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城市的新疆少数民族移民与民族交融

曾少聪，吴英杰

(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2.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新疆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在新疆内部的流动迁徙，主要流向城市或季节性的务工;二是向内地发达地区的迁徙，主要流向东部沿海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三是向国外的迁徙，主要流向中亚、中东和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加速了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迁徙。由于本文探讨内地城市的新疆少数民族移民与民族交融，因此，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在新疆内部迁徙与移居国外，本文不拟讨论。学术界有关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向内地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迁徙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马戎重点研究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①马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5期。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在北京和田天津两地调查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适应;②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维吾尔族农民工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的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2期。刘纯彬对天津市维吾尔族外来人口就业与生活状况进行调查;③刘纯彬:《天津市维吾尔族外来人口就业与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人口与经济》2008年6期。哈尼克孜·吐拉克和赛牙热·依马木探讨了武汉地区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质量及改善策略;④哈尼克孜·吐拉克、赛牙热·依马木:《内地城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质量及改善策略——基于武汉地区的调查》，《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4期。蒋志辉和何平平重点研究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转移的制约性因素与对策;⑤蒋志辉、何平平:《边疆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转移的制约性因素与对策研究——以新疆维吾尔族为例》，《特区经济》2011年3期。阿布都外力·依米提则研究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地城市务工经商及其权益保护问题。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疆少数民族移居内地城市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和文化适应等方面，但对新疆少数民族为什么要移居内地，他们在内地城市生活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融入当地社会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利用田野调查的资料，并结合文献资料，探讨新疆少数民族移居内地城市的生活状况、文化其适应与民族交融的情形。

一、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向内地城市流动迁徙

新疆为我国内陆边疆地区，属于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布着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新疆全区共有21813334人，其中汉族人口8746148人，占总人口的40.1%;各少数民族人口13067186人，占总人口的59.9%。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阿图什和东疆的哈密、吐鲁番等地区;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回族主要分布在昌吉地区;其他民族也有相对集中的分布区域。整体而言，新疆的农村人口主要集中于南疆地区，而南疆少数民族人口尤其维吾尔族等是农村人口的主力，因此，新疆的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群体中。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流动成为新疆人口流动的重要内容。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回族等是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主体，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流动群体。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新疆迁入内地的人口为29.73万人，占当时新疆总人口的1.36%。据刘追和陈艳的研究，2010年新疆外迁的人口，主要是迁往东部地区，其中迁入城市的占79.94%，迁入乡村的占20.06%。①此部分相关数据参见刘追、陈艳:《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现状及效果评价》，《西北人口》，2013年6期。在新疆少数民族外流人口中，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其一，经济型流动人口，这是新疆流向内地少数民族人口的主要部分，包括务工经商者，比如开设清真餐饮餐厅、出售民族特产与地方特产、在企业打工等。其二，文化型流动人口，通过高考 (研究生考试)、公考、新疆班或者其他形式进入区外大学、科研院所等学习、进修、会议交流或在内地工作的类型，还有一部分在内地城市依托于民族风情园、民族歌舞团、民族特色景点或民族餐厅进行新疆民族文化风情展示，兼有经济型与文化型流动人口的性质，从内容上看属于文化型，从目的上看属于经济型。其三，社会型流动人口，包括从新疆来内地城市探亲、就医、旅游、参加或从事宗教活动等情形。

关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外迁的规模和比例，我们以和田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外流的情况为例加以说明。和田地区外流的人口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在乌鲁木齐从事牲畜屠宰业的维吾尔人。乌鲁木齐市从事屠宰业的主要是和田人，原来在大湾，现今在米泉，人数大概有1万人。这是因为乌鲁木齐的人口较多，牛羊肉销售比较好。此外，屠宰业还带动了一部分从事皮毛的维吾尔人务工者或生意人。第二，疆内季节性务工的，每年大约都有40多万人，他们在南北疆摘棉花，主要在南疆的巴州和阿克苏等地，这两个地州是南疆水土条件较好，棉花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第三，和田地区有大约3万多人常年在内地经商，但是在内地购买住房和店面的可能只有几千人。他们从事的行业主要包括餐饮、贩卖农产品、浴室用具等。比如河北沧州就是全国重要的红枣市场，那里有很多的维吾尔族商人。第四，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劳务输出在和田地区规模不大，由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等差异，内地的许多企业不大愿意接受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务工人员。第五，迁往国外地区的比较少。②2015年1月至2月，“新疆双向移民与民族融合”课题组组长曾少聪，以及课题组成员刘贡南教授等一行七人，到南疆的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和田、阿图什等地考察。2015年2月2日上午，我们在和田地委行署采访了当地的一位领导，关于和田流动人口的情况是这次采访的记录。由此可见，和田地区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在新疆的区域内，到乌市从事屠宰业，还有季节性的到巴州和阿克苏摘棉花等;其次，他们移居内地发达地区，在那里经商和务工。

由于受语言和风俗习惯的限制，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选择在新疆自治区内就业，这个比例大致在90%以上。③明拥军、陈彤:《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政策导向探析》，《农业经济问题》2008第4期。这说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区内流动率相当高，区外流动率相对较低，这与新疆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人口受地理环境、文化习俗以及迁移成本等因素的制约较大，当然综合素质偏低和生活环境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向内地省份迁徙流动。

受市场经济与人口流动效应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新疆有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从区内走向了区外。有的学者认为，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向内地城市流动的历程为三个阶段:开始阶段 (1950-1980)，主要是求学的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民族院校和民委等部门工作，人数较少，本质上属于计划时代的产物;自发流动阶段 (1980-2005)，主要是到内地的务工经商者、学生、公务员、旅游者等，人数较多，并形成比如北京魏公村、甘家口、大兴区以及广州三元里等地聚居的新疆村，内地省市大概有十万左右新疆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发流动和组织流动相结合阶段 (从2005年至今)，南疆的部分县乡组织农村少数民族劳动力到北京以及东部的上海、浙江和江苏等内地发达地区务工，开始了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①阿布都外力·依米提:《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地城市务工经商及其权益保护问题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上述三个阶段，大致反映了新疆少数民族迁移内地的历程。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移居内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自发的人口流动与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比如，内地城市中较多存在的新疆餐厅、维吾尔族集中聚居区以及新疆民族文化表演等均说明了自发的人口流动之价值。已有的调查资料支撑了这一观点，比如阿不都艾尼在北京，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在北京与天津，阿布都外力·依米提等在乌鲁木齐市和西安市，高艳华在上海、徐平等在乌鲁木齐，帕提古丽在兰州，哈尼克孜·吐拉克在武汉等地的调研等。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大致证明了这一点。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向内地城市流动，多选择迁入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新疆迁出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②刘追、陈艳:《新疆省际人口迁移现状及效果评价》，《西北人口》2013年6期。这充分说明经济的因素对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选择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与内地劳动者自愿流动相比，新疆少数民族劳动者自愿流动的比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③涂伟、丁红艳:《新疆的劳动力市场和少数民族劳动者》，《西北人口》2014年3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2005年以来南疆地区出现了有组织地向内地进行劳务输出的现象，比如南疆的疏附县、④马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5期。伽师县等地方有组织、⑤刘纯彬:《天津市维吾尔族外来人口就业与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人口与经济》2008年6期。有目的性的劳务输出，以及依托中介组织的劳务输出，成为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力区外转移的重要方式。⑥涂伟、丁红艳:《新疆的劳动力市场和少数民族劳动者》，《西北人口》2014年3期。这有助于强化新疆与内地之间的合作，是促进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与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新疆少数民族为什么要移居内地城市及发达地区，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当地耕地不足是农村人口向外流动迁徙的重要原因之一。南疆地区维吾尔族的耕地不足，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经商或打工。比如夏马勒巴格镇13村，有8个村民小组，位于喀什市郊314国道边上。全村有1200多户，3048人。全村人口中一部分是城镇户口，一部分是农村户口。靠近市区的部分属于城镇户口，远离市区的部分属于农村户口。13村共有耕地3029亩，人均不足一亩地。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数据是3-4年前的数据，按照这几年的情况来看，耕地及人均耕地都减少了。这里的耕地可种植水稻，每亩平均可产粮食400公斤。土地的分配和调整有两次，一次是1980年第一轮的土地承包，另一次是1998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在这之后未做调整。村里有十几户是没有土地的，主要的原因是有些耕地被征用了。除了种植水稻外，当地维吾尔族院落中普遍劈出一块地种植葡萄等瓜果，并在院落住屋后饲养少量牛羊。由于耕地比较少，人们不可能完全依靠农业过生活，还有以下几种谋生方式。2户5人在内地经商。一户是3个兄弟，在广州，与当地老板合伙办了一个皮鞋厂，他们把鞋子拉到喀什这边卖，几个兄弟的妻儿都还在村子里，定期回来。这三个兄弟都是跟随父亲走上做皮鞋生意这条路的，他们的父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鞋匠。另一户是夫妻两人在海南三亚开清真“食堂”，当地人习惯把餐馆称为食堂。村子里其他没有土地或耕地少的人主要在艾提尕尔清真寺附近做小买卖，比如卖水果、切糕等，这得益于艾提尕尔清真寺附近的游客和人群都比较多，以及13村距离清真寺比较近。13村位于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比较多，到村子里租房的人也比较多，房屋出租成为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全村出租户有348户，流动人口有512人。流动人口以维吾尔族居多，都是周边县乡到喀什打工的农民。在流动人口中，有79户汉族。在13村租房子比在喀什市区便宜很多，这是汉族人愿意到这里租房子的原因。对出租户来说，他们并没有感觉到将房子租给维吾尔族和租给汉族的差别。目前，全村在读大学生是47人，而毕业后未就业的大学生有8-9人，其实他们在各自的行业里干得好好的，只是在维吾尔族村民的眼中，只有当上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才算就业。⑦2015年1月30日，“新疆双向移民与民族融合”课题组成员在喀什市夏马勒巴格镇13村 (帕合太里克村)调研。南疆少数民族耕地不足的现象，据我们的调研，在喀什与和田的其他地方都存在。由于耕地不足，迫使南疆部分少数民族另谋生路，外出经商或打工。

二、内地城市新疆少数民族移民的民族交融

人口的流动不仅促进了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使得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了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与场域。由于少数民族来到城市，自然把本民族的饮食、习惯等文化传统带到城市来，使得内地城市的文化增添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更加丰富多彩。①陈凤林、陈珏:《城市化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影响与对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6期。新疆少数民族移居内地城市，他们来到陌生的地方就业和生活，必须与当地其他民族接触和互动，通过彼此的交往交流，增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和认识。②李吉和、范才成:《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民族交融——基于中、东部地区穆斯林群体的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3期。尤其是使得内地人士对新疆少数民族有着直接的认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有利于消除之前形成的概念化印象与不准确观念。有的学者基于对内地维吾尔族农民工的调查指出，维吾尔族移民来到内地，促进维吾尔族农民工与其他工人及周边社区居民的交流与融合。③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维吾尔族农民工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的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2期。事实上，学术界已有的关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成果表明，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的确促进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多样化，使得内地城市朝着多样性和多元化方向发展，满足了内地城市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丰富了人们的饮食文化与精神文化，使得人们能够就地品尝到地道的少数民族饮食、欣赏到少数民族文化表演等。比如烤包子、馕、手抓饭、烤羊肉、大盘鸡等独具特色的新疆饮食，各种各样的民族特色产品比如葡萄干、巴达木、切糕等，无一不在满足着人们的需要;独特的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表演，也深深地吸引着内地人们的眼球。人口的流动使得内地的人们对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移民有了进一步了解与交流的机会。

有的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同样也给内地人展示出了友好的一面。尤其是在重大的灾难面前，大家同心协力，显示出了同为中国人的信念。最近较为典型的事例，比如在2014年8月3日发生的云南鲁甸地震之后，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切糕王子”阿迪力·买买提吐热向云南地震灾区亲自捐献并发送重达5吨、价值50万元的切糕。无独有偶，新疆“草根慈善家”阿里木乘飞机带着救援物资抵达云南，直接奔赴昭通市采购大米和胡萝卜等食材，为受灾群众做抓饭。类似的事实表明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内地人们之间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情，体现了对国家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显示出二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较为和谐和默契的关系。

不同民族的接触和互动，既有可能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和融合，也有可能引发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极少数的新疆少数民族移民来到内地城市，做了一些不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事情，比如偷窃、吸毒贩毒、汽车爆炸等事件，损坏了少数民族同胞淳朴善良的形象，甚至影响到民族团结。④张继焦:《城市中的人口迁移与跨民族交往》，《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1期。由于一些事件在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误导下，使得内地城市中的部分人对新疆少数民族移民持一种防范和警惕，甚至排斥的态度。再加上新疆少数民族移民的“自我限制”与“自我隔离”，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内地城市人们之间的关系仍存在着一些摩擦，需要进一步沟通与修复。

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适应内地城市生活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新疆墨玉县通过劳务输出到湖南、广东等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回流”情况较为突出，在务工地定居较少，呈现出典型的“候鸟型”转移。⑤张晶晶、綦群高、张涛:《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以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为例》，《新疆社科论坛》2011年3期。甚至新疆少数民族劳动者在内地企业的流失率比较高，自动离职现象较为明显。⑥涂伟、丁红艳:《新疆的劳动力市场和少数民族劳动者》，《西北人口》2014年3期刊。定居较少、回流较多，候鸟型迁移以及自动离职多等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表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对流入内地城市的认同度较低，且没有适应当地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没有融入到内地城市社会。北京、上海的调查也支撑了这一观点，“维吾尔族农民工与非本族的工人以及工厂周边的居民交流甚少，基本上处于隔离状态。”⑦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维吾尔族农民工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的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2期。缺乏必要的族际交往使得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内地城市工作期间较为孤独，容易陷入自我隔离。据马戎的研究显示，维吾尔族女性农民工到内地城市务工，会面临涉及到交往与交流的相应问题:其一是文化场域的变化问题，其二是生活习惯的保存问题，其三是语言的使用问题等。①马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5期。这些均使得他们不愿意长期呆在文化异质性较强的内地城市中生活。

客观地评价，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和内地城市之间的民族关系整体而言是和谐的，但不可忽视其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因此，需要正视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地城市的不适应和不容易融入当地社会的现象。

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新疆少数民族移民融入内地城市社会?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遇到来自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排斥，使其融入城市社区面临许多困难。②徐平、于泷:《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和融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6期。其中，偏见与歧视是较为典型的排斥。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因为某些问题容易招致城市人的偏见与歧视。比如，“小偷”问题导致了内地城市一些人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等怀有防备与怨愤之心。再有，发生在新疆和云南的暴力事件，比如乌鲁木齐“7·5事件”和昆明“3·01事件”等，加剧了新疆少数民族被“污名化”和“社会歧视”。③阿布都外力·依米提:《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地城市务工经商及其权益保护问题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2期。内地城市的有些人对维吾尔族产生一定的防范意识与偏见，进而产生歧视。体现在行为上则是公共空间的刻意回避，有些人在租房、住店、招聘等方面对维吾尔族的“婉拒”等。这些现象明显地表现出部分内地城市居民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不理解和不接纳，可能会伤害民族感情，甚至破坏民族团结。

此外，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习俗与自身能力在某种层面上对其融入内地城市社会是一种限制性因素。④朱荟:《城市少数民族农民工:怎样与社会融合》，《中国民族》，2011年4期。维吾尔族有着自己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节日习俗和生活习惯等，正因为维吾尔族农民工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大部分汉人的差异，影响了他们与汉族的交往，阻碍了他们在内地城市的就业与融入。⑤哈尼克孜·吐拉克、赛牙热·依马木:《内地城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质量及改善策略--基于武汉地区的调查》，《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4期。饮食习惯、宗教生活、文化环境的不同，职业选择(依靠民族身份就业)、社会交往 (民族内交往与地域性交往)、居住方式 (民族聚居式与自我隔离式居住)乃至心理认同 (对城市的看客心态以及与城市人们之间的疏离感、隔膜感)等方面的自我限制，再加上自身人力资本的欠缺，比如文化程度较低、专业技能较为缺乏、普通话交流能力较差，以及对城市现代管理制度不熟悉，阻碍了他们对内地城市生活的适应以及与内地城市人们的交融。

三、内地城市新疆少数民族移民

融入当地社会的路径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表现与路径，而人口的流动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28日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⑥《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载http://www.xj.xinhuanet.com/zt/2014-05/30/c_1110932196.htm。这是推动新疆少数民族移民与内地城市居民和谐相处，促进新疆少数民族移民融入内地城市社会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

为了促进新疆群众到内地就业，实现新疆部分人口向内地转移，这就需要新疆地方政府与内地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多多沟通，多多协作。此外，还要通过对在内地城市创业成功的新疆少数民族移民进行大力宣传，发挥“能人示范效应”，让新疆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主动走上流动的路子，⑦蒋志辉、马爱艳、王香玲:《新疆南疆三地州农村富余劳动力异地转移探讨》，《塔里木大学学报》2012年4期。最终形成一个政府主导、民间组织发挥作用、少数民族自愿参与的良性流动模式。内地城市的群众也应消除对新疆少数民族移民的偏见与歧视，营造一个良好的、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城市环境。

在内地城市，为了使新疆少数民族移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是促进民族交融的有效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各少数族群成员可根据本族在某种经济活动中的优势，使自己在全国范围内发挥自己的长处，并“嵌入”到各地的基层社区中。①马戎:《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1期。对于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而言，由于诸多原因，使得他们缺乏与城市居民交往的机会，一方面在于汉族的偏见与歧视，另一方面在于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等因素限制下的“聚居方式”。实际上，只有混合居住在一起，才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得到交往与交流。有的学者认为“混合居住模式”是破解人群隔离和推动人群之间真正互动交融的重要途径。②杨菊华:《混合居住模式:助推流动人口从“寄居”走向“安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1日第619期。我们同样可以借鉴这一思路，针对来自于新疆的少数民族移民习惯于本民族聚居的事实，可以尝试实行社区混合居住模式，对此不能完全以市场化方式供应住房，防止形成贫富分化和民族隔离，应该建设公租房，放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申请公租房的标准，通过安居工程和公租房的建设来合理布局流动人口的居住格局，引导形成一种多民族混居的居住格局。③莫洪宪、罗钢:《新疆城市流动人口与社会治安防控研究——以乌鲁木齐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13年5期。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做法，需要国家从宏观上予以足够的支持，同时需要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予以必要的帮助，需流入地政府针对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住房政策设置上提供一种必要的便利条件。此外，面对那些依靠劳务输出方式进入内地的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要积极发挥当地政府各级组织与基层部门的功能，帮助维吾尔族农民工与主流社会的接触和交流，以加快其融入内地城市社会的步伐。④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维吾尔族农民工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的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2期。

四、结论

人口流动与劳动力转移是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与农村稳定进而消减农村贫困、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为丰富城市文化提供了有效的路径。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加速农村人口有序转移的时代背景下，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向内地城市的迁徙流动越来越多。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转移是一种重要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内地城市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重要目的地，经济型流动人口是主要流动类型，流动方式包括自发的人口流动与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内地有效地扩大了民族交融的内容，整体上是一种和谐的民族关系，但也存在着一些摩擦。而城市社会的排斥与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差异，则是影响族际交融的主要因素。加大对新疆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形成混合居住模式则是扩大民族交融的有效路径，让移居内地城市的新疆少数民族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