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迷失在巨大的现实里
——评吴伟剑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

韩松刚

青春热评/主持人何同彬

我们迷失在巨大的现实里
——评吴伟剑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

韩松刚

与卡夫卡同名小说《乡村医生》的晦涩难懂、荒诞不羁相比，吴伟剑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读起来无疑要容易得多。当然，这样一种比较，可能会让人不屑一顾，甚至于嗤之以鼻。卡夫卡的伟大，一般人当然不能望其项背；但一般人的艺术努力，我们也不应轻易排斥或否定，而要报以掌声和敬意。正如古人所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虽然只有区区几千字，但却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相较之下，吴伟剑的小说《乡村医生》既不荒诞，也不“非理性”，而是充满了极强的现实感，有着极为克制的理性思维。卡夫卡在其小说的结尾十分感慨地讲道：“受骗了！受骗了！只要有一次听信深夜急诊的骗人的铃声——这就永远无法挽回。”而在遭遇了翻车事故之后，吴伟剑《乡村医生》中的主人公黄从先却还在淡定地回顾着自己的一生，并理智地权衡利弊：“他想呼救，却在喊出一嗓子之后，突然噤了声。心想，如果不呼救的话，等到了天亮这条命保得住保不住还难说，而眼下靠自救一定是无法做到的。他突然感到伤口不疼了，心里却有什么东西正在崩塌。”

吴伟剑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讲的是一个即将退休的乡村医生黄从先，事业上可谓风光无限，人生眼看就要“圆满”，但却在与“她”的一次幽会中发生不幸的故事。其中，在叙事手法上，既事无巨细地对其工作状态进行了描写，又漫不经心地回忆了自己体面的过去；在结构设计上，既突出了一名乡村医生责无旁贷的救人“义务”，又穿插了一名普通人的情欲“权利”；而在艺术表现上，既迷恋于对于普通事物的白描式隐喻，又潜心追求言语表达的象征性反讽。可以说，在乡村世界这个巨大的“现实”里，作者于不动声色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不是代表着成功，而是表示着遗憾和不完美，表达着人性在现实世界的迷惑、迷茫和迷失。尽管这个形象在作者的刻画之下，还算不上极为出色，还未能栩栩如生，还有着不可避免的瑕疵，但是，这个“乡村医生”形象已经具备了成为揭示人类生存困境并予以精神救赎的思想光芒。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乡村医生的黄从先在普通人看来，无疑是成功的，他“治病救人”、“妙手回春”，“多年来，他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实践已成为了村里一个招牌式的人物”。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有着自私的“欲望”，在对不幸的“她”的双重（生命与精神）拯救中，自己却也同时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当然，这巨大的“现实”，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现实生活，而是与这个时代的变迁有着莫大的关系，作者借主人公的回忆在文中写道：“机械的到来，让村里人都变成了懒汉……这结果是慢慢到来了，直到他发现的时候，世界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时代的进步带来的是“现代化”的高超的技术水平，而乡村医生的价值在现在世界的“现实”中，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从先前的“治病救人”到现今自我的“无药可救”，作为乡村医生的黄从先彻底迷失在这变化巨大的现实世界中，“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乡村医生”，最初称之为“赤脚医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农村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各种疾病肆意流行，在严重缺少药品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提出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赤脚医生，他们半农半医，利用有限的技术条件在那个艰苦的时代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并不乏这方面的写作，如江苏著名作家范小青的长篇力作《赤脚医生万泉和》即是其中的代表作。“乡村医生”一词本身就给人带来诸多的联想和想象，它与贫穷、落后、愚昧等等必然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境遇中，对于“乡村医生”的描述的侧重点也自然不同。在吴伟剑的小说中，“乡村医生”也已经超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一词的原初含义，而具备了不同以往的深层意涵。“乡村医生”作为一个时代曾经的象征和隐喻，在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之后，已经具备了更为复杂和多义的“反讽”意味。

D·C·米克在《论反讽》中说道：“真正的艺术家只有一种选择的可能，那就是站在他的作品之外，同时将他对自己的反讽地位的这种觉识体现在作品之中；于是他创造出了这样的东西：它，如果是小说的话，就不仅是一个故事，而是兼由作者与叙述、读者与阅读、风格与风格选择、虚构及其与事实不即不离的状况一起完成的故事讲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伟剑的小说《乡村医生》的讲述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该忽视这种觉识和尝试。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扬子江评论》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