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历史问题的认知转变始末

□姜 帆（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广东 广州 510070）

西路军，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悲壮篇章。1936年秋冬之际，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奉命西渡黄河，组建成“西路军”，经历数场血战，到1937年3月几乎全军覆灭。出于某些原因，西路军问题曾一度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禁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路军的历史才逐步得到澄清。西路军问题是中共党史上发生认知转变的典型案例。本文初步梳理中国学界和政界对西路军问题的认知转变动因和经过，并分析其中展现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

一、20世纪80年代前的西路军问题定论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西路军的失败曾长期被定位为“张国焘路线”的产物，其依据最早可追溯到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批判了“张国焘路线”的退却主义错误，并且指出：“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1]这一观点，是将西路军作为一项批判“张国焘路线”的论据，从而直接将西路军纳入了“张国焘路线”的范畴之内。新中国成立后，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入了这篇文章，并对这段文字注释称：“一九三六年秋季，……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2]这段话认定，西路军是在张国焘反党期间奉张国焘之命成立、奉张国焘之命渡过黄河作战的。据此，西路军从一开始就是张国焘错误的一部分。

西路军存在的时间，确实与张国焘试图分裂党中央的时间高度重叠，因而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评价大概与中共中央大力揭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不无关系。后来，曾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也多次沉痛检讨，并反复强调“国涛路线”的错误。然而，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路线错误”是个严重问题，直接影响着广大西路军指战员的名誉和命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选》对西路军的权威论定，导致各类文献长期沿袭同样观点，无人对西路军问题加以翔实考证。例如，1981年出版的《中央党史大事年表》对西路军的组建背景等语焉不详，虽然承认“西进期间，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但还是将其失败简单归咎于张国焘路线，指出“这主要是王明、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恶果”。[3]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1980年，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党内对西路军的评价开始出现转折。

二、20世纪80年代的西路军问题争论

（一）80年代初的学者叩问

最早对西路军定论正式提出疑问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朱玉、丛进等人。1980年，朱玉、丛进奉命帮徐向前元帅撰写回忆录，为此详尽地查阅相关原始档案，不料意外发现毛泽东同志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成立西路军的电文。1980年2月，朱玉以“竹郁”的笔名写出《“西路军”疑》，首次提出三项质疑：1、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2、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是党的整体战略布局的一部分；3、所谓西路军拒绝东返问题，只见断语，不见资料。《“西路军”疑》从史料角度出发，石破天惊地提出西路军定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观点。[4]

随后，朱玉又于1981年3月写成《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使用大量的电报等史料进行论证，指出红四方面军渡河是遵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不久，朱玉又针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反驳，写成《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继续捍卫自己的论点。不过，这些文章此时都只是发表在内部文稿上，并没有公诸于众。

继朱玉之后，1982年，丛进也写出《对“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辩疑》一文，从时间先后顺序着手，指出如果完全信任现存《毛选》文本，就变成1936年12月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断语产生在前，而事件发生在1937年3月即三个月之后，因此，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断语和注释与史实严重不符，“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限”，不应将其作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依据。丛进的文章从文本可信性着手，进一步动摇了对西路军的传统定论。经过多方努力，丛进的这篇文章与朱玉的上述两篇文章一起，公开刊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5]

（二）80年代的政界和学界纷争

朱玉、丛进的观点，很快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81年10月底，邓小平阅毕朱玉的《“西路军”疑》后，批示给李先念看，李先念随后又送给陈云。陈云和李先念都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对西路军问题也比较关注。从1981年底到1982年初，陈云和李先念曾反复讨论西路军问题。陈云指出，西路军是党中央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6]

在陈云的建议下，1983年初，李先念组织人员写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内容主要集中于两方面：1、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命令，“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2、西路军与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不同，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1983年3月，李先念将《说明》及附件等呈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示道：“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也都先后圈阅同意。[7]

朱玉、丛进的呼吁和部分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使西路军问题在80年代开始引起关注。1984年，电影《祁连山的回声》以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事迹为素材，展现了西路军的艰苦历程。1987年，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出版，其中“血战河西走廊”专章回顾了西路军的历史，而这本书的实际执笔者，正是率先质疑西路军定论的朱玉。随后，《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发表了陈铁健写作、责任编辑徐思彦审核的《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一文，对西路军作出正面高度评价。[8]

但是，对西路军的评价在20世纪80年代仍是一个敏感问题。当时政界高层对西路军的认知定位还存在分歧，部分学者和学术刊物试图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是存在风险的行为。《党史研究资料》因1983年第9期刊发朱玉、丛进的文章而受到“高层某领导人”的指责，刊物被指令“全部收回”，编辑被强令使用“1983年第9期”的原序号刊发其它内容，取代原有内容。[9]陈铁健发表于《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的《论西路军》一文也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为此，胡绳同志特地开会宣读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对相关学者采取保护。[10]尽管如此，人们私下里对西路军的兴趣和议论却日益增加。

三、世纪之交对西路军的公开肯定

（一）90年代的官方平反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因病逝世。徐向前曾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之一。中共中央在徐向前元帅的讣告和悼文中，简要追忆了西路军的组建和战斗经过，称红四方面军一部在会宁会师后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由徐向前同志“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在徐向前的率领下继续西进，与敌人血战河西走廊，“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11]这段表述突出强调，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命令行动的。这是中共中央首次在公开场合对西路军做出正面评价，昭示着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态度转变。

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书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西路军的论述作了新的注释。首先，注释指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会合后，张国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和在朱德、刘伯承等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下，“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这实际是撇清了到达会宁之后才成立的西路军与之前张国焘分裂意图的关联。其次，注释称，四方面军一部于十月下旬“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又于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改称谓为“西路军”。这说明，西路军的组建不是张国焘的个人行为，而是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那么自然不属于所谓“张国焘路线”的产物。最后，注释概述西路军的战斗情况，称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这句话指出了西路军的杰出战绩，认为西路军最后是因为客观力量对比而失败。[12]这条注释是经过中共中央审定的结果，与1951年版《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截然不同，实际上开始为西路军恢复名誉。

同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该书正式出版之前，李先念审阅书稿，发现对西路军的描述还不够详尽，只写“奉命”西渡黄河，而没写明是“奉谁之命”。为此，李先念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重要的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同意的，因此至少要写明是“奉中革军委命令”。[13]在李先念的坚持下，人民出版社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字斟句酌，对组建西路军的三个军的渡河行动进行分别叙述，对第三十军的行动增加了“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字里行间颇耐人寻味：“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4]

自90年代中共中央公开肯定西路军的革命贡献后，当年蒙受冤屈的陈昌浩等一批西路军指战员陆续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壮烈捐躯的西路军指战员列入《红四方面军烈士名录》，散落在西北地区和辗转回乡的西路军老战士获得《西路军老战士荣誉证书》并落实基本生活费。广大西路军指战员经历多年的磨难和期待后，终于获得了党和人民的承认。

（二）21世纪对西路军的公开宣传

2001年11月7日，是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200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同志当天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徐向前同志在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奉军委命令”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此后指挥西路军与敌人血战了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15]这段讲话，首先明确西路军的组建是遵从中央军委的决定，其次高度评价西路军在整个红军中的战斗价值，代表中共中央公开肯定了西路军的战绩和牺牲。

一年后，即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出版。这一版本是基于1991年版修订而成，待2011年再版时，基本没有再对内容作进一步改动。这一版本的党史，代表了目前中共中央对历史问题的权威认定。首先，对于西路军问题，书中的评价与2001年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高度一致，将其描述为“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这是明确对西路军的定性，承认西路军在政治立场上的正确性；其次，对于西路军的战斗经过，书中描述其“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斗”，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并且“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这是从战略战术角度，指出西路军配合其他红军部队的斗争，充分肯定西路军的作战行动和牺牲价值；最后，对于西路军指战员的精神，书中赞扬他们“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这更是突出了西路军指战员在思想上、精神上的崇高性，将他们的牺牲上升到为党和人民、为革命事业奉献的高度，公开号召人们缅怀西路军的广大先烈。[16]总体而言，在21世纪初，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西路军的描述，已代表中共中央敲定了对西路军的正面评价。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公开肯定，带动了关于西路军的文学著作、资料汇编大量涌现。2001年，董汉河的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2002年，原立是的纪实文学《血色黎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实》由香港金陵书社出版。2002年，郭梦林的《西路军血铸丰碑》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甘肃作家冯亚光的《西路军》三部曲——《西路军·天山风云》、《西路军·生死档案》、《西路军·河西浴血》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自2004年至今，由朱玉、郝成铭、朱永光、麻琨等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调查研究卷》等陆续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集中了从档案馆、纪念馆、各地党史、军史部门等处收集筛选的文献资料，是目前关于西路军最翔实的资料汇编。

除了出版物外，西路军的事迹还出现在不少影视作品中，通过荧屏向大众传播。2004年，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了专题电视片《碧血黄沙——70年前的西路军魂》，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十集文献电视片《李先念》，对西路军的历史事迹和拨乱反正的来龙去脉作了说明。200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制作并播出了5集纪录片《西征的红军》，这是首次由中国内地的电视媒体制作、以西路军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2010年，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播出了军事纪录片《怀念战友——2010清明祭》，其中第三集是《西路军的血色记忆》。2011年，由黄志忠饰演主角李云龙的新版电视连续剧《亮剑》热播，一开篇就展现了西路军在祁连山下的艰苦战斗。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西路军的研究日趋客观、深入，一些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甘肃理论学刊》、《党史纵横》等专业学术刊物，并形成以冯亚光、董汉河等为代表的研究力量，主要成果包括《论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以九军渡河与三十一军东返为视角》、《也谈海打战役计划的流产与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与军科军史研究部及〈红西路军史〉作者商榷》、《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部署和结果—兼论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西路军兵殇古浪及其教训》，等等。[17]目前，学术界对西路军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横向上不断扩展，结合国际、国内背景充分展开论述，在纵向上不断深化、细化，探索西路军问题的决策效果和深层次失败原因等，有利于后人更好地汲取西路军的经验和教训。

如今，西路军在其当年浴血厮杀过的甘肃、青海一带，得到越来越多的公开纪念。2009年8月1日，坐落在甘肃高台县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在建军节当天正式开馆。[18]2010年6月28日，坐落在青海西宁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新馆赶在建党节前正式开放。[19]2013年夏季，笔者参观甘肃省博物馆的“七一特展——红色甘肃”时注意到，西路军的内容是重要组成部分，展览内容包括中共中央及军委关于组建西路军的决定、作战指示、西路军的征战路线、战斗序列、营救统计、战场遗址等翔实图文资料，并对西路军的奋斗经历和伟大牺牲作出高度评价。

四、结语

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认知转变过程，反映了考证历史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西路军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沉寂后，终于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其斗争事迹得到正面的宣传和纪念。然而，在轰轰烈烈的研究和讨论下，围绕西路军的疑问并未彻底消散。当年西路军所牵涉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共两党因素、党内意见分歧等问题，目前尚未完全澄清，仍待研究者共同努力。

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认知转变，是中共中央与学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朱玉、丛进、陈铁健等学者以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率先发出呐喊；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学者们审视历史的努力给予高度支持；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尊重历史事实，在充分论证后公开肯定西路军的贡献。正是各方面的积极合作，最终促成了这段历史的客观重现。

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认知转变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探索中，囿于时代环境、个人认知等主客观因素，不免出现一些挫折和失误，西路军问题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历史，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能够及时调整方向，不断开拓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国家政权的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执政的保障。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大事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蔡业伟.论西路军研究的起因、成果及其意义[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2）.

[5][7][9]从进.西路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J].炎黄春秋，2005，（5）.

[6]陈云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8]陈铁健.论西路军——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札记[J].历史研究，1987，（2）.

[10]张海鹏.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怀念[J].历史研究，2002，（1）.

[11]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沉痛宣告徐向前同志逝世[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0，（19）.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马长虹.李先念关于西路军的一封信[N].北京日报，2004—8—23.

[1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江泽民在纪念徐向前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网，2001—11—7.

[1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

[17]董汉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2007，(1)；冯亚光.论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以九军渡河与三十一军东返为视角[J].甘肃社会科学，2009，（3）；冯亚光.也谈海打战役计划的流产与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与军科军史研究部及《红西路军史》作者商榷》[J].甘肃社会科学，2013，（6）；董汉河.蒋介石“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部署和结果——兼论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判断和防堵[J].甘肃社会科学，2013（2、3）；董汉河.西路军兵殇古浪及其教训[J].甘肃理论学刊，2013，（4）.

[18]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开馆[N].甘肃日报，2009—8—2.

[19]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新馆正式开放[N].青海日报，201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