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大学之课堂文化形态论

李作强，张亚斌

（1.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西安 710119；2.北京开放大学，北京 100081）

一、引 言

众所周知，在大学的各种文化要素中，课堂，具有非常重要的组织中心作用，作为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等职业生涯发展的中心场所和学生求学成长的重要文化园地，它给师生对话各种科学道理，感悟知识演化规律，体验教育实践快乐，提供了无法替代的校园文化情境。唯因如此，在人们的固有教学观念和学习意识当中，课堂，永远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阵地，是师生确认其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文化参照或历史坐标，而师生，也因此成为课堂文化殿堂和教育活动中的两个亘古不变的文化主体和永恒主人。当然，也正是因为课堂文化的存在，为人类的大学教育蒙上了神秘的组织文化色彩，也为教师释放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创造力，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教育智慧，挖掘蕴涵在教材当中的知识体系价值，展现自己的教学艺术人格魅力，搭建了一个辉煌的教学平台，或者说人生职业舞台。同样，它也为学生扮演好自己的学习文化人格角色，表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学习能力，提供了一个又一个不容错过的文化机遇。然而，课堂文化内涵丰富，究竟从哪个角度才能解开课堂文化的秘密，传统的大学课堂文化研究，一般从教育学、哲学、社会学、生态学、比较学等角度，对于课堂文化，尤其是面授课堂文化的性质、内容、环境、主体、话语、交往、冲突、人文关怀、模式建构和价值意义等方面展开多维度探索。但对于利用广阔的社会化办学系统、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开辟的空中课堂、采取超越时空的远距离教学的开放大学课堂文化来讲，以上的研究方法已经显示出其所具有的局限性。当然，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笔者认为，从形态学角度研究课堂文化更具有创新价值。因为在开放大学的现代化育人课堂中，其文化形态远比传统大学要复杂得多，我们在其中，既可看到传统大学现实育人课堂形态的有效作用，也能感受到传统大学所没有的那种媒介育人课堂的技术支撑，还能领略到传统大学并不看重的社会育人课堂的文化干涉，而这，也恰恰正是我们深入探讨开放大学课堂文化形态的一个深刻动机和终极原因。

根据开放大学课堂文化扩展现状，我们可将它的课堂文化形态分为三个。

二、开放大学课堂文化形态

（一）校本文化课堂

课堂是大学教学活动开展的起点，也是大学教学变革的重要场所，它决定了一个大学教学模式的结构，也决定了一个大学教育体系的特色，它对于学习者的学科知识视野开拓、创新思维模式建构、语言交互能力形成、社会文化人格塑造，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唯因如此，开放大学的变革，正是从课堂这一特定的学校教育空间开始的，正是从这一特定的文化活动空间的变革开始，开放大学走上了其与普通大学截然不同的发展之旅，它开始扩展传统大学课堂的外延和内涵，并以信息传播技术为先导，构建出了大众传播媒介育人课堂，促进了教育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教育化，创设出各种形态的社会育人课堂，从而为知识社会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开放大学的重大文化贡献，就是构建了以开放大学办学系统的现实面授教学课堂为基础，以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教学课堂为载体，以覆盖人迹所至的世界各个角落的社会教学课堂为支撑的立体育人课堂体系。显然，也正是因为这种与传统的普通大学课堂模式完全不同的课堂文化形态的出现，使得人们业已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的普通大学课堂，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以变革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育人需要，人类原有的精英教育模式根本不能满足时代和社会大众化、普及化高等教育的需求，于是乎，在大众传媒技术和学习型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开放大学的立体育人课堂这一崭新的课堂文化形态出现了，正是它，开启了一个课堂教学组织文化大变革的新纪元，使得人类的大学课堂展现出其迷人的丰富层次，为开放大学的校本文化课堂建设，注入了活力和全新的内涵。

何谓开放大学的校本文化课堂，我们说，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物质世界中的大学实体校园文化课堂形态，它是传统大学课堂文化原型，在开放大学这种立体育人课堂中的最后一个文化保留地，它保存了传统的普通大学面授教学课堂的全部文化要素，保持了其固有的课堂教学文化组织功能，只不过，在它的教学模式中，被赋予了远程学习者的自主学习主导元素。大家都知道，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一般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者的自主学习为中心，教师的课堂面授，一般称之为课堂的集中面授辅导，而在它之前，都有比较长的学习者自主学习阶段，当学习者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一些自己自主学习解决不了的学习重点、难点和疑点问题时，就需要教师利用开放大学的校本文化课堂，进行集中的面授辅导和沟通，以便通过其最新的案例分析和其智慧性扩展论述，在自己的见解与学生的理解中，建立一种合乎逻辑的认知联系，从而推动学生们通过归纳推理和演绎，获得某种拨云见日的思想启示，这样，教师就自然而然地帮助学生们化解了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各种疑惑。由是，我们认为，开放大学的校本课堂面授教学，是具有画龙点睛的教学艺术功效的，正是他们的这一课堂教学点拨，使得学生们心头豁然开朗，宛如开了天眼一般，然而，倘若没有学生在此之前的长时间自主学习，要达到此课堂教学效果，根本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开放大学的校本文化课堂的教学价值实现，其成功基础在于之前学生的有意义的自主学习之上。

这正像美国学者戴尔·H·申克（Schunk，D.H.）所指出的那样，在课堂的教学文化中，最有意义的学习指的是把新获得信息与记忆中已有的知识相联系，从而习得观点、概念和原理。只有当新的材料与长时记忆中的相关概念形成系统的联系，学习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新材料修改或详细阐述了记忆中已有的知识，唯因如此，他认为，意义接受学习需要教师和学生之间大量的互动，因为它要求教师口头呈现新材料，但同时，也要求学生不断做出反应。实际上，开放大学的校本文化课堂的确很好地满足了这点，由于它强调在现实的课堂教学文化情境中，教师的教学内容需要很好地加以组织，其知识概念要以多种方式来阐明，并要注意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以使得学生获得必不可少的知识，从而从教学生中受益。殊不知，这些问题，恰恰正是学习者在自主学习阶段里，最容易忽略的关键问题，而开放大学校本面授课堂的全部文化意义就在这里。因为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普通大学的面授文化课堂“学习类型”，从根本上来说，它的课堂文化教学和学习集中辅导，与传统的普通大学课堂教学的“联结及配对联结的学习”，是有深刻区别的，由于它强调教师的课堂面授教学，要善于引导学生把学习得到的新知识与自己记忆中相似的知识联系起来，并通过学生们的课堂有意义学习，从而使得他们持续增加知识，扩展记忆，“建立知识网络之间的联系”［1］。无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尔·H·申克指出，“通过反思，人们可以认识（发现）这些思想”。可见，开放大学的校本文化课堂形态建构业已证明，“推理是最高的心智能力，通过推理人就学会了各种抽象的观念”［1］15。而这，也许正是开放大学校本文化课堂所具备的“实体性文化力量”。

（二）媒介文化课堂

不过，对于开放大学而言，学习者的自主学习主要采取那些手段呢？一是文字教材，几乎每一所开放大学都编写有适合学习者自主学习的文字主教材，甚至有的开放大学还为学生配备有远程自主学习不可或缺的、能够囊括各种形式学习材料的多媒体学习包。与此同时，开放大学普遍编制有适合学习者自主学习的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教材，于是乎，在开放大学的自主学习课堂中，就有了蔚为壮观的多种媒体学习课堂，而这些多种媒体学习课堂，又可分为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远程教学的广播课堂、电视课堂、网络课堂等多种形式的媒介教学课堂，也有利用小众媒介进行远程教学的社区广播课堂、双向视频系统教学课堂等媒介教学课堂。这样，即便是学习者远在天涯，都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声像并茂的媒介育人课堂，随时随地学习到开放大学教师所讲授的那些专业课程知识。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开放大学的媒介育人课堂，就涌现出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它既有可以按照媒体形式分为广播课堂、电视课堂、网络课堂等多种形式的媒介文化形态，也可按照教学空间形态分为广播空中课堂、电视空中课堂、网络虚拟课堂等多种形式的媒介文化形态，还有可按照教学信息传输形式，分为单纯以教师讲授为主线的单向信息传输直播课堂，师生双向信息交流的互动广播和电视课堂，以及由热线电话连接的广播直播课堂和电视直播课堂，甚至还有通过手机、BBS等多种媒体形式连接网络互动直播课堂等多种形式的媒介文化课堂形态。总而言之，开放大学就是通过这些传统的普通高校所没有的媒介文化育人课堂，完成了对学习者的远程知识教学，而学习者也正是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媒介课堂形态，完成了知识体系的学习迁移。

以英国开放大学为例，该校通过广播电视文化课堂为广大的远程学习者提供了到位的远程教学服务，由于其电视教学节目质量非常之高，所以，90%的英国人都认同开放大学的教学，甚至有许多观众因为喜欢并理解英国开放大学的这些教学节目，从而决定成为其学生。正因为如此，前英国开放大学校长约翰·丹尼尔（John S Daniel）指出，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技术而发展出来的媒介文化教学课堂，对于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发展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由于所有的课堂教学人员都相信他们比较容易适应音频和视频会议教学，所以，即便是随着电信成本的下降，即使学生人数较少，这种远程课堂教学模式也将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显然，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美妙的知识媒体，传统的普通大学课堂，那种相对静止的知识内容教学，在开放大学的教育文化语境中，才变得不太重要了。由于学习者可以通过诸如此类花样繁多的媒介文化课堂，可以轻而易举实现对知识的获取、共享和创新，这就导致开放大学主动通过提供诸如此类的媒介文化育人课堂的交流通道、发送机制和传播数字手段，为学习者创设更为形象、生动、活泼的课堂学习文化环境。事实证明，英国开放大学正得益于创设此种非常优越的知识媒体环境，才使得其媒介文化教学课堂，同时成为社会和教学交流的范例，成为英国开放大学开放课堂文化理念的核心。［2］由此可见，开放大学的媒介文化课堂形态，的确具有与众不同的载体性文化魅力。

这恰如我国学者杨虹、丘名实所指出的那样，开放大学的远程教育课堂文化完全是一种以天网、地网、人网这三大教学系统活动为生态环境中心，按照师生的要求或理想建立的，以人的发展为基本价值追求的，除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开放性、自我调节性等特征外，还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强烈的易变性、广泛的开放性和明确的目的性等的课堂文化形态。它的课堂文化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结构和运行规律，能够通过自调节、自选择、自组织的生命活动而不断超越自在形态以适应环境变化，它处于与学校文化、社区文化等文化系统的有机关联中，随时代演进、相关文化转型、教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有机生长和发生盛衰变化，在其具有鲜明系统内运行特征的课堂文化形态中，无论是物质因子还是精神因子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能量流动贯穿于课堂教学活动的始终，其教师民主的教学方式、高尚的人格等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同样，学习者灵活的学习方式、积极的态度等也会给教师带来动力，教师的远距离教学方式和学习者的远距离学习方式，往往在交往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循环往复，在循环中创造了新的价值，同时也丰富着自身的意义。［3］谁能说，这样的课堂教学形态不是人类对传统大学课堂教学形态的大胆时空超越呢？

（三）社会文化课堂

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开放大学的课堂不仅仅办在了开放大学的校本部和大众传播媒介上，而且还办在广阔而无边的社会环境当中，由此，开放大学的社会文化课堂，就成为人们瞩目的又一种课堂文化形态。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流信息部门助理总干事阿布杜尔·W·汗（Khan A W）所言，开放大学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要将自己的教学课堂办在庞大的社会网络中，让开放远程学习为那些没有任何学习机会的社区人，提供学习的机会。为他们开办社区中心课堂，主要包括社区辅导课堂和社区多媒体中心课堂，通过采用互动式和参与式的学习方法，促进他们的社区学习、共享知识等，最后帮助这些社区形成网络，促进知识的分享、传播和保存，从而为生活在社区中的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而这些，对于开放大学的发展来说，显然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在印度，阿布杜尔·W·汗曾饶有兴趣地观察了政府开展的“2007年使命”计划的执行情况，由于该计划致力于“一村一个知识中心”的远程教育课堂建设，所以，在2007年，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印度60多万村庄的知识中心课堂网，从而为数以亿计的穷人、农民和残障人士，提供了可以依赖的知识，并帮助他们成功地谋生和获得收入。显然，正是基于社会文化课堂创建，使得阿布杜尔·W·汗先生认识到，开放大学开创社会文化课堂，是人类创建知识社会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将通信技术的潜力充分用于学习，充分用于创办社会育人课堂，那么，广大市民没有接受高等次教育的体会，国家的劳动力就理所当然地不能受到良好的培训，这势必导致社会没有凝聚力和竞争力，自然知识社会就不可能形成，知识鸿沟将难以根除，知识社会也仍将只是一个愿景而已［4］。

从此不难看出，开放大学社会文化育人课堂非常有必要建设，而且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人们也已认识到，它的文化形态也十分丰富，不仅有丰富多彩“社会文化活动大课堂”，也有社会各行业专家主讲的“社会大讲堂”，甚至还有带着浓厚职业教育色彩的“社会实践基地大课堂”等。显然，正是由于开放大学创建出了如此斑斓多姿的社会文化育人大课堂，才推动开放大学自身很好地融入社会的主流文化环境当中，促进其创建出了一种具有浓郁社会文化色彩的大学文化类型，即：一种带有浓郁社会主流文化色彩的开放大学文化类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开放大学的社会文化课堂建设，对于强化远程学习者的社会文化人角色身份认知感和认同感，形成健康的社会学习认知发展思想、情感关怀意识和人才评价观念，无疑有积极的意义。如果用我国学者李岩的观点来进行分析，那就是说，在开放大学丰富的社会文化课堂语境当中，远程学习者的文化身份确认与个人或者群体文化行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他们对于开放大学社会文化课堂认知的过程，其实正是他们的社会认知思想、情感概念、评价行为等，自觉选择、评价、组织外来刺激的过程。正是由于开放大学社会文化课堂这种外在的人的环境，对远程学习者产生刺激，并将其转换成个人认知经验的过程，推动了开放大学的每一位远程学习者，作为社会文化群体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无时无刻地不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课堂教学氛围中，建构着自己的社会文化关照意识，使得他们经过开放大学的社会文化课堂的学习认知，形成对自己遭遇社会事件的科学认识，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显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课堂进行学习的过程，也是开放大学的社会文化形成的过程，而这些，对于学习者走向社会、融入社会、奉献社会，又的确是非常重要的。［5］这充分说明，开放大学的社会文化课堂，业已表现出相当明显的校园“主体性文化价值”。

三、结 论

总之，开放大学已从校本、媒介和社会三个层面构建出其卓尔不凡的立体育人课堂文化形态，由于它为教师和远程学习者们的教学和学习沟通，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途径和通道，这就使得它的课堂教学和学习文化更富有人性化、多元化和互动化特点，一言以蔽之，即是远程开放教学的活性化。可见，研究开放大学的文化，必须以其颇具特色的课堂文化形态为研究基点，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无可争辩的活性教育文化价值的逻辑起点，因为正是它具有这样非常突出的文化特点，才使它通过其丰富多彩的课堂文化形态，为教师的远程开放教育职业发展和学生们的远程开放学习及其教育成长，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优美的、轻松的、自在的、闲适的、快乐的、良好的大学文化环境。显然，这对于调整开放大学的教师和学习者的心态是具有积极文化意义的，它使得开放大学的课堂，真正成为学生们自主探索学习的文化圣殿，师生们教学互动合作的文化桥梁，以及实践其社会文化价值的精神园地，成为他们赢得职场发展实力的文化阶梯。更何况由于它的教学内容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定制的，它培养的是社会所急需的应用型人才，因而，它毋庸置疑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晴雨表和代言人，就像我国学者郑金洲所说的那样，它是以社会主流文化的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它与传统的普通大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能够将社会主流文化转化为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使得学生在课堂学习及与教师的日常交往中，就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习得这些文化。［6］正是它，推动开放大学正在转化为远程学习者融入社会主流文化的预备学校，使得他们在掌握社会所需要的各种文化知识的同时，完成了从课堂人文精神向社会人文精神的有意义建构。无疑，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说，开放大学的课堂文化形态是一种具有文化含金量的“卓越文化形态”，如同我国学者裴光勇、胡艳蓓、李继星所指出的那样，它是“课堂文化的高级形态”，是站在时代高度，运用国际先进教育理念打造“以学为本、有学无类”的课堂新文化，它通过教师教育智慧的引领，促进学习者自主建构知识、形成生命自觉的新型课堂，使得开放大学完成了“从适应农业时代、传统工业时代人才的培养，转向适应信息时代人才的培养；从完整学科知识体系的传授为核心，逐步转向能力体系的形成核心”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型［7］。

［1］ 〔美〕戴尔·H·申克.学习理论：教育的视角［M］.第三版.张小满，译，张斌贤，审校.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168.

［2］ 〔英〕约翰·丹尼尔.巨型大学与知识媒体［M］.上海：上海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5（1）：56.

［3］ 杨虹，丘名实.生态哲学视域下的课堂文化探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23－126.

［4］ 阿布杜尔·W·汗.为发展服务的远程教育［C］／／王一兵，译.开放远程学习趋势、政策与战略思考：UNESCO开放远程学习报告及国际会议主题演讲选编.上海：上海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98－102.

［5］ 李岩.传播与文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95.

［6］ 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91.

［7］ 裴光勇，胡艳蓓，李继星.从模式建构走向文化自觉：“以学为本、有学无类”卓越课堂文化的理论与实践［J］.教育研究，2013（6）：138－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