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造周报》的兴衰浮沉*

张利灵 陈红旗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引 言

1923年5月创刊的《创造周报》（以下简称为《周报》），标志着前期创造社进入鼎盛时期。创造社元老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创办《周报》的初衷是为了借助其周期短、篇幅小的特点来弥补《创造》季刊不足以反映时局重大变化，以及季刊中的文章常引起论争却不能得到及时答辩的缺憾，因此它的主要功能定位在以思想评论、文艺批评、文学创作和翻译为主的基点上。但客观地说，在创造社创办的系列刊物中，《周报》并不算特别突出：从刊载作品的数量及其思想厚度的角度来看，它比不上《创造》季刊和《创造月刊》；从文艺评论和理论批评的深度来看，它比不上《文化批判》和《思想》月刊；从刊载作品的艺术价值来看，它也不及同为周刊的《洪水》《幻洲》和《流沙》，更不及此前出版的《创造丛书》。不过，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周报》自有其独特魅力；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的成功发行给泰东图书局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而从创造社的发展来看，它的存在无疑为创造社的十年生涯增添了非常辉煌的一笔。问题在于，《周报》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它为何能获得广大青年读者的青睐？它为何会在前期创造社如日中天的时候终刊，这其中有何隐情？它的存在又有何意义？下面，我们就主要通过研究《周报》运行一年间的文学生态环境等角度来阐析上述问题。

一、含苞待放的花蕾——《创造周报》的发轫

（一）创造精神的期待

《创造周报》是在特定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孕育成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创办杂志成为一种潮流。据统计，仅1917年到1921年的5年间，全国的新出报刊就达1000种以上。正是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形下，出于社团同人的强烈需求，创造社在1923年5月1日出版的《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上刊登了《创造周报》的出版预告。

在《周报》出版之前，创造社已经出版了《创造丛书》和《创造季刊》，加之与文学研究会和新月社之间的激烈论战，着实令读者对创造社刮目相看，甚至把创造社看成是唯一一个能与文学研究会相抗衡的社团。由于有之前的一系列战绩，因此广大文学青年的心目中对创造社预告的新刊物充满了期待。所以，《周报》一出版就赢得了读者的青睐。时任《周报》的编辑郑伯奇在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创造周报》一经发刊出来，马上就轰动了。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过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定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若说这一时期是前期创造社中最活跃的时代，怕也不是夸张吧。”起初，《周报》的发行量一直保持在3000-6000份之间，这样的销售业绩足见前期创造社的影响力之大，借此前期创造社也达到了它的巅峰期。因此有学者高度评价说：“就创造社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之微来说，他们对青年的影响力实在大得出奇；甚至在1929年政府下令叫它解散以后，创造社的精神仍旧继续支配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应该说，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二）广大青年的青睐

《周报》之所以能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刊物本身的内容得到了广大青年的认可，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周报》的主要阅读群体是青年，确切地说是经过“五四”洗礼的文学青年，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落潮期寻找同道中人，并渴望找到解决文学乃至社会问题的途径，而创造社的作品满足了广大青年的这种心理。创造社同人多出身于没落的地主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亲眼目睹了日帝对中国人的歧视和侮辱。所以他们身上的爱国主义情感异常浓烈，反帝反封建的情绪尤为高涨，战斗的士气也极为高昂。郭沫若和郁达夫对时代青年的吸引力是非同一般的，他们笔下的抒情主人公都体现了“那一时代的兴奋和苦闷及骚动的情绪”，“都以极大的情绪力量感染着青年读者”。

（三）丰富多变的栏目设置

《周报》在栏目设置上有评论、论说、批评、翻译、诗歌、小说、介绍、通信、杂记、对话等多种多样的栏目。42期之前几乎每一期的栏目设置都不尽相同。这对求新、求变的青年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特别是《创造周报》又以评论与翻译为主，短小精悍带有战斗气势的论说、批评、评论的文章迎合了青年富有激情，喜欢挑战的性格，导致《创造周报》畅销的必然。”其实，《周报》中没有固定的栏目限制是为了有效展开论争和为青年提供更宽广的文学舞台，也是为了实现当初创办《周报》的初衷——“以评论和翻译为主”。以是观之，读者就会明了为何创造社在论争中总是充当发起者和挑战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周报》上发表的那些富有战斗激情和挑战性的文章吸引了广大青年的注意，并成为《周报》发行量高于同行刊物的根本原因，因为“对峙和论争是现代文学期刊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没有对峙和论争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期刊努力完善自我的紧迫感与内驱力，就丧失了号召读者、引发热点讨论的基本依据”。由此可见，《周报》丰富多变的栏目设置是其畅销和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周报》在几种合力的作用下发轫成功了，这朵鲜花在一块良好的土壤中发芽成长，除了阳光雨露的滋养外，最重要的是源于几位元老级园丁的精心栽培。至于《周报》的风靡一时，主要是因为创造社同人在从事青春文学的构建，这使它符合了青年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期待视野，加之创造社蕴含的反权威意识与创造精神为热血青年们所竞逐，所以《周报》一时之间居然洛阳纸贵，而《创造丛书》、郭沫若的诗、成仿吾的“酷评”、张资平和郁达夫的小说持续受到青年的热捧也都是明证。

二、鲜艳的花朵——《创造周报》刊载作品的情状

据统计，《创造周报》出版52期，共刊载文章201篇，其中郭沫若72篇，成仿吾30篇，郁达夫13篇，仅这三个人的文章数就大约占了总篇数的三分之二。在众多的栏目设置中，共刊发文艺批评58篇，小说32篇，译介29篇，诗歌14篇，通信11篇，另外还有少量的杂感。以上数据说明，要想了解《周报》的内容和倾向，只需重点研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的作品，情况就基本明朗了。

（一）文艺批评方面

创造社创办《周报》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创造季刊》出版周期太长等缺陷，但与作为高级的理论和创作的杂志《创造季刊》相比，《周报》不过是“适宜于战斗的一种轻便的刊物而已”。既然是用来战斗的，就需要来个开门红一炮打响。于是，异乎勇猛的成仿吾在第一期便投出了《诗之防御战》这个“爆击弹”，开罪了胡适、周作人、冰心、俞平伯等文学研究会的名家。也因为这篇宏文，成仿吾被“誉为”手持板斧砍杀于文坛的“黑旋风”，甚至到了1931年鲁迅在“‘一瞥’中都还说他是带着一个‘极左的凶恶的面相’”。尽管受到了诸多批评，但这改变不了前期创造社同人致力于文艺批评的自觉意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定要建构就必须先破坏，即只有先破坏既成的文艺批评理论，才有可能构建自己的新理论框架和思想体系。

首先，《周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新文学内容的苍白和表现力的薄弱上。郭沫若严厉批评新文学运动中的“白话文革命”不过是“在破了的絮袄上虽打上了几个补丁，在污了的粉壁上虽然涂上了一层白垩，但是里面的内容仍然还是败棉，依然还是粪土”。郑伯奇直言“新文坛”表面上很热闹，但其内容实则“贫弱空虚”。而成仿吾揭出了新文学界的致命弱点是取得的成绩太差，他认为“所谓新文化运动不过几个学政客不成的没事做的闲人硬吹出来出出风头的一种把戏”，并嘲讽当时的文学界就是“政界的缩写”。事后看来，尽管他们的批评不无夸张和策略性的成分，但也证明他们对新文学界的现状确实是比较失望的，所以才会下定决心对其开展批评并渴望重建，才会以一种无畏的姿态“横行”于文坛。

其次，《周报》的批评体现了反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观。虽然文艺界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确立了以白话文为主的语言表现形式。但很多作者并未注意到由语言革新引起的思想革新，表达出来的仍是概念多于实质、形式大于内容的主张。创造社同人从丰富新文学的内容和提高人物表现力等角度出发，力求打破旧体样式的桎梏，表达新的文学思想，创建新的文学形式。他们认定文学是人类内心活动的一种，要求作家最好是把“内心的自然的要求”作为“创作的原动力”。为此，有人批评创造社是标榜“为艺术而艺术”，说他们提倡浪漫主义时没有把文艺和现实联系起来。殊不知，创造社追求的浪漫主义是“新浪漫主义”，它兼收并蓄了20世纪初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想，显示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相融合的特点。这一点可以从成仿吾的《新文学的使命》、郁达夫的《艺术与国家》、郭沫若的《艺术家与革命家》和《艺术的评价》等文章与主张中得窥一斑。这些文章或者强调了文艺的工具理性，或者强调了文艺的审美、认识价值，或者强调了文艺的教化、改良人心等社会功用，当然，它们也充分体现了创造社同人看重文学自身的审美功效和艺术本质的文艺观。

再次，《周报》的批评家们肯定了文艺批评本身的创造性和独立性。既然名为“创造”，所以他们不管在哪种体裁方面都力图表现出创造性质和精神。在这种宗旨的指引下，他们把批评看成一种具有独创性的顽强的创造力量。所以成仿吾说：“在这创造的工程中，有与创造的工作一样重要而有重大关系的另一种工作。我们称这另一种工作为批评。”郭沫若也说：“批评与创作本同是个性觉醒的两种表现，本同是人生创造的两个法门。”显然，创造社同人把文学批评的位置提高到了和文学创作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进而强调了文艺批评在文体上的独立性。面对不尽如人意的文坛现状，创造社同人深知批评的重要意义，他们特别强调批评主体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正如郁达夫所主张的那样：作为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第一，要保持天良；第二，要养成严正批判的能力，彻底的追求真是非；第三，要审辨批评的动机；第四，不可盲从，不可崇拜偶像，不可服从多数，不可人云亦云。此外，创造社以道德和良知为支撑点，还强调批评主体在进行批评活动时应做到忠于文艺、公正无私，不能因为批评对象是自己的朋友就颠倒是非，“破坏批评的信实，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在创造社同人看来，文艺批评这一文学活动的过程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在感受的基础上进行的科学逻辑的思维阐述。

最后，《周报》的批评家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创造社的批评家们本着要杀开一条血路的宗旨，欲在文学界争得一席之地，取得一些文坛上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别人在翻译上所犯的错误是绝不容忍的。张非怯在《新鲜的呼声——读〈小说月报〉“太戈尔号”内高滋君译的〈夏芝的太戈尔观讨论〉》（第29号）中，直言批评高滋翻译的《夏芝的泰戈尔观讨论》存在字义错误、意义错误、文法错误等现象，并将每处错误附上原文加以说明。成仿吾在《郑译〈新月集〉正误》（第30号）中，嘲讽郑振铎在翻译《新月集》和参考王独清的译文时，不但没有改正人家错误的地方，反而把原来正确的地方也译错了。唐汉森的《瞿译〈春之循环〉的一瞥》（第49号），共列举了瞿世英39处翻译错误。就算是对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他们也一样加以批评，比如田楚侨在《雪莱译诗之商榷》（第47号）中就直接指出了郭沫若翻译不恰当的地方。另外，《周报》还刊载了洪为法的《评沫若〈女神〉以后的诗——〈星空〉和〈周报汇刊〉第一集中的诗》（第42号）、敬隐渔的《〈小物件〉译文的商榷》（第43号）等文章。这些文章体现了创造社后起之秀严谨的治学态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也许有些吹毛求疵，但这种求真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二）小说创作方面

创造社初期刊物的主要供稿者为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成仿吾、陶晶孙、郑伯奇和方光焘，此外还有敬隐渔、周全平、倪贻德、滕固、白采和淦女士等。虽然其中有些不是创造社成员，却因在《周报》上发表小说而成名。在这些作者发表的作品中，有自传类愤激小说、寄托小说、抒情小说和写实小说等。这些小说的主题体现了男女平等思想和婚姻自由的婚恋观等，同时也鞭挞了社会上愚昧落后的封建观念。

1.郭沫若的自传类愤激小说

郭沫若发表在《周报》上的小说影响最大的是其自传小说《漂流三部曲》（《歧路》《圣者》《炼狱》）和一篇《十字架》。这几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爱牟，影射的正是作者自己，女主人公则是爱牟的日本妻子晓芙。爱牟留学归来，一者想借文学抒解自己的烦恼，一者想借文学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想在社会压迫下理想无法实现，最后不得不送妻儿回日本去自谋生路，爱牟则独自留在上海孤军奋斗，过着炼狱般的生活。正所谓“应该欢聚的生活却不能不为生活分离，应该乐享的爱情却不能不为爱情受苦”。后来，他的长兄想让爱牟回四川的C城做红会的医生，但爱牟不想回去接受旧式婚姻的祸害，不想让妻儿被人称为“妾”和“庶子”，也不想让原配夫人被迫自杀，更不想因此把父母气死。所以，就算离乡十一年了也不愿回去，只能追随妻儿回日本。可回到日本后却连房租都交不起，常靠典当过日子。在精神上又常常被弱国子民的屈辱缠绕。在小说中，“作者巧妙地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写尽了一个有着洁癖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煎熬下所处的生活困境和心态，对旧的时代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苔”。郭沫若把自己的生活遭遇和内心世界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显然是因为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但不同的是他把浪漫主义的笔触和所处的时代氛围紧密结合在一起。

2.周全平的写实小说和倪贻德的抒情小说

周全平的《呆子和俊杰》描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在社会上的生存状态：一个诚实耿直，不善交际，恃才傲物，爱顶撞领导，贬低名人，是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呆子”；另一个圆滑世故，擅长交际，口是心非，爱奉承领导，是个颇识时务的“俊杰”。结果，呆子自然是败在了俊杰的手下，小说显示了强烈的好恶，作者明确表示不耻于作专事投机的俊杰。《烦恼的网》则是一篇喻指人们贪心不足、作茧自缚的寓言故事。小说讲述在很久以前魔鬼的女儿用忧愁之线做经和悔恨之线做纬，在回忆的纺织机上织成了烦恼之网。这张网可以网住自私的贪心、懒于工作的侥幸心和不知足的羡慕心，但是网不住知足的心、觉悟的头脑和忍耐的勇气。她来到高山想网松树，来到河边想网小鱼，来到森林想网兔子、松鼠，结果看到它们那么快活，只好收起网离开了。后来，她来到繁华的都市，看见不少人在拿自己的命运赌博，倒霉的人在悔恨，幸运的人也在悔恨，前者感觉自己的运气太差，后者懊悔自己下的赌注太少，他们都不满足。于是，他们被魔鬼的女儿用烦恼之网兜住了。这篇小说揭示了贪欲和懒惰之害，人们因为不懂得满足而被困在自编的烦恼之网里，没有快乐可言。成仿吾的《牧夫》和张资平的《一群鹅》也表现了相似的思想主题。

倪贻德的小说带有一种感伤的抒情情调。像他的《初恋》写青梅竹马的蓉姑和麟儿有情人终成眷属，在新婚的闺房里，无意中从书本里翻出了她写给他的情书，于是两人陷入了儿时的一次玫瑰花风波的回忆中。作者把人物少年时期的初恋情景和心理活动描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归乡》写蕙出嫁后，N不能忘情于她，在异乡漂泊数年后又回来探访。老朋友告诉他，蕙现在集荣华富贵万千宠爱于一身，不一定记得过去的感情了。N不信，第二天到蕙的府上去，结果被蕙的下人无情地讥讽为“懒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梦还没有醒”。昔日恋人的冷酷无情让他痛不欲生，最后只能追随远处古寺的钟声，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归宿。《玄武湖之秋》分上下两篇，是一篇哀婉清丽的小说。小说写“我”与几位貌美的女学生外出画画、同游玄武湖的心情。作者比较细致的描写了“我”和她们在湖上如何相亲相爱以及分别后又如何思慕她们的一段想象。后来，因为“我”与几位女学生的亲近招来了男学生和同事的非议，导致女学生不愿意再理“我”，因此“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痛苦。敬隐渔的《苍茫的烦恼》和《玛丽》的小说情调和主题也属于这一类。

3.方光焘、白采、淦女士的爱情悲剧小说

在《周报》中，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占了很大的篇幅，有些赞扬了自由恋爱，但更多的表现了在社会门第、贞节观念等旧思想束缚下的爱情悲剧。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分别是方光焘的《业障》（第24号）、白采的《被摒弃者》（第28号）和淦女士的《隔绝之后》（第49号）。《业障》讲述了一对仍在求学的男女青年，因偷吃禁果生下一个儿子，但因女青年已许配给他人，且两人是同姓不能结婚，加上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所以他们只能狠心把婴儿扔到水潭中。面对这个结局，女主人公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和自责：“我也想和世上慈爱的母亲一样，爱你怜你；可是世上的人却不容许我爱你怜你。你为着‘生’跑到世上来，可怜你却没有得到‘生’的权利，唉！你这苦命儿！”假如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不是面对强大的封建礼教，不是因为自身的愚昧懦弱，何以忍心将自己的骨肉弃之潭中。《被摒弃者》讲述一个女子与一个男子自由恋爱，未婚生子后却被男子狠心抛弃，于是她倍受世人的唾弃，由此作者揭示了女人争取幸福、自由乃至生命权利的艰难。世人的卑鄙行为、恶语相向，让一个本来就受伤的女子雪上加霜。人们不去谴责那个负心男，却只会用鄙夷的眼神、刺耳的话语去惩罚一个弱女子。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在爱情上赋予女性的不平等，女性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中也难逃那些“魔咒”。《隔绝之夜》写一个女子面对婚姻不能自主时的无奈反抗。她不能主宰自己的爱情，不想牺牲自由意志和自己最爱的人，可又不愿违背母愿，最后唯有选择无奈的反抗——自行了断。这几篇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青年中普遍存在的爱情悲剧现象。虽然经历了“五四”的洗礼，社会也开始提倡婚姻自由，但是女性仍然没有走出被主宰的宿命。

（三）翻译作品方面

译介作为《周报》的次重点，主要刊登了郭沫若翻译尼采的《查拉图司特拉》（即今天的《查拉图司特拉如是说》，只翻译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前四章），因为没有译完后来就停止了连载。说起为何要翻译这部著作，是因为郭沫若觉得“尼采的思想前几年早已影响模糊地宣传于国内，但是他的著作尚不曾有过一部整个的翻译”，所以他从1923年5月就开始着手翻译尼采的著作。其实，早在1915年，郭沫若尚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时，就被尼采的著作深深吸引。他认为《查拉图司特拉》是尼采心血和雅言的著作，而翻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自己对他的一种解释。不过，郭沫若的目的并未达到，他无奈地停止了翻译，这是因为他对尼采著作的解释没有被大众理解，所以其继续翻译的勇气也就丧失了。

知音难觅，这是郭沫若停止翻译尼采原著的重要原因之一。尼采曾在自传中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一部给一切人看也是无人能看的书”，这本书主要假托一位古代波斯圣者之口来宣扬“超人”学说。尼采的超人理论肯定生命的意义，指出生命存在的本质是通过“永恒的轮回”（循环的时间）等方式实现生存和发展。比如在《死之说教者》一文中他说到：人尽可以用“永生直说”诱他们离弃生命，说人生只是苦恼，肉欲是罪恶，只有早点死才能获得永生。在《肉体之侮蔑者》中他强调意志要超越肉体的快乐与痛苦。在《赠贻的道德》一文中他宣称，“一切诸神都已死，我们只愿意超人不死”。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超人学说”的消极意义，尼采过分强调了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却忽视了人的活动必须受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因为不管作为个体的超人的生命力多么强大，可死亡永远是个体无法规避的事实。显然，这样的思想很难受到1920年代中国青年的欢迎。郭沫若自己翻译得相当有趣，但是反响者寥寥无几，偶尔在朋友间说起也说是难懂。朋友们想让郭沫若在翻译后多加些注释，可郭沫若认为读一切深邃的书应该要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和批评。假若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而是先读别人的评判，有些无耻之徒便以一知半解道听途说，所以他坚持不采纳朋友的建议。如此一来，由于尼采的思想本来就难懂，又没有注释，读者自然觉得寡然无味，而失去读者之后，这项翻译工作也只好停下来。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随着中国革命的高涨，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尼采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便停止译介了。1928年2月他流亡日本前，认真钻研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重读了自己在1923年翻译的《查拉图司特拉》，才觉察到有好些地方连自己也不甚明了，尽管尼采的思想和语言的确有很巧妙的地方，但尼采思想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产儿，其超人哲学也不过是夸大了的个人主义。这就意味着郭沫若与尼采的思想分道扬镳了。郭沫若对尼采思想的汲取是表面的，他只是借尼采的声音表达了一种可贵的浪漫主义激情，他并未真正吸取尼采思想中鞭挞至血的批评精神。郭沫若在中国革命运动逐步高涨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就把尼采远远地抛在后边，并开始转向现实主义；同时，“正是这种坚定的现实主义态度和爱国主义，成为使他摆脱各种资产阶级思想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动因”。

（四）诗歌创作方面

《周报》上刊载的诗歌数量不多，总共才14首，而郭沫若的诗占了半壁江山，足见他在诗歌方面的创造才能高于其他创造社作家。成仿吾在创刊号上曾发文把诗坛上的各大、小将批评一番，认为文坛上那些所谓诗人写的诗，好比一座腐败了的宫殿里长出来的野草，不但浅薄而且无聊。他例举了胡适、俞平伯、周作人、冰心、徐玉诺、康白情的诗并进行一一批判，对小诗、哲理诗、抒情诗应该怎么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诗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要善于利用音乐的效果才能写出好诗。按理说，成仿吾在《周报》第一号中就明确提出了诗歌创作的要求，且声言要守护诗的王宫，所以之后发表在《周报》上的诗歌理应符合他的要求才会被加以刊载，但就14首诗的情况来看，它们并未达到他的要求。

以郭沫若为例，他刊载于《周报》上的诗作已然没有了前期《女神》那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情绪可谓低沉之极，且充满了寂寞和空虚的意味，如《黑魆魆的文字窟中》《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太阳没了》等。至于《上海的早晨》《力的追求者》《励失业的友人》等诗，不但表现力比较弱，就连所用的意象也比较平常，是故这呐喊声明显不够响亮。比如郭沫若在《励失业的友人》（第3号）一诗中劝慰失业的友人要藐视在资本家手下做走狗的人，要庆幸自己拥有自由身：“朋友哟，我们不用悲哀！不用悲哀！/打破这万恶的魔宫正该我们担戴！/在这资本制度之下职业是于人何有？/只不过套上一个颈圈替那些资本家们做狗！/朋友哟，我们正当得庆幸我们身是自由！/我们正当得庆幸我们身是自由哟，朋友！”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满足不了，又何谈发展？何谈追求更高层次的人身自由？因此，这样的劝说实在有些勉强。郭沫若在《周报》上发表的诗歌与《女神》相比很是不堪，倒是邓均吾的一首《海滨之晚》显得清新淡雅、艺术价值很高，据说后者曾熟读德国诗人海涅的诗，因而其诗作常以大自然为伴，即通过观察自然景观的视域来探索人的感情世界和人生意义等问题。

三、凋零的玫瑰——《创造周报》终刊的原因

前期创造社同人有着与文学研究会并峙称雄的野心和急挽狂澜于新文化运动的抱负。创办《周报》正是他们为了实现这种文学梦所采取的一种实际行动，可惜的是，《周报》在发行满一年后，终因创造社同人陷入多重困境而被迫黯然停刊。

首先，造成《周报》终刊的直接原因是前期创造社同人的生活过于困苦。创造社成立之初，不像文学研究会那样有文学界的大贤撑腰，又恰巧有个现成的刊物可供利用，对于他们而言要找到出版社是相当困难的。一次偶然的机会，郭沫若和泰东图书局的经理赵南公相识，并在书局里没有名义和职务的情况下为赵南公做事。郭沫若利用一个半月的时间为泰东图书局做了三件事：编定《女神》、改译《茵梦湖》和标点《西厢记》。这三本书的出版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为书局带来了一笔可观的利润，这证实了郭沫若的“商品价值还不坏”。作为回报，赵南公同意出版创造社的同人刊物。在这种情况下，创造社同人对赵南公是心存感激的，以至于后来面对赵南公的剥削也不敢明确表达自己的不满。

创造社同人在出版《周报》之前，已经在泰东图书局出版了《创造社丛书》和《创造季刊》。季刊和周报都要靠创造社同人自己写稿、审稿、编辑、校对和拿去印刷。在两年的时间里，赵南公跟创造社的合作缺少明确说法，没有固定薪酬，通常都是需要用钱时零零散散地从赵那里拿，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让创造社同人觉得自己好像是奴隶一般。据赵南公的手下干将张静庐回忆：“泰东因为经济困难，对同事们的酬劳真是微薄得很。我大约每个月可拿到二十元左右，但得三元二元分几次在柜上领取，在这种环境下，家庭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了。”这种工资的结算方式让创造社同人很是尴尬，凭他们创造的价值及卓绝才华绝对不止这几个钱。此外，泰东图书局的环境太差，五六个人住在书局楼上，做工、会客、睡觉都在这里，加之书局缺乏管理经验，种种原因导致郁达夫最先离开。郁达夫的北去开启了创造社初期活动的离散和衰落，以至于一年半以后，郁达夫在回首往事时还不无悔恨地写道：“无论如何的吃苦，无论如何的受气，总之在创造社的根基未定之先，是不该一个人独善其身的跑上北方去的。”后来，郭沫若也因难以维持生计追随妻儿去了日本。生活的困苦让创造社的两大元老先后离开，最后只剩下成仿吾一个人主持大局，实在是难以持续，所以最后停刊也就无足为奇了。

其次，赵南公的不支持是造成《周报》终刊的重要原因。创造同人之所以会生活窘迫，主要是因为赵南公不支持他们创办纯文学刊物。郭沫若与赵南公首次合作时，赵南公希望郭沫若能帮他编写教科书，因为出版教科书是一定能赚钱的。此前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都因出版教科书大赚一笔，作为出版商，赵南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书局的经济效益。但是编写教科书并不符合郭沫若等人的文学理想，他们只是想办一份纯文学刊物，借此能在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所以郭沫若以搜集材料时间长、工作量大、成本高为由拒绝了赵南公的要求。此后，直到郭沫若帮泰东图书局赚了一笔钱，赵南公才同意出版《创造》季刊，又由于“季刊”和“创造社丛书”的发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才有了《周报》的顺利出版。但是赵南公一直未与创造社说清合作关系，且在管理上极为“马虎不过”，既不与作家讲定版权，又不规定每天的工作时间，造成的结果就是对工作人员和作家的克扣与剥削以及后来的纷争不断。说到《周报》的停刊和同人的离散，郑伯奇也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泰东书局老板对沫若、达夫、仿吾三人的超经济剥削”。《周报》的发行为泰东书局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可是创造社同人的辛苦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与其它出版社工作人员的待遇相比，他们拿到的薪水是非常微薄的。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自然打击了他们的创作热情。接着，赵南公也看出《周报》已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情状，因此更加不重视，并把经济的投入转移到出版教科书方面来，这就导致了《周报》的没落和停刊。

再次，思想上的颓废导致创造社同人的创作热情日渐减退。通过阅读《创造周报》可以发现，从第42期起到第52期结束，郭沫若仅发表3篇他并不擅长的小说，即《歧路三部曲》，且小说充满了漂泊无助、孤寂难耐的感觉；成仿吾则发表了4篇评论，其余的都是通信、杂感、游记等；至于郁达夫，从第22期起仅发表1篇《海上通信》和1篇杂感《北国的徽音》这样无关痛痒的文章。随着同人们创作热情的减退，也就意味着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组成的前期创造社时代要结束了。继而一批新人进入了《周报》的视野，如敬隐渔、倪贻德、鲁少飞、淦女士、唐汉森等，但他们的才华和能力远远无法和三大元老同日而语，所以一直依靠创造社元老们维持的《周报》只能寿终正寝。

最后，刊物本身的缺陷导致读者快速流失。从第40期起《周报》不但出现了稿荒现象，而且连文章的篇幅也在明显减少。基本上一期只刊发3篇文章，与前面每期有5篇或4篇的内容相比，内容就贫乏了很多。再者，这些文章基本上是与《周报》的办刊宗旨相背离的。在后期刊载的文章中，论说、批评类文章只有10篇，刊载最多的竟然是小说，有13篇之多，而游记、通信、随笔、读书录等不过是用来填塞版面的。所以，读者明显感觉到后期的《周报》是在为了凑足52期的期数；加之作品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传达出来的文学观念也比较中庸或曰颓废，这是因为作者们思想上的颓废必然会反映到作品中来：郭沫若的自传三部曲在不断诉说自己生活和思想上的困苦；倪贻德的杂记《秦淮暮雨》讲述“我”在客旅他乡时，途径秦淮河遇潇潇暮雨生出的许多悲哀愁绪；淦女士的小说《旅行》讲述一对男女学生不顾世俗的舆论逃到旅馆住了十天，后来迫于压力不得不分手，最后的结果是“往事不堪回首”；郁达夫的随笔《北国的徽音》认为“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这些文章都流露出了悲观、无奈、颓废的情绪，而《周报》上的评论文章也失却了往昔呐喊、冲锋的气势。这样的内容不可能吸引青年读者，这就使得《周报》迅速失去了固定的阅读群。失去了读者阅读的刊物，其存在的意义当然就消失了，所以《周报》的停刊也就成为必然。

结 语

众所周知，每件事物的产生和消失都有其特定的环境，有其偶然和必然因素。如果创造社的三位元老没有因为生活困苦而解散，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运作，如果他们后来能克服思想上的颓废，那么《周报》的寿命可能不至于那么短。但是历史不容假设。其实《周报》能维持52期已经很不容易了，这离不开创造社同人的努力以及广大供稿者和文学青年的支持。郭沫若对于这段《周报》时期生活经历的感触是：“《周报》在开始创办的时候本很有趣，因为人扣手，又都还是些生力军；但办到十几期上来便觉得有点筋疲力尽了。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争的是头一篇，三个人轮流着做，都感觉着有点青黄不接。又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所。礼拜一发稿，礼拜三送初校，礼拜五送二校，礼拜六送三校，礼拜日出版。弄得整整一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动一步。”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文学梦，刚开始时是很有冲劲的。带着这股冲劲和利用《周报》这个阵地，他们在文坛“杀开了一条血路”，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尽管他们后来由于多种原因不得不停办《周报》，但不可否认的是，《周报》为创造社同人在文艺界“开天辟地”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在启蒙、激励青年方面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此外，也正是因为有了创办《周报》的失败经验，才刺激了后期创造社独立办刊的积极性，才有了《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等刊物的巨大成功。就此而言，《周报》的文学史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1]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9.

[2]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A].饶鸿葌等.创造社资料（下）[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刘纳.创造社与泰东书局[M].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5]张勇.聚焦文学现场 探究“转向”本源——试论创造社之“转向”[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

[6]张勇.前期创造社期刊栏目设置与文学论争[J].山东文学，2008（2）.

[7]郭沫若.创造十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8]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J].创造周报，1923—05—27（3）.

[9]郑伯奇.新文学之警钟[J].创造周报，1923—12—9（31）.

[10]成仿吾.文学界的现形[J].创造周报，1924—04—27（50）.

[11]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J].创造周报，1923—05—20（2）.

[12]陈红旗.创造社前期的“文学梦”[J].郭沫若学刊，2005（1）.

[13]成仿吾.建设的批评论[J].创造周报，1924—03—9（43）.

[14]郭沫若.艺术的评价[J].创造周报，1923—11—25（29）.

[15]郁达夫.批评与道德[J].创造周报，1923—07—14（10）.

[16]成仿吾.批评与批评家[J].创造周报，1924—05—19（52）.

[17]郭沫若.十字架[J].创造周报，1924—04—05（47）.

[18]黄淳浩.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19]郭沫若.查拉图斯特拉之狮子吼[J].创造周报，1923—05—13（1）.

[20]转引自傅佩荣.一本书读懂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1]杜丽燕.尼采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2]郭沫若.离沪之前[A].沫若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3]张牛，刘林枫.论尼采对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的影响[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0（6）.

[24]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上海：上海书店，1984.

[25]郁达夫.送仿吾的行[A].郁达夫文集（第3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26]郑伯奇.忆创造社[A].饶鸿葌等.创造社资料（下）[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