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五”人格、依恋与青少年孤独感的关系研究＊

王明忠，付 聪，周宗奎

（1.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曲阜 273165；2.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430079）

1 问题提出

孤独感是个体知觉到现实社会地位与期望社会地位之间存在差异，或无法与重要他人建立起情感纽带，而体验到的消极情感(Bauminger＆Kasari，2000)。研究者大量考察了同伴接纳、友谊、同伴侵害等同伴关系因素对孤独感的重要影响(范翠英，王明忠，周宗奎，孙晓军，2012；周宗奎，孙晓军，赵冬梅，Yeh，2005；Storch ＆ Masia－Warner，2004)，而对人格与孤独感的关系，特别是人格影响孤独感的中介因素缺乏关注。

人格是个体在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和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郑雪，2001)。特质论者认为，人格由一组特质构成，是导致个体自身行为具有跨情景的一致性和个体之间行为差异的原因(Allport，1937)。“大五”人格模型是在诸多特质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最为流行的人格结构模型(黄希庭，2002)。“大五”人格模型(Costa＆ McCrae，1992)概括了人类人格结构的基本因素，包括外向性(extraversion)、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责任性(conscientiousness)、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神经质(neuroticism)五个因素。“大五”人格与青少年社会适应行为存在显著关系(聂衍刚，林崇德，郑雪，丁莉，彭以松，2008；McCrae ＆ Costa，1997)，比如影响青少年的应对方式(聂衍刚，刘伯兴，梁君倩，2010)和学习倦怠(杨丽娴，连榕，张锦坤，2007)。个体在童年期的某些“大五”人格特质(比如宜人性和责任性)甚至对其当前乃至十年之后的某些适应指标(包括同伴能力)具有预测作用(Shiner，2000)。

人格是不是导致青少年孤独感个体差异的背后因素呢?是否某些人格维度更容易使青少年经历或避免孤独感呢?Schmitt和Kurdek(1985)的研究表明，人格是大学生孤独感的重要影响因素。Saklofske和Yackulic(1989)进一步发现，外向性与青少年的孤独感呈负相关，神经质与青少年的孤独感呈正相关。男性化和女性化等人格因素也与孤独感存在显著相关(Jones，Carpenter，＆ Quintana，1985)。目前以“大五”人格模型为基础，探讨不同人格维度与孤独感关系的研究非常缺乏。本研究假设，“大五”人格的不同维度对青少年孤独感的预测效力不同(H1)。

“大五”人格与个体的依恋质量同样存在密切关系(Shaver＆Brennan，1992)。外向性和宜人性均与回避型成人依恋呈负相关，且均与安全型依恋呈显著正相关，而神经质与矛盾型依恋呈正相关(Carver，1997)。Hazan 和 Shaver(1990)发现，安全依恋型的青少年比矛盾型和回避型依恋的青少年具有更高水平的外向性和更低水平的神经质。基于“大五”人格不同维度的特征描述，本研究假设，“大五”人格的不同维度对同一种依恋关系的预测效力不同，而同一人格维度对不同依恋关系的预测效力也不同(H2)。

关于依恋质量与孤独感的关系，研究者普遍发现，个体的依恋质量越高，孤独感越低。亲子依恋质量影响个体与父母日常互动的数量和质量；亲子依恋质量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亲子依恋的安全性越高，儿童的孤独感水平越低(Kerns＆Stevens，1996)。Hazan和Shaver(1990)发现，安全依恋型个体比矛盾依恋型个体更喜欢交往，孤独感水平更低。同伴依恋质量同样对孤独感存在负向预测关系(陈福侠，张福娟，2010)。关于两类依恋关系与青少年孤独感的关系，本研究假设，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均是青少年孤独感的正向预测变量，但两者的预测效力不同(H3)。

基于以上分析，如果“大五”人格影响青少年的依恋关系，依恋关系又影响他们的孤独感，由此可以推断，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在“大五”人格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大五”人格通过影响青少年的依恋质量对其孤独感产生影响。本研究假设，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在“大五”人格的不同维度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H4)。本研究构建平行多重中介模型(parallel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分析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的平行中介效应，由此需要构建并分析五个平行中介模型(图1仅呈现了以外向性为预测变量的平行中介模型)。

图1 依恋在大五人格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平行中介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抽取两所高中500名学生作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458份，有效率达92%。其中，男生226名，女生232人；高一281人，高二177人；平均年龄为16.82岁(SD=1.13)。被试的性别和年级分布无显著差异=0.20，p=0.65)。

2.2 研究工具

大五人格简式量表(NEO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由 Costa和 McCrae(1992)在 NEO－PI(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基础上修订而来，包含60个题目，每个人格维度有12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计算每个维度的项目均值，分数越高，表示该维度对应的人格倾向性越强。国内研究表明，大五人格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聂衍刚等，2008)。本研究中神经质、外向性、经验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性五个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9、0.75、0.73、0.67 和0.82。

亲子与同伴依恋简表。Armsden和Greenberg(1987)编制的父母和同伴依恋量表(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分别用25个题目测量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Raja等人(1992)对该量表修订后，亲子依恋分量表包括10题(比如，“父母接受我现在的样子。”)，同伴依恋分量表包括12题(比如，“与朋友在一起，我还是感到很孤单。”)。采用5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我，5=非常符合我)，对部分题目反向计分后，两个分量表的题目分别计算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亲子依恋或同伴依恋质量越高。本研究中，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2 和0.72。

UCLA孤独量表第二版。由Russell(1996)编制，王登峰修订(1995)，包括18个题目，描述青少年具有的各种不同感受(比如，“我觉得自己是同伴中的一员”)。要求青少年评价自己具有每种感觉的频次，采用4点计分(1=从不，4=一直)，数字越大，表示出现该感觉的频率越高，有十条项目需要反向计分。计算项目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孤独感水平越高。本研究实测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具有良好的关联效度(见表1)。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由两名研究生使用统一问卷进行团体测试。指导语强调作答真实性及个人信息的保密性。采用SPSS 17.0采集并分析数据，采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方杰，张敏强，邱浩正，2012)，通过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根据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值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3 结果与分析

3.1 本研究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数据显示(见表1):(1)神经质与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其它四个人格维度与孤独感均呈显著负相关。(2)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与孤独感均呈显著负相关，且两种依恋关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3)神经质与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均呈显著负相关，其余四个人格维度均与亲子依恋以及同伴依恋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大五人格、亲子依恋、同伴依恋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相关情况

3.2 青少年孤独感对“大五”人格和依恋关系的回归分析

以亲子依恋质量为因变量，以大五人格五个维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责任性(β=0.23，p＜0.001)对亲子依恋质量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是神经质(β= －0.17，p＜0.01)，然后是宜人性(β=0.12，p＜0.05)，其它人格维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以同伴依恋质量为因变量，同样以五种人格维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向性(β=0.29，p＜0.001)和宜人性(β=0.23，p＜0.001)对同伴依恋质量的预测效力最强，其次是神经质(β= －0.17，p＜0.001)，责任性的预测效力较弱(β=0.10，p＜0.05)，经验开放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以孤独感为因变量，以五种人格维度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外向性(β=－0.43，p＜0.001)与宜人性(β= －0.21，p＜0.001)均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而神经质(β=0.19，p＜0.001)显著正向预测孤独感，开放性和责任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孤独感对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的回归分析表明:亲子依恋(β=－0.17，p＜0.001)与同伴依恋(β=－0.58，p＜0.001)均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孤独感，但同伴依恋的预测效力更强。

3.3 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在“大五”人格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外向性为预测变量，考察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在外向性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平行中介效应(下文括号内的字母P代表路径系数)，结果表明:外向性分别显著正向预测亲子依恋(P=0.26，p＜0.001)和同伴依恋(P=0.40，p＜0.001)，而且对孤独感的直接预测效应显著(P=－0.29，p＜0.001)；通过考察中介效应的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值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结果发现，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0.02)的置信区间(－0.04，－0.01)和同伴依恋的中介效应(－0.15)的置信区间(－0.20，－0.11)均不含0值，表明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的独立中介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的中介效应之差(0.13)的置信区间(0.08，0.18)不含0值，同伴依恋的中介效应显著高于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两种依恋关系的中介效应之和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7.60%。

以宜人性为预测变量，考察两种依恋关系在“大五”人格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平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宜人性显著正向预测亲子依恋(P=0.42，p＜0.001)和同伴依恋(P=0.45，p＜0.001)，而且对孤独感的直接预测效应显著(P=－0.13，p＜0.01)；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的独立中介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而且同伴依恋的中介效应显著高于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两种依恋关系的总体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65.61%。

同样以神经质为预测变量，考察两种依恋关系的平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神经质显著负向预测亲子依恋(P=－0.38，p＜0.001)和同伴依恋(P=－0.34，p＜0.001)，而且对孤独感的直接预测效应显著(P=0.16，p＜0.001)；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的独立中介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且同伴依恋的中介效应仍然显著高于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两种依恋关系的中介效应之和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1.95%。

以开放性为预测变量考察两种依恋关系的中介效应时发现:开放性显著正向预测亲子依恋(P=0.24，p＜0.001)和同伴依恋(P=0.19，p＜0.001)，对孤独感的直接预测效应不显著，说明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在开放性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的独立中介效应均显著，而且后者显著高于前者，两者产生的中介效应之和占总效应的71.80%。

最后以责任性为预测变量分析两种依恋关系的中介效应时发现:责任性显著正向预测亲子依恋(P=0.45，p＜0.001)和同伴依恋(P=0.27，p＜0.001)，对孤独感的直接预测效应不显著；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产生的独立中介效应均显著，而且后者显著高于前者；两种依恋关系的中介效应之和占总效应的比例为95%。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青少年的“大五”人格、依恋关系与孤独感的关系，揭示了不同人格维度对亲子依恋、同伴依恋以及孤独感的不同预测作用，特别是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在“大五”人格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有利于教育工作者从青少年人格的个体差异出发预防或降低青少年孤独感，或者从改善亲子关系，特别是同伴关系的角度缓解青少年孤独感。

4.1 “大五”人格、依恋关系与青少年孤独感的关系

人格与青少年孤独感关系密切(Saklofske＆Yackulic，1989)。聂衍刚等人(2008)发现，外向性、责任性、宜人性和开放性与青少年大部分良好的社会适应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而神经质则与大部分良好的社会适应行为均呈显著负相关。本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神经质水平与其孤独感的变化趋势一致，而外向性、开放性、责任性和宜人性均与青少年孤独感的变化趋势相反。回归分析进一步显示，青少年的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是其孤独感的有力预测变量，经验开放性和责任性不是孤独感的有效预测因素。这些研究结果支持假设H1。由于外向性高的个体更擅长交流，善于解读他人传递的情绪信息(Rothbart＆Hwang，2005)，而宜人性高的个体更善于解决人际冲突，在遭遇挫折时能够更好地控制愤怒和消极情绪(Graziano，Jensen－Campbell，＆Hair，1996)。因此，高宜人性和高外向性均有利于青少年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从而满足归属感，起到预防或降低孤独感的作用。神经质高的青少年一般具有较低水平的人际关系满意度(Lopes，Salovey，＆Straus，2003)，从而人际需要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孤独感。

人格同样是个体依恋关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Shaver＆Brennan，1992)。本研究相关分析显示，神经质与青少年的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均存在相反的变化趋势，而外向性、宜人性、开放性和责任性则与两种依恋关系的变化趋势均保持一致。回归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大五”人格的不同维度对青少年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的不同影响:责任性是亲子依恋最有力的预测因素，其次是神经质，而外向性和宜人性是同伴依恋最有力的预测源。这些研究结果支持假设H2。虽然缺乏相关文献支持，但从责任性的内涵出发可以推测，责任性高的青少年可能更倾向于为父母分担忧虑，承担家庭责任，从而与父母的交流数量和质量更多，进而增强了亲子依恋。由于外向性和宜人性是人际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王长飞，2004)，因而青少年的这两种人格特质的水平越高，他们便越善于同伴交往，从而增强了同伴依恋。

对于依恋关系质量和孤独感的关系，研究者发现，亲子依恋或同伴依恋质量越高，个体的孤独感越弱(Kerns＆Stevens，1996)。本研究相关分析表明，青少年的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质量越高，其孤独感水平越低。回归分析显示，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是青少年孤独感的有效预测因素，而且同伴依恋对孤独感的负向预测效力更强。这些结果支持假设H3。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分别满足了青少年在家庭内外的人际需要，因而两种依恋关系质量越高，越有利于降低青少年孤独感。Feldman和 Group(2003)指出，青少年自我意识的高涨使其在自主性发展过程中，似乎有意疏远父母，但与同伴的交往时间相对增长。同伴为青少年提供社会比较的参照点和情绪支持，满足他们的群体归属感。这可能是同伴依恋比亲子依恋更能有效预测青少年孤独感的原因之一。

4.2 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在“大五”人格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平行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大五”人格模型对五个人格维度的特征描述(Costa＆McCrae，1992)，青少年的外向性越强，他们越加热情、自信，越擅长人际交往；宜人性水平越高，青少年的利他行为越多，越富有同情心；而责任性高的青少年做事更富有条理性和计划性，做事严谨；开放性强的青少年更容易接纳新的思想观念；而神经质水平高的青少年的情绪调控能力较差，容易出现极端或不良的情绪反应。这些人格特质势必影响青少年与父母以及同伴的人际交往，对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质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孤独感。也就是说，青少年的依恋关系质量在其“大五”人格与孤独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本研究分别以“大五”人格的每种维度为预测变量，以青少年孤独感为结果变量，考察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在“大五”人格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平行中介效应。总体来看，除开放性和责任性外，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对孤独感的直接预测效应均显著，且每种人格维度均通过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孤独感。外向性对孤独感主要是一种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相对较低(37.60%)，而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在其它每种人格维度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产生的中介效应之和占总效应的比例均在50%以上，显示了两种依恋关系在“大五”人格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的重要桥梁作用。在每种人格维度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低于同伴依恋的中介效应；这与青春期同伴对青少年各方面发展的意义日益提高有关(Feldman＆Group，2003)。

5 结论

“大五”人格与青少年孤独感关系紧密，神经质与青少年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其它人格维度与孤独感均呈显著负相关，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是孤独感的有力预测变量；“大五”人格也是青少年依恋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责任性、神经质和宜人性是亲子依恋的有效预测因素，而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是同伴依恋的有效预测因素；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均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孤独感，且同伴依恋的预测效力更强；在不同人格维度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的总体中介效应不同，在同一人格维度与青少年孤独感之间，同伴依恋的中介效应均显著高于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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