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饶过害死贺龙的凶手

□ 徐世强

周恩来为何饶过害死贺龙的凶手

□ 徐世强

贺龙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1969年6月9日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迫害致死。197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冤案平反昭雪，但在平反前还有一个重要疑点没有查清，即1968年3月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求降信”的真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将重新调查李仲公检举贺龙“求降信”这一任务交给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贵、施义之和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

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在1927年以后几年间，曾先后派人游说贺龙，企图拉拢贺龙，为其所用。

李仲公就是蒋介石派去游说贺龙的第一个说客。1927年3月初，李仲公到武汉，执行蒋介石策动国民党将领反对武汉国民政府，与其一起反共的使命。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并利用打牌的机会与李仲公套近乎，待李向贺龙透露蒋的真实意图后，贺龙遂将李仲公逮捕，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国民革命军第8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要给一批民主人士安排工作。李仲公跑到中南海找到相熟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要求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周恩来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心中有鬼，害怕贺龙抖出他的老底，敷衍几句后，马上起身告辞。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认为是贺龙从中作梗，从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号召揭发贺龙，李仲公为发泄不满，便采取报复行动，诬陷贺龙。之后，就有了李仲公上交所谓贺龙的“求降信”。

杨贵从华国锋手中接过信件，与施义之、王曼恬仔细查看后发现，落款的年代距今已40多年，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已变暗，从表面上看，时间确已久远。杨贵认为，不如将辨认字迹和所用信件的纸张、墨汁同步进行鉴定。施义之和王曼恬同意杨贵的意见。

几天后，化验的结果出来了，信件所用的纸张是建国后生产的。书写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由此可以确认，李仲公上交的贺龙“求降信”确系建国后伪造的。

周恩来听说鉴定结果后，肯定杨贵等及时查清了李仲公诬陷贺龙案，从而为贺龙元帅平反清除了最后障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正式为蒙冤去世的贺龙元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事实清楚后，杨贵非常气愤，向华国锋建议:“应该以诬陷罪给李仲公判刑!”华国锋将杨贵的意见转达给周总理。周总理轻轻嘘了一口气说:“算了吧，李仲公已经80多岁了，不要说给他判刑，就是把结论告诉他，也会吓死他的。”

197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的《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元帅，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旬、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杨贵去国务院开会，会间休息时，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告诉杨贵:“你知道调查诬陷贺龙的案子，周总理为什么选定你们三人吗?周总理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施义之是部队的，又是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曼恬是江青的红人，有什么情况会给江青透气，江青也就不再找麻烦了。你呢，办事认真，周总理是依靠你的。案子处理得很快，很顺利，总理很满意。”纪登奎最后感慨地说:“我们都应该学习周总理的领导艺术。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到、深谋远虑。”

（摘自《名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