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在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语法化过程中的促进作用

2015-12-18 13:56潘晶虹
安康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关键词:沈家补语副词

潘晶虹,何 亮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能性述补结构是汉语中较为特殊的一类短语结构,尤其是其否定式,无论是语义上还是结构形式上都与一般的述补结构不同。现代汉语中的述补结构一般根据所表语义的不同将补语分为五类,即结果补语、趋向补语、状态补语、程度补语及可能补语。前四类补语一般都由特定的词语充当,代表了一种语义类型,而可能补语没有“专属”的补语,即没有一种直接表示“可能”意义的补语。它是在结果补语或趋向补语前加“得”或“不”形成的,因此其能性语义与“得”或“不”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但是从形式上看,对述补结构的否定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没(有)”否定,一种是用“不”否定。在语言交际中,表结果和趋向的述补结构否定一般用“没”不用“不”,而能性述补结构的否定式用“不”。我们认为,这种组合与否定词本身的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能性述补结构是语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很多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该结构式的结构关系,历时形成过程,语法化历程,与相关结构的对比,以及该结构肯定式与否定式之间存在的种种“不对称”现象,等等。从已有的成果看,人们对于“不”这个否定词在否定式能性述补结构语法化过程中的作用还没有进行过专门的探讨。

一、“不”与否定式能性述补结构的关系

现代汉语中能性述补结构的主要含义是表示一种可能性,是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推测,是语法化的结果。其中否定式已完全表示“可能”之义,语法化较彻底,程度高。能性述补结构的语法化是一个由表示实现的述补结构演变为表可能的述补结构的过程。Traugott认为,语义演变最基本的机制是主观化,而要使该机制发挥作用还要有一定的诱因[1]。我们认为,否定式能性述补结构语法化的过程就是在主观否定词“不”的参与下完成的,可以说“不”本身就是其语法化的重要诱因。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一般意义上讲,“不”作为一个否定词代表的否定范畴,决定了该结构的否定式比肯定式语法化程度高;二是在所有否定词之中,“不”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与其他否定词相比有着特殊的属性、功能和用法,这也为该结构式的语法化提供了条件。下面我们结合已有研究成果,详细讨论否定成分“不”在能性述补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促进作用。

(一)否定含义与能性述补结构主观化的关系

杨平、蒋绍愚、吴福祥认为“V得/不C”这种述补结构已见于唐代文献,最初的意义是表示某种状态或结果的实现,“V不C”起初出现于“VC”的否定式中[2-4]。吴福祥认为,“V得/不C”的能性语义原本体现的是一种语境义,唐宋以后逐渐摆脱对语境的依赖,最终语法化为表达能性意义的固定格式[5]。换言之,其能性语义并非由其中的某个结构成分来体现,而是语境对整个结构式起作用的结果。沈家煊的观点与他有所不同,他指出“V不C”的语法化并未体现对语境的依赖,而是其否定含义使它直接发生了主观化,在语用推理的作用下产生了能性含义[6]265-266。沈家煊指出:“否定的意思包含一个肯定的先设和对这个先设的否定,处理否定句的心理操作步骤就要比处理相应的肯定句复杂。”[7]55也就是说对一个否定信息的推理判断过程要比推理肯定信息复杂。这种推理判断随着不同的心理操作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条件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这些推理、判断也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或发生重新分析。因此否定式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重新分析的可能性就相对更大一些。能性述补结构语法化的过程也证明,演变首先发生在否定式上,肯定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否定式类推而最终确定下来的。

“V得C”有状态和能性两个意义。“V得C”只有出现在未然语境中,才能隐含一种可能性,在已然语境中,仅表示一种结果或状态。如:

——那首歌你怎么样?

——唱得好。

回答者如果表达的是“还没有唱”,提问者根据回答能推断出“能够唱好”的含义。

但是否定式“V不C”不需依赖语境,它包含的否定词“不”所带有的否定含义就发挥了一种“招请推理”的作用,即说话人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要素给了听话人一个信息——“我不用多说啦,就请你自己推导吧!”[6]268沈家煊提出过“衍推义”①“衍推义”指的是句子的固有意义,也就是句子的真值条件,是不以语境为转移的句义。和“隐涵义”②“隐涵义”指的是可以在特殊的语境里违反交流的“合作原则”(即可被推翻)的一种句义。的概念。结构式“V不C”的两个含义——“没有实现”和“不可能实现”之间是一种隐涵关系,后者是前者的隐涵义。其演变关系可以这样描述:首先人们的常识是,若某事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则该事多半没有实现。例如:

——他考上高中没有?

——根本没有可能考上。

回答者要表达的是“没考上”的意思。这是一种衍推关系(即由“没有可能考上”衍推“没考上”)。但反过来,根据这种常识,当说话人说出“结果没有实现”的话语时,听话人也很容易据此推想出“不可能实现”的隐涵义,尽管这种隐涵义不一定是事实。于是,“不可能实现”最初就是听话人的一种主观推测,不一定为真。后来在交际过程中这种推理得到说话一方的认可,当他想表达“不可能实现”时只要说“没有实现”就可达到想要表达的效果。因此说话人在说“V不C”的时候就表达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主观性含义,这个意义由于得到听说双方的认可使得使用频率也逐渐提高从而固定下来。

可见,否定含义在能性述补结构发生主观化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二)否定式的使用频率与能性述补结构语法化的关系

沈家煊指出,否定式“V不C”的语法化程度和使用频率都高于肯定式“V得C”[6]261-263。石毓智从认知上对能性述补结构肯定式使用频率低的现象作出了解释,他认为语言的肯定和否定表达建立在客观世界的一条常理之上:量小的事物容易消失,而量大的事物容易保持存在。反映在自然语言中就是存在的事物用肯定表示,而消失的事物也就是对肯定的否定,即用否定来表示。这就是说,量小的事物否定性强,量大的事物肯定性强[7]93。例如,认识世界这一活动存在着三个阶段:“了解—知道—通晓”,从语义上看,“了解”是其中最小的量,因此常说“不了解”而不说“了解”,“通晓”属于较大的量,一般不说“不通晓”。“可能”也是如此:在“可能—能够—必定”中,量小的“可能”一般只用于否定,说“不可能”,而量大的“必定”很少用于否定结构。根据沈家煊的“关联标记模式”,肯定与极大量匹配,它们的搭配构成一个无标记配对;否定与极小量匹配,它们的搭配也构成一个无标记的配对,则肯定与极小量的搭配就是一个有标记的配对。在“可能性”这个语义范畴中,“V不C”表示不可能,即可能性为零,是一个最小值,而“V得C”却并不表示“能VC”。后者表示“能够”,即可能性为百分之百,与之相较,前者表达的可能性并没有百分之百那么多,因此“V得C”正是一个肯定形式与极小量的搭配,是一种有标记的配对。语言使用中的普遍规律是无标记项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有标记项,于是能性述补结构肯定式的使用频率就不如否定式那么高。

我们对近代汉语语料《朱子语类》前二十卷中出现的能性述补结构进行了统计,其中“V不C”的用例为308例(包括重复出现的),而“V得C”的用例为190例。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该结构“可能义”形成的初期,否定式和肯定式在使用频率上就存在很大的差距。

使用频率与语法化之间本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高频使用是引发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动因。因此,我们认为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的高频出现促进了这一结构的语法化与主观化,使得它成为一个构式。

二、否定式能性述补结构中否定词的选择

我们知道,“V不C”起初是作为“VC”的否定式而出现。蒋绍愚、沈家煊关注过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的形式为什么不是“V不得C”。我们觉得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没VC”也是对“VC”的否定,为什么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不是“没VC”呢?或者说“没VC”表示的含义也是“没有实现”,为什么它没有发生进一步的语法化,也变成可能式呢?我们将从“不”和“没”在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的比较上说明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选择“V不C”的理据,同时显示“不”的价值。

(一)“不”与“没”的历时比较

《现代汉语八百词》在比较“不”和“没有”时指出二者的第一个区别就是“不”用于主观意愿,“没有”用于客观叙述[8],如:

他不去杭州,你呢?

他没去过杭州。

为何会存在这样的区别?这跟两词的词义有关。据罗振玉等的研究,“不”的否定义为假借义。《说文·水部》:“没,沈也。”也就是说,“没”的本义是“沉”。后来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词义引申,出现了“消失,隐匿”的含义,如:“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到了唐代,从“没(mò)”又引申出“无,没有”的意义。如袁晖的《三月闺情》诗:“蛾眉愁自结,鬓发没情梳。”宋代文献中的“没”也是“无,没有”义,如《朱子语类》卷二四:“如后来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缘是把自家底做浅底看,便没意思了。”从唐以后的诸类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没”是对存在的否定。

根据杨荣祥先生的观点,“不”和“没”属于不同的否定词小类:“不”属于“不”类否定词,这类否定词的属性是表示单纯否定的否定副词。“没”属于“未”类否定词,这类否定词的特点是表示对过去、已然的否定[9]。

“不”是一个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的否定词。它除了与同一小类的其他否定副词有密切的关系外,还跨越类别与其他否定词产生一定的替代关系。根据杨荣祥先生的研究,大约到了六朝时期,汉语中表单纯否定基本上只集中使用“不”,上古时期其他表示单纯否定的否定副词(如“莫”“休”“勿”)在口语中已完全消失。这也说明在历史上有些否定副词曾有过一段“趋同”于“不”的过程,而后来为“不”所取代。“不”与他类否定副词也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未”类中的双音节否定副词“未曾、未尝”就被“不曾”所取代;用来修饰体词性判断谓语的“非”也被“不”取代(“非+是NP”逐渐演变为“不+是NP”)[9]。

“不”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否定词。从文献资料来看,自先秦时期起,“不”在数量上就以压倒性的优势超过了其他的否定词,并且用法多样,可以修饰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不”的分布非常广泛,使用频率高,因此语法化程度相对较高。而产生于近代的单纯副词“没”职能较“专一”,用法不如“不”那么灵活。它与“未”在用法上的相似性是很高的,都表示没有实现(已然),并且与其他词或语素结合形成双音词的数量很少,相反,“不”及与它相关的“无”“莫”等构成的词的数量很多。这也说明“不”的意义更虚化,活动能力更强,语法化程度更高。

另外要补充的一点就是,在现代汉语中“不”不能修饰名词等体词,但在古代汉语中是可以的,只不过用在“不”后面的名词用如形容词或动词。这在双音节词中也有所体现,例如“不才”“不齿”“不利”等等,说明“不”在古代汉语中用法要灵活得多。正因为“不”的意义更加虚灵才能使表结果的“V不C”发生重新分析,从而用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推测。“没”字产生起就含有一种实义,后来产生的副词用法也是在其实义基础上根据语境发生的进一步引申。因此“没VC”更倾向于表达一种“存在/实现”的实义,不易发生主观化和语法化。

(二)“不”的标记功能

研究语义总要涉及人的主观看法或心理因素。“意象”就是一个心理因素,它是一个心理上的“完形”。出于这种“完形”心理,在语言中,一个表示主观推测的结构应该与表示主观意愿的成分相搭配,或者由后者构成前者。整个“V不C”短语就是一个“意象”,表达一种主观意义,只有同样表主观的“不”才能帮助其成为这样一个“完形”;而表实际“存在”意义的“没”与其含义不匹配,不能成为一个“完形”。

一般而言,句子中被否定的成分总是出现在否定词的后面,也就是自然语言否定词和被否定成分的相对语序跟逻辑上辖域的表达方式是一致的[7]72。在述补结构中,述语和补语的结合非常紧密。若对一个述补结构进行否定,则否定的辖域应该同时包括述语和补语。也就是说否定词应该在述语和补语两者之前,这样的语序才与逻辑表达相一致。语序与逻辑表达式相一致的是一种无标记的语序,不一致的是有标记语序。这样说起来,“没VC”是一种无标记的否定形式,而“不”插入其中的“V不C”是一种有标记否定。因此“不”可视为一个标记词。

根据沈家煊的标记理论,“有标记”的含义指的就是语言中的一种合乎语法的不对称现象,它代表着一种特殊和例外。有些语法环境的设置、语法成分的使用可以使一些不合语法的语言现象“有标记化”,从而在该语境下变得“合法”。否定句就是这样一个可以使不对称现象“合法化”的语法环境,或者进一步说,“不”就是可以使不对称现象“合法化”的一个语言成分,也可以说它是使某现象“有标记化”的一个“标记”。例如,有些“不合法”(包括语用法)的成分在“不见得……”这个语境下就变成了合格的表达。

a.*最高的薪水他也会放在眼里。

不见得最高的薪水他会放在眼里。(推测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b.*(连)正常的星期日和假期也不被挤占。

不见得正常的星期日和假期就不会被挤占。

沈家煊曾指出,否定句、假设句和是非问句都属于一种“特定的上下文语境”,它们具有相通的属性。否定句与是非问句相通,例如:

a.他有一刻想好好学习吗?

其话语含义相当于:他一刻都不想好好学习。

而在其他许多语言中,假设条件句又跟疑问句有相同的结构[7]105。因此,表示可能的假设句,与否定句有着内在的关联。所以,根据标记的“关联模式”,有标记的语序“V不C”与标记词“不”的搭配构成的反而是无标记组配,是合乎语法的。

语法化的发生需要一定的诱因和机制,结构式“V不C”的语法化就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诱因专指诱发语言使用者对某一语言变化做出某种确认、分析和解释的客观因素。机制专指在诱因的作用下,语言使用者主观方面对语言变化做出确认、分析和解释的认知心理机制。就本文而言,能性述补结构否定式意义及形式的发展演变无不与其自身包含的否定含义及否定词“不”的含义和作用相关。可以说,“不”就是这种否定表达式语法化形成的“诱因”,至于机制就是通常所说的“重新分析”“语用推理”“隐喻”“转喻”等。“机制”需要在“诱因”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这就是“不”的价值所在。

[1]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J].语言科学,2005,4(2):20-32.

[2]杨平.“动词+得+宾语”结构的产生和发展[J].中国语文,1989(2).

[3]蒋绍愚.内部构拟法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J].中国语文,1995(3):191-194.

[4]吴福祥.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J].中国语文,2002(1):29-40.

[5]吴福祥.能性述补结构琐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5):19-27.

[6]沈家煊.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8]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杨荣祥.近代汉语副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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