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如火如荼野心”到“日本膨胀论”（下）——日本侵华御用文人德富苏峰

文／周力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70多年侵华史和德富苏峰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之梦不但在亚洲走行不通，在世界也难于前行。德富苏峰辈针对中国制定的“脱亚入欧论”“大日本膨胀论”“大东亚共荣论”， 都是基于武力扩张、军事侵略、占领邻国乃至称霸世界来维持日本生存的极端狭隘血腥的国策，最终将日本引入了死胡同。正如野村浩一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所说：“近代日本的历史，是一部在对华认识上失败的历史。”这是一句由衷的心声，也是不争的事实。

德富苏峰

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德富苏峰既兴奋又狂热。他不仅派遣30余名记者随军采访报道，亲自到广岛呼吁日军“大本营”应进入中国以张军威，还在日本海战取胜、陆军占领旅顺后发表文章，认为中日战争是日本在行使“文明之权”，帮助朝鲜脱离落后的中国裹挟，走向文明世界。其论调与对这场战争“感激涕零”的舆论教父福泽谕吉的观点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勾画“膨胀”的蓝图

兵进中国，膨胀的人口终于有了“国土”承载，日本“膨胀”之梦就要实现。德富苏峰急切地在《战后余言》中帮助政府勾勒侵华蓝图：“把旅顺划归我日本帝国的版图……把朝鲜首都迁往平壤，把清国的首都迁往南京……朝鲜迁都是为了确保独立，是方便之计；而清国的迁都，是维持其苟延性命，是外界逼迫，是强制。”他进一步提示政府：“对于日本非常重要的”是抓紧实施“南方经营”，占领台湾，“占据了台湾并将它作为殖民地，使其成为自由港，进而成为我国国防之要冲，乃与英国占领的香港形成犄角，成争雄之势。然后继续南渐，直到菲律宾及苏门答腊海峡，这些几乎都是胜券在握。……占领台湾，将它并入大日本皇帝陛下的主权之内，绝不能有片刻犹豫”。他还谏言：“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是大日本膨胀的大方针。”

从他呼吁日军“大本营”进入中国，以张军威的狂热，可以看到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中疾呼天皇亲自率军侵华的影子；而德富苏峰的“方针”，更切近吉田松阴“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清国，君临印度”的思路，是吉田松阴思路的继承、细化和延伸。由此可见，日本侵华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在纵向继承前人、发展前人中渐至成熟，它引导着军国主义分子驱动铁蹄，挥舞刺刀，按既定方针，步步侵华。

德富苏峰并不仅仅满足于“膨胀”理论的思想贡献，而是以笔作刀枪，不断赤膊上阵，具体实践。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后，日本悍然占领台湾，德富苏峰随即抛出了他的《占领台湾的意见书》，再次强调“南方经营”的观点。此后，无论1900年“庚子事变”、1904年日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还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期间，德富苏峰都利用记者、历史学家、贵族院议员、文学家、“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和“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的身份，不断抛出宣扬开创、巩固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阐述侵华“膨胀”理论和对外军事扩张的大量著述，他也成为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炮制者之一。1941年，他为军国主义效力，参与起草了《日本太平洋战争诏书》，地位作用愈加显赫，被称作“近代日本思想史上仅次于福泽谕吉的思想家”，“地位和皇室、东条英机、军部等同”的人。德富苏峰从民权主义走向鼓噪强权和武力的帝国主义，为许多人所不解，就连他的亲弟弟、进步作家德富芦花也因他如此转折，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与之发生矛盾，到1904年日俄战争后分道扬镳，直到1927年德富芦花死前，两人才见了一面。

“三国还辽”的刺激

在德富苏峰94岁的人生中，有一件事让他终生难忘，用他的话说“几乎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

按照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日本终于割占到数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辽东半岛，为此，日本举国狂欢。而德富苏峰则保持着“矜持冷静”。他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仅仅是“日本膨胀大潮中的一个波涛”——他的理论是要日本到全世界去“膨胀”。

4月初，德富苏峰得意洋洋地来到日军已实际占领的辽东半岛，伴着尚未散去的血腥之气，抒发他“柳树渐渐吐出新芽”“杏花正是盛开”，旷野一望无际，春风吹拂下，悠然地在“新领土”上旅行的占领者的浪漫。他认为，这是他“最大的愉快，也是最大的满足”。

岂料还不到一周时间，俄、法、德三国突然出面武力干涉，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消息传来，对德富苏峰来说不啻雷击。他不愿再呆在“归还给别国的领土上”，匆忙登船回国。行前，他像离别故乡一样，用手帕包了一捧旅顺砂砾带走，作为辽东半岛曾经划作日本领土的“纪念”。

回去后，德富苏峰将怒火发泄到伊藤博文内阁身上，抨击内阁的“软弱外交”，甚至致力于颠覆伊藤内阁。

德富苏峰一再荒唐地表白，日军到中国的侵略是“以外科医生拿着截断器从事病体治疗时的想法来面临清国，而不是提刀侵入富家时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治活它而欲截体，不是为了杀害它而行刺”。这类观点充斥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舆论界，并在国民之中泛滥。德富苏峰们为赤裸的强盗行径寻找说辞借口，将岛国畸形、急迫的扩张心理和荒唐无耻的侵华逻辑暴露无遗。

“三国还辽”事件，使德富苏峰看到了西洋列强的“强大”，也使他更加崇拜军事实力。他怀着极度复杂的心态，来到内心愤恨的对手——俄国进行考察，以新闻人的身份接触了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当托翁当面向他指责日本效仿列强，对邻国诉诸武力时，他居然辩驳说，在列强面前，日本其实是“多年的屡屡受害者”，其论调竟与二战后日本的右翼势力暗合。他还到英国进行考察，期望日本与之结盟。他认为，日本在前进的道路上，“树了许多敌人”，更大的障碍是西方列强。他鼓吹日本要“卧薪尝胆”，树立起与西方抗衡争逐的观念。归国不久，他出任松方正毅内阁的“敕任参事官”，负责内阁新闻事务，把持舆论，致力于促进军备扩张，成为活跃在军国主义扩张一线的御用文人。

由于政见不同，德富苏峰（左一）与自己的弟弟、进步作家德富芦花（右二）渐渐分道扬镳。直到1927年9月18日德富芦花去世前，两人才见了一面

不舍的“侵华情怀”

作为一代文人，德富苏峰也有着特殊的中国情结。“清国”“支那”字样以及中国的地名、人名、文物充斥在他的著述中。他不像吉田松阴，梦想吞噬中国，却并未身临其地；也不像福泽谕吉，多把注意力投向西洋列强。早在甲午战争前，德富苏峰就到过中国，甲午战争期间随军到过辽南旅顺。甲午战争后，他又两次长时间实地考察中国，与当时的中国政要名流互访交流，全面研究中国社会，其目的不言而喻。由于他的汉学基础深厚，写出的文字令中国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惊讶，就连鲁迅先生也称他是“日本深通‘支那’的耆宿”。

德富苏峰对中国的态度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是随着近代国际形势与中日关系变化而不断转折演化的。

——先是深深的敬畏。

——继之，当成“反面教员”。

——其后，在蔑视中鼓吹将中国纳入日本大东亚势力范围，进行武力“指导”。他提出，要用“力量的福音”对中国进行指导和改造。他的“力量”是什么？就是强权和武力。他在《大正之青年与帝国之前途》中说：“远东问题与我具有重大利益关联，也就是必须以我为大股东来发言。”他的“大股东”意识即霸主地位，“远东的势力范围”即指中日朝的东亚地区，这一论点亦即他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基础。

事与愿违，尽管德富苏峰致力于四朝天皇侵华事业，一生留下了200多部著述，他的军国主义膨胀之梦终究化为泡影。1945年日本战败后，德富苏峰被列为“A级战犯”嫌疑人拘禁于自宅内，等候处分。1947年后，由于“冷战”状态的形成和美国的基本政策的变化，对德富苏峰等人的惩治不了了之。1957年，德富苏峰去世，终年94岁，临死时犹高呼“再等500年”。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多年侵华史和德富苏峰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之梦不但在亚洲走行不通，在世界也难于前行。德富苏峰辈针对中国制定的“脱亚入欧论”“大日本膨胀论”“大东亚共荣论”，都是基于武力扩张、军事侵略、占领邻国乃至称霸世界来维持日本生存的极端狭隘血腥的国策，最终将日本引入了死胡同。正如野村浩一在《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所说：“近代日本的历史，是一部在对华认识上失败的历史。”这是一句由衷的心声，也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