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特定结构模式中寓含深层文化思想

摘要：李斯撰写的刻石文，采用的是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三句一节的作品六篇，三十六句的作品每篇六章，七十二句的作品每篇六段，所有作品均是每章六句，押韵也以六为基本单位。李斯刻石文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与秦朝的数字崇尚直接相关。秦朝以水德配六，李斯的这种观念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并把作为外部规范的以六为纪内化为作品的结构模式。李斯的刻石文法度森严，具有鲜明的法家特色，它主要不是体现于辞气，而是在结构模式方面显示出来。李斯刻石文的结构模式以六为纪，同时以三句一节为基本的结构单元。这种结构原型可以追溯到《周易》本经和《诗经》。元结的《大唐中兴颂》沿袭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它和李斯的刻石文均成为碑铭作品的绝响。

关键词：李斯刻石文；以六为纪；法家风格；源流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秦代是一个短命的王朝，总共只有十五年。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他所作的刻石文是传世的秦代文学的主要作品。秦代刑罚酷烈，李斯又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亲自参与秦朝许多法令的制定和实施。由此而来，李斯刻石文与法家的关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刘勰《文心雕龙·封禅》称：“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泓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1]397刘勰以李斯撰写的泰山刻石文为例，把它定为“法家辞气，体乏泓润”，意谓这篇刻石文是法家辞气的载体，冷峻峭拔而缺少温润之气。这里虽然以泰山刻石为评论对象，实际上代表了刘勰对李斯所撰刻石文的总体看法。《文心雕龙·铭箴》篇又写道：“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矣。”[1]194这段话还是以泰山刻石文为评论对象，但是，所下的断语与《封禅》篇迥异。依照《封禅》篇的说法，这组刻石文体现的是法家辞气、缺乏温润之性。而依照《铭箴》篇的结论，秦朝虽然政治统治暴烈，这组刻石文却写得润泽温馨，与严酷的政治形成巨大的反差。刘勰本能地感觉到这组刻石文应当与秦代的以法为治、李斯的法家身份存在关联。但是，这组刻石文的辞气是否具有法家属性，刘勰未能准确地把握，因此，所给出的结论互相矛盾，无法圆通。那么，李斯撰写的刻石文是否与秦朝的以法为治、与李斯的法家身份存在关联，对于这个悬而未决的学案，有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如果这组刻石文与秦朝的法治、李斯的法家身份存在关联，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这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李斯刻石文结构模式的以六为纪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经多次外出巡游，所到之处往往刻石纪功。现存秦代刻石文七篇，大多出自李斯之手，其中六篇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峄山刻石文有徐铉重摹拓本，还见于宋章樵所辑《古文苑》卷一。对于秦代刻石及文字的流传情况，陆侃如、冯沅君二位先生有具体介绍。[2]132清人严可均所辑《全秦文》把七篇刻石文全都收录其中，并对个别作品有所辨析。他写道：“秦刻石三句为韵，唯琅邪台二句为韵，皆李斯之辞。”[3]122严可均注意到七篇刻石文在结构模式上的特点及差异。李斯撰写的刻石文流传下来的共七篇，其中六篇采用的是三句为韵的结构模式，也就是三句为一节，末句押尾韵。琅邪台刻石文属于例外，采用的是两句为韵的结构模式，也就是每两句为一节，末句押尾韵。李斯的七篇刻石文没有采用完全一致的结构模式，而是把三句一节的作品限定在六篇，剩馀一篇另作处理。他是把六作为表示极限的数字看待，否则，对刻石文不会采取这种处理方式，按常理而应该使七篇刻石文的结构模式保持一致。李斯所作的上述调遣透露出如下信息，六这个数字在李斯撰写的刻石文中具有特殊意义。

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秦刻石文共六篇，《史记·秦始皇本纪》首先著录的是泰山刻石文，司马贞称：“其词每三句为韵，凡十二韵。”[4]243泰山刻石文三十六句，绎山、之罘、之罘东观刻石也是三十六句。碣石刻石文现存二十七句，严可均称：“上脱九句，此颂三句为韵。”[3]122照此说法，碣石刻石文原本三十六句，后亡佚九句。李斯撰写的会稽刻石文采用的也是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计二十四韵，七十二句。上述统计表明，李斯撰写的六篇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有五篇是三十六句，一篇七十二句，句子的数量均能被六整除，或是六六相乘之积，或是六六相乘之积的二倍，都与六存在密切关联。李斯对这六篇刻石文句子数量所作的调遣再次表明，六这个数字在刻石文中具有特殊意义，渗透的是以六为纪的理念，即把六作为基本的计量单位。否则，如果不是精心地加以安排，六篇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各篇句子的总数不会出现皆能被六整除的格局。琅邪台刻石文七十二句，两句为一节，句子总数亦能被六整除。

以上通过数量统计，发现七篇刻石文的句数遵循的是以六为纪的准则。不过，这种量化统计带有抽象性，它的结果是用枯燥的数字显示出来。如果进一步落实到各篇刻石文，按照以六为纪的方式划分作品的章次，是否能够实现形式结构系统与语义结构系统的协调一致？试以具体作品为例加以检验。

泰山刻石文是七篇作品的第二篇，作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文心雕龙》曾经反复提到它。泰山刻石文如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这篇刻石文共三十六句，按照六句一章进行划分，全文共六章，形成的是六乘六的结构模式。首章叙述秦统一天下之后的形势；第二章叙述秦始皇登临泰山，大臣歌功颂德；第三章叙述朝廷对天下的治理，成就斐然。从第四章开始，依次铺陈秦始皇本人的励精图治，由当下而延伸到未来。第四章赞扬秦始皇的夙兴夜寐，勤于政事，治国务本；第五章讲述天下秩序井然，男女顺理，大臣各奉其职。对于第六章的“昭隔内外”，裴骃集解引徐广说：“‘隔，一作‘融。”[4]244这里所说的“昭隔内外”，指的是加强宫廷管理，严格内外之别，也就是《国语·吴语》所说的“内政无出，外政无入。”韦昭注：“内政，妇职。外政，国事。”[5]623泰山刻石文最后一段将叙事的重点从外政国事转向宫廷内政，延伸到子孙后代，表达秦始皇的子孙后代传之万世、永为天子的愿望。泰山刻石文按照每章六句进行划分，全文按照时空顺序进行叙事，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各章作为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均能实现形式结构系统与语义结构系统的有机统一。

保存完整的之罘、之罘东观、绎山刻石文，均是三十六句，三句为韵，六句成章，每篇作品六章。按照这种结构模式进行划分，文从字顺，秩序井然，其中渗透的以六为纪的理念极其明显。

会稽刻石文作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是传世刻石文写作年代最晚的一篇。这篇刻石文采用的也是三句为韵的结构模式，全文共二十四韵，七十二句，句数是泰山、之罘等单篇刻石文的二倍。如果对会稽刻石文进行层次划分，全文可分为六段，每段表达相对完整的意义。各段都由两章构成，每章六句。全文前三段三十六句用韵相同，后三段三十六句换韵，用韵相同。该文首段两章如下：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

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齐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

对于末句“追首高明”，司马贞索隐：“今检会稽刻石文，‘首作‘道，雅符人情也。”[4]265尹黎云先生称：“可见道和首音义相通，首就是道的初文。”[6]68这两章交待会稽刻石文的写作背景。首章叙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到远方巡游，第二章承接前面的叙事，讲述巡游会稽的具体情况。全文七十二句，均可按照这种方式划分段落、章次。全文六段，每段两章，每章六句，层次极其分明。其中段落、各章句数，均是以六为计量单位，贯穿的是以六为纪的理念。

李斯撰写的七篇刻石文中，琅邪台刻石文的结构模式属于例外，它不是三句为韵，而是两句为一节。全文七十二句，按照它的形式结构系统和语义结构系统进行划分，这篇刻石文也可分为六段，每段十二句。各段均由两章组成，每章六句。首段两章如下：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

这两章诗每章六句，两句为韵。首章叙述秦始皇治理天下的业绩，第二章交待这位天子东巡的缘由。各章叙事相对独立，同时又前后贯通，与会稽刻石文首段两章的叙事方式、内容大体一致。琅邪台刻石文末段，也就是第六段如下：

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近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前章采用东南西北依次铺陈的方式，渲染秦朝疆域的广大。末章则用概括性的语言，歌颂秦始皇治理天下的功德。两章叙事各有侧重，同时又前后接续，相互补充。由此可见，琅邪台刻石文虽然两句为韵，章节的结构模式与其他六篇刻石文存在差异。但是，这篇作品分为六段，各章均由六句组成，整体结构模式与会稽刻石文相一致，渗透的还是以六为纪的理念，可以与其他六篇刻石文相互印证。

二、秦朝的数字崇尚与李斯刻石文的森严法度

李斯撰写的刻石文在结构模式方面以六为纪，作品段落的划分，每章的句子数量，均以六作为基本单位。李斯刻石文的这种操作方式，可以从秦朝的数字崇尚找到原因。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为适应改朝换代的需要，在文化上多有变更。对此，《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如下记载：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裴骃集解称：“《汉书·郊祀志》曰：‘齐人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4]238五德终始之论出自齐地邹衍、邹奭等人，后被秦始皇所采纳，成为文化改制的重要依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有如下记载：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

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驺衍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4]2348五德终始之说出自驺衍，属于齐学，又称天学。驺衍是齐国稷下学宫著名学者，《管子》是稷下学宫文献汇编，其中《幼官》篇就是以五行说为框架。它在叙述冬季政令时写道：

六行时节，君服黑色，味咸味，听徵声，治阴气，用六数，饮于黑后之井，以麟兽之火爨。

尹知章注：“水成数六，……六亦水之成数。”[7]157五行说中与水相配的季节是冬天，数字是六。《管子·五行》篇称冬季是“水行御”，可见《幼官》篇是把水与六相配。齐学把水与六相配，并且著录于稷下学宫的文献。荀子是稷下学宫后期学者，并且三为祭酒，他应该有机会接触这些文献，熟悉五德终始之说。李斯是荀子晚年的弟子，从师承关系方面考察，他对齐学的五德终始之说也会有所了解。从求学阶段开始，把水与六相配的五行理念已经是他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吕氏春秋·孟冬纪》有如下记载：

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

高诱注：“其数六，五行数五，水第一，故曰六也。”[8]524这里还是把水与六相配，将二者整理在同一个系列之中。其中提到的颛顼、玄冥，指的是水帝、水神。《吕氏春秋·序意》篇写道：“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对此，陈奇猷先生作了如下解说：

吕书《十二纪》、《八览》、《六论》，非成于一时，亦非成于一地，《纪》、《览》、《论》各自为帙。《十二纪》成书最早，……秦以水代周之火，则秦之纪元当从庄襄王灭东周之次年癸丑（公元前二四八）起算，明此所谓“秦八年”者，系秦代周有天下之第八年，即秦始皇即位之六年（公元前二四一）庚申岁。[8]655

照此推算，《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写定是在秦王政六年（前241），下距秦统一中国尚有二十年之久。《十二纪》以五行说为基本框架，《孟冬纪》明确地把六与水德相配，这种理念当时已在秦地生根。

《史记·李斯列传》对于李斯西入秦有如下记载：“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入秦是在庄襄王卒、秦王政即位之初。钱穆先生称：“斯初为小吏，后乃从荀卿学，入秦盖三十馀岁。”[9]551李斯任吕不韦门客是在秦王政当权的最初几年，当时正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编纂时期。李斯有充分可能在此期间重新接触五德终始之说，其中包括以六配水德的理念。

秦地对五德终始论的接纳，以及把秦定位于水德的做法，在《吕氏春秋·应同》篇已见端倪：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盛，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盛。水气盛，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这是从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出发，把灭掉东周的秦国定位于水德。《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应同》篇的上述文字，是为秦的改朝换代、统一天下作舆论准备。对此，谭戒甫先生写道：

此盖吕氏劝秦早日受命为帝改制易色之辞，故下文曰“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意谓天数已至，如不知应之，天意又将他属矣。“水气盛”三句，即言其数已备，当速从水德王而应之也。迨后始皇混一，即用吕言。[8]685

谭先生所论极其确切。秦自命为水德，至迟在《吕氏春秋》写定期间就已经开始酝酿。在此阶段李斯先是在吕不韦门下为郎，后又在朝廷任职。李斯是辅佐秦王统一天下的重要人物，由此可以设想，他对当时认定秦为水德的思潮，必然推波助澜，努力促成它的实现。

《史记·封禅书》有如下记载：

秦始皇即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张守节正义引张晏说：“水，北方，黑。水终数六，故以方六寸为符，六尺为步。”[4]1366秦统一天下之后，那些认定秦为水德的人士，所持理由与《吕氏春秋·应同》篇所言大体相同，所增加的证据只有秦文公出猎获黑龙的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李斯先是任廷尉，后为丞相，在朝廷拥有强势的话语权，许多重要的决策最终由他敲定，并且得到秦始皇的认可。既然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如果说秦统一前李斯是认定秦为水德、数以六为纪的有力推手，那么，秦统一中国之后，地位显赫的李斯就成了秦为水德、数以六为纪法令的制定者、发布者和执行者。秦朝自命为水德，数以六为纪属于文化改制，涉及到许多层面。数以六为纪，故以六寸为符，六尺为步，车辆以六尺为制，天子之车由六匹马牵引。数以六为纪，是法令，是必须遵循的规则，渗透到各个领域。李斯所秉持的秦为水德、数以六为纪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他在陪从秦始皇这位水德天子外出巡游，所撰写刻石文的结构模式，也在多个层面渗透数以六为纪的理念，可用下表加以显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李斯撰写的刻石文采用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可划分为四个层面。第一是七篇刻石文总体格局层面。在七篇刻石文中，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作品六篇，琅邪台刻石文则是两句为韵。这是把六作为基本的计量单位，三句为一节的刻石文在总量上控制在六篇。第二是作品段落层面，琅邪台刻石文、会稽刻石文均七十二句，单篇作品的句数是其他各篇的二倍。这两篇作品，由六段组成。第三是作品章句结构层面。七篇刻石文无论是三句为一节，还是两句为韵，都是每章六句，无有例外，这是单章内部的句数以六为纪。第四是用韵层面，以六韵为基本单元。李斯撰写的七篇刻石文，在贯穿以六为纪的理念方面可谓精心调遣，不遗馀力。从总体格局到具体章句，无论作品篇幅的长与短，总是想方设法纳入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之中。就此而论，李斯撰写的刻石文，是贯彻落实秦朝“数以六为纪”文化政策的典范，是秦朝文化改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组以六为纪结构模式的刻石文，是以水德与六相配的具体实践，是以撰写刻石文的方式实践朝廷“数以六为纪”的政令。

《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叙述秦朝以水德自命的一系列文化改制举措之后写道：“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司马贞称：“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4]238这是把秦朝的严刑峻法与水德建立起因果关系，实际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可是，从李斯撰写的刻石文来看，秦朝自命为水德，数以六为纪，却是形成刻石文法家风格的重要契机。

秦朝刑罚酷烈，李斯是法家人物，又在秦王朝身居要职，所以，人们自然要对他的文章加以思索，力图找出属于法家的因素，近代有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在这方面有所尝试。有的援引《文心雕龙·封禅》篇对刻石文的评价，称它“法家辞气，体乏泓润”，[10]104至于法家辞气在刻石文中如何体现，则缺乏具体论述。也有的文学史著作注意到李斯前后期文风的变化：

李斯说服了秦王，他执掌了秦国的大权，之后，他就成了典型的法家，搞思想文化专制，禁绝诸子之说，其文风也大变，变得质朴峻峭，无复往昔之华丽，成了典型的秦朝本色文字，如二世时李斯有《论督责书》云：……此后李斯又有一些歌功颂德的赞、铭等文，都写得千篇一律，陈陈相因，没有多少价值。[11]832

通过考察李斯政治地位的变化，指出他前后期文章的不同风格，这个思路是可取的。李斯后期文章确实具有鲜明的法家风格，是“典型的秦朝本色文字”。但是，历代对李斯刻石文所作的评论，未能涉及到它在结构模式上以六为纪的做法，因此，这组作品的法家特色也就无法揭示出来。李斯刻石文的法家风格，主要不是体现于思想内容、辞气意境，而是凝结于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作品的总体格局、段落划分、章句数量、押韵方式，均按照以六为纪的准则加以安排，不仅秩序井然，而且法度森严，具有鲜明的法家特色。李斯在秦二世时被捕入狱，他在狱中上书陈述自己三十年来在朝廷所作的建树，其中第五项如下：“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4]256秦统一天下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4]239秦朝统一度量衡的文告是由李斯起草，向天下发布，这与他撰写刻石文的结构模式以六为纪互为表里，体现的都是对秩序、法度的遵循，凡事有法可依。由于以往对李斯刻石文的观照未能从结构模式方面进行深入开掘，没有接触到数理逻辑层面，因此，这组作品在谋篇布局方面的森严法度，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它所体现的法家风格也难以得到切实的揭示。舍辞气而关注章法结构，是还原这组作品法家本来面目的必由之路。

三、三句一节、六句成章结构模式的历史原型

李斯撰写的七篇刻石文，无一例外都是六句成章，每章六句。在传世的七篇刻石文中，有六篇是三句为韵，也就是三句为一节。李斯刻石文六句成章的结构模式，主要是以三句为一节的结构单元加以支撑，以六为纪的结构模式，主要通过运用三句为一节的结构单元得以实现。两个三句为一节结构单元的组合，形成六句成章的体制。

按照数理逻辑推演，三乘二得六，属于最简单的乘法。按照这种方式组合而成的文本形态，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本经。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对于它的由来，《说卦》作了如下解释：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12]691

按照这种解说，《周易》本经每卦六爻，由两个单卦组成。单卦三爻，分别代表天、地、人。两个单卦相叠而成为复卦，便构成每卦六爻的文本形态。《系辞上》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陆绩云：“天有阴阳二气，地有刚柔二性，人有仁义二行。六爻之动，法乎此也。此三才极至之道也。”[12]548陆绩是按照《说卦》的理念对每卦六爻的由来加以解说，认为六爻生于天、地、人三才，是由三而推演出六。从《周易》本经的实际情况考察，许多卦的六条爻辞确实是以三为基本的结构单元，《乾》卦就是如此。初九以“潜龙勿用”发端，九二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至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已经基本完成一个阶段的叙事，可以相对独立。上卦九四以“或跃在渊”发端，是又一个阶段开始的标志。中间经九五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最终以上九的“亢龙有悔”结束，这三爻也是相对独立的结构单元。《乾》卦六爻，由两个三爻单卦构成，这正是三句一节、六句成章结构模式的最初形态，也是李斯刻石文三句一节、六句成章结构模式的历史原型。

李斯的绎山刻石文作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是传世刻石文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全文如下：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方，武义直方。

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

既献泰成，乃降尃恩，亲 远方。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修长。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

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逌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

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箸经纪。[3]121

全文三十六句，每章六句，共六章，严格遵循以六为纪的准则。各章六句，三句为韵，由两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组成，相当于《周易》本经由两个三爻单卦叠合而成的复卦，可以说是对《周易》本经结构模式的复制，是以三句一节为基本结构单元，进而实现六句成章。然而，绎山刻石文对《周易》本经结构模式并不限于原封不动地复制，而是还有扩充和伸展。这篇刻石文可分为前后两部分，每部分三章。前三章叙述秦始皇翦灭六国的历程，以及祭祀高庙、巡游远方的举措，是相对完整的叙事单元，类似于《周易》本经的单卦。后三章是又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单元，按照从古到今的顺序依次推移，展示由分土建邦引发的战乱到秦朝统一天下的历程，并对这篇刻石文的写作缘起作出交待。绎山刻石文的两个板块，可以说是《周易》本经复卦结构模式的扩展板，每个板块是经过放大处理的单卦。为了把这两个板块加以区分，在用韵上作了调遣。前一个板块三章，以王、方、强、明、方、长为韵，用的是阳部韵。后一个板块三章，以理、始、止、起、久、纪为韵，用的是之部韵。

泰山刻石文三十六句，分为六章。按照所用韵部进行划分，也可分为前后两个板块。前一个板块三章，以饬、服、极、德、式、革为韵，用的是职部韵。后一个板块以治、诲、志、事、嗣、戒为韵，用的是之部韵。泰山刻石文与绎山刻石文章数、句数相同，各章以三句一节为基本结构单元，全文则是《周易》本经结构模式的扩展板。之罘刻石文也是三十六句，分为六章，每章六句。前三章用之部韵，后三章用职部韵，全文也分为前后两个板块，每个板块三章，各用一个韵部，不相重复。之罘东观刻石文同样是三十六句，分为六章，每章六句。前三章用阳部韵，后三章用之部韵。总之，李斯所撰每篇三十六句的刻石文，都在两个层面复制和扩充《周易》本经三爻成单卦，六爻成复卦的结构模式。通过对三句一节、三章一个板块结构单元的组合，达到以六为纪的目标，几篇刻石文的结构模式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会稽刻石文七十二句，计十二章，每章六句。全文可分为六段，每段两章、十二句。这篇刻石文各章是三句为韵，六句成章，沿袭的是《周易》本经的结构模式。从全篇用韵的情况考察，前三段六章用的是阳部韵，后三段六章用的是耕部韵，也是明显分为两个板块，是《周易》本经结构模式的扩展版，与上述三十六句成篇的刻石文在结构模式上大同小异，都可以从《周易》本经那里找到它们的历史原型。

琅邪台刻石文七十二句，分为六段，每段两章，每章均六句。不是三句一节，而是两句为一节。全文六段，每段用一个韵部，依次是之部、之职合韵，锡部、阳部、职部、鱼部。体现的是六位成章理念，是这种结构模式的扩展板。

三句为一节而六句成章：这种结构模式在《诗经》中可以见到。《齐风·猗嗟》首章如下：

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清人陈奂写道：

吴惠士奇《春秋说》云：庄四年春二月，夫人姜氏飨齐侯于祝丘。其年冬，公及齐人狩于禚。齐有《猗嗟》之诗，为庄公狩而作。[13]

惠士奇认为这首诗是齐人为鲁庄公赴齐狩猎而作，陈奂赞同这种看法，其说可从。鲁庄公仪表堂堂，又精于射艺，上面这章诗就是从两个方面对鲁庄公加以刻划。这六句诗由两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组成，形成大体明确的分工。前三句为一节，对鲁庄公作静态描写。猗，言其高；昌，言其壮。鲁庄公身体魁梧，虽然弯屈身躯却好似上扬，仍然显得伟岸高大。后三句是动态展示，从表情、行走、射艺等方面加以刻划。这是两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加以组合，六句成章，与李斯六篇刻石文的章节结构模式是一致的。《齐风·猗嗟》共三章，后两章基本上也是采用这种结构模式。

李斯的会稽刻石文共七十二句，分为六段，每段由两章组成，各章均是六句，三句为一节，是把四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板块。这种结构模式在《诗经》中也可以见到。陆侃如、冯沅君先生在论述《小雅·采芑》（原书误作《采薇》）一诗时写道：

此诗押韵的格式与别篇异，它是每三句押一韵的，只有第三章末段是例外，其中有误字也说不定，这种格式便影响到后来的秦刻石。[2]43

这里指出《小雅·采芑》的结构模式与李斯刻石文的关联，追溯这种结构模式的历史原型，可谓真知灼见。不过，文中对《采芑》章次的划分有误，须加以更正。《采芑》共四章，除第四章之外，前边三章采用的均是三句为韵、十二句成章的结构模式。程俊英先生对前三章所作的断句，完全是按三句一节进行划分。[14]329陈子展先生的断句也是如此，[15]587皆甚为允当。《采芑》首章如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彼菑田。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16]614

这章诗共十二句，由四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组成，每个结构单元表达相对独立的意义。首节交待所在地点，第二节点明方叔率兵前来的目的，第三节描写战马，第四节展示战车、箭袋及马具。各节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同时又前后相续，构成比较完整的叙事链条。

用四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进行连续叙事，构成相对完整的链条，这种情况在李斯的会稽刻石文中也可以见到。如前边所引这篇刻石文的首段两章，就是由四个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实现相对完整的叙事。

《小雅·楚茨》共六章，每章十二句，其中第二、三章采用的是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每章由四个这类结构单元组成。第二章如下：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16]751

十二句诗由四个三句一节结构单元组成，叙述进行祭祀的完整事象。首节交待所用祭品，第二节讲述对祭品的加工和摆放，第三节想象神灵享受祭祀的喜悦，第四节期待神灵给祭祀者降临福祉。《楚茨》第三章采用的也是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高亨、程俊英先生完全按照三句一节进行断句，[17]322[14]426合乎作品的实际情况。由此看来，李斯会稽刻石文十二句为一段、六句成章、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也是有所本，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它的历史原型。《采芑》、《楚茨》每章十二句，有的章次全由三句一节的结构单元组成，构成相对完整的叙事链条。李斯的会稽刻石文三句为韵，十二句为一段，脱胎于《采芑》、《楚茨》的三句为一节的章次。李斯秉持的是以六为纪的理念，因此，会稽刻石文分为六段十二章，每章六句，而不是每章十二句，与《采芑》、《楚茨》上述章次的结构模式大同小异，没有本质的差别，属于同一类型。

李斯刻石文三句为一节、六句成章，以及十二句为一段的结构模式，都可以从《诗经》中找到相应的历史原型。李斯刻石文对《诗经》结构原型进行借鉴的同时，也对它有所改造。《诗经》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章次，基本是句句入韵，一韵到底。而李斯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则是三句为韵，用韵显得稀疏，明显少于《诗经》同类章次。

三句为一节的歌诗句句入韵，这种样式可以追溯到虞舜时期的《赓歌》。《尚书·益稷》有如下记载：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乃赓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18]144

这三首歌诗分别是虞舜和皋陶所唱，虞舜首倡于前，皋陶应和于后。每首歌诗均是三句，句句入韵，是三句为一节结构模式的滥觞，反映出早期歌诗入韵的特点。《诗经》中三句为一节的章次基本是句句入韵，一韵到底，继承的是原始《赓歌》的用韵方式，为的是便于配乐演唱。李斯的六篇刻石文虽然采用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但是，并没有密集地句句用韵，而是三句为韵，对原始歌诗的用韵方式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作了调整。因为刻石文已经与音乐脱钩，不再用于演唱，只是供人阅读。另外，《赓歌》各句末尾用的是语气词，带有抒情色彩。前面所引《齐风·猗嗟》首章，三句一节而句句入韵，句末缀以语气词“兮”，同样带有抒情意味。李斯六篇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不但用韵疏朗，而且各句全是实词，没有出现句尾语气词。李斯的这些刻石文在语气词使用方面亦褪掉原始歌诗的传统，不再把它置于诗中，从而使得作品的叙事功能得以强化。《诗经》和李斯刻石文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在继承原始《赓歌》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同时，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与《诗经》相关章次相比，李斯采用三句为一节结构模式的刻石文，在对它的历史原型加以继承的同时，所作的改造更加明显，这是时代推移使然，也是法家特色的体现。

清人李兆洛在评论李斯的峄山刻石文时写道：“初变《诗》、《书》，一以骏厉，疏凿大手。”[19]1他是从文章风格立论，认为李斯刻石文是对《诗经》、《尚书》行文传统的改变。如果从作品结构模式方面进行审视，就会发现李斯刻石文并没有改变《诗经》、《尚书》的传统，而是以这两部经典为依托，对它们有所借鉴，使已有的结构原型再次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当然，三句一节、六句成章的结构模式在《诗经》中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不是《诗经》的正体，而是别体，李斯刻石文的结构模式，是《诗经》别体的延续。

四、从李斯的刻石文到元结的《大唐中兴颂》

中国古代碑铭与李斯刻石文遥相呼应的是唐代元结所撰的《大唐中兴颂》。范文澜先生为《文心雕龙·颂赞》篇作注，在李斯的刻石文之后收录《大唐中兴颂》，[1]163将二者视为同类作品。

《大唐中兴颂》共四十五句，采用的全是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分为十五节。开头一段如下：

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大驾南巡，百僚窜身，奉贼称臣。天将昌唐，繄晓我皇，匹马北方。[20]3895

这篇作品歌颂唐肃宗平息安史之乱，复兴大唐的历史功绩。以上一段叙述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唐肃宗的平叛活动。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七著录这篇作品，并且写了题跋：

右《大唐中兴颂》，元结撰，颜真卿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世多模以黄绢为图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21]1171

《大唐中兴颂》由颜真卿书写，刻于浯溪崖壁，其地在今湖南祁阳西南。《大唐中兴颂》不但是刻石文名篇，而且是书法珍品。对于这篇作品，历史上毁誉参半。欧阳修称它“文辞古雅”，所持的是肯定态度。南宋的范成大、朱熹则予以否定：

昔石湖范氏议元次山《中兴颂》不合颂体。其自述云：“恰逢健笔刚题破，从此磨崖不是碑。”而朱子直以谄子目之，至今为笑。[22]33

这段话出自清朝王懋竑所撰《白田杂谈》。范成大、朱熹分别从体式和内容上对《大唐中兴颂》予以否定，范成大认为它不符合碑铭体式，朱熹则认为这篇作品对唐肃宗有谄媚的嫌疑。如果从文学本位进行考量，这篇作品的主要价值，就在于运用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继承李斯刻石文的传统，使得生成于先秦的结构原型再次复现。但是，对于李斯刻石文的结构模式，《大唐中兴颂》并没有全部继承，而只是继承其中的一部分。李斯刻石文运用三句一节的结构模式，服务于以六为纪的理念。通过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运用，取得六句成章、六段成篇、六韵成板块等效果，三句一节结构模式发挥的是基本结构单元和服务器的作用。《大唐中兴颂》四十五句，三句为一节，它的结构层次是平面的，单一的，无法与李斯刻石文多层面的结构模式相比。李斯刻石文在结构模式上以六为纪，承载的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理念，具有文化改制的性质，元结《大唐中兴颂》则是引出中兴话题，关注的焦点是在政治层面。

自《大唐中兴颂》问世之后，这类采用三句一节结构模式的诗体碑铭已经极其罕见，基本成为绝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李斯的刻石文、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在古代不是碑铭的正体，而是属于别体，不具有普遍性。正体碑文以东汉蔡邕的作品为代表，被后人奉为楷模。而李斯的刻石文则很少有人模仿，被视为另类。其次，李斯刻石文法度森严，具体操作难度很大，后人难以模仿。实际上，后人对李斯的刻石文未能从结构模式方面进行多层面的观照，它在这方面的奥秘很大程度上处于被遮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这种结构模式撰写碑铭自然后继无人。至于元结的《大唐中兴颂》，由十五个三句一节结构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句句用韵。虽然每节用韵不同，但是，全文还是显得单调呆板，缺少应有的变化，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可。第三，中国古代诗歌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模式是两句为一节，而不是三句为一节。绝句、律诗则是四句、八句成篇，而不是以六为纪。由此而来，李斯刻石文及元结《大唐中兴颂》的结构模式自然遭到疏远，被边缘化。上述诸种原因构成的合力，使得李斯刻石文和元结的《大唐中兴颂》成为碑铭体的化石，只能作为风干的标本加以展示，而不再具有衍生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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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炳海（1946-），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