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岸碎影

文/杜璞君

江岸碎影

文/杜璞君

杜璞君 广东省作协会员，曾在多家报刊发表了小说、散文和评论。出版中篇小说集《月亮灼伤了谁》、散文集《窥探的目光》。现居广州。

1

我们是在码头相遇的，为什么是码头，人生又有谁能说得清为什么呢？比如人的际遇。多年后，仍会想起她站在码头的身影。那时候，芳村和黄沙的过江隧道还没建成，从黄沙过芳村要搭乘过江的轮渡。一早一晚，黄沙和芳村两边的码头，总排起长长的人流和车流。等候上船过江的，主要是广钢和附近工厂上班的工人，他们沿着江边推着单车慢慢向码头挪动。有时候实在赶时间，有人趁着管轮渡的不注意挤上旁边的汽渡。搭载汽车过江的轮渡，比轮渡要宽敞。船头吊挂着一块厚厚的登陆舰桥，汽渡靠岸时，车辆从舰桥慢慢开上船，挤上汽渡的单车和行人，紧挨着汽车旁，跟着车辆一起过江到黄沙或芳村。

码头人多排起的人龙，起码等上半个多小时才能过江。若恰好黄昏，落日在远处的人民桥上浮荡，七八分钟的航程，望着落日，铺洒的一江碎金，排队过渡的一时间的郁闷，多少给这夕照下的江涛驱散，不过这看起来很开阔的江面和夕照，对于那些每天都要过渡，赶着上班或回家买菜煮饭的人来说，就实在没有这份雅兴，远眺江上那枚落日发呆的。

我在码头不远处的江岸边发现她时，她已经不是第一次站在那里，似乎不急于过江。轮渡来往好几趟了，有些过渡的，眼看着码头的闸门就要关上了，赶紧付了船费，高声喊着：“别开船，别开船，等等。还有一个。”冲过闸口，跳上轮渡。她却显得很淡定，扶着江上的栏杆，一个人望着江水和落日很长时间。她有时把目光移向码头旁停泊着的小艇上。原住在珠江岸边的水上人家，都上岸居住了，这些艇家，是晚上有客人到江边散步，顺便坐在江岸，炒个粉，喝口粥，艇家就在艇上开火。有名的艇仔粥，多出自这些码头岸边的艇家。虽说不上味道有多么的正宗，但吃的总是这江上的江风渔火。

小艇的船头插着竹竿，船后搭起的竹篷，除了煮食方便，艇家也可以在里头午休打个盹。插在船头的竹竿倒影在江水里，竹影随着江水扭动，有时一些喜欢美术的学生，对这破旧的江景产生了兴趣，拿起画笔画上几笔速写。

竹影在江水中，搅乱了夕照，破旧的木船也罩了层薄薄的金辉，这时候我感到那落日真美。开始她并没有注意到我，到我们目光相遇，或许都出于对这么一幅江景的迷恋，她就对我笑了笑，算打了招呼。

有一次她站在黄沙的码头，等船的人鱼贯通过闸口，她却没有上船的意思。我问她：“船快开了，你在这里等人，怎么不过江？”她说：“过的，我定期要过芳村那边的。”

芳村位于珠江西岸。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过江隧道的便捷，房地产更无从谈起。芳村像孤岛一样，几乎为人们所遗忘。只有当骂人时，因有一座专门收治精神病人的医院，还无端扯上关系。

我一直没有打听她过芳村做什么。当江上起了浓雾，码头周围雾霭笼罩，五步之遥，看不清对方，但这样的大雾天气，依然没有影响她一个人站在码头的江岸边。江上的渡轮和码头都看不见了，她照常望着浓雾横索的江水。我走过去，雾气罩着她的身影，使她人显得有点抑郁。随着江上的雾逐渐散去，灰蒙的天空还偶尔露出些许阳光，我从她略带忧郁的脸上还是看到一抹笑意。

她住在陶街，我家就住在她家对面。陶街是条有几百年历史的老街，是为纪念明代广东布政参议陶成以及他儿子陶鲁而得名的一条街。打小时候我居住在那里，一直都很安静。除了阳光照临街道，最让人开心的是听到一声“卜卜榄”。卖橄榄的用一木箱吊挂胸前，他走进陶街，喊声“卜卜榄，有辣有不辣”。迅速就会有一群小孩围住他，小孩子多喜欢辣的。卖“卜卜榄”的，从分开两格的木箱中，用勺子舀上一毛两毛的“卜卜榄”装进报纸卷成喇叭状的纸袋。我们这些小孩从纸袋里拿起橄榄就放嘴里，嘴巴很快就沾满了辣椒碎，像涂了口红。

在陶街要说听到最特别的叫唤，要数那骟猫连带阉鸡的阉鸡佬。他骑着单车，叫唤着：“骟鸡又骟猫”，压了韵般，怎么也弄出点抑扬顿挫来。收破烂的那声：“收买烂嘢。”（收买破烂）因尾音故意的拖长，就显得有点慵懒。回想起来，好像仍在照进街内的太阳下跳跃的，还有磨刀师傅挑着条凳，在这百来米的陶街，喊出的那声：“磨绞剪铲刀。”

她与她父亲住在一起，我们望过去她家，总是黑洞洞的。邻居曾经有过传闻，说住进对面这所房子的人，有好几位都疯了。她家与另一家人共住在一间屋子里。客厅是公用的，客厅门向着陶街敞开，简单地用一面破旧的木屏风分隔一下两家人，但有了这面屏风的遮挡，再加上对这间屋子的种种传闻，难免让外人怀疑这屏风背后，是否藏着令人不安的鬼怪。

因陶街有好几栋民国留下来的中西结合的小洋楼，就成了我们这帮小孩捉迷藏的天堂。她家虽然有鬼怪的传闻，但捉起迷藏来，没有比她家更好的地方了。

我有一天就藏身她家，躲进去的时候，感到她家并不像想象中可怕。除了她家与另外一户人家共用的客厅比较昏暗外，这户邻居住在她住的房间后面，紧挨厨房，长年的烟火和缺乏足够的光线，使得后面的房间异常昏暗。她和她父亲住的这间房间，有一扇窗户向着陶街，白天有亮光照进来。

我躲进他们家，用手指贴住嘴，示意她和她爸爸不要吭声。他爸爸笑眯眯看着我躲进他家里。这时下午的阳光照进房间。一个装糨糊的瓶子，养着一棵小树根，虽有几片叶子，但却见不到根须。我好奇地问她：“这树根没根泡在水里能长吗？”她说：“这是水横枝，能长的。”有两条小鱼在瓶子里游来游去。

望着瓶子里颤动的阳光，外面躲在不知哪个角落的小伙伴，被找到的声音传了进来，不过，小伙伴们却找不到我。他们不会想得到我躲进了这间出疯子的屋子。桌面上的时钟“嘀嘀嗒嗒”地在响，一只小鸡跟随着时针的转动，啄着米粒。她家是非常安静的。

她的父亲很慈祥，不大说话。他剥了颗糖果给我。可能难得有生人到她家来，又何况是个孩子。她不知哪找来一些红色的树叶梗，编织着什么。我问她你在编什么，她笑笑说：“改天，你来我家，我送个小礼物给你。”第二天，我跑到她家，她将一个用那些红树叶梗编织的宝塔送了给我。我把这编织得很精致的宝塔当作手枪，不时拿起来瞄准。

她有一个妹妹，不知为什么见她姐姐给我编了这么一个精致的宝塔，有点不服气。我再到她家玩时，偷偷拉我到身边说：“我给你编一个。”不过她妹妹弄了好几天，好不容易终于弄出一个像塔又不像塔，更像一根棒槌的东西。我拿在手上玩弄了一下，她妹妹见我拿着她编的这个棒槌，就颇有几分得意地看了她姐姐一眼。她们姐妹俩好像在较劲。我却两边都想讨好，虽然心里喜欢她给我编的那个宝塔。这惹得她有点不开心，我再到她家玩时，她就说：“你找阿霞玩吧，她鬼点子多。我喜欢一个人，你跟街上那帮调皮鬼玩去，不要打搅我了。”

我始终不知她有过怎样的经历。听说她很早就办理了病退，赋闲在家。曾有一段时间，埋头练过书法，但她的书法最后练得怎么样，我不得而知，我离开陶街后没再见过她。我再次知道她的消息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她就在芳村那间精神病院亡故的。听说，只有一两位亲人送别她，她年迈的父亲并不知道这个消息。

我回到陶街的时候，那里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陶街了。我有几次途经陶街，曾好几次想回我原来住过的那间有两根罗马柱子，阳台的栏杆装饰成樽型的房子看看。但这座民国时期留下来的房子，已给一家商户改装成商铺，我看到的是阳台打掉后，布置成阶梯状，摆满的灯火通明的灯饰。

只有一次，我终于走了进去。通往后边房间的长廊用木板封了起来，两扇面向阳台的高大窗户，也被木板封住。客厅四面墙壁，全都封上木板，挂满了灯饰。商家显然不想放弃一寸足以攒钱的地方。我脚刚好踩在原来客厅一块残留着花卉图案的彩釉砖上。这些地砖是建房的主人解放前从国外用轮船运回来的。对这块地砖之所以还有印象，是这砖上的彩釉掉了一半，我们曾在这地砖上对蚂蚁处以过极刑。

我没能再走进她那间总伴随着不利传闻的房子。听说她居住的那座闹鬼的房子，更换过几户房客。是否如这条老街上的人所说的，住进去的人大多都会成为疯子，就像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离开了这里，连同那曾经笼罩过这房子的许多传说。她唯一能照进阳光的房间，不知那扇单独向着陶街的窗户是否仍在敞开？

太阳依旧照临如今非常热闹的陶街。由于陶街上的房子都改成了商铺，我甚至有点辨认不出哪间是她曾经住过的房子。街内的几棵树木已经长得很高。在这里，除了我曾经作为陶街上的一户人家，在这条古老的街上，捉过迷藏，踢过球，还有听过那些古怪的故事，而后来进驻陶街的陌生的来者，是无法知道也不会感兴趣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的。

2

与这眼神遭遇的时候，我有种短兵相接之感，好像有人对我施行了外科手术。从一间间病房经过，门是敞开的，就像看无声的电影，除了没有表情的脸面，那，似乎滞黏在灰色的眼白上，两颗浑浊的黑核子，动也不动地望着门外。虽然那样的目光，已经失却了交流的欲望和可能，我还是不忍心与之多看几眼。

这里静得让我错以为自己也成了这的一尊木偶。我感到离另外那个世界，仅是一步之遥，唯一的不同，是那里将沉寂得不可能有任何声响。

我到这间专门收治精神障碍病人的医院，探望我的舅母。在三楼，医院的护工问明了我的来意，就打开了紧锁的铁门。

铁门“夸啦啦”几声，加上铁链锁上了。铁与铁撞击后的尖锐，好像铁屑，几乎一下就扎入了神经，这把手术刀是如此锋利地，将这里与外面的世界进行了切割。虽然医生桌面上的月历仍会被翻过去，但这些被时间肢解的眼神，他们所看到的若可以说是风景的话，除了天花和四周的墙壁，恐怕就是每天更换一两次的输液吊瓶。

病床上有些病者剩下一副掏空了水分 和脂肪的骨架，鼻子牵挂着吊瓶。他们唯一的肢体运动，就是护工粗鲁地搬弄和擦洗他们起皱的身体。

躺在病床上的舅母瘦得无法支撑着坐起来。她第一眼就认出了我。我有点怀疑，她是否是一位逐渐丧失了时空概念的老年痴呆患者。

我告诉她，舅走了。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这位不断丢失记忆的病人，她眼中渗出了泪水，含混地说：“这么可怜，这么可怜！”

我买来的苹果，她大口地啃着。

我问护工：“她情况怎么样了？”

她们很慵懒地坐在一边，很随意打发了一句：“好多了。”

她好像很饿，大口地吃了好几口苹果。

我说：“舅母，苹果有的是，慢慢吃，不用急，你饭吃了吗？”

“我还没吃。”

护工马上辩解：“她刚吃了饭。她常这样，吃了又说没吃。”

舅母是个不怎么抱怨的人，对生活和亲人加之给她的压力和不解，她都不抵触，很温顺地顺从一切。我们有时说她，不够乐观。她觉得无权争取什么，她都能忍受。

苹果吃了一半，她咬着它，望着天花板。她的头顶悬空挂着一台电视，画面播放着这个活色生香的世界，护工眼眨都不眨地盯着电视。我几乎有了冲动，冲进医生办公室，质问，这病房里，安装电视，给谁看呢？

我要走了，握着舅母枯柴般的手，说：“我会再来看你的。”

走出病房，回头看了她一眼。

护工问她：“谁来探望你了？”

她两眼发直盯着天花板说：“没有人来看我。”

她机械地咬着我削给她的苹果，剩下的那袋苹果，估计护工私地下会不客气地加以瓜分。

我下楼梯时，铁门“咣当”地关上了，依然那么尖锐、冷漠，虽然我听不到这坠落的声音，但我感到是往最深的深渊掉下去的，且坚硬，锐利，与我姑父的目光做了对接。

我到现在仍不敢回想姑父的眼神。那是生病后的姑父。那天我表哥从荔湾医院接姑父出院，他不是第一次住院，我也不是第一次协助表哥，带他回家休养，虽然明白医院只能减缓他老年痴呆的速度。

从环市路拐向同德围，的士并不好打。表哥和我分头拦截的士。我在马路对面跑来跑去拦截的士，几次眼巴巴地望着的士屁股冒烟开走。我无意中望见坐在医院门口的姑父，他坐在轮椅上，侧着脑袋，也许这个角度看过去，使得他的目光，是在睥睨着行人，但这又是让人无法准确了解的目光。周围阳光灿烂，过往的都是健康的行人，生活如常。

对于姑父这似乎在睥睨着行人的目光，我曾有过诸如绝望，无奈，不解，甚至怨愤等等猜想，随意加到他被时间处置丢弃的眼神，毕竟他心灵的这扇窗户损坏了，他仅仅是把一种空洞，很坚决地，拒绝了所有人的进入。

不过我更相信那是一种质疑的目光。他仍在抵抗。

姑父原来是那么健康的一个人。住在西关的时候，风雨不改地去荔湾湖公园打拳练剑，但自从姑妈走后，他的家从老西关，迁到鹅掌坦，他逐渐变得沉默。他是个承受力很强的人，有什么心事和不开心，从不表露，人很宽厚，但当身边另一个走后，他沉默了。谁都不知道他沉默后的世界，似乎都没有耐心倾听他沉默背后的故事。

当我们想重新进入他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之间已经无法交流。他常常在睡梦中喊着自己的女儿，有时他在幻觉中，告诉身边的人，他正在抗战的列车上，逃离着战火。虽然他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但我仍感到姑父以沉默抗争着时间的遗忘。

这不是妥协，也不是无奈，不管他们在时间的序列，还是给时间遗弃，他们都在忍耐。

（责编：张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