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和年轻人—陈逸飞逝世10周年特辑

大师和年轻人—陈逸飞逝世10周年特辑

1979年陈逸飞创作的油画《踱步》局部

因疲劳、债务、一心要再次证明自己的执念,据其子陈凛回忆,连续工作7个通宵,59岁的陈逸飞因胃出血2005年在他画作前去世。在陈逸飞逝世的10年时间里,他的作品从未从大众视野消失。2011年,其画作《山地风》以8165万元成交,刷新当时中国油画拍卖的世界纪录。

鲜有人知的是,这位画家曾在十几年前选择过一批不同领域的优秀年轻人,试图把他的品位和资源通过他们延伸到时装、平面设计、摄影、模特、杂志出版和环境艺术等领域。

在陈逸飞去世10年后,翻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单,令人惊讶的是他当时的眼光与他们今天的成就：当时分别掌管逸飞高级女装与街头品牌的王一扬和张达,离开后创立“素然ZUCZUG”和“没边”,成为中国著名的时装和独立设计师品牌；彭杨军与陈漫大学毕业前就被陈逸飞发现,现已是中国最优秀的纪实摄影师与时尚摄影师之一。彭杨军后来在陈逸飞创刊的《青年视觉》杂志遇到了他的伴侣陈皎皎,如今,两人主编的《新视线》杂志在设计、艺术、生活方式、时尚领域都取得不错影响力,衍生出精品电商平台“良仓”。 平面设计师刘治治、设计师仲松、时装作家顾晨曦当年都是由陈逸飞发现,他们把他看做自己生命中重要伯乐。

在一个创意远无法成为生意的年代,陈逸飞用大部分卖画收入支持这些年轻人。由于不善管理、市场尚未真正形成,到后期已每年亏损2000万。去世前,陈逸飞已决定关掉这些生不逢时的商业,但因担心这些年轻人无处可去,他没有立刻关闭,而是希望他们慢慢接受现实,找到下家。这一想法给了他最后一击。

很多人认为陈逸飞是一个简单的英雄主义者,过分高估了自己,但对于有幸逃过了那个机会匮乏、审美单一的年代的年轻人,他们认为正是陈逸飞的简单,制造出一个复杂者无法想象的保护伞,使他们没有被那个时代消磨掉。

谈起陈逸飞对当时年轻人的意义,陈皎皎讲了一个故事：披头士主唱约翰·列侬和艺术家大野洋子是非常著名的情侣,两人感情也颇为传奇。两个人相爱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列侬去看洋子的展览。

那个时候大野洋子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艺术家,但约翰列侬已经非常出名,大野洋子的作品是她爬一个梯子,艰苦地爬上去,拿出放大镜去看一个字,那个字是“Yes”。

“Yes”在作品中代表“肯定的力量”,年轻艺术家大野洋子艰难地寻找着这种力量,这让列侬非常感动,走过艺术家之路,他明白“肯定的力量”对一个年轻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在陈皎皎看来,这也是长者陈逸飞给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他们在他的鼓励和无私帮助下释放了自我表达,获得创作信心,体会过纯粹而令人振奋的快乐岁月,也把创作当作最值得珍视的事,严苛要求自己,最终树立贯穿一生的崇高创作观。

是他塑造了我们,陈皎皎说。

壹 当时你就觉得突然一下子所有东西都改变了

彭杨军

顾晨曦

张达

彭杨军

摄影师彭杨军看起来很腼腆，略显羞涩的眼睛藏在黑框眼镜后面。但当回忆起陈逸飞先生时，他身体坐直，眼神专注，开始兴奋地滔滔不绝。“我一直会把那个（认识陈逸飞）作为我人生的一个特别大的转折点。”

2000年，还在上大四的彭杨军陪朋友去上海面试艺术家陈逸飞开的时装公司，两人学的都是服装设计。朋友想当设计师，彭杨军则受到先锋摄影的影响，憧憬能获得一份时装摄影师的工作。为此，他花了半年时间精心手工制作了两本创意摄影集，有些想法在今天看仍很前卫，比如在一张颗粒很粗的解放前的老照片上，合影的人的脸都被彭杨军用马克笔涂掉了。

在那时，时装杂志是他少有的就业途径，但在那个审美单一的时代，看到这两本承载着彭杨军期待与热情的摄影集，杂志的回复都是“劈头盖脸的，这什么玩意儿？”只有一家杂志的拒绝善意而委婉，我很喜欢你的东西，但我这儿可能要不了。

彭杨军被各种时装杂志拒绝了七八次，几乎是当时一个时装摄影师全部的职业机会可能，就连他的同学也劝他该现实点，但这个当时21岁的男孩捍卫自己的东西有一套特别的方式，面对质疑，他选择极端地不听任何意见，坚信认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就是对的。

他就是那种“吃一个菜盯着吃吃一个月”，如果喜欢上了一个歌手，就会一直听、一直听，“一个劲儿地喜欢你”。谈起彭杨军的这种性格，他的好朋友、时装设计师张达笑了，他记得10多年前彭杨军的湖南老乡，一个爱开玩笑的朋友跟他说女朋友几点坐飞机来，麻烦他去接机，他会上午请假立刻去接，反倒是对方吓坏了，中午慌张地打电话说你不用去啊，那天是4月1日，“就是湖南人特别拗的那种”。

不过，和大部分中国年轻人不同，彭杨军自有独特的成长之路。读书时，彭杨军就不认为学习成绩是唯一，但一开始，他并不知还有什么其他人生可能，直到高中住校第一次感到自由，拼命地玩，弹吉他，唱歌，“我觉得中国其实从小到大的教育里面都告诉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不要相信自己，你要跟多数人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一直到高中之前，一直是在一个特别大的罩子里面。”彭杨军说。

当发现还有其他生活方式时，他从此不再理会主流规则。他有勇气主动选择不同，但在这时，他也要开始学会面对孤独。当有了自己非常迷恋的摄影风格时，他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看懂，会不会遇到同类，只能因为自己喜欢一直固执坚持。

在逸飞时装，面试他朋友的人是这个品牌的设计总监王一扬，彭杨军来之前很喜欢他的作品，当发现他还是个很友善的人时，他鼓足勇气请他再看看自己手中的创意摄影集。

当王一扬让他把画册留下来，说想给老板看一下时，彭杨军脑海中虽冒出过老板“不会是陈逸飞吧”这个念头，但没再多想，谁会想到一个艺术家开的时装公司需要摄影师呢？那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第二天就要离开上海回学校了。

第二天，本来去取画册的彭杨军却被带到了一个雕塑发布会上，他在那里见到的正是在做新作品发布的陈逸飞。陈逸飞把他带到里屋，“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就疯了……他就说我特别希望您留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些好玩的事”，“他用的是‘您’！”彭杨军强调。彭杨军完全没有准备，他至今记得他忽然被带进那个光鲜发布会现场时拎的是一个很破的包。

一直被质疑的彭杨军称那时的自己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毁掉的人”，当听到有人肯定自己，还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家，他整个人都没有反应过来，见完陈逸飞，彭杨军拎着包坐火车回到学校，头脑一片空白。

那天的等待过程中，他为王一扬给新一季衣服试拍了样本，拍完后，他不确定效果到底怎么样。回校后的一天，正在逛商场的他突然接到陈逸飞的电话，电话那头，陈逸飞告诉彭杨军说找好了一个地方，想给他做个影棚，但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到上海来一趟，我让我司机来接您”，挂完电话，彭杨军突然开始在商场里狂奔起来。

“当时你就觉得突然一下子所有东西都改变了。”彭杨军告诉《人物》记者。

顾晨曦

陈逸飞喜欢用幸运砸中别人。2000年左右，和彭杨军一样体会过这种感觉的年轻人还有摄影师陈漫，设计师仲松、刘治治，时装设计师王一扬、张达等。

按理说，21世纪初，中国的创意产业完全配不上这些敢特立独行有自己想法的年轻人。

《视觉》创刊封面

陈漫为《视觉》拍摄的封面

“那个时候不需要服装设计，都是做外贸、做贸易。”王一扬说。1992年，从东华大学毕业后，想当独立时装设计师的王一扬只能留校，他很羡慕今天年轻的独立设计师，他们有好的商铺，好的推广方式，好的客人，但在那时，没有人知道独立设计师是什么，偶尔为一些服装公司打零工，衣服做出来好不容易进了卖场，设计特点却根本展示不出来——因为是被用两根挂衣杆挂在了一堆各种其他风格的衣服中，王一扬的设计就这样被完全淹没了，卖衣服的是弄堂里的阿姨，衣服卖得不好王一扬直接会被阿姨骂。这让当时在学校拿着一个月200块钱工资的王一扬备受打击，非常苦恼，看着周围做贸易的人买车、买房，“就觉得自己不行”。

最让人郁闷的是，当时人们认为无形的创意工作是不该收费的，“就是设计一个logo，我给你2000块钱，你给我来100个，就是那种。”那时还在中央美院读书的陈漫回忆。

看到中国那时糟糕的创意环境，留美回来的画家陈逸飞决定把自己的美学品位、知名度和资源从绘画延伸到模特公司、服装设计、杂志出版、环境艺术等更多视觉设计领域，提出了“大视觉”的概念，决定完全起用年轻人做新的事情。被陈逸飞选中时，刘治治、仲松、陈漫大学还没有毕业，张达和王一扬则还是大学老师。

和彭杨军一样，陈逸飞一开始就表示出的慷慨令很多年轻人至今难忘。E—mail还没普及的年代，在西安一所大学教书的张达从一本杂志上找到陈逸飞的公司地址，写信表明想当设计师的愿望，意外的是，他很快收到回复被邀请去上海。在陈逸飞家附近酒店大堂，看过张达还没有做成过成品的设计手稿，陈逸飞20分钟便决定让他负责一个时装品牌，在此之前，一直在学校的张达没有任何品牌经验。

同样经历过这种快速被信任的还有时装作家顾晨曦。顾晨曦最初去面试的是陈逸飞的秘书，看过她写的讲话稿，陈逸飞特别跑出来问已经离开的她要不要去做杂志编辑，当时陈逸飞是中国最有名的画家，“你想他就是传说中的偶像，他跑出来跟你说你要不要去做什么，你当然会说好。”顾晨曦说。

此封面照被英国伦敦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展出并收藏

王一扬从1997年起负责逸飞服饰的高档女装系列，海报由彭杨军创作

顾晨曦后来入职的是陈逸飞的《青年视觉》杂志（以下简称《视觉》），陈逸飞的“大视觉”概念旨在改变中国当时的落后审美，《视觉》杂志呈现先进视觉和设计。那时陈逸飞每次出国，都会把整箱整箱的杂志和书从国外背回来给年轻编辑们看，一边看着年轻人一抢而光，一边在后面喊，“哎呀，不要不还的呀……不要撕”，顾晨曦一边模仿一边笑了。

在顾晨曦的印象中，陈逸飞总在想着他的年轻人，给他们介绍各种机会。陈逸飞是世界顶级画廊之一MARLBOROUGH签约的第一个中国画家，经常在餐桌上遇到各种国内外名流，“他跟人家吃个饭就说，我们有小朋友，让他去采访你。”

这让顾晨曦成为中国第一个采访到为蒂芙尼设计经典造型“镂空的心”的设计师的记者，“设计师是江湖上地位很显赫的大人物，陈先生饭桌上一句话她就ok了。”

回想那次采访，蒂芙尼副总全程陪同，顾晨曦后来才知道设计师是一个很久没出山的人，整个公司都很在意这件事。他们一到巴塞罗那，设计师就找了一个会说中文的朋友不停打电话问：你们到巴塞罗那了吗？你们住在哪里？你们找得到我的家吗？顾晨曦后来才明白他们并不真正把这看作一个采访，而是，“觉得就是陈先生派来的小朋友……从头到尾就是很担心我们会迷路或者会怎么样，完全是对待小孩的那种方式。”

还有一次陈逸飞为他们联系去采访西班牙重要的画家，顾晨曦很奇怪西班牙商务处的人对他们特别好，“我开车把你送过去好不好？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进去？”顾晨曦后来才明白，那个画家太大牌了，官员情愿为他们做司机也希望能去看看他的画室。

顾晨曦认为，陈逸飞这种利用自己名声亲力亲为为年轻人联系各种困难采访对象的行为直接让她对名人没有了畏惧心。“他把一个很远处的东西用一种很亲近的方式拉给你看，让你觉得你可以到达那里……然后我就觉得我要一路往外追，只要觉得这本杂志好，我就去联系那个主编要做采访。”

在《视觉》杂志，编辑从不被固定在某个栏目，完全兴趣导向，你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就去做。每个编辑很快解放了自己的思维，迅速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这让杂志很快呈现出了科技、时装、人物、设计、电影等方方面面意想不到的内容。

张达从1999年起负责逸飞服饰的街头休闲系列，海报由彭杨军创作

大师的慷慨和亲力亲为很快激励年轻人变成“整天去了解这个，去了解那个，要去这样，要去那样”的状态：有个特牛逼的摄影师，我看不懂摄影，我也要看一下，笔记本记了一大堆，“大家都很兴高采烈地告诉对方我们发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很爱说一个词，就是这人太牛逼了……我们只要看到那些东西特别棒，特别好，我们就要去亲近它。”编辑们约访时会直接这么告诉对方：我这本杂志叫什么，我的老板是陈逸飞，我们老板是MARLBOROUGH画廊的，“如果我们联系不上就会去找陈先生。” 顾晨曦说。

回忆那段时间，顾晨曦最苦恼的是外国人邮件总是回得很晚，但有什么能阻碍年轻人的热情？顾晨曦那时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于是，她想了一个办法：拍一张小狗很凄惨的照片存在电脑里，再发催稿邮件时，就把这张照片附在附件里：你看，这么晚了我还要在办公室等你回信，我的狗狗还在家里等我。照片一出，换成对方疯了，顾晨曦立刻得到她要的回复。“那个时候，一则大家比较年轻，二则陈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相当单纯的环境，让我们都往前狂冲狂冲。”

年轻人把这份工作当作最值得骄傲的东西，不难理解为什么那次顾晨曦会在西班牙领事馆和人大吵。

顾晨曦那一次为《视觉》的西班牙特刊去办签证。签证官例行公事问了一句，你会不会滞留在那里不回来？

“我当时就翻脸了。”顾晨曦说，她在领事馆跟人吵了起来，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资格这样问自己。那时，她想的我是为了帮助把你们国家介绍到中国，你凭什么怀疑我要滞留你们那儿？

从领事馆回来的路上，顾晨曦一直都很愤怒，见到陈逸飞就和他告状，陈逸飞听完笑嘻嘻的，没说她做得对，也没说不对。回头跟秘书说打个电话给西班牙领事馆，“我当时的感觉是有人给我撑腰了，陈先生要去骂他们了。”顾晨曦不好意思地笑了。

过了几天，陈逸飞叫顾晨曦去新天地吃饭。饭桌上都是西班牙领事馆的人，“一堆老外，好大一张桌子，大概有十几个人。”顾晨曦记得他们都穿得西装革履，都很喜欢陈逸飞的样子，一见到陈逸飞就冲过来合影。

顾晨曦就坐在边上看着他们吃完这一顿饭，两天后，西班牙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她的签证过了。这件事解决之后，陈逸飞什么也没有再讲过。

很多年后，和顾晨曦吵架的领事卸任，办了一个派对也叫了她，去的时候顾晨曦记得那个领事特意跑过来跟她说，你记得吗，你跟我吵过架。当时的她仍没意识到自己有什么不对。

直到出国多了，她才慢慢知道问询是很正常的，意识到自己当时的粗鲁和得罪领事馆的严重。

2003年，伦敦开往爱丁堡的火车上，他们分头拍摄了一组照片，彭杨军拍摄了风景，当时的编辑陈皎皎拍摄了人物，回来后把它们合成了一组作品，刊登在《视觉》杂志

张达从1999年起负责逸飞服饰的街头休闲系列，海报由彭杨军创作

张达从1999年起负责逸飞服饰的街头休闲部分，海报由彭杨军创作

让她感慨的是，为了保护她的骄傲，陈逸飞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难听的话，他毫无痕迹地把这件事轻轻地盖住了。“如果我去领导一个团队，我的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我跟西班牙领事馆打起来，我会说，上帝啊，你干了什么？”顾晨曦说。

张达

进逸飞后，彭杨军立刻和时装设计师王一扬、张达不分上下班时间聚在一起，一种时时刻刻思考创作和分享的氛围在他们周围形成。陈逸飞通过“大视觉”把过去和现在都很少会凑在一起的摄影师、设计师、杂志编辑聚在一起长期工作，创造出了难以再现的氛围：不同领域的艺术创作者相互激发，令他们都能超出各自领域去思考创作。

彭杨军喜欢用“怪”评价大家玩儿起来之后的创作。

怪其实是一种大胆和思路的打开，“张达有时候聊天特别怪”，彭杨军记得张达有一次去了一个全部卖外国商品的超市，在他前面排队的有一个女的，他会不由自主地观察她掏出的钱包和钱包里的照片，从她的穿着，思考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这样一个超市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那种东西让我觉得有很多有意思的部分。”彭杨军说。

那时，张达在逸飞负责相对年轻化的品牌，彭杨军很得意自己为张达拍过的一些时装片：模特躺在病床上，相机架在二楼垂直拍下去；用普通人做模特，比如滑板少年，发型很怪的DJ等等，为他们用座机拍摄肖像，和拍摄一些物品，比如美军在越战时的伞兵头盔，输血袋……把这些肖像和物品放在一起，肖像上写着他的年龄、职业，爱好，血型，身高，而物品上标明物品的特性，比如伞兵盔的钢厚度，重量，年代，兵种，颜色，很多代理商看到那季的样本和海报后慌了，紧张地问“我的衣服在哪儿？”，但陈逸飞就觉得“真好”，特别棒，在2000年，只有逸飞集团能做这样的时装样本。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去拍这个样本的时候，我们在跟设计师开会，他突然走过来就说了一句，他说小彭我希望你拍的时装摄影不像时装摄影，然后我心里一下子特别踏实。”这是彭杨军在给逸飞时装正式拍第一组照片时，陈逸飞特别进来说的话，这句话彭杨军至今记得，因为它给了他自由。

贰 他希望你能够因为他开心

仲松

刘治治

陈漫

王一扬

由陈逸飞主导、仲松设计的浦东世纪大道上的雕塑“日晷”

仲松、刘治治、陈漫

1985年，画家陈逸飞因一起外交事件获得全国知名度。在他留美第5年，美国石油大王哈默访华，令中国人意外的是，哈默送给邓小平的是一幅中国画家的油画作品，画的是那时不为外人所知的水乡周庄，画家是陈逸飞。经媒体报道，陈逸飞和周庄很快扬名国内，“周庄完全是因为他火的。”设计师仲松回忆。

陈逸飞回国后，地方政府都很希望借助其名气创造另一个周庄奇迹。

当时恰逢上海发展浦东。1999年8月，还在上大学的仲松参加了这个万众瞩目的新区最重要的一条主干线世纪大道上的公共艺术品设计招标，被任命为那条大道的艺术总监的正是陈逸飞，招标也是由他的公司向全国代理。那次招标会上，陈逸飞表现出的权力与性情令仲松至今难忘。

仲松提交的是一个雕塑方案，评审们上午开会，结果还没出来，仲松就在午饭时间听到评审会主席陈逸飞到处问仲松是谁。“当时我就说是我，他就说你做的东西我特别喜欢，我一定能把它立起来。”陈逸飞特意从陪领导吃饭的那桌走过来告诉他，这令仲松特别感动。

这个雕塑便是后来世纪大道上著名的“日晷”，招标会后，陈逸飞立刻让仲松用自己的工作室实现了这个雕塑，几个月里，仲松不但在那儿工作，还住在那里，两人彻底成为忘年交。

一直到陈逸飞去世，仲松始终是陈逸飞最亲近的一个年轻人，谈起原因，仲松认为也许是他们都属于比较率性的性格，倾向于“很快（和人）建立起一个信任”，仲松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陈逸飞从信任他变成信任他的圈子，仲松很快把自己的学弟平面设计师刘治治也介绍给了陈逸飞。

陈逸飞身上那种海派绅士的体面做派下随兴而至的天真气质给刘治治留下深刻的印象。

陈逸飞常和年轻人一起吃饭，吃得高兴会突然决定带他们去一个地方住一晚上，这些地方大多价格不菲，“哇，开车就跑。”刘治治回忆，有一次好不容易开车到了南京一家高尔夫酒店，大家晚上躺在游泳池边上聊天，但陈逸飞由于年纪大特别早就睡了。“其实他特别大一个特点就是，他希望你能够因为他开心。”刘治治说。

1983年，陈逸飞在新英格兰当代艺术中心与纽约哈默画廊举办名为“中国印象”的个展

1998年，逸飞服饰发布第一季春夏时装，陈逸飞希望把时装和他的绘画结合。王一扬记得那时他的要求就是不要做的太土气，出来的效果他还是满意的，整体是比较简洁的设计。1998、1999年，当其他品牌都还很土，或主要靠老板去香港买样衣，回来大量剥样，逸飞服饰属于那时很洋气、最像时装的本土品牌

海报由彭杨军在逸飞服饰的工作间拍摄。2000年春夏和秋冬是王一扬个人在逸飞最满意的作品，当时他了解到一些比利时设计师的风格，受到启发做出了这个可穿性比较强，没有之前那么女性化，较明确的系列

这种绅士做派也遭到过实用主义者的嘲讽。陈逸飞是中国第一个自费留学美国的艺术生，有钱后，喜爱体面的陈逸飞在纽约过上了他渴望的上流社会生活，租了一套有Door man（门童）的高级公寓。刘治治一个阿姨也认识陈逸飞，到美国，好客的陈逸飞请她来自己家住。两个人去唐人街买东西，快到公寓时，陈逸飞忽然拦住阿姨，说把市场的塑料袋丢掉，掏出两个更精美的口袋，把东西放了进去，阿姨问为什么，陈逸飞说没有什么，咱们进门的时候拎着这两个袋子样子好看。“他其实只是要经过那个Door man。”刘治治说。

回京后，阿姨因这一举动嘲笑了陈逸飞，刘治治以他认识的陈逸飞告诉阿姨，他觉得这是陈逸飞的一种礼貌，这种礼貌是什么？比如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我做出不是这个阶层的行为会有耻感，他希望生活中给人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体面的、愉悦的，哪怕一个Door man，这样他也会很开心。

在自身努力、媒体报道、名流簇拥、社会公共性参与下，陈逸飞很快成为洋派时尚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代表。

“他当时是上海的名片。”回忆起那段时间陈逸飞在上海的影响力，同是上海人的顾晨曦说，日历是当时中国人家中少有的能展示审美理想的地方，她记得那时很多人家里的日历上印的都是陈逸飞的画。

2001年，新天地刚建好，招商远不像后来那么火爆，看到没有商家愿意入驻，业主就用最低的租金租了一套给陈逸飞，让他先去开店。陈逸飞很爽快地答应了。

陈逸飞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那家店上，叫“逸飞之家”，卖他的设计品。新天地后来大火，陈逸飞很得意，经常把与合作伙伴的见面吃饭安排在那儿，他们都能看到，“逸飞之家”四个字就在这条寸土寸金商业街最显眼的位置。

那时的新天地，一种伴随着成功上升的曼妙欢笑与无忧无虑混合着陈逸飞那种单纯快乐慷慨的性情产生的美妙画面至今印在刘治治的记忆里。

“这个女孩子不错啊，治治，怎么着？”刘治治记得陈逸飞边笑边开玩笑的样子，陈逸飞说的女孩是陈漫，那时她还在中央美院读书，跟老师来上海写生。“陈先生当时就是喜欢年轻人来上海找他玩。”刘治治是陈漫的学长，先认识陈逸飞，听说他有朋友来了，陈逸飞“自己出来专门请俩小孩吃饭”。

第一次见面，陈逸飞带他们去的是新天地一家意大利餐馆，陈漫当时还不太会用刀叉，对着一只虾很痛苦，刘治治帮她把虾拆开，陈逸飞看到这个场景一下子高兴了，慈眉善目调侃了一句，刘治治慌了，连说别别别，这是哥们的女朋友。

当时新天地有全中国哪儿也没有的西式时尚文化，有很多奢侈品牌、洋酒吧、西餐厅，那个轻快迷醉的夜晚给陈漫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成为中国最成功的时尚摄影师之一的陈漫跟刘治治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就是说治治，要没你，我就觉得上海是特傻逼一城市，你带我去的上海是另一个上海。”刘治治说。

回忆那天，陈漫记得的一幕时：一进门，所有服务员都迎上来说陈先生来了，陈先生这个，陈先生那个，“当时就说你看人家画画的真是，人家到现在这样，我觉得我（也）是一画画的，我就觉得我有希望了你知道吗？”

王一扬

重社交、重体面、喜欢名利场的陈逸飞在商业上表现出的突出才能是推广与包装能力。

顾晨曦记得《视觉》刚创刊时，陈逸飞只要去参加活动，手里就夹着一本，遇到人就拿出来给对方看，陈逸飞政府、商场上的朋友多，《视觉》非常厚且沉，一期有400多页，全部铜版纸印刷，不便带在身上，但这反而让人们对他的行为印象深刻，这让这本杂志很快在权贵圈打响知名度。

在王一扬印象中，陈逸飞对设计风格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要和他的海归身份吻合：“洋气”，除此之外，他很少干涉时装设计，但包装和品牌呈现绝对是他非常热衷的事。

因为是社会名人，陈逸飞能获得超出服装老板的渠道资源。逸飞服饰开第一家店时，陈逸飞搞定了当时上海非常高档的友谊商店，店铺位置非常好：最把头的位置，非常大的展示落地窗，第一批衣服做多少件，定多少价格，陈逸飞都完全让王一扬自己决定，这让压根儿没做过品牌的王一扬非常紧张，只好打电话问当时有经验的人，货上去后就每天紧张地关注卖出去了多少。但在友谊商场那个以白色调为主、五六十平方米、挂满大幅图片的店铺里，王一扬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一季衣服卖得非常好。它让王一扬彻底改变了只能用两根竿子在一堆衣服中展示自己的处境，“你的能力、想法一下子呈现了出来。”

陈逸飞很早就开始做时装秀，这一观念当时在国内非常新。陈逸飞做秀的场所也都很有创意，第一场秀是在一个叫PARK97的酒吧里，酒吧在精致的复兴公园内，是那时最时髦的地标。到了第二场，陈逸飞租下整个上海电影制片厂，把秀台下面全部加上灯箱，灯光反射在衣服上，大的投影在后面不断播放着视频效果，“场面特别大气”，这场秀后来影响了中国很多秀。“那场秀我觉得算是逸飞的一个巅峰。”王一扬说。

更让王一扬感恩的是，逸飞服饰做起来后，陈逸飞没有把设计师藏在后面，而是把他们推到了前面，让媒体来采访，很快全行业都知道了他这个年轻人，“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王一扬离开逸飞后创立了自己的品牌“素然”，第一个进的商场就是伊势丹，那时是上海最好的管理团队在管理，他把原因归结为自己在逸飞做过，全上海都知道了他是个非常不错的设计师。

逸飞品牌建立得很快，“尤其是头几年那个气氛真是比较好，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特别牛的。”张达说。在陈逸飞工作过的年轻人后来再找工作时都有很好的口碑，张达后来去的都是知名品牌，顾晨曦离开《视觉》后则去了《嘉人》和中国版VOGUE，“人家说你在逸飞工作，一下子听着就不一样了。”张达说。

叁 24小时，7天

公众期待

陈逸飞的人生一直非常顺利，他的几次冒险都收获巨大成功。出国前，陈逸飞只是上海油画雕塑院一个普通员工，“文革”结束后，他决定自费留学美国，成为那个年代第一个出去的艺术家，到美国，又迅速和哈默家族结交，接触到了纽约的上流社会与最有声望的藏家。

在王一扬的印象中，陈逸飞个性中有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梦的部分，他做事非常努力，很少瞻前顾后，一旦决定就全力以赴。但陈逸飞儿子陈凛明白，父亲英雄主义情结过强的一个结果是，容易严重地低估他所做的事的困难，高估自己的能力。

“我们那时候怎么做杂志啊？”陈凛说，陈逸飞一心想要让中国和国外做出一样的东西，Wallpaper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设计类杂志之一，“他说那个Wallpaper有400页……那我也做400页“，“那你成本多少啊？”陈凛问，那时是Wallpaper的鼎盛时期，400页里有很多广告，《视觉》连广告都还没有。

陈凛是陈逸飞的长子，在陈逸飞出国的第9年，15岁的他也被带去美国。1999年，陈凛回国创业做网站却遭遇互联网泡沫，失败后去了父亲的《视觉》杂志。那时学金融的陈凛发现，父亲做时装、杂志、城市规划热热闹闹，铺得很大，但实际上，这些商业没有一个是赚钱的。

陈凛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这么慷慨，让他哑口无言的是，他的父亲把一切透支都建立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上。陈逸飞的画一直卖得非常好，每当陈凛质疑他，他就会告诉他，没问题，公司亏钱，我画两幅画就可以了，“你看你一听到这个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讲这句话。”陈凛说。

陈逸飞容易高估自己，喜欢让别人开心，陈凛记得父亲常和他说的一句话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帮别人做，要从头到尾做得好，你如果帮别人做，你做到后面别人不开心了，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他是一个非常面面俱到的人。”总结起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陈凛说。在他看来，这让陈逸飞在外界印象中都是极端靠谱的，“100%保证你从头到尾开心，没人说他坏话。”陈凛总结。

在陈凛印象中，陈逸飞回国后，政府就开始不断让他出面做各种事情，陈逸飞从不拒绝。随着他商业声望升高，到最后，甚至很多地产商都来找他，想把他的名字放上去，说是陈逸飞参与的，“变成城市规划他都管了。”

他对地产商不拒绝吗？

兄弟嘛，你怎么拒绝？

不收钱吗？

不收钱，他从来不收钱。

陈逸飞喜欢被追捧和需要，很多找到他的人也看到了这个特点，渐渐地，陈凛发现有求于陈逸飞的人都开始叫他“大师”，变成“陈大师你要参加我们那个城市规划，陈大师你对这个怎么看”，“他是个好人他就不大好意思去拒绝别人，”陈凛说，“大家让他拍电影，说陈大师，你要拍电影，陈大师你要做杂志……你做得太棒了，我们扩张呀”，“社会上你是大师呀，让全中国人民都要穿上你的衣服……”“大师”很快被吹捧为无所不能的。

“你站得越高，你的压力越大”，在陈凛看来，接受这种追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陈逸飞越来越恐惧失败，即便他的商业是亏钱的，他也必须不断地做得更大更多，符合人们对他的期待。

死亡

但在2003年，一件不由他控制的事还是发生了。

在中国，刊号不能私人拥有，《视觉》刊号属于一家国企，在仲松回忆中，当时国企领导想要把手中的资源集中起来，强行从陈逸飞手中收回杂志。新华网上转载了一篇出自《华西都市报》的报道，《视觉》被收回后，陈逸飞一怒之下又和上海一家杂志申请了增刊号，出版了《东方视觉》，《视觉》总编辑不依不饶打电话给报社指责陈逸飞并没拿到正规刊号，属违规行为，两人骂架直接登在媒体上，在这种逼迫下，仲松记得《东方视觉》只做了一期就草草结束，“等于就像那种，很强行就给抢走的这个事。”仲松说。

在这次失败之后，仲松看到陈逸飞的弱点开始暴露。“就是他不去面对，他总是拿一些新的事情、新的成功来覆盖失败的。”

“新的成功”包括扩大时装产业，通过开更多分店意欲模仿H&M这类时装连锁帝国。“其实我们不适合做这么大……我们是一个没有管理经验的公司。”陈凛说，“他要面子，他要扩张……他不能越做越小吧。”

在张达看来，逸飞公司还很小的时候，强调的是创意和设计能力，这是艺术家非常擅长的，但当它变大后，强调的就是市场分析和成本控制，“而这两项是逸飞公司最弱的。”

那段时间，仲松经常接到陈逸飞的电话，说管理者很难找到。

找不到可以信任的合适的管理者，陈逸飞只能用自己的亲弟弟和妹妹。仲松说，有一天晚上一两点钟，陈逸飞忽然很烦躁地出现在他面前，说自己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说他的服装公司又出了问题”，陈逸飞指的是他的库管，之前因为高价进面料，库管已经换过一次，“结果这个倒不高价订面料了，这个是库房里头还有十几万面料，他还在进新的……当时他特别郁闷。”仲松回忆，仓库正是陈逸飞弟弟负责的。在陈逸飞的儿子陈凛看来，他的父亲在这时却没有任何办法，“你如果（找个职业经理人）做得不好我可以说你，你弟弟你怎么说呢？”

另一个“新的成功”是筹拍电影《理发师》。《理发师》一开始阵容非常强，姜文是男一号，葛优是男二号，仲松记得大家刚开始很开心，“陈先生要拍《理发师》，说你看我选姜文好不好，我们当然说好啊，姜文多好啊，多有才气啊。”他们那时都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都非常喜欢姜文。

拍摄期间，王一扬已经很难见到陈逸飞，电影立刻成为陈逸飞新的非常看重的一件事。“那是他新的一个事业的一个点。”仲松说。

然后就是姜文和陈逸飞在剧组闹矛盾，“姜文其实当时是把自己很多的人、团队拉进来做这件事，等于把陈逸飞架空了，就是他很难受。”仲松说。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谁都不懂。”仲松记得姜文一开始把制片主任、会计都带到剧组时，陈逸飞还很开心，跟他说你看姜文把团队都组织了，但很快，他发现剧组已经完全不受他控制了，两人拍摄时经常会“吵起来，打起来”。

陈逸飞之后把姜文的人全部换掉，重写剧本，要重拍整个电影。2006年第16期《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理发师》停拍时戏拍了1/5，已严重超支，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超支是因剧组里存放了900万元现金，因原来的人员离开，900万元成为呆账。有资深制片人曾评价，很少有人敢把这么多现金放在组里。《理发师》重拍时，执行制片人王绍伟被问到为什么会把这么多现金直接放在剧组中，他说起陈逸飞的金钱观：“放900万元现金也是正常的，陈导说：‘1500万元我多画几幅画就完了。’”

陈逸飞对这件事简单化的理解，正如当时陈凛问陈逸飞为什么赔钱还要继续扩张一样。但在陈凛看来，“我们不能这么铺张出去，但是就是被大家架架架……”

因陈逸飞坚持重拍，投资方不再继续投钱，重拍时建组资金完全由陈逸飞自筹，刘治治记得拍电影期间陈逸飞已经非常疲惫，他曾在公司里见过陈逸飞，当时他从电影场地回到上海，他们一起在电梯里，陈逸飞忽然就跟他说，治治，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一块到公园里坐一坐多开心啊，我还得上楼管公司这些事情，我也不懂，太累了，太累了。

到了2005年，陈逸飞的商业已经每年赔2000多万，在陈逸飞最恐惧又最艰苦的时刻，陈凛认为父亲必须把商业彻底关掉，他想帮父亲建立起勇气战胜对失败、人言的恐惧，特别为父亲安排了一次卢浮宫之行。

面对卢浮宫里那些大师名作，陈凛想告诉父亲，这些伟大的艺术家生前也做过很多商业、其他事情，但在他们死后这么多年，人们记得的只是他们的艺术。“我说我们也管不过来公司，你就是有个梦想……你想尝试，OK……现在你也尝试了，你也达到你的目的了，你帮助了这些年轻人达到了新的高点，你把杂志做到一个新的基础，以前没有这种所谓的漂亮的杂志，你做好了，或者说你这个服装，把中国的服装带上了一个台阶，great，好了，结束了……我说你呀最后你死的那一天，别人肯定说，你是个伟大的艺术家，没人会说你是个伟大的生意人。”

陈凛认为他的话当时起到了作用，“最后他死以前，他是想把公司都关掉的，其实他最后是想把公司全都关掉的。”陈凛说。

但回国后，陈逸飞又开始担心公司一下子关掉大家没有地方可去，“一般生意人嘛关掉了，再见了，大家全部再见了，他就想我要照顾这些人，他们要有一个地方去，要慢慢给大家一个说法，慢慢慢慢，他这么想的。”陈凛回忆。

在顾晨曦印象中，在最糟糕的时候，陈逸飞也从没赶过他们，而是他们自己发现公司没有新业务了，等于被陈先生白养着，那个感觉也不舒服，那时有其他杂志给她工作机会，她就走了，顾晨曦记得，“临走的时候陈先生拉着我的手说，不开心就回来，然后说有什么事情的话就让我再回去找他。”

做杂志时，顾晨曦两次发现陈逸飞是从自己私人账号里拿的钱让她去的国外。当时《视觉》杂志每期有100页海外专辑，会派3个人去将近3个星期，是很大一笔开销，有两次财务让她拿到这笔钱时签个字，说不走公司账，她当时就想着我要赶紧去，我要赶紧去，后来细想，其实那时是陈先生财务出问题了。

正是这种顾及他人感受，无法狠心把一切彻底结束的性格给了陈逸飞59岁的生命以最后一击。回国后，陈逸飞一边支撑着庞大的公司，不想让任何员工知道公司的糟糕状况，一边为尽快还清债务，开始了对自己体力与才华的激进透支。透支的方式便是拼命地创作，卖画。

当时，陈逸飞还在拍摄电影《理发师》，于是，他的生活变成了白天拍电影，晚上回画室里通宵画画。

“拍电影，画，拍电影，画，天天不睡觉。”回忆起父亲过世前的状态，陈凛说，“我就觉得很夸张，我一直跟他讲，我说你那么累干吗，关了呀关了呀，清掉了，结束了，结束了。”

连续通宵工作7天后，陈逸飞终于胃出血累死在画室里，“24小时，7天，死掉了。”陈凛说完这句话停顿了一会儿，“他就这么过世的。”

在陈逸飞过世前最为名所累时，仲松曾见到过他少有的放松时刻。那次他接到陈逸飞电话，电话里，陈逸飞告诉他自己想带新任妻子和他们很小的儿子来北京度假，之前陈逸飞出行都是有事在身，这次是他少有的纯粹的旅行。

陈逸飞说想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仲松想到了北京植物园里的一个饭店，当时植物园管理没那么严格，想到他们可以把车开进去野炊，仲松又准备了餐具、桌子、椅子，“都是新买的。”

在仲松的精心准备下，那次行程非常放松。仲松到机场送陈逸飞离开时，看着陈逸飞带着妻子，推着孩子，突然一瞬间，不知为什么特别感动，他转头告诉他当时的女朋友，认为自己又看到了真实的陈先生，一个他在其他场合已很少见到的陈逸飞。

其他场合是什么场合？

从仪态上，包括谈话上，都是在一个所谓比较社交和工作的状态下的。

在陈逸飞死后，这成了仲松对陈逸飞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

陈凛

很多朋友都以为陈凛会有很多父亲的油画，但为填补财务漏洞，陈逸飞生前已把所有成品画全部卖掉，除了在父亲逝世后，通过拍卖买到两张“水乡”系列，陈凛手中没有父亲一张成画。亏得一塌糊涂的公司在陈逸飞死后宣布破产，曾经的大师给后人留下的大部分遗产是那些为还债还没画完的半成品。

陈凛是陈逸飞第一任妻子的孩子，他和陈逸飞第二任也就是最后一任妻子打了一场遗产官司，至今未果，那些半成品的画作至今未判定归属，它们被封存在MARLBOROUGH画廊的仓库里。

陈逸飞死后，他生前一些朋友提出要帮助陈凛，陈凛都拒绝了。突然一无所有，也让陈凛意外地把自己的潜力挖掘出来。一次意大利旅行途中，他认识了一个零售商之子，成为朋友后，对方介绍给了他当时还很小的奢侈品电商平台，允许他入了些股，奢侈品电商平台后来成长得很快，自那以后，陈凛算是在这个领域有了一个成功投资案例。

父亲去世后，陈凛决心重新辟出一条新路，当时中国很多行业已经做得很大，他决定要做海外投资第一人。没有人教他海外投资，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就一家家去敲门，一个个见VC（风险投资商）。“我其实没有办法，因为老爷子死了，公司也破了，我只能靠自己了，还能靠什么呢？……要不然你就被别人笑话，别人说陈逸飞死了，他自己就没戏了。”回忆那段时间，陈凛说，在那时，他觉得人是有潜力的……“你看二代他不行，因为他父亲在上面，他罩着他……他在，就是惰性一下吧，他没了，反倒你潜力就发挥了。”

陈凛皮肤黝黑，精瘦，他指了指身上的短裤，说自己现在的梦想就是天天穿着这样的衣服，甚至不穿鞋子，就在外面，可以把脚跷在椅子上。“为自己而活，不要为别人而活。”陈凛说。这是他看到父亲死亡之后形成的人生态度。

《人物》记者见到陈凛是在一个楼下有Costa咖啡馆的公寓里，他住在这里，也在这里和他的商业机会见面。陈凛说，现在，在把一件事真正做成前，自己从不过多炫耀，尽管手中已有很多明星项目，但不让太多投资圈外的人知道自己，“你出名干吗呢？出名第一是压力，大家看着你，其实大家看着你怎么掉下来的压力。那你不想别人看笑话，那就拼了命站在那儿。”

从父亲之死感受到的恐惧已内化成他的谨慎性格。咖啡馆有一扇专供公寓住户出入用的内门，正对着公寓电梯，在送别《人物》记者后，他推开那扇门，转身便可以回到他的住处，他已经过上一个典型成功自由投资人的人生。

肆 简单的力量

陈皎皎

在陈凛看来，父亲是一个简单、高估了自己的人，他也为此付出生命。陈凛认为，现在有人记得陈逸飞，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而且这些好事他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从你身上赚什么钱，他也从没有想过你要回报他什么东西。“所有人说你好，因为你是无私奉献，他才说你好，你如果很自私，为什么说你好呢？” 陈凛告诉《人物》记者。

但在受过陈逸飞帮助的年轻人的描述里，就像是孩子踏入社会遇到的第一个父亲，他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层面的意义。

侥幸度过那个审美单一的年代，彭杨军至今不敢想象他毕业之年若没遇到陈逸飞而是为生计妥协去了一个保守的公司，不断被告诉你千万不要拍得怪，一定要商业，不然东西卖不出去，他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因为你想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刚踏入这个社会，你肯定还是有理想化的东西和你特别想表达的东西，和最干净的那些东西，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极容易被破坏的”，“他在你人生最需要的那个时间保护了你，让你相信一些东西，坚持一些东西。”

2003年，陈逸飞还在世，被给予充分创作自由的彭杨军已是《视觉》杂志编辑与逸飞时装设计师都最想合作的摄影师。

当问到《视觉》有没有人际斗争时，顾晨曦先是坚决否认，接着她想了想，笑着说，有，抢小彭。那时一做杂志，编辑们就变成这个说小彭你得把这个档期留给我，你得跟我去这个国家，那个说不行，小彭，你得跟我去那个国家，“大家抢抢抢，大家吵吵吵”。

“小彭会怎么样呢？”

“小彭只选他自己感兴趣的，别想跟他套近乎。” 顾晨曦笑着说。

《视觉》杂志起得很快，很多人被它吸引，包括一个还在上大三、来实习的叫陈皎皎的女孩，但她没打算留在这里，而是决定实习完接着出国，或留校做研究生。

彭杨军见到陈皎皎是在他从国外拍完城市专辑回来的一次选题会上，那天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办公室，一抬头就看见这个女孩坐在面前。

有的人可能你不需要太多时间交流，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跟你很像，彭杨军告诉《人物》记者。彭杨军欣喜地发现之前他的幽默感有可能有人不会明白，但跟陈皎皎说时，两个人会一起爆笑，“你会觉得每时每刻你跟她讲的所有的事情都特别有趣。”

相恋后，陈皎皎经常用各种特别的方法和彭杨军交流。有一天他收到陈皎皎的短信，当时手机还是黑白屏，屏幕上出现了一排一排的标点符号“/”，满屏都是斜杠，一页、一页、一页，翻到最后，下面写了一句英文：it is rain。这让之前长期找不到同类、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彭杨军非常感动，这个女孩似乎知道他不善语言沟通，有时显得在人群中格格不入非常孤独，所以在用另一种方式和他说话，一种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方式。

两个人很快变成了什么东西都会和对方讲，从醒来就开始说话，一直说到睡着。彭杨军出差时，一下班，就开始给陈皎皎打电话，一直打到凌晨两三点钟，有一次，电话打到两个人都睡着了，第二天他们发现电话是通的。那时的短信能储存的条数很少，一到手机满了，彭杨军就一条一条地抄在一个本子上，才舍得把短信删掉。

陈逸飞给了彭杨军第一个正式工作，让他做他相信的事情，他在那里拥有了王一扬、张达两个最好的朋友，建立起了人生大部分的价值观，还让他在这段工作里获得了一个真正的爱人。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挺自卑的，然后我觉得幸运的就是，还好，我在该得到鼓励的时候得到了。”彭杨军语气中充满感谢。

2014年7月22日，陈皎皎在“一席视频”中分享了她的成长经历，从小学到初中，她都是一个标准意义的好学生，高二那年，看了很多国外设计师的画册，她忽然想学设计，想做一名设计师，但并没有下定决心，“当时我妈妈做了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她去到学校跟我高中的班主任说，我的女儿不要来读高三了，然后她要学艺术，她要做一个艺术家。由此我得到了一个独立的高三的一年这样的时光，用自己的节奏和学习方法来学习艺术和文化课，最终我考上了自己喜欢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设计专业。”

高三一整年，陈皎皎离开了她熟悉的群体，开始一个人去美院地下室学画画，但她发现她想的不是“你这样可能是最后哪个学校都没上成”，而是享受突然变成自己，找到了按自己的兴趣做决定的快乐。考完专业课，只剩很少的时间去学习文化课，她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完成高考，比如历史，通常学校会要求死记一个事儿，哪一年，谁，但她觉得，那个就不是历史了，很难看出完整的逻辑，她就把所有历史事件的联系画成了一整张长长的图表，她发现只要把这些逻辑弄清楚，历史很快就记住了。对她来说，这是跟随自己直觉感的时刻，从此，她更依据直觉感而不是世俗计算去做事情。

陈皎皎很喜欢说“直觉感”。在她的描述里，直觉感是跟随自我或一件事“本身的样子”做出选择，而不是按照世俗标准。一个人和自己的直觉感在一起的时刻总是自由、强大而迷人的。比如她很喜欢一个荷兰广告人朋友Erik，他得了全世界的广告奖，却把这些奖都堆在厕所里，后来觉得放不下了，就不参加了。私下也做了很多独立出版物，有一个系列是从遗弃的相册里找到和整理的照片，比如有一个女的，他的老公一直给她拍照片，去各个景点，但他发现在几十年的照片里，这个女士占照片画面的比例越来越小，其实是她老公对她不感兴趣了，不再认为她是一个值得关注点或美的东西。或者一个人养了一条黑色的狗，他很喜欢这只狗，但以前的傻瓜相机曝光不准，所以永远在照片里看不见这条狗，这本相册只有最后一页有一张照片曝光准确的看到了这条狗，他喜欢荷兰的一道民间菜，两个被淋上黄色酱汁的肉球，他就会带好朋友去小饭馆吃“屎球”，Erik的公司设在一个老教堂空间里，二层有一个跳水板，里面的人不喜欢走楼梯了，就可以从跳水板上跳到一楼。在陈皎皎看来，Erik就是把直觉感保护得很好的人，“他把自己的那个很单纯天真的一面能封存的很好。”

谈起陈逸飞对年轻人的意义，陈皎皎讲了一个故事：披头士的主唱约翰·列侬和艺术家大野洋子是非常著名的情侣，两人的感情也颇为传奇。关于列侬如何爱上洋子，有一个小细节。上世纪60年代，列侬去看大野洋子的一个展览，那个时候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艺术家，作品是要观众爬一个梯子，爬到顶上去，拿出一个放大镜去看天花板上的一个词，那个词是“Yes”。

“Yes”在大野洋子作品中代表“肯定的力量”，大野洋子艰难地寻找着这种力量，这个过程让感同身受的列侬非常感动。在陈皎皎看来，陈逸飞跟她的母亲一样，鼓励自己追求真正的兴趣，正是陈逸飞当时给年轻人的肯定和鼓励，才让他们的直觉感得以勇敢释放，无数充满创意和勇气的创作也在这种直觉感里产生。

“他相信一个年轻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凭证，因为他不是说你做了几件事情以后，他认为你可以做这件事，而是他可能最开始遇到你，只是凭一些支离破碎的事情他就认为你可以做到那个。”在陈皎皎看来，这正是陈逸飞的伟大之处，让你纯粹在这种被信任的精神感动下把自己的潜力全部激发出来。陈皎皎也在著名媒体老板邵忠的公司工作过，邵忠夜以热爱并收集有才华的年轻人出名，但她认为他们有些不一样，邵忠的方式是看到了年轻人做出了很厉害的事情，再把他聚集在自己身边，但陈逸飞塑造了他们。

个人风格

在一个创意远不能成为生意的年代，陈皎皎总结过易被这种肯定的力量打动并创造的年轻人共性：因为有才华被发现，人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想把事情做好，不会考虑太多东西。

陈漫很怀念在那个大家都看不到什么现实利益，陈逸飞在那时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大家受到激励，一心只盯着那些海外大师看的年代，当时“完全不是为了甲方的时间需要”，就是不计成本和时间地做自己想做的作品。

2005年，离开陈逸飞的张达自创品牌“没边”。一开始他并没有创业想法，当发现自己不太合适在公司里做事，他想做的东西很多公司认为太超前，没法跟客户推广，他决定独立

“没边”一开始，张达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人在思维上比较模糊，不是很精确。他把这些中国式思维用在服装设计上，比如包缠式处理、放开肩缝、包裹式裙子，这些都不像西方那样有很精确的尺码，张达这种设计可以自由包缠，是缠绕式的，胖的、瘦的，客户都可以适应，跟中国人在接人待物上留有余地、没那么精确，是相通的。因为这种模糊性，尽管张达的设计理念比较抽象、概念化，但他的衣服穿着上却没有任何不适。在他创业后，衣服卖得很好

设计师张达至今保留着一个供自己实验各种创作语言的工作室，陈皎皎说张达，“他的喜好很多，其实他也可以做非常优雅的东西……但是他也喜欢非常街头或者更多实验性的尝试。”她认为张达并没有看重把时装当成一个产业去做，而是更看重自己的设计语言，因为他如果看重生意，就应该给消费者固定的期待，“但是张达就是永远你不知道下一季做的是什么……他可能就这季做的是这个，下季就忽然变成，好像是完全另一个人，所以多数人很难你固定成为他的消费者。”

“从某种意义上，陈先生是这一群设计师的保护人。”平面设计师刘治治说。决定和刚刚要毕业的他一起合作设计工作室后，陈逸飞没给他提任何业务量上的要求。“也没说我接了个活儿，治治你必须得干了，没有。”他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遇到陈逸飞，去了一个特别差的广告公司，“去为挣三千块、五千块钱被客户弄”。“你知道一个年轻人在那时候突然有两年的时间你可以……去建构自己的理解，第二，保有一定距离让你远离那些恶人（多么幸运）”， 刘治治认为那段不受打扰、可以持续做自己事情的时光对他后来形成自己的风格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和陈逸飞先生一块做这工作室，那种傻逼活儿我不接就不接了……那些人也摸不进来，一些人一想，哟，陈逸飞，肯定贵，不来了……不会进来让你给改张名片。”

直觉感也改变了彭杨军的创作。

和他内向、执拗的性格一样，在创作上，彭杨军也容易钻牛角尖，过于追求有视觉冲击力的摄影，强调形式化，总想一次次突破，做出更震撼的作品，但却疲惫不堪。回忆那种创作，他觉得“那是一个特别理性的过程，考虑视觉，考虑概念，考虑形式感，然后（才是）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直到有一次，彭杨军去维也纳拍城市专辑，下飞机坐在大巴车上，忽然天降大雨，雨点不断用力打在车窗上，彭杨军忽然想起陈皎皎发给他的那条都是斜线、仿佛只在和他一个人说话的短信，他飞快拿出相机，啪，对着车窗抓拍下了这个画面。

回到酒店，在一股力量下，彭杨军立刻联上网把这张一排排的雨打在玻璃窗上的照片发给了陈皎皎，邮件里写的一句话是：it is rain。

那一瞬间，彭杨军感到自己成长以来一直被压得很深的感情终于释放，觉得他的手和心相通了，而不是一味只会在形式上用力，他意识到自己终于懂得如何把感情带入到摄影中。王一扬和张达看到这张照片都很替他开心，他们终于在照片里看到彭杨军。

如果说“没边”早期设计崇尚智力，概念有时会变得比较空洞，但最近几年，张达认为他的设计正变得更实，创作素材转到较世俗、市井的方面。体现在对比因素增加，不像以前那么统一、提纯，他会让一些偏雅致的东西，和运动、街头的东西放在一块儿，或者是使用街头那种手写字体。早年的“崇尚智力”和这几年的有一点“市井气”，在张达看来都是他自己，他期待接下来可以让两者有比较好的结合，让两方面都变得更深入

“我当时我都觉得我可能会在这个公司一直做下去。”彭杨军说。

理想是看不见的，或者它的反馈可能是很慢的

2005年，彭杨军从一个记者那里听到陈逸飞的死讯，记者打电话问他的感想，他非常生气，跟对方吵了一架。但当王一扬打来电话也问起这件事，他意识到陈先生的死可能是真的，在电话里，两个人都哭了。

第二天，彭杨军和陈皎皎坐地铁，买了一份报纸，陈逸飞的死就登在报纸的头条上。“然后我就坐在地铁上看那报纸，哭得跟一傻逼似的”，两边都是人，谁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在他像一个孩子一样不知所措时，让他意外的是，陈皎皎却直接打电话给已经易主后的《视觉》杂志社，要求他们必须拿出一个版面放陈逸飞先生一篇悼文，那边说我们讨论一下，彭杨军记得陈皎皎喊，这有什么可讨论的，这是你必须做的事情。陈皎皎在那时表现出的勇敢至今令他难忘，他觉得她牛逼极了。在那一次，彭杨军最终确定了陈皎皎的强大。

陈逸飞无偿帮助年轻人，也介意他看重的人在关键时刻是不是支持自己，让他生前颇欣慰的是，当遭受不公，被他保护过的年轻人也表现出了一种是非分明的正义感。刘治治回忆起杂志刊号失去，对方试图用职位和权力拉拢他和另一位设计师时，口气至今充满愤怒，“说陈逸飞不用再搞了，这刊现在就是我来组织做，你们谁想来，就给你们安排当主编。”刘治治明确拒绝了。

离开逸飞后，陈皎皎认为她和彭杨军仍始终追随了他们的直觉感，在遇到事情时，如果有内心真正喜爱的，他们不会去选择一个看上去利益更大的，他们认为这让他们在逸飞后也享受了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

在逸飞时，两个人一直很喜欢一本叫做COLORS的意大利杂志，一本被他们称为世界上最牛逼的人文杂志，杂志书脊上写着“a magazine ab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以平视的角度客观地观察世界，不仰视也不俯视，记录那些不被关注和熟悉的人群和地方。杂志讲过一个最接近南极的砍木头的人的故事，整本杂志只讲这一件事，异常单纯地讲述方式令他们非常喜欢，一上来就是这个人的肖像和他的名字，翻过来，看到他住的房子，他的斧头，继续翻，是他的兔子，然后是他朋友的肖像，然后是他敌人的肖像，后面才是很长的文章，通过前面这些东西你已经能有很大想象空间，文章中谈到因为犯事来到这个极端环境，但在一个极端单调环境里发生的事情和回忆能直指人心和社会问题。“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陈皎皎说。这些内容当时都是陈皎皎一页一页念给彭杨军听的，这是两个人特有的沟通方式，先是由英语好的陈皎皎发现一些好内容，再一页一页地翻译给彭杨军，支撑起这种繁琐沟通的动力是一种共鸣，给别人说这些时，别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每次彭杨军听完都会一样觉得特别棒，这会更激励陈皎皎。如果我能为这本杂志拍摄一张照片，就死而无憾了，彭杨军曾对陈皎皎说。

王一扬提到了“素然”拍摄海报的方式，不是进棚摆拍，而是让一个美国摄影师请周围朋友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穿上“素然”衣服，在真实的生活状态下拍摄。他认为这种拍摄方法和“素然”的品牌非常一致。好设计的真正价值在生活中，而不是在高高在上的T台上。他希望时装能跟当下的生活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在做设计时，王一扬也提倡自己的设计师把观察与灵感收集还原到日常体验中。在他的朋友圈中，常会看到他和他的年轻团队在一起愉快烹饪，体会日常乐趣的惬意时刻

“茶缸”是王一扬做“素然”的同时做的一个独立设计 。在“茶缸”，他决定从西方设计的工作方法中找到一些可借鉴的东西，比如西方设计强调从自己生活的环境、生长背景中寻找素材，这启发他去关注自己的经历。因为小时候生活在东北，他对棉袄记忆深刻。西方对棉袄的概念不那么明确，但中国传统絮棉型棉袄很有特色。他借用棉袄的设计语言，比如连袖结构，就像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是连成一片的。“茶缸”对王一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语言，把设计、环境和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建立关系

2005年，当从顾晨曦那里听说，COLORS所在的创意中心可以全球申请时，两个人毫不犹豫立即提出申请，当时一家他们也非常喜欢的英国杂志TANK已决定让她们负责中国版创刊，但在所爱面前，他们还是放弃了这个已有的机会，两人试图说服COLORS让他们去工作的想法如今看来都很单纯可爱：比如要不要先做一个册子告诉他们，我们可以做主题很相似的东西，如果对方觉得两个人会占的资源有点多，是不是可以告诉对方，我们可以用一张桌子。结果，东西快递过去，对方很喜欢，奥运前夕，COLORS决定制作一期关于北京的城市故事，邀请彭杨军和陈皎皎担任那期的艺术总监，“那一刻我们俩都已经疯了！”陈皎皎说。

在这种鼓舞下，到意大利后，两个人更加疯狂，意大利的公交车一个小时只有一班，而且时刻表说8点09分，然后不准，过了那班，就只能等下一个小时，他们迫不及待要去做事，如果天气不是很冷，他们就选择骑车，路程很远，需要骑一个多小时，但他们两人一路喊着回去，心里特别开心。

意大利总部共委派了10组人去往北京制作，彭杨军和陈皎皎是最年轻的一组，但最有热情，他们从早到晚都在讨论、拍摄和采访，其他国外的组非常恐惧，说你们能不能去玩，别做了。“我们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把你想做的做完。”陈皎皎说，回到意大利，COLORS总部看了素材，决定整本杂志使用他们的照片、采访和设计方案，并邀请两人成为COLORS史上最年轻、唯一来自亚洲的主编和创意总监。

上面三张：2003年逸飞丛书《利物浦》、《维也纳》、《爱丁堡》，这是彭杨军与陈皎皎的第一次合作下面三张：《新视线》杂志，COLORS杂志北京特刊，获卡塞尔图书大奖和美国photo eye 大奖的出版物《盒子》

COLORS之前的主编很多是艺术家，能完全操作这本国际顶级杂志，一度让中国文艺圈非常吃惊。陈皎皎和彭杨军回国后又接手现代传播的《新视线》杂志，带领团队获得多个亚洲出版协会大奖，又很早做起了现在才开始流行的精品生活方式媒体、社区、电商混合的互联网平台“良仓”。在很多人眼中，他们做的事情很多是有先见之明和引导性的。

在陈皎皎看来，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正因为随后的人生，她和彭杨军一直追随直觉感，很少计算。直觉感总能带她到一个大多数人都不去的地方，然后这块的空间就都是你的了。因为计算的话你就知道要走到哪，拿什么东西去换，但依靠直觉感则不是。而在困难、不公、违背内心原则时刻，直觉感忽然产生的力量也会一直保护着两人，让他们不混沌，一直保持了敏锐的感受力。

2008年，回国成为《新视线》主编后，陈皎皎和彭杨军开始要领导团队。办了一段时间后，彭杨军发现了自己招人的标准不是这个人已经在什么地方做得很牛逼，而是热情、开放和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们招了很多刚刚毕业的小孩，有的从来没有做过这一行。意识到这个标准是一次一个离职的编辑建议他们应该多找一些成熟的编辑，但彭杨军脱口而出我的标准不是成熟而是这些珍贵的特质之后，他意外发现这些标准和陈逸飞当时选择他们时是一样的。“我要的是你的热情，就是说你为了做这件事你可以什么都不要了，疯了一样去做这个事儿。”彭杨军说。

但他也渐渐发现，他们的工作方式并不是被所有的年轻人理解。“有团队的人私下里聊天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永远在high点上。”

在意大利工作那段日子，一段录像一直被两人保留。那天是彭杨军的生日，晚上两三点，两人还在加班，创意兴奋时，彭杨军各种耍宝，耍完宝开始吃面，面就是一碗很小的方便面，两个人分着吃，陈皎皎在视频里说给我留点什么的，彭杨军High了还爬到了大垃圾桶上，钻进去玩……成为《新视线》的主编后，他们有时也会给更年轻的下属看这段录像，在他们看来，这段录像里的搞笑、活力、充满热情、一往无前的东西是无比宝贵的。但让他们意外的是，很多人看完之后却有点替他们难过，觉得他们在那边过得太惨了，怎么会那么累。这时彭杨军会想和下属说：如果你没有看到困难，困难就是不存在的。

2012年，陈漫为著名视觉设计杂志i-D 拍摄封面。这本杂志的创始人Terry Jones，前英国版VOGUE创意总监，在陈漫为《视觉》杂志拍摄封面期间，曾来中国做过一次i-D的展览，这次旅行中，他看到陈漫拍的封面，陈漫回忆，Terry此后一直默默关注她，在他临退休前，决定完成心愿邀请陈漫，让她成为第一个为i-D拍摄封面的中国摄影师。有趣的是，陈漫说她此前不知Terry对她的兴趣，那次也是她第一次得知这个故事

2014年，顾晨曦翻译的《格蕾丝传》中文版出版，格蕾丝（Grace Coddington）为美国版VOGUE创意总监

经历过陈逸飞的理想主义鼓舞，彭杨军和陈皎皎会花很多时间告诉团队里的年轻人，这个事情可以像你相信的那样，做到你认为你可以做到的那样，我们可以做到世界水准，做到不一样。他们不认为这是洗脑，而是真心认为可能，但他们发现很多人不相信，或者只跟他们走了一段路，就变得很现实的：一是一，二是二，三就是一的三倍。他们终究发现有些年轻人无论自己怎么说，都无济于事，他们从没有在一个乌托邦待过，生活中是没有过这个层面的。

当看到很多年轻人过早地把自己交换出去，或过于着急选择非常现实的道路时，陈皎皎常常“觉得理想是看不见的。或者它的反馈可能很慢”，她在这时会对陈逸飞创造的乌托邦过早退场后知后觉地感到遗憾，她认为，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在一个什么气场里，对一个人影响重大，即使你没有办法说具体的教了你什么，但是就可能别人的状态或者整个大家在做事情的方式，或者喜欢什么东西，或者是怎么看一件事情，可能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人。让她惋惜的是，陈逸飞和当时年轻人的聚合如果延续到现在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但这种影响力太早提前分散了。

同样怀念这个乌托邦的还有顾晨曦，离开逸飞，她先后去了两家时尚杂志，开始，她还和以前一样当发现别人在做什么东西，如果她知道，她会直接给他提供资源和看法，就像在逸飞时一样，如果我有一份材料，可能你会更感兴趣，我会直接给你，但她很快发现，她的同事们不喜欢她这么做，他们会认为她这是在干涉他们，或想抢夺什么，渐渐，她明白她不应去别人的栏目瞎折腾，做好自己的就好。

当《人物》记者问到她是不是想回去的时候，她清醒地说，“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回去的，那是要一个环境，一堆人。”但她认为她已经在逸飞见到了最好的，就好像你曾经谈过一个很棒的恋爱，你再遇到其他的恋爱对象时，就不会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如果再有这样一个环境，你会投身进去吗？《人物》记者问。

她忽然睁大眼睛，看着记者说，天哪，那我用其他的东西交换都可以，那就是太好命了。随后她回到正常，说，“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交换的，你不可能一生中得到两次这么好的机会，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你让我用什么去交换？”

离开第二本时尚杂志后，顾晨曦去英国学习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回到上海时，她偶然在路上见到了离开逸飞后很久没有再见过的另一位同事，两个人当年感情没那么深，但让她奇怪的是，她立刻跑过去抱住了他，随后就哭了。她这时忽然明白共同经历过理想岁月，随后又各自回到现实世界，当再见到彼此时，那种完全投入过的激情和忘我还是会被一下子唤醒。

《人物》记者和顾晨曦在上海街头分手时，犹豫着要不要打电话给陈逸飞当时帮助过的设计师张达。因为张达过于低调，更关注自己的设计语言，在此之前，曾拒绝过记者另一个题目的采访。

“你就说你想聊陈先生，他们一定都会出来的。”马路边，顾晨曦使劲鼓励着《人物》记者，让记者一定拨出这个电话。电话打通时，听到是为陈逸飞做采访，张达第一时间问，今晚你空吗？

“我说得没错吧！？”顾晨曦一下子变得非常振奋，开心地笑了。其实让她高兴的不是她说对了，而是在四散多年后，他们依然有共同默契，依然有对当年某种共同情感还能随时被唤起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