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我国动物福利水平应搞清楚几个关系

2015-12-15 11:06牛纪元
中国动物检疫 2015年5期
关键词:福利动物人类

牛纪元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苏苏州 215021)

提高我国动物福利水平应搞清楚几个关系

牛纪元

(苏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江苏苏州 215021)

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Hughs 将其定义为:保证动物与它所处的环境协调一致,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而我国台湾的夏良宙教授认为:动物福利就是善待活着的动物,减少动物死亡的痛苦[1]。

动物的需求,一般分为三个层次:最低的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需求,其次是保障机体健康的需求,最后是生活状态的舒适度的需求[2]。动物福利,是针对提升动物生活舒适度而提出的新的管理理念,是动物生产中的最高层次的管理思维。因此,从推广动物福利理念的角度来说,夏良宙教授关于动物福利的定义更加通俗易懂,易于执行。

动物福利在我国虽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在我国的传播扩散却非常广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动物福利理念正强烈的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观念,许多因动物福利问题而出现的社会事件不断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也更加扩大了动物福利的影响力和扩散速度。

但是,媒体所报道的一些动物福利事件,多是个别极端的伤害动物的案例,这虽然扩大了动物福利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但是从这些事件中难以真正了解动物福利的内涵。动物福利虽然包含了禁止虐待动物的内容,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有的新闻报道失之偏颇,反倒会引起社会上对动物福利的一些误解甚至偏见。因此,处理好涉及到动物福利的几个相互关系,也有助于厘清动物福利的

外延和内涵,保证动物福利理念的顺利推广,促进动物福利事业在我国的的进一步发展。

1 动物与人的关系

动物福利的实质是人类为了保障某些与人密切相关的动物的康乐,让渡、牺牲人的利益,并为人类自己设置一定的义务[3]。因此,提高动物福利,必然要限制人类的部分活动行为。动物福利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主动调整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在这期间,人类不断地主动缩小自身权利,提高动物的权利,甚至为了提高动物权利而放弃自身权利。比如狩猎行为已经越来越被各国用法律加以限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然而,片面扩大动物福利范畴,也可能导致对人的权利的非法剥夺。毕竟目前的地球是一个人类主导的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所有行为应当在不损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下才能予以规范。因此,动物福利必然不同于动物权利,动物福利是关注人类需求下的“相对福利”,它强调的是在满足人类自身需求的前提下,人类应当善待动物,并尽可能减轻动物在为人类服务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毕竟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为了人类的长远发展,禁止虐待农场动物是为了给人类提供更加丰富、安全、美味的食物。因此,脱离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实际需要,空洞的讨论动物福利,甚至把动物福利上升到动物权利,这种动物福利难以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赞同。

2 不同类型动物之间的关系

按照目前国际公认的标准,一般将动物分为六种类型,分别是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和野生动物[4]。前五种类型的动物和人类的关系比较密切,应当属于当前动物福利所关注的对象。第六种动物类型即野生动物,由于动物处于天然野生状态,其生存基本不受人类的制约,因此从狭义上讲尚未进入动物福利所关注和研究的范畴。从广义上来说,人类要适度砍伐森林,防止非法狩猎,并划定一定范围的自然保护区以保障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这种保护,应当属于动物保护研究范畴。

上述前五种动物类型,由于其对人类有不同的功用,因此造成了对其的动物福利的关注焦点也有所区别。农场动物,即供人类食用的动物,动物福利应当重点关注动物的疾病预防、适度饲养、合理运输等;实验动物应当重点关注实验动物的生活条件适宜、实验过程人性化等;伴侣动物应当关注运动时间、遗弃和虐待等;工作动物应当关注合理休息、免受伤害等;娱乐动物应关注过度胁迫、合理休息等。不同类型的动物所关注的动物福利的焦点如表1。

表1 不同动物类型动物福利的关注点

3 动物福利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简而言之,动物福利不是宗教。动物福利从本质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主动改变自身观念,倡导的一种要求人类社会对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的一种“善意”。这种善意是“人道主义”扩展到动物的一种外在表现。动物福利是人类主动改善与动物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宗教则强调人类对崇拜对象的无条件服从,包括心灵的皈依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是人类社会处理内部关系的一整套社会伦理规范。

因此,动物福利突出表现为社会道德属性和文明特质。它不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达到那些动物福利意识比较高水平的人的水平。而宗教信仰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通过是否信仰宗教来区别不同族群的。因此动物福利与宗教信仰无关。

但是,目前的动物福利推广已经部分陷入了一个误区。如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部分人群阻挡其他人吃狗肉的行为,则应是典型的把动物福利无限扩大化的不当行为。这种行为,由于身披一件“关爱动物”的外衣,很有欺骗性,容易诱导社会舆论,其实质是对他人人身权利的公然侵犯。如果社会的某一族群因为别人饮食自己喜欢的动物就去阻止,这

已经具有强迫他人改变生活习俗的特征——当然除非这种禁止行为已通过立法形式成为国家意志。因此,强制他人不吃狗肉,绝不是动物福利的应有之义。宗教化倾向的动物福利推广,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矛盾的产生、族群关系的裂痕。

4 国外与国内的关系

自1822年英国立法通过《禁止虐待家畜法案》以来,动物福利理念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欧美发达国家先后进行了动物福利方面的立法,WTO规则中也已经将动物福利的要求纳入其中。因此,欧美发达国家在动物福利的立法和推广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引入动物福利的概念。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动物福利理念已经在我国生根发芽,在科研教育领域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但相比较而言,动物福利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还很滞后,动物福利还大部分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比如动物福利是否符合国情,是否会对养殖业造成干扰等。动物福利的推广和应用还缺少国家层面的规划和设计,还没有建立起初步的动物福利法律法规体系。

当前,动物福利成为国际贸易中一种新型的贸易壁垒已初见端倪[5]。欧美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动物福利方面的先发优势,通过立法对动物的繁殖、饲养、运输、屠宰、实验等多方面设置动物福利标准[6],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动物福利后进国家的动物产品出口形成了事实上的贸易障碍。因此,要有步骤、有计划的推进动物福利理念在我国的大力提升,从动物福利基础研究、动物福利立法、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推进动物福利传播等方面进行协调推进,逐步提升我国的动物福利水平。

应当站在历史的和科学的角度看待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能用欧美现代的动物福利发展水平来比照我国的动物福利发展水平,毕竟欧美发达国家经过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动物福利水平领先是客观事实。我国近30年来在正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水平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富足、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稳步提升,动物福利方面也要巨大进展。这说明,动物福利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不能脱离所在国的实际情况而空谈。因此,我们应对动物福利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分析国内外动物福利现状,科学选取适合我国国情的、能促进我国动物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东西,摒弃超出我国现有发展阶段的东西。同时,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已经发展了较长时间,已经基本成熟,更有利于为我们的前进指明方向,避免他国曾经走过的弯路,更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动物福利体系。

5 强制与自觉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动物福利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一种自然人文现象。动物福利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身命运进而获得的对自然界的敬畏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是人类主动改善与动物关系、与自然界关系的社会实践。因此,从人类整体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自觉行为。然而从人类个体来说,每个人对动物福利的遵循并不能完全依靠自觉,有时候需要通过立法进行强制。比如世界各国均制订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对捕猎野生动物进行强制性禁止,如果违反,将会受到法律制裁,这是比较初步的动物福利形式。社会舆论也是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它是通过降低人的社会评价来达到促进人被动提高动物福利水平的。比如前几年发生在动物园的硫酸伤害黑熊事件、虐待宠物猫事件,通过网络传播引起社会极大关注,从而迫使那些违反动物福利的社会成员改正自己错误。这说明舆论的强制性在动物福利的规范和发展中也有积极作用。

动物福利规范的落实,归根结底要落实在公民的个人美德上[7]。一是因为公民美德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直接促进了动物福利的进步。二是人与动物的关系具有私密性,具体到每个人如何对待动物,外人很难进行具体干涉,因此公民个人美德的提升对动物福利更具有直接意义。三是正面的动物福利社会舆论的形成,也有赖于每个公民的自身美德,只有广大社会成员都从内心理解

和接受了动物福利理念,才能对社会舆论形成正面效应,从而对全社会动物福利进步带来推动作用。可以预见,经过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动物福利主张会由人类的自觉行动变为社会的强制性规范,动物福利就在这种自觉与强制的相互交织下不断推向前进。

6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畜牧业生产主要是通过提供供人消费的动物产品(如肉、蛋、奶、皮毛等)而获得经济效益,因此追求经济效益是畜牧业的主要目标。而提高动物福利则要求改善动物生存状况,会增加养殖成本。因此,从这方面来说,动物福利与畜牧业生产处于互相对立的地位。

畜牧业生产过分追求经济效益,会导致生产者忽视动物福利,片面追求高饲养密度,运用限位技术饲养动物,运输过程中忽视动物的舒适度等;而过分强调动物福利,则会导生产者加大资金投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最终导致生产经营困难无利可图,甚至难以为继。因此,在畜牧业生产中协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尤为必要。

现代研究证明,动物福利一旦得到改善,同时福利标准不再被认为是糟糕的时候,动物健康状况和生产成绩都会得到增长,但是动物健康状况和生产成绩的改善会有一个极限[8]。因此,对那些动物福利状况不佳的养殖场,应当鼓励企业加大投入,不断提高动物生存生活条件,改善动物福利状况。又要客观对待动物福利对发展畜牧业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不能过分强调动物的生活生产条件的舒适性,这样才能合理保障动物从业者的权益,促进动物福利与畜牧养殖业的协同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1]顾为望,于娟.国内外动物福利的比较与伦理学思考[J].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2008,28(4):199-203.

[2]陆承平. 《动物保护概论》[M].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7.

[3]刘宁.动物福利与人权的冲突及应对之策[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3):1-8.

[4]杨莲茹,孔卫国,杨晓野,等.动物福利法的历史起源、现状及意义[J].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2004,21(6):28-30.

[5]时建忠.动物福利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家禽,2008,30(8):1-3.

[6]李柱.国内外动物福利的发展历史及现状[J].中国动物保健.2012,14(7):7-9.

[7]杜帮云.公民美德与动物福利[J].唐都学刊,2011,27(1):27-31.

[8]李政萍.在经济效益与动物福利之间寻找平衡点[J].国外畜牧学—猪与禽,2010,30(4):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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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944X(2015)05-00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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