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世说新语》中的文化精神

■黄志程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所作，它主要记述了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的逸闻轶事。在这部著作中政治道义逐渐消解，作为精神艺术符号的自我意识却得以确立。它系统的展现了生命的生动性、丰富性。因此，解读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可以唤起现代人对生存方式和社会现象的反思。本文从生命意识、自我意识、儒道精神、情感诠释等方面，系统解析了《世说新语》中的文化精神，希望以此为契入点，深入探究这部著作的文化价值。

相较于繁荣统一的汉唐，魏晋时期是黑暗而混乱的，但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并未诉说民生疾苦，也未渲染疆场浴血，更不曾涉及庙堂宏论，而是记述了一群恣意任性、旷达率真的风流名士。在这个时期人们逐渐挣脱精神枷锁，通过各种形式将本性酣畅淋漓的表现了出来，并开始探寻生存的意义与自身的价值。《世说新语》全面展示了魏晋名士的高超精神、杰出风貌和肆情言行。如果说魏晋是一个风流的时代，那么《世说新语》就是属于这个时期的风流宝鉴。

一、《世说新语》中的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充满了“虚无”感，这种虚无其实源于对生命的超越感，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这种追求要挣脱利害关系的束缚，寻求生命的本真。这一时期士大夫们对生命的体验理念主要源于王弼的“得意忘言”说，这种理论主张将“得意”作为立身行事的根本，应不拘泥于形式和文句。因此，在《世说新语》中士大夫多追求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心神的超然，他们无一例外的都践行老子的哲学精神。《世说新语》中描述的士人多数都进入仕途，但却纵酒放诞，根本无心政事。阮籍就是“居官位而常醉不醒”，他之所以做官是因为“校尉厨中有贮酒数百斛”。由此就可窥得魏晋士人对官场及生存的态度。同时，这一时期的士人虽然也体悟到了生命的可贵，但却不再信奉政治道义，他们不像汉末的太学领袖那样积极挽救社会颓势，也不愿为某个政治团体效忠卖命，相反，他们更加关注个体生命。这些魏晋士人也不再忍受隐居的穷困，转而追求物质欲望，并将之视为生命第一需求。魏晋士人的这种生命意识，及由此引发的自觉追求，彰显了他们独具魅力的生存智慧。

二、《世说新语》中的自我意识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高度觉醒。在东汉之前，文人面对死亡更多地表现出无奈和忧伤，但到了魏晋时期，玄学逐渐兴起，受其影响士人的面对生死表现得更加任情和率真。在《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将自尊视为生命的终极价值，这种群体景观在历代文人中实属少见。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着力表现魏晋名士的旷达情怀、机智谈吐、高雅举止和脱俗言行。使这个追求洒脱和自由的名士群体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通过《世说新语》所渲染的“魏晋风流”，可以看到名士们对诗意人生的追求，他们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享受自由。同时，魏晋士人对生命的审视，呈现出鲜明的“超越”感，他们挣脱生命表象的束缚，尽情感受个体存在无限和永恒，这也是他们“风流”现象后隐藏的精神本质。诸阮对猪、支遁对鹤的平等看待，都表明了他们对生命存在的独到见解。系统探析《世说新语》就会发现，魏晋风度的本质就是士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其中记述的人物其实都是一种精神载体，这种精神来源不同，但却指向一致，都以崇尚自然、追求情趣、张扬个性为美。他们追求内在生命力的显现，而这种自觉的精神追求，正是源于自我意识的觉醒。

三、《世说新语》中的儒道精神

在《世说新语》中作者将道家的观点融入到经学中，巧妙的使儒道两家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当时的玄学家在批注《庄》、《老》之外，也对儒家经典中的《周易》、《论语》进行了批注。比如，何晏批有的《论语集解》，郭象批有《论语隐》、《论语体略》，王弼批有《论语释疑》、《周易注》等。玄学家们在对这些儒家经典进行批注时，往往是从道家的层面去解读儒家的观念。比如在郭象的《论语体略》中，就有将儒家思想道学化的现象。他的一些思想其实已经背离了儒家的思想主张。而王弼擅长的却是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进行融合。王弼用道家思想中的义理，来对《周易》中的思想的变化、作用和原理进行解释，推翻了流行于汉代的灾异机祥、五行阴阳的歪理邪说。在他所著的经典《周易略例》中，他对《周易》的评价是很高的，称其永远是方士的经典。

在当时儒学其实发展的十分缓慢，但它对文人们的影响却是不容忽略的。这种现象是有其内在原因的。魏晋时期的文人对儒学的批判和否定，针对的并不是儒学的内在思想，而是被统治者扭曲的、专为其自身服务的儒家思想。与之相反，对于孔子主张的仁义理智信等主张却并不排斥。当时的社会现实让文人们十分失望却又无能为力，老庄的思想主张与其心境十分契合，所以在当时道家学说盛行。但文人们内心中建功立业、忠于君主的思想，并没有消失。在《世说新语》中许多人热衷做官，就是这个原因。文人们内心的解脱和矛盾，使他们有着儒道融合的思想。儒道思想的融合不仅适应了汉代的政治潮流，也反映了当时文人们的心态，同时也为古代知识分子儒道融合的人生模式做出了铺垫。中国古代的文人都有着建功立业、积极入世的心理，而当他们受到挫折或者仕途不顺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的亲近道家思想，来寻求内心的解放。魏晋时期儒道思想的融合为这种模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将“仕”和“隐”这两种矛盾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为后世做出了榜样。

四、《世说新语》中的情感诠释

《世说新语》中所蕴含的感情是十分复杂多样的。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家国的观念在文人心中逐渐淡薄，但当山河破碎、中原沦陷之时，文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不禁油然而生。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文人对国家的热爱之意、依恋之情。当面对大好河山失陷之时，那种悲痛、伤心以及无奈之情溢于言表。魏晋文人对家这个概念有着十分强烈的情感。当时多变的社会格局，使文人们对国的概念逐渐淡薄，对家的概念却慢慢的强烈起来。《世说新语》中记载着大量反映家人之间、家庭之间深情的故事。这种深情主要表现在夫妻之间、兄弟之间以及子女之间、子女与父母之间。在《世说新语》的故事中有许多与王戎、王祥一样的孝子，从他们的故事中可以看出魏晋文人对“孝”思想的看重。“孝”是儒家理论中的思想基础，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孝”历来被文人和统治者们所看重。汉末魏晋时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但对“孝”思想的重视和提倡并没有改变。同时，魏晋文人对友情也特别看重，他们与朋友交往是以真情为基本出发的。魏晋时期文人的深情不仅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家人、朋友之间，对于自然深深的热爱之情也是十分显著的。自然和人的情感本身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自然环境的改变往往会影响环境中人的情感。在刘舰所著的《文心雕龙》中就可以看出，魏晋文人对于自然和人自身的情感联系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对于情感的表达，魏晋文人更倾向于贬低矜假虚伪之情，赞美率真的自然之情。他们对于情的看重，充分表现出他们对以自身为主体的地位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