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的困境

∷张丽文

乔治·马丁（George R. R. Martin）所著史诗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当中，北境守护的二女儿艾莉亚·史塔克（Arya Stark）兴许是全书复仇愿望最强烈的人物。她的父亲惨死于王公贵族争权夺势的执政游戏，兄弟姐妹各自离散，她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时而得到善人的救助，时而遭到恶人的控制。然而，居无定所、疲于奔命的苦难生活丝毫没有磨灭她的复仇意志。沿途之中，她将所有滥杀无辜、残害忠良的人列入一份“死亡名单”，每晚默念着这些人名入睡，提醒自己有朝一日要手刃所有仇人。为了成为杀人不见血的顶级刺客，她投奔无面者行会，侍奉在千面之神的座下。然而无面者的使命与她内心的渴望恰恰相反，她不能自主决定刺杀的目标，甚至必须放弃自身的爱恨情仇，全心全意服务于千面之神一视同仁的生命法则。然而她还是在执行千面之神的刺杀任务之余，暗中铲除自己那份死亡名单上的仇人。

强烈的复仇愿望为她的苦难生涯增添了特殊的况味。或许正因为有复仇的决心，她才能顽强存活于乱世；但如果复仇决心稍弱一点，她也许不需要背负着重担艰难前行。投奔无面者行会之后，她其实可以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不必随时躲避仇敌追杀、恶人纠缠，只需要放下重负、隐姓埋名，即可像一个普通平民一样享受自由贸易城市的安稳日子。然而她执意要成为一个顶级刺客，而且要冒着被制裁的风险违反无面者的行规，独自一人去清算险恶世界欠她的生命债务。《冰与火之歌》有一句谶语，“凡人皆有一死”（All men must die）。虽然所有人物对此都心知肚明，却很少有人真正能平静地面对生死恩怨。在《冰与火之歌》的世界，人们奉行的法则无外乎“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像艾莉亚这样流落天涯、孑然一身的没落贵族后裔，不可能依靠制度为自己伸张正义。她只有独自肩负起为亲友复仇的重任，甚至不惜把复仇当作一生的使命。

艾莉亚·史塔克

《冰与火之歌》尚未完结，艾莉亚最终的命运还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她的复仇大业圆满成功，死亡名单上的仇人悉数铲除，她也不太可能获得心灵的平静。如何向有恩于她的无面者行会交代，如何真正抚平亲友逝去的伤痛，是她的复仇计划难以解决的问题。何况，她已经把复仇视为人生意义所在，复仇完成之后她又将何去何从？

复仇的困境是经久不衰的文学母题。只不过，很多时候，复仇者并不像艾莉亚那样踌躇满志，而是踌躇不决。复仇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使命，往往需要消耗毕生精力、冒着极大风险来完成。复仇者无论是满腔热血还是被逼无奈，都会不可避免地改变人生轨迹、改写人生意义，放弃风平浪静的正常生活，投入凶险的惊涛骇浪。这种巨大牺牲，恐怕所有复仇者最初都始料未及。同时，复仇行动本身存在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会给复仇者的心灵带来极大痛苦。惩恶扬善（所谓poetic justice）究竟由上帝或法律制度完成还是由当事人自己实施，始终是个棘手的两难问题。即便替天行道的人并非完全出于私心，也不能充分证明朴素复仇正义的合理性。无论是否以复仇为一生使命，也不管复仇计划最终是否成功，复仇者本人终究难逃制度抑或内心的制裁。

哈姆雷特就是一位踌躇不决的复仇者，他听到父亲鬼魂的控诉，指天发誓杀父之仇必报，然而反复迟疑，放弃一个个手刃仇人的良机，直到最后玉石俱焚。歌德对哈姆雷特有一段著名的论断，认为哈姆雷特的悲剧源自他敏感犹豫的性格弱点：“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精力使他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这重担他既不能掮起，也不能放下；每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他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这事本身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A beautiful, pure, noble and most moral nature, without the strength of mind which forms a hero, sinks beneath a burden which it cannot bear and which it must not renounce. He views every duty as holy, but this one is too much for him. He is called upon to do what is impossible,not impossible in itself, but impossible to him.）诚然，哈姆雷特面对手刃父仇、重整朝纲的重任确实感到力不从心，正如他自己感慨的那样，“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o cursed spite,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然而，哈姆雷特之所以迟迟不肯下杀手，未必仅仅是因为力不能及，另外一个原因很可能是他内心根本不愿卷入丑恶的世事，更不认同杀戮这种做法。他满心希望人类当真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the beauty of the world, the paragon of animals），但他看到周围世界险恶萧条，不能不痛心失望，感叹人不过是一芥尘土（quintessence of dust），人世的恩怨根本引不起他的兴趣。如果父亲没有被奸佞残害，哈姆雷特完全可以逍遥四方，求学德国，与奥菲莉娅互诉衷肠，但由于肩负起了杀人报仇的责任，他不得不舍弃美好生活，掩藏真情实感，以疯癫示人，揣度他人的险恶用心。这种扭曲的生活方式，以哈姆雷特光明磊落的心性，自然很难承受。

鲁迅先生可谓是莎翁跨越时空的知音，他也塑造了一个不堪复仇重负的人物，只不过不是身处政治旋涡的王子，而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平凡少年。《故事新编·铸剑》里的眉间尺，听闻自己要报杀父之仇，并没有像忠孝节义的传统英雄形象那样义愤填膺、踌躇满志，而是辗转反侧、焦虑不安，完全是一个平凡少年突然担当重任时的自然反应。后续的情节荒诞而悲凉，惶惑不安的青衣少年，巧遇冷静严峻的黑衣中年，勉强实现了复仇计划。复仇虽然成功，年轻的生命却以怪诞恐怖的形式终结。眉间尺断头之际如果有知，不知道会不会有些许遗憾。鲁迅先生没有直接评判复仇是否合理，他是在揭示复仇背后的沉重和凄凉。继承父辈的复仇重任对于一个青涩少年是何等沉重的负担，毕竟这是对自己人生意义的大幅度改写。一个原本可以过正常生活的人，忽然背上了为他人伸张朴素正义的重担，生活轨迹、人生追求都必须随之骤变，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剧的体验。

如果说《冰与火之歌》勾勒的蛮荒时代和哈姆雷特所处的早期现代还没有成熟的制度可以依托，只能靠一己之力复仇，那么到了19世纪，西方法律制度相对完善，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复仇模式日渐式微，然而制度正义仍然有鞭长莫及的时刻，这时依然会有受害者诉诸朴素的复仇正义。基督山伯爵和希斯克利夫就是复仇者的典型形象。两个人物虽然出身不同、性格迥异，却都是依靠金钱的力量向伤害过自己的人复仇，只不过两人的复仇道路通往不同的方向。基督山伯爵复仇的初衷是惩罚三位陷害自己却逍遥法外的人，但在实施复仇计划的过程中广为行善，到最后几乎不是在为自己讨债，而是在帮助周围的亲友渡过难关。最终他放下仇恨、飘然而去，留给后辈的是等待和希望。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过程则迥然不同。严格意义上说，他未必是《呼啸山庄》里受害最深的人，埃德加或许更有理由痛恨希斯克利夫害死自己的妻子和妹妹、强行控制自己女儿的人生轨迹。然而希斯克利夫却最有复仇气焰，因为他出身异域、身处底层，最能体会制度的不义，并把他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转嫁他人。复仇的火焰吞噬了他心爱的人，也深深伤害了无辜的下一代。到头来，他当局者迷，孤立无援的境遇被聪明的小凯瑟琳一语道破：“希斯克利夫先生，你可是没有一个人爱你呀。你无论把我们搞得多么惨，一想到你的心这么狠毒，是因为你受的罪加倍地深，我们也就出了这口气。你真苦恼呀，不是吗？孤零零的，像个鬼似的，而且也像魔鬼那样妒忌别人。谁也不爱你——你死了，谁也不会来哭你。”（Mr. Heathcliff, you have nobody to love you; and, however miserable you make us, we shall still have the revenge of thinking that your cruelty arises from your greater misery! You are miserable,are you not? Lonely, like the devil,and envious like him? Nobody loves you—nobody will cry for you,when you die!）奈莉和希斯克利夫曾有一段对话论及替天行道的合理性，奈莉认为“坏人是由上帝来惩罚的，我们应当学着宽恕人”（It is for God to punish wicked people; we should learn to forgive），希斯克利夫却坚持认为替天行道才有快感，“上帝得不到我那种痛快”（God won’t have the satisfaction that I shall）。结果，希斯克利夫并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得到复仇的快感，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迷茫。

复仇的困境在19世纪末兴起的侦探小说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侦探小说最常见的题材之一。名侦探福尔摩斯初次登场的案件，就是一场旷日持久、横跨大洋的复仇。道貌岸然的两位男子，借助教规的威权欺压鳏夫弱女，女子的未婚夫痛失至爱，从此不惜走遍天涯、以命相搏也要为郁郁而终的未婚妻伸张正义。法律不能制裁两位仇人，他自命为执法者，追杀了这两位披着绅士外衣的作恶者，自己在被捕之后动脉瘤破裂而死，免于法律的制裁。柯南·道尔写这桩复仇大案，笔触谨慎，态度矛盾，既不能过于同情往日作恶的复仇对象，也不能完全认可替天行道的复仇者。作者能做的，只有给予复仇者充分的发言权，让他讲述踏上复仇不归路的理由，算是还了他一个朴素的公道。

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在《东方快车谋杀案》当中也扮演了裁决复仇案件的棘手角色。恶名昭彰的罪犯，逃过了法网却没有逃过受害人亲友的追杀，最终在东方快车上被12位受害人亲友杀死。波洛一向是制度正义的坚定维护者，同时也秉持杀人有罪的绝对是非观，常常说“我不认同杀人”（I do not approve of murder），然而在此案的尾声，他提出了更为温和的解决方案，决定放过义无反顾参与复仇计划的诸位友人，在法律正义和朴素正义之间实现了微妙的平衡。毕竟，恶人逍遥法外，受害者的亲友即便有再强的制度正义意识，也不可能按捺住复仇的火焰，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危害社会公义。波洛虽然坚决反对杀戮，倒也变通了一次，承认了朴素的复仇正义。

文学传统当中呈现的复仇者，往往进亦忧、退亦忧。使命的重担、心灵的重压，是复仇者们无不面临的困境。在制度正义有缺憾的情况下，作者们所能做的，无非是赋予笔下的复仇者们充分的话语权，虽然不能为他们正名，至少让他们悲歌一曲。当然，作者们也会警惕上帝人格附体的复仇者，赋予他们的同情和理解会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展现他们看似无私的动机背后暗藏的阴暗心理。《罪与罚》的男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虽然自认为替天行道，但这一滥杀无辜的行为又何尝不是狂妄虚荣的体现，他最终遭受了良心的谴责，选择接受法律制裁，在西伯利亚苦寒之地进行自我救赎。阿加莎·里斯蒂的另一部小说《无人生还》（And Then There Were None），也是一个替天行道的故事，但由于作案者自我感觉高尚、蔑视周围那些犯下过错而不受制裁的人们，作者并没有对这位人物表示理解和尊重。相反，这件所谓惩恶扬善的案件，在作者笔下弥漫着凄凉诡异的色彩。这里没有伸张正义的悲怆，只有生命无端逝去的凄凉，正如书中的童谣所唱，“一个小兵人，孤单又影只；投缳上了吊，一个也没剩”（One little Indian Boy left all alone; He went out and hanged himself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