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奏院事件”中的“作风豁免权”

刘诚龙

话说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以诗与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的北宋词人苏舜钦出任监进奏院。进奏院的日常工作是转抄、拆封文件，每天都会报废一大堆封纸。为此，在这年秋天办赛神会时，苏舜钦便命人变卖废纸，赚了响当当好些碎银子，呼朋引伴，邀请了王洙、王益柔、梅尧臣等12位官员下馆子。这次会餐的理念还颇为先进，出于避嫌，苏舜钦自掏银子十两，并要求来者也象征性地拿出数量不等的喝酒钱。

席间，众位无所顾忌，吃得热气腾腾。猜拳划令，吟诗作对，不亦快哉。酒酣耳热之际，还召唤来两名“女伎”助兴。只是印证了“乐极生悲”这句话，倏忽间，“纠风办”闯了进来，可谓宦呼一何怒，干部一何苦，朱熹对此描述十分生动：“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

这次被捉，其来有自，皆缘起于“分别流品，非其侣者不得入”——非朋党没资格参会的“圈子”色彩。原来太子中书舍人李定事先听说有饭局，也想出钱参加，但苏舜钦平日向来鄙薄其为人，便以“我们下等官员喝酒，怎好劳您屈尊”之意回绝。李定这厮是大宋有名的奸臣，以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声名尤甚，不过彼时还算不上奸臣。吃了“闭门羹”的李心下难平，一气之下将苏舜钦聚餐之事抖了出来。说来，宋朝对公款吃喝，是有皇纪与国法的，如“即赴非公使酒食者，杖八十”;更严的是，不准搞异性按摩，若嫖娼，处置更重。何况这次饭局的花费很大，折算成今日的人民币，少说也是三四万;安排“召妓乐，会宾客”这些娱乐项目，则更是犯忌。

其时，御史王拱辰负责纠察官员、整肃风纪。得知此事后，他认为苏舜钦举办的这次酒会是典型的公款吃喝、招妓玩乐的“腐败行为”，便上书弹劾苏舜钦，苏舜钦与刘巽被“双开”，削职为民;其他赴宴者如周延让、周延隽、王洙、王益柔、章岷、吕溱等十余人，也被悉数贬官，逐出开封城，甚至连苏舜钦的岳父杜衍也受到牵连，被迫下台——一场饭局，撂倒十几位大官，恐为历朝历代所罕见。

这案子内情复杂，比如对召集人苏舜钦，是当贪污犯来处理的。但严格说来，这卖废纸，一则并不自苏舜钦始，“每岁院中赛神，例卖故纸钱，为燕（宴）饮之费”，他只是“循例”而已。前头不处理，后人却一网打尽，“事出仇人，情轻法重，至今天下冤之”，时人见处置这么重，到底意难平。二则苏舜钦既没拿国库的银两，也没有动用各类专项资金，更没有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而只是“废物利用”，花了几个卖废纸的钱;再者，出席酒会的主人与宾客都自掏腰包，拿了数量不等的喝酒钱，不能算完全意义的公款吃喝和白吃白喝。

受到牵连的老臣梅尧臣，眼见倒了这么多干部，心里过不去，作《客至》一首，诗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此处的“鼎”即李定的“定”之谐音。

被扳倒的人中，还有位叫王益柔的，没以贪污论处，而是以“思想倾向”定的罪。在饭局上，这厮因酒助兴，即兴作诗《傲歌》一首，足显“狂妄”本色：“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皇帝算甚玩意，只配给我提鞋;孔老二，快从帝国高庙下神龛，给我当小书童，做小奴才吧。王拱辰告到宋仁宗处，龙颜大怒，将要判重罪之际，幸而有人帮他说了话：“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洽！”皇帝回头想想，“稍宽之”——起码饭碗保住了。最终的处分是“黜监复州酒税”，想来还算轻的。

饭局一事，背后牵涉的是宋朝复杂的党争。当时主持御史台工作的王拱辰，是状元出身，王拱辰和范仲淹的死对头吕夷简是一派，自然与范仲淹不合;而苏舜钦曾得范仲淹的赏识与举荐，宰相杜衍也重其才，将女儿嫁给了他一而杜衍又和范仲淹是一派。为政治需要，王拱辰好容易逮到这个机会，弹劾苏舜钦等人的真实目的，是想进一步打击遭排挤外调的范仲淹，并将宰相杜衍拉下马。《宋史》云，事后王拱辰等为之欣喜，曰：“吾一举网尽之矣！”——竟成了成语“一网打尽”的最初出处。

因有“小人”与“奸臣”之故，这件作风案，舆论与史论更多从朋党政治磨笔锋，谓此为“奸臣党”向“君子党”的进攻。不过，笔者回想此事，其中固然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在，但苏舜钦有错，到底“顶风违纪”是直接原因。在朝廷大力整治吃喝风的大环境下，不顾形势约束、不管纪律要求，一味按照习俗宴请朋友，甚至招伎玩乐，已属于典型的腐败行为，被别有用心之人抓住把柄在所难免，使自己“撞到了枪口上”。既然范仲淹等人以“君子一党”自诩，当更严格自律才是，如此孟浪，何以服众？若将话题转移到道德事件来，则实在是诱导舆论了——这是检举，还是告密？是不是坏干部嫖娼，叫检举;好干部嫖娼，叫告密？朱熹对此便作了持平之论：“虽是拱辰安道辈攻之甚急，然亦只这几个轻薄做得不是。纵有时名，然所为如此，终亦何补于天下国家邪。”

你叫检举，我叫告密，这不叫以法论事，该叫“一边论”。什么叫“一边论”？小时候我们看电影，评判忠奸、善恶、好坏，只有一个标准：是哪边的。若是我们这边的，被打死了，伤心欲绝;若是敌人那边的被枪毙了，手舞之足蹈之，高兴坏了。只以“一边的”来衡世论人，只用“一边的”来做是非之标准。以“一边论”来论苏舜钦事件，我们定然定这事件是阴谋，是小人在捣鬼;但以法论来论这事呢，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子触法犯规，也得有个法律的说法。法律眼中，只有公民与犯人，没有君子和小人。

范仲淹这次并没参与，因事发前，他自请“下放”了，“范文正公仲淹为参知政事，建言乞立学校、劝农桑、责吏课、以年任子等事，颇与执政不合。会有言边鄙未宁者，文正乞自往经抚，于是以参知政事为河东陕西安抚使”。自然，若范公在，此事也许不会发生，范公要建设朋党，靠的是身正、言正，光明正大施政，光明磊落行政。

借了范公便宜，后世论这次“进奏院事件”者，多半不会去苛论苏舜钦等人，都觉得他们颇冤枉，是政敌陷害所致。《宋史》中的《王益柔传》是这么写的：“预苏舜钦奏邸会，醉作《傲歌》，时诸人欲倾正党，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不给说话）”，所以受了处分。

估计著《宋史》者，也是范公仲淹一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