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如熤史论文看其臣道思想

唐景珏

（安康学院中文系；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安康 725000）

严如熤（1759—1826），字炳文，号乐园，别号苏亭，湖南溆浦人。严如熤少时在岳麓书院师从罗典，后于沅州明山书院任教，乾隆六十年，入湖南巡抚姜晟幕府，嘉庆五年以平定三省善后事宜廷试成功。严如熤后被发往陕西，历任洵阳知县、定远厅同知、汉中知府、陕西按察使等职，卒于任上。

严如熤于陕西为官20余年，坐镇汉中，宦游南山，事功卓著。《清史稿·严如熤传》论曰:“（严如熤）于舆地险要，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1]陶澍《布政使衔陕西按察使乐园严公墓志》曰：“今上用贤，多不次，与廷臣言疆吏才，未尝不首及公。特以南山二十年镇静之功，非功莫属。”[2]222严氏在著述方面亦得到世人的认可。陶澍《严公墓志》赞其《三省边防备览》《苗防备览》《洋防辑要》等著作的实用性曰：“后之有志经世者，必将取镜也。”[2]223严如熤殁后，其子严正基于道光二十四年编刻其文集《乐园文钞》，共八卷，论文约144篇。其中史论文50余篇，占三分之一强。严氏史论文的创作动机是“勖天下之为臣者”，意与天下之为臣者共勉。其史论文，大部分篇章借议论历史事件或人物去阐发“大臣谋国之道”，探讨为人臣子者应如何履行职责、履行什么职责。严如熤《苗防备览》曾被当时相国董蔗林嘉许，并赞其“官苗疆者，当以一部置案头”[3]，严如熤的史论文对为人臣子者，亦可“当以一部置案头”。

一、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

为了更有效地辅佐君主，实现国家的昌盛久治，为人臣子，首先得了解“人主”，特别是君主的“邪心”：“自古英雄之主未有不生事而喜功者，天下乂安，庙堂无事，负其绝世之才略，而无所用，于是开天衅于四方，幸而胜，则益贪而无已。不幸不胜，则愤而求逞，不得于此，思泄于彼，必得一当，以解于天下。至于府库虚，人民怨，边将擅兵于外，而国家之祸成。”（《论宋璟王忠嗣》）①本文所引严如熤史论文均出自严如熤《清代诗文集汇编·乐园文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6-255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为“人主”者亦不能避免。但“人主”由于特殊的身份，其邪心会给国家带来祸患。另外，“人主之喜怒”亦对臣子有直接影响，“人当其意，则爵禄立至，不当其意，则诛谴亦旋加”，因此对大臣来说，“杜人主之邪心”有可能危及生命。

那么为人臣子该如何应对君主的“邪心”？不同类型的臣子有不同的应对之举，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君臣关系。有的臣子“竭其智以当人主之喜好”，如“委蛇其迹，行步踽旅”的公孙主父；有的臣子能够“以身杜人主之邪心”，如“老成忠亮之臣”董仲舒、汲长孺等；另有不同于前二者的“随俗委蛇”的滑稽之臣，如东方朔。严氏认为，阿谀奉承之徒公孙主父并未与君主形成健康有益的良性互动关系，他们的“曲意阿旨”之举不仅不能“格君之非”，反而会使“人主”的“邪心”日益膨胀，更加无益于国家社稷。严氏推重的是“老成忠亮之臣”，如开元之良相宋璟、良将王忠嗣，他们在开元前期与唐玄宗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对开元盛世的形成贡献颇大。严氏认为宋璟最终以刚正见疏，王忠嗣以沮诏被贬黜，其原因在于这些忠亮之臣常拂君主之意，导致君主“不乐与之近”。因此，此类臣子的忠谏之言在某些时候有可能收不到好的效果。于是“杜人主之邪心”这个任务还可由第三类臣子，即类似俳优的东方朔之类辅助完成。东方朔表面上为滑稽之徒，但实际上却有高世之才、济时之志，是具备大臣之节的人。第三类臣子表面似俳优实则忠谏之臣，他们与君主的关系可做为良好君臣关系的一种补充。

严如熤在史论中总结出三种类型的臣子，从严氏为官二十余年的经历及深厚的儒家济世思想来看，严氏本人终其一生追求的是成为一名“老成忠亮之臣”。严氏，从县令到臬司，皆因其贡献突出而得到朝廷的特别提拔，对君臣之间“略分推诚，有家人父子所难者”美好关系的期待，是他始终勤于事功、坚持经邦济世的重要动力。

二、整纪纲、修法度、调燮阴阳

严如熤认为臣子的重要职责是辅佐君主，整纪纲、修法度，调燮阴阳，实现内安外攘。唐代自穆宗以来，政治日弛，继之以敬宗之荒淫，自宪宗之后，唐王朝颓败之势已成，至唐武宗立后，发愤图强，用李德裕为宰相。“文饶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整纪纲，修法度，内安外攘，平潞泽，制回鹘，政由己出，独断不疑。”（《论李德裕》）严氏认为论干济胆略，李德裕为“救时之良相”。严如熤还对丙吉问牛一事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止询牛喘”是丙吉作为宰相本该履行的“调和阴阳”之职，不值得大加褒扬。相反，民众斗殴，且“死伤横道”的现象却证明了丙吉为相“干阴阳之和”“失调燮之道”。严如熤要求辅佐大臣“整纪纲、修法度、调燮阴阳”，并非希望创建一个宰相“以法术自矜”、地方官员“竞以严健武酷相尚”的社会，而是出于对“斫雕为朴，破觚为圜，纪纲似少弛”的荡平之治的向往。

严如熤为官为幕均积极为国家大事出谋划策。乾隆六十年（1795），黔、贵苗民起义，湖南巡抚姜晟延请严氏入幕，严氏拟《平苗议》十二条，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剿抚防御之策。嘉庆年间，川、陕、鄂爆发白莲教起义，嘉庆皇帝为寻求应对之策，廷试“平定三省善后事宜”，严氏作疏以对，被嘉庆帝擢定为第一，并将严氏发往陕西，其疏则交三省大帅督抚采行。严氏在苗民起义之后，特别重视苗疆的重建，并提出诸多切实可行的方略，如“屯田”“任苗弁”等。针对川、楚、陕边防建设，严氏打破传统的以政区划为单位的管治策略，提出仿唐山南节度、明郧抚之制，割毗连边地、设重臣开府以管理的主张。严如熤在陕为官二十余年，专心做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之工作，如力主“坚壁清野”“联营伍、立保甲”“兴水利、劝农桑”，维护了陕南地区的社会安定，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切实履行了为人臣子“整纪纲、修法度、调燮阴阳”的职责。今人往往因为严氏镇压白莲教和苗民起义之举，对其事功评价不高，我们认为应尽可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他，不能忽视其在安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三、知理财、善理财

严如熤意识到经济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财者国之大命也，国家无财则不能一日守其国。”（《论刘晏》）与此同时，儒家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忧患意识使严氏清醒地认识到国家财政常有不足之忧：“天潢宗亲，戚党功裔，生齿日繁，恒数万人不耕，而食者仰给于大官，其他制度典章亦日以益，国家正供有定额，不可加用之之数，则代增而无已。此有国家者，恒愀然长虑也。加以水旱兵灾，则不足之形立见矣。” （《论刘晏》）

那么如何解决财用入不敷出的问题呢？严如熤的六字方针是“节其流，开其源”。“为人臣者引其君以当道，清心寡欲，宏节俭之风，其于用财，量入为出，守一定之制，无幸位亦无幸恩，无冗制亦无冗兵，相天下之盈盈，以与天下相调济，食之者寡，用之者舒，而劝农重谷，又有以敦其本，则财自无不足之患矣。”（《论刘晏》）严氏认为，“省财自宫闱始”，因此辅佐之臣首先要引导君主宏扬节俭之风，与此同时劝农重谷，敦其本，国家财富最终就不会有不足之忧。那些不知理财，理财而不知节其流、开其源者，都不应该被称为一代贤辅。严氏举宋真宗两任宰相李沆与王旦的例子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宋真宗前期的宰相李沆在北宋处于自开创向守成转型的时期，“日奏四方灾异，以杜真宗侈心”，王旦当时不以为然。其后，王旦为宰相之时，宋真宗重用王钦若、丁谓等人，东封西祀，大营宫观，而此时的王旦身为元辅，却对匡救真宗的奢侈之举无能为力。从理财这个层面上看，王旦并非一代贤臣。严如熤在从政生涯中很好地践行了重节流与开源的理财观念。我们先来看节流方面。白莲教起义之后，严氏对苗疆战后重建过程中所需经费问题十分担忧：“今大功尚未竣……积贮之厚不能如去岁，而经费倍繁于去岁，一切浮糜之耗，于财亦相沿而未有以革之，不节若，则嗟若，可不虑哉？”对此，严氏提出了具体的“杜浮糜”之法：即整饬各类财务帐本，要求格式统一，并且对“各册分载某日某项支粮若干，支银若干”，要“详注其端委”，每册帐本限半月、一月按期陈缴，选取“幕府中属精慎密之人，以参互之法稽核之，非正项宜用及彼此不对者，指出严加申饬”，“斤斤守法度”之后，“浮糜之所省者多矣”[2]290-291。浮糜既省之后，各项费用支出得以保证，从而为实现苗疆重建提供经济支撑。严如熤不仅主张政府要节其流、杜其浮费，还强调民众也要懂节俭。任汉中知府时，他曾亲撰告示《劝纺织以兴女红示》《预盖藏以备凶荒示》等倡导民众勤俭持家。如在《崇俭以厚民生示》中，针对汉南百姓好饮酒食肉而不注意节俭的风气，大声疾呼应移风易俗，提倡勤俭持家。

我们再来看严如熤在开源方面的举措。其五言古诗《木厂咏》《纸厂咏》等详尽描绘当时汉中地区工厂的发展壮大。严如熤意识到，工厂的发展壮大给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带来益处，使百姓“温饱得所资，差足安流徙”。所以尽管这些工厂是商人投资，“商利大于母，工徒聚如虻”，显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形成，但严氏告诫地方官吏，“熙攘听往来，不扰政斯美。……勿以劳胥吏”[4]，不要去禁止、查究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严如熤对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性质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认可是他重开源理财思想的重要体现。

四、向君主推荐人才

严如熤认为，国家的治、乱与是否得到人才的辅佐密切相关：“天下之所以治者，谓其贤人君子之多，风俗美而教化成也。”（《论欧阳公》）严氏认为，只有得到贤人君子的辅佐，天下才能实现大治。大臣招致贤士的目的在于“备国家缓急之用也。”因此，向君主推荐有用之才是为人臣子的职责。

严如熤不仅意识到了人才与国家兴亡的密切关系，还深入剖析了臣子向君主推荐人才的必要前提，即善识与善待人才。臣子向帝王进献人才，必须对人才的邪正进行辨识，如果对人才邪正不能辨识，则会深受其害。严氏具体阐释了辨识人才之法：“凡观人之法，其人敦厚周详，不与己苟同，虽未必皆正而其不正者，鲜矣。机械便利能顺己之意，虽未必皆邪而其不邪者，亦鲜矣。……历观往古擅权误国，必出于机械便利之人，其人尤人主之所乐昵也。而进身之始，恒托贤者以自重，贤者将自远其害，以无贻国家以害也。”（《论蔡京》）严氏认为对君主阿谀奉承之徒多半是奸邪之臣子，他们往往擅权误国，而越是这样的人越能得到君主的亲近。反之，那些外表忠厚、坚持己见不随便苟同别人的人，多半为忠良之士。臣子向君主推荐人才的第二个必要前提是善待人才，即“宏奖风流，导迎善气以善养人于下也”。严如熤积极肯定了欧阳修对人才的“汲引推奖之心”：“凡远方孤寒之士，怀一才一艺，一德一行之士，公不遗馀力以扬拂而吹嘘之，虽士或负公，公必引为己咎，而汲引推奖之心，并不懈当时。”（《论欧阳公》）在欧阳修的提携下，潦倒困苦如梅圣俞、苏子美、石曼卿者，最终都获得成功，且名扬后世。北宋嘉祐年间多士，人才济济之盛况，得益于欧阳修对人才的提拔与推荐。严如熤还认为，丙吉之所以被誉为贤臣，是因为他“得治国之大体”。丙吉病重，汉宣帝刘询亲临问候，丙吉向汉宣帝推荐有用之人，如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国、太仆陈万年等，丙吉去世后，此三人在官位都很称职。总之，严如熤认为人才的得失、去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辅佐大臣是否有导迎人才之举，只有善待人才的大臣，才能为统治者引来更多有志之士。相反，那些“国有才而不知”“知其才而不荐”者，如范增，则不仅不能被称为智者，更是“妨贤害能”之徒了，这样的举动“尤非人臣所宜”。

在实际的从教、从政过程中，严如熤亦十分重视人才。严如熤曾主讲于沅州明山书院，其间定海抗英名将郑国鸿是他最优秀的学生。严如熤任职洵阳知县、汉中知府时，重视当地的文教事业，对敷文书院、汉中书院大加整顿，并亲自到书院训课。蔡冠洛编纂的《清代七百名人传》记载了严如熤对汉中书院的重视——“五日一临，躬亲讲授”。在他的督促下，书院“文风丕振。所成就士，以科名起家者数十人。”[5]

五、结语

乾隆之后，清朝统治由盛转衰，吏治腐败，经济颓败，外有强敌入侵，内有人民起义。思想方面已失雍正乾隆两朝的高压箝制，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鄙弃宣谈，强调通经致用，表现出了对国计民生、时事政治等问题的极大关注。严如熤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严氏为官，主要精力在于治理地方，因此其著作多立足于现实并服务于现实。《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洋防辑要》均为其任职期间，治理地方或为以后治理地方的官员作参考而完成的。其著史论的目的亦是通过评品历史人物与事件，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其史论虽然并未如上述著作那样对现实事件进行直接“干预”，但其中反映出的臣道思想，对古今从政者思考如何履行岗位职责，仍然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要想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因此大力加强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显得犹为重要。广大干部应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好干部“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6]，并以史为鉴，做一名新时期的好“官吏”。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393.

[2]严如熤.清代诗文集汇编·乐园文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严如熤.苗防备览[M].道光癸卯年（1843）绍义堂本.

[4]严如熤.清代诗文集汇编·乐园诗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2.

[5]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M].台北：明文书局，1985：166.

[6]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N].人民日报，2013-06-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