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二元视阈对话中意义的变异及其主体性

李泉

摘要：本文在反思传统译学译者主体阙如、破除作者中心一元翻译观的同时建立起了翻译的两肢性结构（译者—原文），并基于此结构从翻译本体论哲学层面提出了翻译即译者与文本进行二元视阈对话的过程之论断，进而指出，在视阈对话中文本异质性所产生的意义差异必然会以趋于主体性的变异形式实现自我释放，最后从翻译哲学和比较文学的双重角度审视了意义变异研究对于语言学与社会学研究以及文化交往与文化创新方面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二元视阈；意义生成；译者主体性；差异与变异

一对传统译学中的译者主体阙如的反思

西方传统文艺理论赋予作者以绝对权威，如将天才的作者尊为上帝的代言人，作为“文本之父”自然而然地享有对文本意义的绝对解释权。“作者中心观”主导下的意义忠实论投射到翻译领域即产生了作者（原文）绝对统摄下的一元式传统译学观。西方客体主义语言表述传统为“作者中心观”提供了意义生成本体论层面的支持，认为语词作为语言的外在表征符号形式，“无需人类理解的参与即可直接纳入世界”①。同时主张，“意义是客观的祛肉身化的，是超脱于人的理解而独立存在的。”②以此而言，译者主体被彻底剥离出了翻译过程，而以此为基础的译学也成了一种处于主体阙如状态中与作者中轴参照视阈下的单向式理论研究。“作者中心观”在拔擢作者为高高在上的“主人”的同时亦将译者贬低成了卑躬屈膝、受命传意的语言转换工具，译者之任务被锁定在“以重现原著为译作追求的目标”的局限性领域，而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也因此“集中在尽善尽美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思上”③。应运而生的“忠实观”不仅被视为评判译作优劣高下的标准，还成了审视译者道德水平的伦理准绳。然而综观“作者中心论”统领下的译学研究，不管是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还是等值—等效、动态对应—静态对应，抑或是忠实—背叛、翻译科学—翻译艺术，其重点始终盘桓在译作与原作语言层面异质性“差异”的比对上，其实质都属于译者主体阙如状态下的原文导向性一元式评析，其本质并未超越基于译者翻译实践经验的实证性分析研究之范畴，更没有从语言意义生成之源译者本体之维入手，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来审视主体阙如状态下译作与原作产生这种或那种“差异”的更深层次的本体论成因。

自西方译学出现“语言转向”以来，研究者对传统译学中译者主体阙如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对译者主体性的深入发掘使研究者开始从翻译之源语言意义生成的起点追问翻译在“易”（转换）的同时出现“异”（差异）的原因，将翻译过程产生“差异”的语言现象上升到“变异”的意义本体论哲学之维来考察，并开始从本体认知的认识论角度探求翻译“异易”（变异）的规律。将翻译理论基于实践经验的现象范式批评拔擢至语言意义生成的本体论高度的首要前提，就是破除以作者为中心的一元论思想。因为只有转变将翻译过程视为译者向作者“跪拜领旨”的单方面信息接受过程的观念，不再将译者看做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转换工具，才能真正正视译文在现实生成中的两肢性（原文—译者）结构，为翻译中主体阙如的现象“去蔽”，来“澄明”译者参与译文意义生成的主体性导向。而破除以作者为中心的一元论思想的根本做法，就是把译者主体性纳入本体论对话范畴，将翻译看做二元主体进行平等对话的意义交流方式，并将译者视为参与信息互换的一方对话主体。本文认为，翻译的两肢性结构将译者和原文分别置于两个不同的视阈中，译者本体通过不断发起与异质性客体原文的二元视阈对话来获取对文本内容的解读，而原文的异质性内容由于主体性差异而无法被消化或是消解，就在二元视阈对话中以扭曲或是歪曲的变异形式来实现自我释放，使差异性内容以变异的方式再现于译文中。在翻译的二元视阈对话中，译者是以高度灵活的能动作用、被动导向的动态姿态来积极融入静态的文本视阈的，因此从意义生成的哲学本体论角度来说，翻译中原文与译文产生的差异是意义基于译者主体性导向、属于语言认知思维之维的变异性行为。下面我们开始探讨翻译过程中二元视阈对话的形成与进行过程。

二意义的生成：译者与文本的二元视阈对话

翻译的根本媒介是语言，语言的本质就在于一种言说，而言说本身就是一种二元性的对话。所以，从本源上来讲翻译的本质就是一种对话。现在我们要探讨的就是翻译属于何种对话。

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德国著名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在其著述《我与你》（I and Thou）中将对话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我-它”（I-It）对话和“我-你”（I-Thou）对话。前者是种单向性或不均衡的双向性对话。对话中对话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中的一方只是将另一方作为自身意义生成所利用的对象，而不是互动式的对话对象，因此它是种具有某种被迫性、间接性、倾向性与封闭性的“主体—客体”对话模式。传统译论可谓是“我-它”对话模式的典型代表。后者则是建立在地位平等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二元对话。对话双方以我视彼，以彼参我，通过自我特质的肯定和他者异质的反观来实现彼我的互识、互辨、互证和互补，因此它是一种具有高度自发性、直接性、相互性与共享性的“主体—主体”对话模式。从存在—认知角度承认、接纳、总结、反思译者主体性的翻译本体论哲学理论研究所倡导的即是这种翻译二元对话观。当然，翻译中绝对平等的二元对话是不存在的，现当代译论中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与探究旨在寻求一种较为平等的交互式二元对话，而非绝对对等的平衡意义交换。

作为意义的载体、意义转换与生成的依据语言，不仅是二元交互对话的产物形式，同时也是“双方借以取得实质性理解和一致看法的介质”④。所以，从语言意义生成的角度来讲，翻译的二元视阈对话即基于译者主体间性基础上的交互式对话，也即哲学阐释学家伽达默尔所倡导的双方“取得（共同）理解的过程”的“对话”，其实质是将译者纳入对话主体、最终实现意义重构的过程。⑤一如伽达默尔所言：“达成共识的对话绝非单方面推出自我、成功说服彼方接受己方观点的过程，而是对话双方在互动交流中各自调整、最终形成统一体的交融的过程。” ⑥

由于译者和作者间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使译者境遇无法与作者境遇达到绝对重合，所以译者在翻译时无法与原作者直接进行二元对话，而只能以静态文本为媒介，与作者的经验世界进行间接性对话，故而译者面对的直接对话对象不是作者，而是作为作者经验世界之凝结的文本。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只能从作者的思想载体文本语言中提取意义的理解来对译文进行意义的重构。而译者的直接对话对象外语文本不仅在境遇上给译者制造了疏离性视阈天堑，还在思维和语言层面设置了差异性意义理解困难和表述上的言语障碍。译者与原文间的对话亦非译者对原文本意的空间性搬移，而译者与原文的对话成了包涵语境诸因素的译者与原文的对话，因为译者在对文本进行翻译时，不管他/她怎样努力地试图进入原作者的创作视阈，其翻译过程都不可能是绝对等同于原文创作过程场域的创作心理境遇重现，而是涵摄于文本内容理解之境遇的文本再创造。正如美国当代译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所言，“译者并没有成为原作者。但他/她成为了一名作者，一名非常接近原作者的作者，因为译者与原作者都是在进行写作，而且其写作方式非常相似，都是在利用自身的语言经验和世界经验来形成具有表现力的话语来进行写作。”⑦境遇视阈与思维语言上的异质性使得绝对的翻译成为不可能，同时又为相对的翻译制造了可能：从一方面讲，文本本身的异质性使任何译者对文本的解读都不可能终其详尽，所以对绝对的翻译的追求必然会物极必反，最终滑入乌托邦梦魇的深渊；而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异质性又构成了译者与文本进行对话的基础，使翻译中的二元视阈对话成为可能，因为译者要对原文进行翻译就必须跨越异质性障碍、实现意义解构性理解后的重构，而要跨越异质性障碍、实现意义解构性理解后的重构，就必须积极参与二元视阈对话，进行本体论意义层面上的意义交流。

在翻译二元视阈对话中，作为静态客体“你”的文本在译者的理解与解释过程中也可反过来向作为译者的“我”的经验发出提问、质疑、反驳乃至否定，使“我”亦不能忽视“你”的要求，必须听取“你”的意见，必须对“你”的提问、质疑、反驳乃至否定进行反馈。对话中的互相理解既包括统摄彼方的同质性部分，又包括反应、反思、反驳乃至反击彼方的异质性方面。对话中对话双方都以此二元互观互审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换，而且双方都在坚持本我的基础上也纳入了他我，对话就能达到了一种默契的、有机性的共同理解。在这种交互式二元对话中，“你”迫使“我”不断对自己的视阈做出调整，从而配合意义的融合与再生。同时也正是这种二元主体彼此间的开放性存在，为意义的生成提供了和谐而又广阔的空间，使它在相离而又不相斥、相融而又不相交的二元主体际性间实现意义美丽的绽放。

道格拉斯·罗宾逊对翻译中躯体语言的二元对话活动的剖析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翻译中二元对话的本质。他认为，在“我-你”的二元对话模式中，翻译即为语言赋义，并将这种二元关系植入了语言的本质中。他进一步指出，译者对语言的认知即对翻译中二元对话对象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同时也是对关联性的认知，“要认知（发言者讲出的）语词，你必须将发言者带入自己的躯体，以彼方‘你的身份对其做出躯体上的回应，然后将此回应作为‘你的整体反馈给作为彼方的‘你，从而令你的‘我为‘你赋予参与方的地位，进而以语词的形式激发对话双方的躯体性回应。”⑧将译者作为认知主体的译论因此而上升到了哲学本体论高度，因为“意识的肉身化引领我们进入了躯体唯实论哲学” ⑨。总而言之，从本体论角度来讲，翻译的实质即是译者以语言为媒介，作为对话主体的一方与原文进行主体间性的二元视阈对话并参与意义重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译者只有极力发挥其主体性作用，不断向文本发出意义的提问与索求，才能逾越异质文本带来的理解障碍，通过对话双方不断进行的提问和回答、索要和给予、产生分歧和协调统一的方式来实现意义的交往，才能在视阈的冲突与融合中不断对意义的原初存在进行否定与肯定，从中获取对语言涵纳的主体间性意义的最终理解与变异性意义的最终阐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绝非只是在纯机械性境遇中对文本进行冷冰冰的语言文法转换，而是作为对话主体在二元视阈对话的混合境遇中、在主体间性交互对话的共谋视角下不断地去谋求与实现意义之变异性再生。其翻译结果必然会导致“可感知性的第三种含义积极登场，并展现出先于原译语与译入语存在、同时又潜藏于这两种语言之间的‘纯语言性特征” ⑩。正如保罗·利科所言，译者作为“将读者引向原作者，将原作者引向读者”的主体性载体，其在用“语言的盛宴”招待两名主人时“同时冒着被二者背叛和背叛二者的双重危险”。涵纳高度能动性主体因素的翻译活动也必然会令文本的生成产生不确定性，并因此而发生变异。此心理过程与“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说法遥相呼应，揭示文学与文字翻译的本质提供了本体论哲学的阐释基础。因此，我们不应避开译者主体阙如之存在性存在而一味地以原作为基准线大谈“准确”与“对等”的一元论求同性评判或参照标准，而应回到本体论层面，从译者主体深入发掘“因易而异”的主体主导式变异性规律。

三意义的变异：视阈融合与变异的主体导向

各个译本表现出的差异源自于不同译者的主观倾向，即译者在翻译时所夹带的主体成见。在此，“成见”一词并非寻常意义上讲的那种带有某种否定意义的主观先入性偏见，而是伽达默尔祛否定化后拔擢至人类意识进入理解境遇的真正先验性条件之认知高度，并使其成为理解基础的一种积极性前判断。从整体来说，译者植入译文的主体倾向包括有意识成见和无意识成见。有意识成见指译者的理解目的，即特定的本有翻译取向；无意识成见则指译者的思维意向，即意识存在的历史倾向。从意义生成的源头来看，译者对原文意义的理解总是从特定的目的出发、在特定的境遇中进行翻译，其翻译结果，也必然是包含着语言层面上普遍性理解和特殊应用目的相融合的辩证统一性意义之“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一切形式的理解都含着特定应用目的的意义注解。”因此，有“意”之“译”必然会因“易”而含“异”，即异于原作的译者本我因素之译必然使译文在意义生成之初就顺着当下应用情境之渠，负载着译者的应用目的曲折流淌，而永远无法脱离被植入的译者主体性因素绝对纯净地存在。同时，译者怀着的应用目的所主导的有意识成见也必然会夹带由译者经验积淀在思维模式上产生的无意识成见把译者主体性注入理解过程，为文本的译介打上独具一格的主体烙印。

就这样，译者成见使原文意义的理解过程和译文意义的生成过程成了一种“效果历史”。“效果历史”即对话双方皆存在于其中并在当前境遇下依然发挥影响作用、产生相应意义的那部分过去。它表明了翻译与翻译之存在以及译者与译者之存在的存在性处境：我们不能独立于自己存在的历史的存在而在存在性存在，无法超越经验历史所造成的主观距离来从纯客观的角度进行理解，而必须从本我的立场进行理解，必须摄入来自内外界的诸多因素之影响来进行翻译。所以，我们可以说，翻译从一开始就被封断了纯客观阐释的可能，因为一切对本我的认识及对认识的认识都是形成于本我历史视阈中的认识，都是一种先验性认识。作为理解之始的切入点，这种预先给定的意识构成了主观思想和倾向的作用基础，同时也规定和限定了历史流传物在历史的流传中进行自我认知的绝对主观的必然性和相对客观的可能性。译者通过与文本进行二元视阈的对话方式来克服由视阈冲突带来的理解差异，而在对话中译者承载的主体性也必然会使他/她将自己的经验，包括对语言上的翻译经验和生活上的感悟经验，纳入自己的体验世界，一并吸收到当下理解视阈中。理解过程与经验历史影响译者的意识（译者意识中历史和传统规定的内容），而通常情况下译者也能有意无意地意识到这种意识对其理解产生的影响，这就构成了“效果历史意识”两面性合理的辩证：一方面可以指代历史进程中获得且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另一方面又可以指代这种获得和规定本身的意识。效果历史意识的历史性存在的存在将我们引入“视阈”的“融合”。文本作为原作视阈的语言性载体在时间上属于历史流传物，因此从存在本体论来说译者在通向对历史流传物的理解（即“历史意识”）途径中必然会面对两种不同的独立视阈：文本过去的生成视阈和译者当前的理解视阈。这两种视阈使译者始终在“‘非在场性的原语世界和自己临身的译语世界”之间徘徊，使得译者由于“其自我处境的可感知性、时空具体性、历史制约性以及局部经验”的具体模化性令其无法接近原在意义生成的抽象本真，所以译者主体为达到对作为彼在的历史流传物的文本的理解、对其进行意义的认知、转换和再生，就必须放弃此在的当前视阈，努力进入到过去视阈。反之，由于同等生成境遇的缺失，以译者视阈来切入文本的生成视阈参照下的文本必然会导致理解的断裂，要被理解者所理解，被理解者在被理解时就必须向理解者视阈靠拢，尽力回归到可能被理解的涵摄性视阈，以曲折变异的方式来中和差异，靠理解视阈来补充生成境遇的残缺。所以，译者在理解过程中必须超越当前的成见性视阈并穿越过去的生成视阈，使理解视阈与被理解视阈通过译者的主体间性发生融合，从而形成以译者主体间性为基础的“共谋性效果历史视阈”。在二元视阈保留与退让、坚持与消解、理解与被理解、对话与融合的过程中，对话主体的主体性所负载的不同境遇场在交合之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碰撞，诞生其间的译文就必然会因此而产生对意义理解的差异。译文要在双重视阈并存下的境遇碰撞中完成意义的自我释放，并在碰撞境遇的褶皱中实现异质性保留的本我表述，就必须通过意义变异的途径，以变本我为他我的方式来进行曲折性的意义释放。由于原文在视阈融合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译文又处在译者翻译情境的统摄之下，所以译文意义在二元视阈夹缝中发生扭曲和变异的流向是以译者主体性为轨的“变易”之异视阈对话中原文与译文产生的意义差异，而“变异之易”即意义在视阈融合中以译者主体性为主体导向的顺势释放形式。由决定译者意识和无意识成见合成的译者视阈，不但操控着对原文理解的趋向，而且左右着译文意义在译者与文本的二元视阈对话与融合中生成并朝着译者主体性方向变迁和异动的整个过程。译者的任务，即在翻译中“发现所译语言中潜在的意向[意图]，并从这种意向性出发，也在译入语中植入语言意向，以对原作发出的呼请做出回应” 。

四结语：意义生成本体论的理论哲学之思

以变异为切入视点的翻译研究不仅仅将审视基点建立在跨越语言界限的变异上，更在于发掘这些变异的深层原因和促使变异发生的内在规律上，使译学的研究重点从语言研究转向文学与文化研究，其重心亦从语言层面源译语与译入语的转换问题转向语义变异的哲学发生机制问题，从而为从本体论层面追问文学与文字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实践活动所特有的价值与意义提供了哲学本体论基础。意义变异的本体论研究属于主体性-过程论的二维式理论哲学研究，将其纳入翻译哲学之建构的根本目的并非在于纯粹地批判反思传统译学中主体性阙如的问题，而是要有破有立，在立足于主体性的同时从存在主义本体论角度对译者的作用与地位加以反思性的确认与肯定。其目的在于拨乱反正，纠正将“应然”置于“实然”之前的“方法论—认识论”的错位认识论。其实质是对传统译论掩盖下的译者主体性的一次“去蔽”，亦或说是对构成翻译活动中占据主体地位的译者各自分享主体性的一次批判性再分配。基于语言本体论的翻译哲学研究在将译者纳入翻译主体范畴的同时破除了翻译研究中的作者一元论思想，有利于译学理论破除其自足性、局限性、狭隘性、相对性和描述性，从“因易而异、以异为异”的终端比照考察的单极倾向上升到以“因异生意”之过程探问来追寻“依异体易”的翻译哲学，也有助于研究者在掌握“纯真”的同时通透“本真”，先由“实然”上升为“应然”，再让“应然”反哺于“实然”，最终由超越“实然”与“应然”的本体-认知层面真切触碰语言的“逻各斯”，从根本和源头深刻全面地把握翻译之“道”。从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本身的角度来看，把实践哲学基础上的经验主义翻译批评研究上升到的理论哲学高度，能够解开一味求同的“差异”的禁锢，为而道生而象成的“变异”立法，“使关于翻译的阐释动力向无限可能性开放”。从更为宏观的比较文学视野来看，哲学本体论层面的翻译变异学研究拓宽异质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学研究的途径，使翻译哲学中的意义变异本体论开拓出一片以语言意义变异为基础，广泛涵纳文学形象变异、文学文本变异和文学文化变异等变异主题的“存同求异”的广阔研究领域。它为研究者提供了从生命本体论的角度来审视“差异”的本体论哲学基础，使研究者能够从变异的角度来肯定、理解、分析和再反思差异存在的基础和变异的发生之途，进而从更深层次把握跨异质文明语境下的文学变异背后的话语言说方式与文化规则的差异状况与变异规律。基于差异所引发的变异机制研究将激活具有自我文化精神特质的学术话语，从而形成“以我为本、化合他山之石”的求异性学术思路，最终成为文明交往中重要的文化创新方法。总而言之，哲学本体论之维的翻译变异学研究肩负着重大的文化传承与交往使命。它有利于文学文化研究实现真正意义跨异质文明基础上的平等对话，并在实现互识、互证与互补的对话过程中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使研究者能够在异质文明和话语互补的基础上探寻人类共有的“文心和诗心”。

注释：

①②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en，Metaphors we live by.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201，P197.

③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④⑤⑥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Second，Revised Edition），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trans.，rev.），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4，P386，P387，P381，P336.

⑦Douglas Robinson，Who Translates？—Translator Subjectivities Beyond Reason.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1，P3.

⑧Douglas Robinson，The translators turn. London：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td.，1991，P103.

⑨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Basic Books，1999，44.

⑩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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