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 姊

文/（台湾）朱国珍

姊 姊

文/（台湾）朱国珍

朱国珍 台湾清华大学毕业，东华大学英美文学研究所艺术硕士。长篇小说《中央社区》获亚洲周刊2013全球十大华文小说。曾获《拍台北》电影剧本奖首奖、台北文学奖。曾任中华电视公司新闻部记者、主播、节目主持人。现为广播节目主持人。作品有散文《离奇料理》、长篇小说《中央社区》、《三天》、短篇小说集《夜夜要喝长岛冰茶的女人》、《猫语录》。

我这一生，只见过我姊姊三次面，可是我为她流的眼泪，比我亲妹妹还多。

打从我懂事开始，爸爸就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姊姊，当年在大陆逃难的时候，来不及带她出来，他离开家的时候，姊姊只有七岁。爸爸说，等到反攻大陆的那一天，他会带我回老家去，就算姊姊与我是同父异母所生，见着她的时候，也得亲口喊她一声“姊姊”。

姊姊！姊姊！这个名字在我的心里，已经呐喊了一千遍。即使她是另一个妈妈生的又如何？我的亲生妈妈，在我们十几岁时绝然改嫁，曾经脐带相连如今见面都要预约时间的亲生母亲，与只有一半血缘却终日想象依望的姊姊，亲情的距离，也不会更遥远。姊姊！姊姊！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姊姊能照顾我，跟我说话，带着我长大；我可以卸下长女的包袱，不必凡事在妹妹面前做榜样，因为我有个姊姊，她更懂事，更孝顺，更听爸爸的话。我一直幻想那一天，当我见到我的姊姊的时候，我一定要跟她说，好多好多，只有姊妹才会掏心掏肺的话。

只是，当我真正亲眼见到姊姊的时候，她已经五十九岁了。

在那之前，是通信。一开始，所有写到大陆的信件，都要透过美国的朋友帮我们转寄，一来一往，通常要一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常常看到爸爸收到信时，脸上透露着期待与哀伤的表情。爸爸看完信之后，会叫我再看一遍，我接过那张薄薄的信纸，一字一句用深蓝色粗黑签字笔写着简体字的端正字迹，却都是由姐夫写的，信中不外乎陈述家乡岁收，天气概况，家人健康，与问候我们平安，学业进步，孝顺父母，努力读书之类的。我问爸爸，姊姊为什么不写信？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说：“她可能不会写。”

那时候，爸爸还能亲手提笔回信给姊姊、姐夫，但总还是要我另外再自己署名写一封，表示诚意。十几岁的我心浮气躁，经常随便写一封日记体般的文字应付，心里嘀咕着，这种事都不会要求妹妹做，都是我，这个台湾的“姊姊”必须概括承受。几年之后，爸爸老了，老得没力气写信，开始由我代笔，那时，两岸也开始直接通邮，对岸的地址是“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告城村西南街”。

一个没有门牌号码的地方，与我们保持着固定联络，每一次的信件内容都差不多，孩子们长大了，收成好了，天气变了，家人都平安，希望你们能保重身体，期待团圆的那一天。

团圆的那一天终于到了，却是爸爸挺着六十九岁的身躯，独自去大陆探亲。回来之后，也带来了姊姊的近照，将近五十岁的姊姊，和爸爸真像个复制品，只是性别与头发的长度不同；同样是厚实圆满的身躯，方正的脸庞，姊姊留着齐平耳下的直发，微笑着，头发银白，脸庞历尽沧桑。

我的姊姊……

即使后来电话可以接通了，她也是不太说话。爸爸说，因为她害羞。姊姊不擅长说话，却是务农高手，姐夫在中学作教员，家事全靠姊姊操劳，举凡下田、煮饭、挑井水、运煤炭、照顾孩子，全靠姊姊一个人撑着。

“她手脚勤快，做事俐落，是个好孩子。只可惜，她四岁时死了亲娘，七岁没了父亲，十岁的时候，照顾她的奶奶也走了，后来投靠四叔家，寄人篱下，十七岁嫁给姐夫，一辈子都在辛苦。”爸爸每次说到这儿，总是噙着泪接上一句：“我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你姊姊。”

姊姊生了四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儿子，两岁时连续发了五天高烧，捡回一条命后，成了癫痫症患者，姊姊不离不弃，亲手抚养他成年，这孩子就这么整天跟着她，有时遇到街坊邻居欺负姊姊，身材高大的他往旁边一站，怒目以视，似乎帮她讨回了一点正义。这儿子长得好看，却也薄命，三十几岁就过世，不到一年，姊姊积劳成疾，中风之后，从此行动不便，更失去了说话能力。

之后，父亲动了一场大手术，心里明白，日子可能不多了，唯一的遗憾，是不能落叶归根，也无法再见着那亏欠了一辈子的亲生女儿。于是，我们克服万难办了探亲签证，让姊姊与姐夫从大陆来到台湾，与爸爸做最后一次团圆。

我终于在香港机场，第一次亲眼见到姊姊。那年她五十九岁，被姐夫用轮椅推出来，重新染黑的头发让她看起来精神奕奕，身上穿着爸爸上次去大陆时送给她的花棉袄。见到我的时候她笑着，眼角却流下了眼泪；我那时自以为能成熟从容地应付这种陌生的场面，没想到，两行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从我的脸庞滑过。我把他们从香港接到了台湾，距离前两次返乡探亲到现在，经过十年，我的父亲，与他的女儿，我的姊姊，终于再度重逢，然而我们心里都有数，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那次团圆之后，过了三年，八十三岁的父亲，在睡眠中辞世。也不过一个星期前，我惯常在休假时回家陪伴他，那次他特别叮咛我：“孩子，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你要记得，把我的一颗牙齿带回老家去，跟爷爷奶奶埋在一起。”我瞪着他，心想，又来了，怎么最近每次见面，都要提后事？他交代完之后，沉默了几分钟，也许有半个小时，也许只是因为电视节目的广告太长，让我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他悠悠说出口：“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姊姊，恐怕是没办法弥补了，如果有下辈子，我最希望的就是尽到一个作父亲的责任，好好照顾她。我这么说，希望你不要介意，你们都是我的女儿，但是你比你姊姊幸福，你有爸爸，她什么都没有，这是我最亏欠她的地方。”

父亲过世之后，我依照他的遗愿，带着那颗恒齿，第一次踏上家乡的土地。过去我一直以为时间很多，总有一天会有空陪爸爸返乡探亲，而任意蹉跎机会，直到无法挽回；这一次，没有任何借口，我终于回到了让我父亲一生萦绕心头的家乡，那儿是祖籍朱沟村，那儿是夏日遮荫的大槐树，那儿是产量丰盛的大枣树，还有在山洞里挖凿的窑，冬暖夏凉。我父亲编织的家乡之梦，丰饶富庶，我在梦中，仿佛也见过不下百次，直到，我亲眼目睹了那用黄土与砖块建造的瓦屋，那用煤炭生火煮饭的灶，那一桶桶用人力走上十分钟所挑回的井水，那为了省电费而永远不插插头的冰箱。我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说我很幸福，因为我的姊姊，这一辈子，都在这样的环境里，无父无母，艰辛地活着。

姊姊特别穿上我在台北买给她的桃红色菱格纹针织棉衣，等着我们到来。这次相聚，是在父亲刚过世三个多月后，我握着她长满粗茧的手，坐在她身旁，问一声姊姊好吗？她的宿疾让她无法言语，只能看着我笑，我再问她：“姐夫待你好吗？”她的眼泪就流出来了。这么多年来，姊姊行动不便，全靠姐夫照顾，为她更衣、煮饭，还要把屎把尿。曾经这些照顾家计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做，如今，她却是动也不能动了。我看着姐夫干瘦的身影，与简陋的墙壁，房子里就是两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个电视机，还有一张破烂的沙发椅；两个灯泡，是室内唯一的照明，仿佛要等到天亮，才会有光。

姐夫问：“妹妹，爸爸走了，你们的日子怎么过？需不需要钱？我现在退休了，每个月有月俸，给你姊姊买药还有剩，如果缺钱，我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这时候才想起，二十多年来，我们通信的内容虽然都是家常小事，可姊姊与姐夫，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穷困，而开口跟我们要过钱，甚至到这个地步，他们还担心我这失怙的妹妹，需不需要帮助。

我的姊姊……

我从小就梦想拥有的姊姊，第二次见到她时已经六十二岁，白发苍苍，不能言语，我跟她说话，她专心听着，偶而用笑容回应我，大多数时间是点头或摇头，但我知道她一直在看我，她在看我跟爸爸长得像不像吗？她也跟我一样，曾经幻想着有个可以说心事、互相陪伴的姊妹吗？我跟她只有一半的血缘，可是因为爸爸，我们的生命始终连结在一起。爸爸第一次返乡探亲，姊姊托他带回一对玉镯子送给我做礼物；姊姊与姐夫亲自来台北那一趟，也特别准备了一个纯金戒指送给我。而我，除了在路边摊敷衍地买了十几条围巾当作礼物之外，还嫌玉镯子跟金戒指老土。

姊姊不能说话，但她会笑会流眼泪，那代表什么意思呢？多年来，都由姐夫代笔写信给我们，姐夫能解读她的心事吗？每次的信件，重复着鼓励我要好好活下去，努力上进，做个成功的人，为他们尽到孝顺父亲母亲的责任，这也是姊姊的心意吗？父亲过世之后，姐夫的信件里，改为希望我们能继续孝敬母亲，照顾母亲。对于一个这辈子只见过一次面的后娘，姊姊的宽容，更显得我是个任性的妹妹。我那不能言语的姊姊，即使病了，还是坚强的活着，她是为着什么？是为了一份牵挂？还是那个情份？有生之年，如果她还能站起来，还能病愈，她愿不愿意跟我说出真心话？愿意告诉我，她沉默了这么多年，是为着什么而坚强的活下去？

返乡之后，我答应他们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要回来，却又食言了。过了两年，等到两岸都直航了，还是没办法回去，以前是没空，后来是没钱，这样的理由也不敢明讲，心里想着，总之等存够了钱，总有一天会再回去看姊姊。但是那个总有一天，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到来。起先是七十岁的姐夫病倒了，他因为脑溢血住进医院，救回来之后留在院里复健，两个月之后才回到家，那时，姊姊的眼神开始变得落魄，没有语言的脸庞更形黯淡，仿佛支持着她的那股能量渐渐消失了。时序进入冬季之后，姐夫又住进了一次医院，这次，姊姊也倒下了。

电话里，他们只是说姊姊不太吃东西，越来越消瘦，其他就是老样子，不要太担心。我想，姊姊生病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过去因为太胖而不方便活动，现在体重减轻，应该是好转的迹象吧！直到除夕早晨，姐夫按照惯例，打电话来拜年，语焉不详的转述，说姊姊不行了。我刚开始听不太清楚，浓重的乡音让我们的对话经常变得像猜谜，失去耐性时更容易简化所有的问题，抗拒电话那一头隐约传来的焦虑。挂了电话之后，我沉静思索刚才姊夫在电话里到底想说的重点是什么？越想越觉得不妥，转身立刻又打了电话去大陆详细询问，姐夫依旧安慰我说是老样子，只是姊姊瘦得很厉害，完全不吃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挂上电话后，我到了爸爸的灵骨塔前祭祖，香炉火旺，余烟缭绕，我一个人在父亲的遗照面前，面对着供桌上的水饺、烧鸡和卤蛋，心里头禁不住一阵酸楚，今晚又是独处的除夕夜，自父亲过世后即不断重复的孤寂。思量半晌，决定回去大陆探望姊姊，我天真的以为，姊姊就算是病重，也会像从前父亲在八十岁高龄时，进行心脏手术、下肢动脉硬化手术一样，只要有我们陪伴，都能勇敢地挺过去，坚强地活下来。

订了三月八号出发的机票，却在启程前两天，接到家乡来的电话，说姊姊走了，跟父亲一样，在睡梦中去世。没想到要返乡看姊姊最后一眼，演变成回去送她最后一程。我本来以为可以在她的病榻前，再一次握着她的手，仔细地看她，究竟我们俩是谁像父亲多一点？我也决定要诚实的告诉她，自从爸爸死了以后，这些年来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好，可是我也挺过来了，虽然人们都说时间最无情，可时间却也是最能治愈忧伤的良药，我用了八年的光阴，走出生命的谷底，这是我从来不敢写在信上的秘密。

楚辞里面有句话说：“悲莫悲兮生别离。”过去我总以为，“生别离”就像是送行的人与远行的人，在车站里挥手道再见，两个人虽然各自有旅程终点，但总是会有再相见的一天。现在我才明白，生别离中远行的人，其实是去到了我的肉身所不能去的地方，留下送行者，在人世间独自啃噬被抛弃的悲哀，活着的心灵，终日反复思索着逝去的亲情，为什么，我这一生想要做的事总是来不及？

姊姊火化入土之后的当晚，我梦见她。起先是我那件雪白的羽绒大衣，覆盖在她的水晶压克力棺木上。我始终没有见到姊姊最后一面，他们说，姊姊最后瘦成皮包骨，完全变了样，还是不要看，看了难过。我听从长辈的指示，却执着于肉身的样貌，我的姊姊，那个圆圆胖胖的姊姊，怎么可能改变？因此，在梦里，我怀着惶恐与敬畏的心理，掀开雪白羽绒衣，却依然是那座完整的压克力水晶棺，姊姊躺在里面，从头到脚被绿色绣花被单覆盖着，我依然没见着她的容貌。我说：“姊姊，我来了，却来不及见你最后一面……”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姊姊的声音，轻轻地用浓重的乡音说着：“别看吧！看了莫啥意思。”我继续说：“我好想跟你说话，我们姊妹俩，这辈子，都没时间好好聊过天，说些心里话……”姊姊的声音，平静地传递着：“现在，我们也可以好好聊聊……”隔着透明的棺木，与看不见的身躯，我和姊姊，在梦中，终于认真地聊上了一回。她的形体，她的声音，她的样貌，究竟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只有一种安详的感觉。她的心里有我，才会回来看我，就像她从前活着的时候一样，静静地聆听我说话，这一次，她也许已经超越肢体的障碍，可以自在地回应我，告诉我这些年来，她是如何坚强的活下去，是凭着什么样的意志力，在劳苦的人世间，默默的存在。

天亮了，姊姊真的离开了。我从梦中清醒，一切都这么真实，却再也摸不着，见不到。我望着窗外，几株冬日里的白杨树，孤悍地挺立在寒风中，华北平原的冷空气，一波接着一波拂向窗台，阳光从晨雾中穿透，融进我的血液，是我一生中遥远的姊姊，最近的距离。

（责编：杨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