徐向前协助周恩来赴山西开展同阎锡山的谈判。1937年9月7日，周恩来和徐向前赶赴位于忻州市代县的太和岭口，与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宜。对于阎锡山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徐向前给予了肯定，但对于阎锡山只注重“阵地防御战”，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且部分上层人士患有“恐日症”等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不过总体而言，太和岭口谈判开创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局面。

然而，在日军的步步进逼下，国民党全线败退，太原沦陷。太原的沦陷标志着华北地区开始进入由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时期。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一二九师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晋东南根据地，另一方面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武装力量。在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的领导下，一二九师利用太行山脉的有利地势牵制和打击敌人，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反六路围攻、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的胜利，累计歼敌近7000人。至此，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从鄂豫皖时期开始，徐向前就积累了不少游击战经验，经过与日军作战，他又总结出“小打而不能大打、活打而不能死打、快打而不能慢打、稳打而不能蛮打”的作战原则和方法。在太行山，徐向前“避实就虚、避强击弱”的游击战经验和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反会剿”斗争，到转战川陕、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再到征战河西走廊，最后到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徐向前的战斗经历始终和国家的命运、党的任务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是徐向前元帅革命历程的重要节点位置，因此，成为元帅魂牵梦绕的地方。1990年6月29日，李先念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徐向前，徐向前说：“我的遗嘱有三条，一是不搞向遗体告别仪式；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