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史事三个人

2015-12-23 02:01刘吉同
作文评点报·中考版 2015年6期
关键词:奏章杨震皇帝

刘吉同

东汉安帝刘祜亲政的几年,宦官、外戚勾结弄权,胡作非为,民怨四起。延光年间,河间县出了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男儿,名叫赵腾。他不忍朝政一直这样堕落下去,千里迢迢跑到洛阳向皇帝上书。奏书直陈安帝的过失,刘祜读后气了个半死,一介草民太不自量!遂将赵腾逮捕审问。罪名是“罔上不道”。太尉杨震(即名传千古的“四知太守”)闻讯后,震惊又焦急,即刻上书。他深知安帝的德性,奏章写得尽可能婉转,说:尧舜时代“谏鼓谤木,立之于朝”,专门创造条件,让百姓批评朝政。商周时期,贤明的君主闻听“小人怨詈”后,不但不予追究,而且会自我警戒和反省。如今,赵腾所犯之罪就是“激讦谤语”,但此罪绝不能与持刀杀人相提并论,请求皇帝轻判赵腾,以劝诱天下“刍荛舆人”为国进言。安帝不听,最后竟将赵腾杀了。

这件事的“主角”只有三个,但却代表了不同的态度。

赵腾可贵。赵腾应该是个普通的读书人,他的上书,是为民请命,想补救时政。他不可能不知道其中巨大的风险,但还是递上“骂”皇帝的奏书。用现代的话说,不啻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亏了我一个,幸福天下人”。其实,从今天人的视角来看,赵腾所为,未必没有愚忠君主的成分,但这也不减赵腾敢于逆风呐喊的精神亮度。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之一。历朝历代,于朝于野,正是得益于有如赵腾者承载这样的精神,才不失脊梁之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世界上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是靠把老百姓折磨得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而换来政权常青的。

杨震贤明。杨震的奏章,尽管尽量把文字打磨得能让皇帝“入耳”一些,但仍掩盖不住其思想的光芒。在这位老臣看来,赵腾所为是必须提倡的,也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赵腾的表达是重要的,是朝廷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来源;杀了赵腾,就堵死了言路,是自毁江山;“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不能轻视赵腾甚至更底层百姓的言论,很多真知灼见正来自樵夫、车夫这些当时的底层百姓,只有经常听取他们的言论,才能真正知道政之得失。正如《诗经》所载:“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杨震奏章中包含的有些观点,放在当时,无疑是极有光芒的。

安帝有罪。刘祜的昏庸和混账,已经被牢记在历史中。然而,此君在颂歌与“逆耳”的分辨上,却并不“昏庸”,分得一清二楚。他为什么要杀赵腾,因为赵腾说了他的“坏话”,说他治下危机四伏,民不聊生。他不但杀了赵腾,而且还在佞臣的怂恿下,逼死了杨震。刘祜为什么能杀人,因为他是皇帝,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为什么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为江山是他祖上打下的,他是刘秀的子孙,是当然的承袭者。不过,这套逻辑在那个时代,或许名正言顺。若放在今天,就臭不可闻了,人民将它早已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发生在1800多年前的这桩史事,和无数血腥大案相比,实在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案子,却像一滴鲜艳的试剂一样,试出了三种人,试出了历史的成色。

评点:

一则短文,条分缕析,将发生于汉代的历史事件的三名“当事人”——被害者布衣赵腾、仗义执言者清官杨震和主凶昏聩残暴的汉安帝刘祜这三个人物形象分析得十分透彻,令人信服。恶的制度只能让恶人猖狂,好人遭殃;好的制度才能让恶人收敛,好人舒畅。因此,赵腾与其说是被刘祜所杀,毋宁说是专制制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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