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照片、弄堂伙伴

文/黄惟群

家、照片、弄堂伙伴

文/黄惟群

黄惟群 1953年出生于上海，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现居澳大利亚。

家

我说的家，是我出生到赴澳前所拥有的那个家。

那个家，所属上海财经大学宿舍，三排楼房，三条弄堂，斜斜的，很短，很窄，很特别。其中两排两条沿街。

秋天、冬天，阴冷的风，呼呼地吹，吹得枯叶，擦着地面，又短又窄的弄堂里打旋，沙沙沙地响。上海黄梅天，一切都成灰暗，绵绵阴雨，没完没了，屋檐上的雨水，点点滴滴，掉在铅皮漏水管上，“嗒——嗒——嗒——嗒”，从早到晚停不住。马路上，不时一辆车开过，车轮压着地上的水，“滋——”，很长一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抽丝一样，抽走了阴冷世界中仅存的一丝热量。

底楼房子，两旁的楼挡住光线，终年难见阳光，偶尔进来一束，也是对面楼上玻璃窗的反光。光束中，尘埃细细，懒洋洋地慢慢游动。

小时的记忆，特别静，唯有夏天，知了不停地叫，叫得世界越发的静，静得人无所适从。常常叠起两个凳子，搁上康乐球盘，自己和自己打，累了，沙发上不知不觉一个瞌睡。

那时很少日光灯，都是圆灯泡，黄色的灯光，瓦数很低，昏昏暗暗，像傍晚浓郁夕照。灯光下，外婆和妈妈一边忙着什么，一边说着什么，声音压得很底，一口家乡崇明话，呢呢哝哝，像是飘浮远处的一个旧时沉闷难醒的梦。

小时特别怕暗。房间到厨房，中间有个楼梯过道，二三米，到夜晚，乌黑一片。特别怕这过道，总觉短短二三米的黑洞洞中，存着威胁，隐有恐怖，藏着吞噬生命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每次走过，总要喊上父母或哥姐，门前站着，然后闭着眼忽一下地奔过。

有老鼠。木头地板老了，边角漏出缝，时见老鼠探头眨眼，时听它们一溜烟地奔过地板。以致至今还老梦见它们，见它们肆无忌惮地四壁墙根挖洞，见它们大大小小洞里洞外目中无人地晃来晃去。

三排楼房，二层加三层角，二十个门牌，三十六户人家。大人们都是同事，一半上海社会科学院，一半上海财经学院。

据说，这里之前是日本人兵营。

弄堂里的大人们，大多1949年后，新政府不知如何安置，统统收罗进了“社科”和“财经”。这些人中，有段祺瑞的女儿、袁世凯的弟媳妇、国民党时期的区长、民国时期的省长、孙中山的秘书、前检察院院长、国民党中将，也有留美教授……

他们身上，似乎有种特别味道，散发特别气场。这味道、这气场，浓厚、凝重，低沉、压抑。

他们很少话语，很少笑容，活得谨小慎微。平时闭门不出。

见他们，只有上下班时。印象中的他们，进出弄堂，总先探头一瞥，只是道光，急促一闪，然后俯首，缩肩，脚步匆匆，弄堂里这段不得不走过的路，越快走完越好。

这条弄堂里，出过不少反革命及右派。母亲说，那时常听一阵呼啸警笛，警车停在弄堂口，车里走下的人，带着手铐，带走某个低下头的大人。那些被带走的，大多从此再没回来，留下他们的妻儿，称为反革命家属，活着，却抬不起头。

母亲说，那一阵阵警笛，带给她恐惧，怕的是，终于轮到我父亲。

文革时，这条弄堂几乎没一漏网，统统被抄家。

很静的弄堂。到夜晚，唯能听到的，是12号林家大哥拉响的小提琴声。声响优雅得凄婉，让人透不过气，他家屋里传出，撞到对面墙上，窄窄细细的弄堂里回来荡去，一条条门缝中钻入，漂压人心头。此外还能听到的就是咳嗽声，我父亲的、林家爸爸的、隔壁郭老教授的，此起彼伏，一阵阵，一阵阵，由轻到重，再由重到轻，每次，都像咳断了气，再也回不来了。

照片一

我家后门，正对十八号杨兆龙家前门。

杨兆龙，有人说是前司法部部长，有人说是前监察院院长，小时的我们，只知他是杀害王晓和的凶手。

他，矮，黑脸、黑胡、黑眼珠，两条眉很粗，翘出两簇黑眉梢，拄一根斯的克，挺胸昂头，步子跨很大。他家前门从来不开，进出面街后门。街这边住宅，对面火车线，他从来只走对面，为避所有人。

弄堂里孩子，隔老远，常冲他背影叫：“反革命、杀人犯”，连本是反革命的子女也跟着叫。但只要他一回头，两条剑眉一紧，大小孩子都吓得赶紧转身，逃进弄堂。

杨兆龙的母亲像只老猫，雪白皮肤，雪白眉毛，两只眼睛是两根长长下荡的线，很老了，身体蜷缩成一团，脸上只有皱纹，也是白色的。

夏夜，弄堂房子热得难熬，弄堂的人沿街路边乘凉。有时，杨兆龙会让母亲安坐藤椅，连同椅子一起搬出，左右无人，也会一旁陪坐一阵，有人，则折身进屋，唤出他太太。他太太，便掌一把扇，替婆婆不住地扇。

一日清晨，一辆殡仪馆的车从杨家门前开走。从此，再没见过他母亲

又一日，冬夜，寒气袭人，风，撕扯着墙角，路上不见行人。弄堂小组长敲响杨家面街的后门，门刚开，两个便服箭步窜入。不久，杨兆龙下来了，带着手铐，被押进一辆飞驶而来的吉普车，据说，那车黄昏时就在对面马路稍远处停着。

传言说，杨兆龙派他两个儿子分别从广东、海南偷渡香港、台湾，带了两封他给蒋介石的亲笔信，还有一份反攻大陆的计划。但偷渡失败，两个儿子分别在边境被捕。传得神乎，不知几分真实。

杨家只剩太太和女儿了，母女俩守住一幢阴森森的楼。

1966年，隔壁弄堂一个红卫兵，带一帮小孩去杨家抄家。踢开门，冲进去，撕书，将唱片摔地，奋力踩碎。杨太太站墙边，过往的小孩，去时扇一耳光，来时扇一耳光。她目无表情，好像耳光不是扇在她脸上。

抄家的走后，对着窗外，她说了句：“当年周总理还是我们救过的!”

一星期后，杨太太开煤气自杀，幸好，发现得早，没死成。女儿眼泪无声地淌，求妈再别干这事。可几星期后，女儿早起外出买菜回来，母亲已吊死在门廊上。女儿没哭，找来剪刀，扶起踢倒的凳，站上去，剪断绳，抱着母亲一起摔下。待到好心肠的邻居赶到，怪她：“你怎么这么大意，不看住她？”她冷冷答一句：“她想死，谁也看不住。”

杨兆龙的女儿，二医大高才生，1957年被打成学生右派，送去农村劳动教养。母亲死后，她独守空楼，不与任何人往来。不知过了多久，弄堂里的人发现，杨家被封了，所有门窗都贴上了公安局封条。

杨家女儿不见了。又是传言说，她上交房子，去了农村，嫁给了一个农民，那人曾是劳改犯，是她早年劳动教养时认识的。

七十年代的一天，杨家女儿回来过，带了个黑乎乎的男人。她也黑了，头添苍发，也像乡下人了。她原先很白，很像医生。两人走到弄堂口，停了停，再几步，原先家的窗前站了站，朝里望了望，走了。

后来网上查到：杨兆龙，哈佛大学法学博士；通晓英、法、德、意等八国外语；曾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代理最高检察长等职；曾草拟《国家总动员法》、《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法律；曾当选为中国比较法学会会长、刑法学会会长、国际刑法学会副会长等职；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世界范围内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建国后先后被打成“右派”分子及“反革命分子”，63年被捕入狱，75年特赦出狱，79年死于浙江海宁。

照片二

林家爸爸不同，进出弄堂，步子跨很大，身板挺直，目光发亮，笔直前视，谁也不看。

谁都知道，林家爸爸进这家大学，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亲自介绍的，还亲自坐了轿车陪送去。林家爸爸早年，当过一省之长。

林家爸爸有个年青的太太，小他二十几岁，清清瘦瘦，干干净净，细细的眉，细细的眼，目光也细细，眼缝中甩出，被她看过的，也都成了细细的。

林家六子女，三女三儿，分别毕业于清华、北大、同济，复旦，一律响当当的大学。

林家爸爸最喜欢的是大儿子。每到夜晚，弄堂里的人，习惯听到小提琴弦音，他家传出，窄窄的弄堂里回荡。琴声悠扬起伏，精致的倾诉。时而委婉，时而沉沉。大儿子的琴是林家爸爸教的。他自己不拉，只是教。天热，暗暗的底楼屋，常见他一旁站着，看着拉琴的大儿，偶然动动嘴，动动指，很偶然。久久的，他就那样手捏下巴，专注地听，专注地看，目光乌黑，深的尽头，似乎活着遥远的记忆。

林家大儿1965年大学毕业，1970年结婚。结婚时，老俩口让出光线最好的二楼，睡去底层。大儿媳是护士，应该起码是个医生，但那年代，标准变了，组合也变了。儿媳出生较好。这“好”，如在过去，怎么也是进不了林家妈妈细细的眼缝的。

婚后的大儿子，不再拉琴。开始回家上楼，还弯进底楼屋，看看父母，却后来，媳妇纤细的手指，在他袖管上轻轻一拉，一推，他的身便失去分量，即刻转向。天长日久，大儿子的脚步，走过底楼，没了那份迟疑，一停不停地上楼，也成了大家都已习惯的事。

林家爸爸老了，那几年，突然老了。天热偶然出来乘凉，弄堂里人吃惊地发现，他的身体，已像晒干的虾米，干燥，萎缩，脊梁也弯了，直直向前的目光，也开始了游移，不再那么坚定、自信，也有了接触人的意愿。

再过过，林家爸爸卧床了。床边茶几上，铺满各种药瓶。底楼房子，本没光线，上海天气又潮湿，水气从地底、墙缝中渗出。每到夜晚，林家爸爸的咳嗽声，十分苍老，碎了一般，翻动许多痰泡，响亮地开始，一点点微弱，直至无声，而后又更急促、更剧烈地响起。

林家爸爸需什么药，想吃什么，都由睡在三层角的小儿子去买，进出医院，也是小儿子背上背下。林家爸爸退休工资算高，但与小儿子很计较，找回的钱，一分一厘算清，时还怀疑报虚账。林家爸爸有些积蓄，不多，塞枕头下。偶然，大孙子去他房里转转，他便弯起身，蚊蝇般的声，有气无力唤过孙儿，被窝里抽出甘蔗渣似的臂，指头戳进枕头，摸出几张钱，抖抖地过去，跟着，骷髅般的脸上漾开了树皮般的笑，笑出仅剩的几颗牙……

林家爸爸晚年时喜欢写诗，他让小儿子找人帮他出过本诗集，自己出的钱，都是五言格律诗，钢笔刻的，油印机印的。没几个人看，看了也没几个人懂。

一生很快，就这么过去了。

九十年代末，回上海，再进这条弄堂，去看林家小儿子。弄堂旧了不少，也比记忆中更窄，红色砖墙不少剥落，像已过了多个年代。黑洞洞的底楼屋里，我与林家小儿聊天，他还放了音乐，仍是莫扎特，李斯特、贝多芬的。问起他大哥，他说，一早已去美国；问还拉不拉琴，他说他也不知。音乐声中，打量四壁，触摸记忆，意外发觉，屋子尽处拦出道墙，墙上有个小窗，窗中，一张皱得不能再皱的脸，木愣愣看着我……林家小儿对我说：“她在床上躺了已多年……”

照片三

一号住着两位老太。一位灰发，瘦瘦，身板硬朗，扎发髻，终年大襟褂，右边高高的襟口插块手绢，没有表情，黄黄的皮肤绷紧，皱纹都不见。另一位，包头布，黑色的，绣了花，一双小脚，很小，像三角棕子，走起路来，如两根棍触地。

灰发老太的女儿、小脚老太的儿媳，是我爸爸同事，关系甚近，彼此喜欢英语对话。春节时，我爸会去她家拜年，她也会来我家。她挺时髦，长得像洋人。她儿子与我是同学，不声不响，常被人欺负，有个奇怪的绰号，叫“半只卵”。

进过一号一次，仅一次。

屋里乱且挤，家具也是旧的，东一包西一包，大包小包，都已多年不见阳光。床上一块旧床罩，被褥鼓上鼓下。

小脚老太抱只水烟壶，“呼噜、呼噜”地吸，下巴吸得又瘦又长。半天，睁一下眼，看看，又闭上。

灰发老太见我，拿出个罐，用力开，指头成了骨头，一根根，一节节，手背绷起几根筋，吊起一层黄里透黑的皮……

提起灰发老太，大人们口带唏嘘，不少敬意；这敬意很老很旧，落在遥远的灰色年代。老太的父亲，是个叱咤过整个中国风云的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吸水烟的小脚老太，也非一般，当年皇帝的弟媳。

不知什么时候起，再没见过那位小脚，文革前？“文革”后？如是“文革”前，是她的福气。

“文革”后，灰发老太，每星期两次，提个板凳，参加弄堂家庭妇女政治学习。从不与人招呼的她，也会笑了，只是这笑，像牙齿、颧骨在笑。老太挺文化，小组会上，常被指定做记录，字很漂亮。

老太以前在家有威信，“文革”后，儿子、媳妇当她祸根。外孙、外孙女更不愿理她。她吃一口饭，少少，快快，完了便回个人世界。是楼梯下一个斜角，三角形，仅够放张单人床，一块布帘将她与外界隔开，除了吃饭、开会，春夏秋冬，她都窝床上、被里。

一阵，小组会议后，灰发老太常来找我妈。她颤颤巍巍、慌慌张张，坐椅上，一脸不安，一脸谨慎，对着我妈流泪。没哭声，哭的表情都没，只有眼泪一条线地往下流。声音断断续续，压得低，沙哑，苍老。她说她女儿、孙子、孙女对她不好，一分零用不给，还常骂她；她说她常生病，因没“老保”，药也买不起……泪流多了，大襟褂上拉下手绢，按一下泪痕。常常，我妈陪她掉一阵泪，她走后，眼红好久，跟着关照我姐，去单位帮她拿点药。待到下次小组会后，再来我家拿。只见她捏住我妈的手，老泪唰唰，只是点头，连声谢谢都说不出。流一阵，赶在家人回来前，颠一头白了的灰发，匆匆回去。

七十年代末，老太被文史馆请了去，因她拥有许多历史活资料，且能画一手好画，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不过那时，老太已很老了。

儿时伙伴（一）

小时，弄堂里和我玩得最多的，是秦丁和隆裴。他俩都大我五岁。我从小爱与比我大的孩子玩。

秦丁从小讨人喜欢。功课好，体育好，品德好，懂礼貌。这种家庭的孩子该是当不上班干部的，但二年级起，他的臂上就带上了两条杠。

很小开始，秦丁就有女同学来找。女孩二三结伴，进弄堂，他家窗下，放开好听的女音，仰着脖叫。秦丁便下楼，和她们谈班务，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大些后，仍不断女生来，但他已不再是单纯班干部的样，一腿站着，一腿往后反翘，抵在墙上，脸上隐隐笑意。女生则低头，脚尖抵地，不停磨搓，时而扭动的腰，嘁嘁一笑。

秦丁和隆裴是弄堂里的孩子王。那阵大伙迷上了足球，组织了足球队，秦丁是队长。他球踢得好，人缘又好，还十几元钱买了真皮足球，作为对足球队的贡献。那时十几元，抵上一人一月开销。他和隆裴的"领导"下，弄堂里的孩子把足球当事业踢起来，弄堂开始踢，一直踢到附近体育场。体育场关门，大家就翻墙而入，待到管理员来抓，又你帮我，我帮你，翻墙一逃而光。

秦丁总能做些大家做不成的事。过年，别人放小鞭炮，他放“月炮”、“焰火”。少年宫学会制作飞机模型后，他步行去南京路，买来零件组装，装成后，拿到马路上试飞，一群孩子便跟着，看飞机上天。他家有只留声机，手摇的，一阵，他买了许多唱片，陆陆续续，带几个小朋友，他妈回来前，去他家听。他还用他家那只名牌120照相机，替大伙拍过许多照，照后自己冲印，送给大家。他妈似乎什么都满足他，从没不答应的事，最多关照一声，“秦丁呀，好好爱惜嗷”，说得也轻柔。

秦丁在家是老大，有弟妹三人，他是他妈的最爱。秦丁的母亲是高级工程师，我们弄堂里工资最高的一个。秦家妈妈极文雅，每天上下班，离家进家，轻轻地离，轻轻地进，关门声轻得听不见。遇人，哪怕是小孩，也露一丝笑，静静、柔柔招呼一声。

一个星期日上午，阳光很好，我与秦丁弄堂口闲聊，忽见一蜻蜓低低飞来，两人跟着追，突然，蜻蜓飞不动了，掉下地。捡起，发现尾上系了个条，抚平看，上面写着：“打倒共产党”。刹时，惊慌失色，面面相觑，然后，紧张加兴奋，两人齐肩过街窜巷，去到街道派出所。

派出所里，民警问了情况，因秦丁年大，递他张表，让他写经过。写完填完，民警拿去一看，眼里忽然失去了和蔼的光。他把秦丁单独叫进里屋。一阵后秦丁出来，脸色很难看，红红白白，做好事的亢奋荡然无存。走到我面前，低声一句：“走吧。”声音沉重得丧气。回家路上，他不吭声，垂着头，问发生了什么，也不说，临到弄堂口，忽又止步，几乎是恳求，说：“我们别对别人说起这件事好吗？”

后来知道，里面屋里，秦丁成了怀疑对象，遭一阵盘问，只因他在表格出生栏里，填了“反革命”。1963年。他才十五岁!

秦丁的父亲，“肃反”时出的事，那阵，弄堂里一下抓去几个。警车尖叫着来，闪出亮晃晃的手铐，一个个挺直的身弯下，成了“坏人”。一个个家庭，大人小孩，刹时成了反革命家庭、反革命家属。“反革命”们再没回来，就像没存在过，就连他们的家属，也不再提起他们。很多年后听说，秦丁的父亲死于青海，六二年饥荒时，为挖一根嫩树根，山上摔下，浮肿的脸，摔开了裂。秦丁的妈妈收到“死亡通知”，但没告诉孩子。孩子们本就记不清父亲的样，不如彻底不记得的好。

一日，秦丁对我说，他刷牙时出血，要去医院看病。刷牙出血太正常，我笑他洁癖，笑他草木皆兵。秦丁去了次医院，又去一次，第三次医院回来时，兴奋地告诉，他要住院了。他兴奋，一为证明自己并非大惊小怪，二因住院确是件让人兴奋的事：那么多人围着你转。

秦丁住院，成了弄堂里小孩们的头等大事。每天下午三点探房，大小“足球队员”，隆裴带领下，成群结队去看他。探房一次只能二人，大家就想法，趁护士不备时溜入，或先进二人，出来一人，带上另一张卡，带进另一个人。秦丁见到大家很高兴，很得意，笑着告诉，这次他是真病了，头发一拉就能拉下一把。大家便说，肯定动脑太多，知识分子大多秃顶，都掉头发。秦丁很开心，说，最多再住两星期，就能出院。大些的孩子便说，等你出院，我们找张大藤椅，抬你回去，搞得热热闹闹。“那我不成了皇帝？！”他说。说时一脸快乐与满足。

两星期后，秦丁病重。这时大家才搞清，他得的是白血病，几乎是绝症。但谁又能相信？死亡，对孩子来说，太陌生，用在熟悉的孩子身上，太不真实。弄堂里所有人都关心起白血病，到处打听药方。教我们围棋的老教授，还特地去医院，找到医生说服他用“红霉素”，老教授相信，红霉素是治万病的良药。弄堂里孩子，每天会在秦丁家的窗户下，仰着脖子喊，问他家人秦丁的白血球指数，指数低了，大家心一沉；高了，心又一亮。

没多久，秦丁进入昏迷状态，醒一阵，昏一阵。医生对他母亲说，不用输血了，输不输都一样。输血是自费，很贵，可他母亲摇摇头，坚持要输。也许她无法接受不输血的死，也许根本不信秦丁会死。秦家妈妈不上班了，整日整夜陪他，坐他身边，无声地坐。秦丁身上开始出血，一碰一块“乌青”。秦家妈妈替他擦身，热的毛巾轻轻地慢慢地贴上，轻轻地慢慢地移动，热的泪掉在热的毛巾上……

那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似乎是秋风带走了秦丁。夜晚，昏暗路灯下，孩子们聚在弄堂口，“唉——怎么会的”，“大人越喜欢的孩子大概越容易死”，除了这两句，谁都不知还能说什么。秋风“呜呜”地叫，像是在说：一个孩子去了，一个孩子……

火葬那天，秦丁躺铁板车上，脸蜡黄，穿套崭新呢制服，带顶呢帽，像假人。秦丁一家无声地围着他，秦家妈妈的眼泪线一般地流，掉久了，拿出手绢，脸上按两下……

来了两个红卫兵，秦丁的女同学，将一只红卫兵袖章带到秦丁假手一样的臂腕上。她们也流泪了，说，秦丁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红卫兵，经组织讨论，决定让他实现生前的愿望。

一片近似于无的轻声啜泣中，秦丁的铁板车被推进了里门。秦丁消失了。那是他的身体经过的人间最后一道门。这个身体使我第一次真正感到死亡的存在，感到“死”是任何力量也拉不住的。我接受不了。几十年过去了，仍常梦见他，和他一起吹笛子、打康乐球，下围棋。梦中，他还活着。

儿时伙伴（二）

隆裴与我友谊如一。我去插队，他留上海，两人不断书信往来。他的信不长，不时夹几张邮票，寄几卷信纸。我农闲回沪，他总帮我搞许多电影票。那时电影票难搞。他有许多朋友。给我电影票，他从不收钱。

隆裴喜欢古典音乐，家中不少唱片。那时听“无标点”音乐不敢被人知，甚至不敢被家人知。于是，我俩躲在他家三层角的小天地里，音量开到最轻，屏住呼吸珍惜地听。听完，音乐的余音中，踮脚不出声地下楼，夜晚的宁静里，相互用气流声道别。

“那后半夜呀静悄悄，我意外做了个梦……”——什么歌？当年常唱的。

一次，说起我的农村生活，说我常没饭吃，公社给的补助粮，没钱去买……他听了，说要给我资助，让我去买粮。说时，声音语调中，感到了他从来固有的真实……

那年他结婚，为等我回沪参加婚礼，他把婚期往后推了几天。

后来我出国，多年没给他一信。感觉很抱歉。几次都已提笔，却又放下。写什么？说说过去？说说我对他的感激？说我没忘记他，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需要吗？于是一拖再拖，拖到后来，再想去信时，自己都觉得不再适合。

那年回国，我去找他，他已搬走。弄堂里老邻居都搬走了。但我没放弃，到底通过他人找到了他的电话。电话中，我说想去看他，说想请他吃饭。我从不把吃饭当回事，可那次，说得郑重其事。

最终还是他请了我一家。他太太说，接我电话，他非常高兴，说一定要请我，无论如何要由他请。我犟不过他。为的是表示尊重？或因向来是他照顾我，彼此都已习惯？

饭桌上，我说不出想说的。可我说不出的，我太太替我说了。她告诉他，说我经常想到他，说我一直为这些年没与他联系感到不安……

他是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可这次说了，他说：“有一个歌这么唱，‘只要你活得比我好’。” 说这话时，他扭过了头去。

后来每次回国，我都会去找他，一起吃饭，聊天。

我们常说到秦丁，都说太可惜，只活了十六年。要能活到今天多好？活到今天会怎样？做生意？出国？反正，做什么都会成功，他聪明，人缘又好。可一晃，没了他的世界，已四五十年。

我们还不断聊到我们的弄堂，聊到一个个当年的伙伴，两小无猜。都说这大半辈子，记忆最深的，到头来还是小时，还是我们的弄堂。

儿时伙伴（三）

隔壁楼上的大林，小我一岁，小时玩伴，憨厚，随和，笑眯眯。我们天天一起，后来你走了，去了大连，去你爷爷那，你第一个让我知道，什么叫离别，以为我们会一直玩下去，永远，可你走了，一个天天相见的人，从此再没相见。离别就是不再相见，这让幼时的我，想不通。

曹九九，大我两岁。你的同学都说，你那么聪明，可成绩总是九十九，就像你的名字。你是个哥哥，寂寞无聊的我，总爱敲你家门，你从不拒绝，把我带去你家三层角，给我讲故事。最爱听你讲打仗的故事，至今依然听得到你嘴里发出的战马蹄声，不是哒哒、哒哒，而是嘟嘟、嘟嘟。你这么聪明，可你只考取了初级中学，因父亲是右派。后来你插队去了淮北，消失了。

5号楼上的三个孩子，父亲右派（后为教授），爷爷国民党中将。老大大我两岁，佩服我哥，我哥考取了北郊（重点中学），你也考去了那。你和我哥常一起上学，买了月票，虹口公园前门进去，树荫下晨读，然后穿过后门上学。后来插队，你还当了集体户户长、生产队队长，再后来，你去了美国亲戚那。大家都羡慕你，祝贺你，可我想，美国多远，多冷清。

老二和我同岁，性格倔强，自视很高，拒人千里，很小就懂电器，会装半导体、收音机、以及后来的电视机。我们彼此尊重，常一起聊天，你还带了你的亲戚找我下围棋。后来你去了美国。你没读过大学，却自学考取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老三小我两岁，聪明绝顶，小时老跟着我。也去了美国，也考上了那的名牌大学。听说后来生意做得很大。每次回国，我都去我们曾经共有的那条弄堂，可是都走了，已没我认识的人，没我们以前的家。

楼上海清，和我同岁，幼时和我同进同出。我在屋顶上放风筝，你在一边看，我们一起弄堂里赛跑，听大些的孩子笑话我们。后来我们进了同一中学，你指挥全班同学，在校场上军训，成了学校第一红人。那次我被人合伙暗算，闹到校工宣队，弄堂口碰到你，你正要外出，我叫住你，请你帮忙，你二话没有，返身回校，替我到工宣队解围。这事一辈子记得，不会忘。怎么能够忘。

陈家大哥，六五届华师大大学生，大我很多岁，可我们是朋友。你喜欢文学，我也喜欢，我喜欢文学甚至受你很大影响。插队时，我们通信来往，你那么同情我，那次返乡前，我的钱包被偷，丢了二十元钱，你知道了，比我还难受。回沪后，你建议我去考大学，并主动提出教我物理，那时你是物理老师，松江二中的教导主任。

5号楼下的金生，父亲是社科院电工，弄堂三十六户人家，一律知识分子，就你一家出生工人。也许这让你压抑，甚至让我压抑，但我还是喜欢去你家，你不聪明，但老实、厚道，耐心陪我。后来你回乡去了崇明，再后来，听说你在当地结了婚，取了当地女子。很伤心，很压抑。知道不应该，可我还是伤心、压抑。

7号楼上的咪咪，8号楼下的芳芳，11号的倩倩，12号的月月，曹九九的妹妹曹萍，有的同岁，有的小我一两岁，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看我，我看你，彼此最了解，最知脾气性格，优点和缺点，你们后来是否都有好的归属？祝福你们。那时我们还年轻，可为何就没谈上一场恋爱？

隔壁毛毛、珍珍，哥哥大我两岁，妹妹大我一岁。父亲是教授，母亲是中学老师，家里条件好，午睡起来有饼干糖果吃。哥哥貌似骄横其实老实，妹妹聪明、精干，像姐姐。毛毛和我吵吵好好，好好吵吵。后来我大了，难欺负了，但你还插腰扬头一副外强中干的样。大人们说，幼时我老跟着你，喜欢摸你眼睛。记不得了，那时太小。可这份记忆多么亲切。都说珍珍门槛精，可还真没觉得，一次和你隔窗聊天，聊我们共同的数学老师，聊得真开心。后来你插队去了贵州，在那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后来我们才见过一面，在我家厨房，听你自豪地说她开刀的经历。贵州，呵，贵州，你还在贵州吗？

10号小妹，漂亮小巧的女孩，出生名门，权贵之后。轻盈的步履，轻盈的身肢，轻盈而甜美的永不消逝的笑容。小时老来我家，找我姐姐，跳橡皮筋、踢毽子。大些后，你和毛毛、珍珍还有后来的丈夫威士忌，四人天天一起，欢声笑语荡涤弄堂。那时你们多大？十五？十六？还是十七？漂漂亮亮的四个男女，潇洒、健康、豆蔻年华。后来你插队去了蒙城，再后来转去梧州，去回乡插队的威士忌那，然后结婚、生女。几十年不见了，杳无音信，却不料，你在网上找到了我，你说我是10号的小妹，你还记得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怎么能够不记得？！

知道吗，日落西山的黄昏、寂静无声的夜晚、思绪无序的梦境，你们所有人，一次次出现在我脑海，给我淡淡的甜蜜、轻轻的忧伤、浓浓的思念、解不开的困惑。生命和你们一起开始，理应一起继续，永远一起，可是散了，都散了，天各一方，难有音讯。你们每个人，连同那三排楼房、三条窄窄的把我们挤得更紧更近的弄堂，都是一张画，遥远而朦胧的画，时而美丽、灿烂，时而灰淡、压抑，就像上海旧时的天气。真想将手伸进画里，抓住你们，拥抱你们，然后一起转身，看看逝去的岁月，看看画里我们曾经共同有过的生命。

你们现在哪里？一切都好？是否也会像我想念你们一样想念我？是否也会时常想起那几条弄堂，想起过去的岁月，哪怕只是偶然？你们是否也想见见我，就像我想见你们，见见几十年没再见过的儿时伙伴？如果你们和我一样，我会感到非常非常的欣慰，非常非常的满足。

我们的生命中有彼此。

（责编：张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