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型与文化发现型写作

2015-11-24 10:38∥范
大家 2015年4期
关键词:先锋经历云南

∥范 稳

文化记忆型与文化发现型写作

∥范 稳

范稳,四川自贡人。著有长篇小说《吾血吾土》《水乳大地》,散文集《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高黎贡——人类的双面书架》《雪山下的村庄》《雪山下的朝圣》等11部。曾获青年文学奖、萌芽文学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2004年长篇小说年度优秀奖等奖项。

谢谢大家,很荣幸在蒙自跟朋友们在一块讨论文学,刚才李洱兄的讲座非常精彩!当时陈鹏主编约我来这边参会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好像叫做“区域化写作的民族性与先锋性及其意义”。我给他发短信,说你这个题目好嗨!因为“区域性”的概念就很大,“先锋性”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担子,我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先锋作家,我觉得我自己介于传统和先锋之间。但是我认为先锋也好,传统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后来我说这个题目对我来说实在勉为其难,能不能换一个题目?现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先锋作家,他们都很年轻,天不怕地不怕充满阳光,真的很羡慕。30年前的80年代是个美好而单纯的文学年代,那个时候我们也像你们一样年轻。今天同样也有来自我们云南和红河州本地的作家,我发现可能正好是一个机缘,既然这次是中国新青年写作峰会和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论坛,那我就主要谈谈我们云南的文学怎么办。

我一直关注文化记忆型的写作和文化发现型的写作,我想把对这两种写作方式的思考讲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每一个写作者来说,当面对电脑屏幕或者稿纸的时候都会遇见“写什么”“怎么写”的传统问题,即使像我这样已经有30年写作经验的人来讲,也还是一个重要问题。“写什么”针对的是小说的内容,“怎么写”针对的是小说的形式。可能大家在谈到先锋文学的时候,要鉴定谁写的是先锋派小说,谁写的是传统小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标准就是能不能看懂——对很多普通读者来说“看不懂”的就是先锋小说。

我来红河的次数很多了,也曾经为红河写了一部小说,虽然不是很成功,我也编过刊物,所以对云南的创作情况应该说还是知道得多一点。云南作家可能不会把“写什么”当作一个很主要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云南作家很接地气,很有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社会中——可能在中国能与云南的文化资源相提并论的省没有几个。比如我的老家四川,我觉得我从小生活的地方的文化构成就很单一。云南有20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就有20多种文化资源。更何况我们还有外来文化的资源,比如红河有法国的殖民历史,教堂带来了西方的宗教文化,这些东西在许多地方是看不到的。云南的丰富多彩像一个调色盘,这是云南作家的天然优势。我们经常以民族文化强省自诩,而实际上认真梳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我们可能只能算一个“民族文化资源大省”,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云南的民族色彩我们用得好不好,是不是利用这些资源写出了让全国人民眼前一亮的作品,老实讲没有。我认为这是因为没有解决“怎么写”的问题,好的故事题材我们不会讲,或者说讲得不够好,没能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欣赏我们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尤其对广大读书和写作时间有限的基层作家或者业余作者来说。这是我想出来的第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那么怎么发掘和利用就是我想说的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文化记忆型写作,一种是文化发现型的写作。但我认为它们不涵盖当今所有的写作模式。

我们先看文化记忆型小说是怎么样一种模式,简单讲就是基于作家自身经历或者回忆的一种写作方式,我们可以在许多经典作品中找到它的路数。比如《红楼梦》就是曹雪芹根据自己的家世创作出来的,又比如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都是根据自己儿时或自己当兵的经历写出的小说。这些都是作家把记忆的碎片慢慢连接起来成为了小说。当代小说我们就看的更多了,写自己的父亲,写自己的童年,写自己儿时的玩伴,以及写自己的成长经历。文化记忆型的写作就是在自己的回忆中完成作品,通过文学描述把过去的时光和人物重新赋予文学生命。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不是个人的回忆录,不是你经历的每件事、每个人都要写进小说,要有取舍,要有文学含量。至于怎么取舍,怎么衡量,什么可以写,哪个段落不可以写,这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价值判断的问题。这种价值判断就是决定一个作家文学本领高下的因素。

对写作者来说,知道写什么并不重要,知道什么不能写才是关键。很多人哩哩啦啦写了很多,但读者一看就觉得太啰嗦。现在流行一个词:同质化,你觉的你写得经历很激动人心,实际上写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能有一半的读者看过以后觉得他自己的经历比你更艰难,比你更不容易,所以你在那煽情煽了半天根本感动不了人。我们看很多老前辈作家写的东西也觉得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因为他们写的东西你早知道,并没有超出你的想象力。我们读作品肯定是想得到最新的体验、更美的享受、更愉悦的文学快感,但是他没有达到,故事讲得也太老套,这都是不知道什么不能写带来的弊端。所以我们以后写作时一定要给自己稍微划一条底线,珍惜自己设计的每个情节,对每个衔接都要考虑它该不该出现。大家都知道海明威有一个“冰山原则”:浮出水面的总是一小部分,大头在下面。这句话大家都懂,但实际运用时候,我发现包括我自己,都恨不得把话说尽,觉得把自己掌握的素材、资料都列出来才好,实际上正是犯了这样的毛病。

我为什么要给“记忆型写作”冠以“文化”这个前缀,因为我认为文化是我们一切的母体,当然也是一篇小说的母体,我们所有的回忆录、所有的成长经历、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故事都一定要带有文化色彩才有呈现的价值。如果说我们的回忆很苍白,乏善可陈,但也可以试着结合个人经历体现几十年间的时代特征。比如说我自己,80年代初考上大学,毕业赶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又比如说我写我的父母,他们在50年代参加工作,然后遇到“反右”“文革”……这些东西至少要有体现吧?文学还有个功能属于历史范畴,文学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为历史作出有血有肉的注释。你要告诉现代的孩子我的祖辈们是怎么过来的,这种历史文化必须要印在我的祖辈父辈们身上才能使他们的故事有意义、有价值,所以为什么要加文化记忆型的写作,这是需要解释清楚的。

文化记忆型写作肯定不能代表小说的所有写作方向,有许多作家写的是别人的故事或者异域风情,跟他个人的经历没办法产生联系,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文化发现。我个人认为文化发现型写作就是作家在人类文化遗产或者现实生活中寻找到文学富矿,它是陌生的、是遥远的。我们的个人经历总是有限,它总有被挖尽、被写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作家写过他自己、他的家世、他身边的朋友,写得很好,甚至可以成为经典,但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如果他不用心,不再另外寻找,就会发现他的作品越来越淡如白开水。如果一直在重复自己,过去故事的新鲜感、生动感就没有了,所以聪明的作家会不断转换自己的写作思路做一种文化发现的探寻。

文化发现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所谓“启示”,有些作家可能不需要,比如博尔赫斯就不需要,他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可能比海洋还要广阔,他坐在家里一样可以写出辉煌的世界名著。但不是所有作家都可以这样,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博尔赫斯,你没有他的心。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走出去,走出书斋,走向广袤的大地,去发现一种新的生活,去寻找新的创作的灵感。我个人就偏重于这一种类型的写作,大家可能也知道我是一个总在行走的作家,我待在书房的时间和在外面的时间几乎一样,我认为这样的作家才能把一个作家当下去。我一直号召着深入生活,生活本身也对我充满了召唤,这像上帝对人的感召一样。作家都是带着一种宗教的情怀在从事写作,不然面对这样一个不赚钱、寂寞、辛苦职业,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不可能在大家都炒股赚钱的时候坐到这里,谈一个似乎很虚妄的话题。既然我们自己选择了写作,那么选择什么样的写作姿态也是我们要想清楚的问题,我个人选择的就是走出去,去见更广阔的世界。

很多人知道我虽然不在西藏生活工作,但我总去西藏。当初我也经历了冲动,结果受到一次打击。当年所谓的热血青年都被号召支援边疆,去新疆、西藏,我们年级那些党员、团支书都报名了,我当时觉得他们好像很伟大,结果第二天发现是幌子,是一个姿态,是学校需要的宣传榜样,他们其实一个人都没有去西藏。我感觉应该给他们做一个示范,但因为我觉得报名去西藏好像是一个骗局,所以我就没有报名去西藏,而是来了云南。我觉得这是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一个作家如果不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不经历更丰富的人生,很可能写不出好东西来。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大学生,我们进校的时候,77、78级的还没有毕业,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大学史中的一代奇葩,这些学长们很多是结了婚带着孩子的。当时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男孩,听他们吹“文革”经历、上山下乡的经历都好羡慕,把他们当神一样看待。他们写的东西确实比我们看上去沧桑和厚重得多。我们的算什么?少年不识愁滋味,写出来的东西只能说是比高中生稍微好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到自己如果想成为一个作家,就要走出去,不要待在一个地方,不要留在校园做一个老师什么的,就像后来崔健的歌《假行僧》一样,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走南闯北的世界。这样可能就形成了我自始至终的一种写作路数:我需要不断地做文化发现,不仅仅是对一个地方的发现,还是对一个地方的不断掘进,就像挖井一样,挖下去30年,再挖下去50年,不断往深处挖。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年我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我发现文化发现不仅仅是走向大地,还有一种是回到典籍,我从历史的基础中去发现那些曾经被掩盖、被篡改的历史。就像这些年我在做抗战历史的写作一样,我进入对抗战历史的学习和研读后,发现很多东西跟学过的教科书有出入,甚至有扭曲,这对作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机会。以文学的形式把这些被遮蔽的历史扶过来,告诉你的读者,历史曾经是这样——这是一种发现的快乐,更是一个写作者对历史尽的一份责任。现在总说“历史责任”,历史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但当你写作时会发现还是有关系的。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先辈曾经走过的岁月和曾经受到的磨难该怎么表现,怎么表述,就是我的责任。这就需要从历史典籍中去发现,然后把它变成一部小说、一个散文,或者其他的文学样式,这也是文化发现的一种结果。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就在这里把这两个问题先跟大家分享到这,我也希望大家能把更多高见介绍给我,关于文学我们都可以畅所欲言地做一些探讨。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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