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现状、意图、前景、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屈彩云

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现状、意图、前景、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屈彩云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21世纪亚太地区格局变化中的重要国际现象，并成为亚太安全格局中逐渐萌芽和发展的新多边合作框架。在以平衡中国为共同目标，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日美澳印四国，以显性和隐性的路径不断加强战略合作。以价值观认同和海洋国家身份认同为旗号，以过时的冷战思维为指针，以日美、日澳、日印、美澳、美印、澳印双边关系的深化为基础，以“日美澳”、“日美印”战略三角为纽带，日美澳印四国增进彼此的信赖与亲近感，加强战略互动，向同盟化的方向发展。目前，“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呈持续发展和增强之势。虽然，该战略合作仍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合作框架，但对中国的周边战略与安全环境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应采取团结、分化等策略，逐一破解周边困境，构建和平、稳定的亚太安全环境。

日美澳印；双边战略合作；战略三角；中国的应对

21世纪以来，在亚太地区事务中随处可见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影子，或者是启动四方战略对话，或者是加强双边合作，或者是构建战略三角。通过不同层面的战略合作平台，日美澳印四国插手亚太地区事务，干涉地区争端，阻挠中国维权，阻遏中国崛起。特别是近几年来，日美澳印四国战略调整尤为明显、战略互动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日益增强，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形成重要挑战。“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现状

自2006年安倍提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以来，该战略合作逐渐开展。虽然“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因澳、印担心过分刺激中国而被搁置，但此倡议在相关国家仍有相当市场，从不同程度强化战略合作。①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21页。从“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提出到如今已十年，其在不同的层面呈现出发展不一的现状。

（一）从四边层面来看，“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仍未重启

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的倡导者，安倍积极游说美澳印三国，特别是拉拢印度，推动四方战略对话的启动。在2006年日美澳部长级战略对话中，三国共同声明“认识到加强与印度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②Yoichiro Sato，“Japan－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Jointly Cultivating the Trust of the Community”，Asian Affairs：American Review，35：3，2008，p．159．这意味着在日美澳三国之间已形成了加强与印度合作的一致基调。而“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更是对此基调的高调呼应。美澳日三国表现出积极缓和对印关系的姿态。在敏感的印度核问题方面，美国明显做出让步，与印度签署核能协议；澳大利亚也紧随美国调整政策，暗示向印度出售铀的可能性；而曾遭受核武器攻击并对核试验列为禁忌的日本也迁就印度，罕见的向印度表示“理解”。核问题的缓和，为日美澳三国与印度共同对话建立了重要的基础。为了拉拢印度支持“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安倍更是以增加对印援助为诱饵。而左右逢源的印度也以此为筹码换取更多的利益。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为“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的启动奠定了重要前提。

2007年5月，在日本的积极斡旋与推动下，日美澳印四国在参加马尼拉的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之际，举行了局长级初步会谈与磋商。尽管，日美澳印四国采取了较为低调的态度，没有公开此次磋商的内容，也没有敲定下一轮磋商的时间。但是“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已引起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该战略对话也取得一定成效。9月，日美澳印四国与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了大规模海上军事联合演习。此后，在日美澳首脑非正式对话中三方再次强调加强与印度的关系。③《法新社：美日澳强调在合作的同时，积极接触中国》，新华网，2007年9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9／10／content＿6695097．htm．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Alexander Downer in“US．－Japan and Australia in 3－way meeting discuss engaging Indi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September 2007．From Willian T．Tow，“Asia's Competitive‘Strategic Geometries'：The Australian Perspective”，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1，April，2008，p．39．“日美澳印”试图构筑四国战略同盟的论调甚嚣尘上。

但是，“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很快遭遇挫折，陷于沉寂。一方面，日美澳印四国对该战略对话态度不一。该战略对话针对中国的意图非常鲜明，不仅遭致中国的强烈反对，也使其成员国对该战略对话变得谨慎。特别是美澳印三国都不想因四方战略对话而损害其与中国不断修复和加强的双边关系。相较于日本对四方战略对话的热衷与积极，美国表现谨慎，澳印两国则表现的愈益消极。特别是澳大利亚的态度更为鲜明，在2008年中澳部长级战略对话中明确表态不推进四方战略对话。另一方面，安倍的下台使“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失去了最直接的推动力。随之继任的福田明确强调抛弃安倍的“价值观外交”，虽然此后的麻生将“价值观外交”重拾政坛，但鸠山对此嗤之以鼻。日本走马灯式的内阁更迭明显影响了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再一方面，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寄予了更高的期待，特别是遭受重创的美国迫切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不想因开展四方战略对话而刺激中国。所以，从当时的环境与各种因素来看，“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已失去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条件。2008年以来，“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便陷入停滞状态。

虽然，2013年重返政坛的安倍抛出“民主安全菱形战略”，继续推行价值观外交，试图重圆旧梦，但是时过境迁，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澳关系升温、中印关系增强的当今时代，“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仍定格在2007年的历史中。虽然“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仍未能重启，但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并未因此而终止，而是从双边和三边层面继续推进着。

（二）从双边层面来看，六对双边关系均得到不同程度发展和加强

第一，在政治上，四国间除了已有的盟友关系外，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作为同盟的日美、美澳政治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而日澳从“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新的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日印从“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升级为“特别的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美印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澳印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四国首脑互动加强，安倍、奥巴马成为首次参加印度国庆庆典的日本、美国首脑，安倍、莫迪成为首位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的日本、印度首脑，阿博特成为首位参加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外国首脑，而安倍也参加了澳大拉亚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谈，并成为首位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的日本首相。四国间的政治关系与互动都得到发展和增强。

第二，在经济上，四国相互依赖加深

美国、澳大利亚于2008年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而美国更是TPP谈判的主导者。日本于2013年加入TPP谈判。2015年10月，美澳日等12个国家已就TPP谈判达成协定。同时，日印、日澳分别于2011年、2014年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澳印也于2011年启动EPA谈判并加速合作进程。四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日渐增强。2013年，美国、日本分别是澳大利亚的第二、第三大进口国，美国是印度第五大进口国，美国、澳大利亚是日本第二、第三大进口国，日本是美国第四大进口国；日本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国，美国是印度第一大出口国，美国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国，日本是美国第四大出口国。④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the World Fact 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050．html＃ja．四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依存加深。

第三，在安全上，四国间除了已有的同盟外，均建立安全合作关系

日美同盟得到不断的强化和深化，自2006年以来签署《地理空间情报合作官方文件》、《军事情报保密协定》；联合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日本部署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调整美国驻日军事基地和驻军规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从不同领域深化安保合作，提升双方军事一体化。特别随着日本突破宪法制约，放松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日美新防卫指针的出台，日美同盟无论在功能还是在机制上都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美澳同盟也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深化，自2007年以来签署《情报安全协定》、《秘密间谍卫星协议》、《空间态势感知谅解备忘录》、《兵力部署协议》，加强情报信息、军事基地、军队部署等领域的合作，推进军事一体化不断升级。日澳自2007年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宣言》以来，又签署《军事防卫合作协议》、《后勤防务相互援助协议》、《情报安全协定》、《防卫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四份安全合作协议，推动双边安全合作迅速发展和不断深化，形成更深层次的准同盟。日印自2008年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宣言》以来，双边安全合作发展较缓，但近年来明显加快进程，又签署两份《防务合作协议》，更在2015年签署了《日印防卫装备和技术转移协定》和《日印秘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⑤日本外務省，『日印防衛装備品？技術移転協定及び日印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署名』，日本外務省网，2015年12月12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3＿000168．html．两份协定，推动双边安全合作的持续深化。美印根据2005年签署的《防务合作框架协议》，不断加强十年防务合作关系，持续推动双边安全合作的深化，并且在该合作协议2015年到期后继续延长。澳印自2009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声明》以来，双边安全合作发展较缓，但近两年出现转机，签署新的《安全合作协议》，进一步推进双边安全合作进程。四国间形成互为交错的安全合作纽带。

可见，日美澳印四国的双边关系与战略合作得到了增强与深化。四国之间形成了同盟、准同盟、全球战略伙伴、战略伙伴的互动结构，具体分为五个层次：具有同盟基础的日美、美澳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中最稳固、最深厚的两对双边关系；具有准同盟性质的日澳双边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安全合作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该框架中仅次日美、美澳同盟的双边关系；具有准同盟化倾向的美印双边关系实现了新的飞跃，是该框架中发展较深的双边关系；日印关系持续升温，向准同盟方向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是该框架具有一定深度并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双边关系；澳印关系仍是该框架发展最浅的双边关系。⑥屈彩云：《双边视角下的“日美澳印”战略合作》，载《亚非纵横》2014年第6期，第49页。

（三）从三边层面来看，两个战略三角得到发展和加强

第一，“日美澳”战略三角得到强化

“日美澳”自2002年开启三方安全对话以来不断加强，并于2006年升级为部长级别。日美澳每年定期举行三方部长级战略对话，就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三方安全合作、地区安全乃至全球问题进行战略磋商与合作，特别关注中国，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进行协商和对话。同时，日美澳开展联合军演，加强军事合作。自2007年举行首次举行海上联合演习以来，日美澳又举行了数次海上联合军演。2010年天安舰事件后，日美澳三国在冲绳海域举行海军联合演习。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日澳三国在谴责朝鲜的同时，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运用影响力，制止朝鲜挑战。特别是美日两国明确强调对韩国的支持。随着南海局势的紧张化，日美澳三国于2011年在南海文莱海域举行海军联合演习。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恶化，日美澳三国于2012年在日本九州以东太平洋海域举行联合演习。同时，日美澳在2012年举行代号为“对抗北方”的防空联合演习，此后连续两年举行该演习，威慑中国。通过三方安全对话与合作，日美澳插手地区争端，引起地区局势的日趋紧张。

第二，“日美印”战略三角建立并不断加强

“日美印”三方战略对话启动较晚，但三国很早就开始了海上安全合作。2007年，日美印举行首次联合演习，此后又在冲绳以东海域举行了几次联合军演。2011年，日美印启动三方对话。日美印三方非常重视该战略对话与合作，仅2012年就举行了两次。在日美印的积极推进下，三方不断扩大合作内容，加强对话机制建设。根据亚太地区固有的安全问题和安全局势的变化，日美印围绕中国、朝鲜半岛、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反恐、海上安全合作、三国之间不断增长的经济与安全问题等进行磋商。其中，日美印三方尤其关注中国，插手南海争端。虽然，在2013年印度临时退出原计划的三方联合演习，但在2014、2015年，美日印又进行了两次联合演习，加强三方海上安全合作。

显然，在“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的四个三角中，“日美澳”、“日美印”战略三角已事实建立并不断加强。“日美澳”战略三角已发展13年，无论在基础、机制还是功能上都比“日美印”战略三角更为稳固、成熟和强化。

由上可见，虽然，“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在四边层面仍未有新的进展，四方战略对话迄今为止仍未重启。但是，日美澳印作在双边和三边层面的战略互动日趋频繁，战略合作日益增强。

二、“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意图

随着亚太格局的急剧变动，日美澳印四国拉近距离，寻求共同的战略利益，加强战略合作，推进本国对外战略，在亚太动态博弈中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四国追求本国战略目标和利益的重要平台。

（一）美国遏制中国、维护在亚太格局的霸主地位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从西方到东方的权力转移就一直在加快步伐。⑦瓦里西斯·福斯卡斯：《美国的衰落》，贾海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戒心日益加剧。在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把中国视为“未来可能面对的势均力敌的战略竞争对手”；在2001年的报告中，美国对中国含沙射影，暗指中国为“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竞争者”；在2006年的报告中美国明确提出中国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警惕与防范与日俱增。虽然，美国在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以较温和的措辞表达欢迎在全球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在2014年的报告中未提及未来与中国可能爆发冲突，但仍老调重弹中国的国防军事现代化以及所谓的军事透明度问题，对中国的疑虑和警惕有增无减。特别是在2012年的《国防战略指南》中，美国明确强调：“中国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将会潜在的以各种方式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⑧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United States，“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 2012，p．2，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Strategic＿Guidance．pdf．美国担心中国经济崛起以及由此推动的军事实力的增长，将成为挑战其霸权的潜在对手。

而且，中国崛起在性质上改变了东亚格局的面貌，在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和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⑨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 5期，第4页。对于东亚二元格局，美国总体上并不乐意接受。⑩同⑨，第31页。阻遏中国的进一步崛起是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重要目标。但是，21世纪以来遭受经济危机冲击和陷入阿富汗反恐战争泥淖的美国，其全球霸权已显力不从心。⑪斯蒂芬·里克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坐在亚洲的谈判桌旁，但并不是领头者》，载《新加坡海峡时报》2011年11月9日。在东亚，美国与其说是平衡者，不如说是均势的一部分。⑫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02页。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促使其加深了对传统盟友和伙伴的依赖，特别是日、澳、印成为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重要棋子。

随着亚洲经济的振兴和亚洲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崛起，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维护霸主地位和谋求更多权益。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已使该地区与美国的未来繁荣紧密相连。…，我们将通过我们的盟友延伸共同利益，深化与新兴力量的关系。…，我们将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做好准备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不会受到负面影响。”⑬The White House，The 201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ashington，D．C．，2010，p．43，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viewer／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这充分反映美国重视亚太，拉盟友、伙伴遏制中国、维护其在亚太格局中主导地位的意图。美国开展前沿部署外交，增强与日、澳、菲、泰等同盟国，印、越等伙伴国的关系，夯固围堵中国的太平洋岛链，阻遏中国崛起，维护传统安全格局的平衡。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对同盟的依赖以及寻求新伙伴合作的意愿日益强烈，不断深化与传统盟友、新伙伴的合作。在2015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指出：“我们正在更新与日、韩、澳、菲传统盟友的关系，确保其有能力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我们将密切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在地区的扩张。⑭The White House，The 201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ashington，D．C．，2015，p．24．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pdf．…，我们支持印度成为地区安全提供者”。⑮Ibid p．25．调整与整合亚太同盟体系、伙伴成为美国亚太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可见，日、澳、印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维护其在亚太格局霸主地位的重要依托。

（二）日本抗衡中国、追求大国化、重塑在亚太格局的地位

日本急欲改变现状，不断突破战后体系的束缚，推动国家正常化，争当政治大国。20世纪80年代，已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急欲发挥与其经济力量相当的政治大国作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宏提出争当“政治大国”的口号，并不断向这一目标推进。冷战后，日本加快了追求“政治大国”的步伐。但是，作为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日本受战后体系的制约。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提出“普通国家论”，主张日本突破宪法制约，构建具备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的政治大国。近20多年来，日本一直在尝试各种途径实现国家正常化，追求政治大国。在以各种托辞和借口不断突破宪法的同时，日本积极增强与美、澳、印的合作，借船出海，实现自卫队走向更广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从而扩大海权。

随着中国崛起特别是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抗衡中国崛起已是近几年日本外交推进的主要战略。在2004年以来的《防卫白皮书》中，日本不断重复中国军力的强化和透明度问题，渲染“中国威胁论”。在2012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日本强调“中国的外交姿态和军事动向以及缺乏透明度的军事和安全政策，有必要继续仔细观察中国的动向”。⑯日本防衛省，『国家安全保障戰略について』，p．11、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strategy．pdf．在2014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和《防卫白皮书中》中，日本更是无端指责中国在周边海空的活动，不断强调其对中国发展动向的密切关注。⑰日本防衛省，『防衛白書 2014年版』，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data／2014／html／n1132000．html．日本防衛省、『平成26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 』，p．3，日本防衛省网，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4／pdf／20131217．pdf．日本不仅运用传统的权力和伙伴应对中国崛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启动新型权力，在东亚内外锻造新的伙伴来应对中国崛起。⑱Christopher W．Hughes，“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Regional Engagement，Global Containment，Dangers of Collision”，International Affairs（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July 2009，Vol．85，No．4，p．838．一方面，日本继续强化日美同盟，通过战略绑架美国，分享美国霸权的余威，将其攫取利益的触角伸向全球，并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阻遏中国崛起。另一方面，日本寻求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和新的合作框架，通过拉拢澳、印，构建“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围堵，维护其在传统格局中的优势地位。

同时，曾主导东亚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中国赶超日本、中强日弱的东亚格局。然而，日本却无法控制其在东亚绝对和相对的衰落之势。自1989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陷于长达二十年的衰落之中。虽然在安倍经济学的刺激下，日本经济逐渐从“失去的二十年”的困境中走出，缓慢复苏。但日本经济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在中国崛起背景下，日本在亚洲领头雁的地位已不复存在，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呈现出相对衰落状态。为了重塑在亚太格局中的角色与地位，增强影响力，日本在继续加强日美同盟的同时，加强与亚太地区重要国家印、澳的合作，试图构筑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在阻遏中国进一步崛起的同时，扭转其在亚太格局的窘境。很显然，推动与美、澳、印战略合作是日本抗衡中国、弥补其衰落态势、重塑其在亚太格局主导地位的重要工具。

（三）澳大利亚追求“中等强国”影响力、融入亚太、平衡中国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澳大利亚在20世80年代提出“中等强国”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并且持续推进该目标的实现。而且，澳大利亚定位的“中等强国”是与法、中、德、印、日等国并列，仅次于超级大国的政治大国。冷战后特别是步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加快追求“中等强国”梦的步伐。在2012年出台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拉亚》白皮书中，其指出：“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和更加广泛的国际利益，正在改变着已建立的战略秩序。……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与繁荣将取决于主要大国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印、日、美之间的关系。”⑲Australian Government，Australia In The Asia Century，Canberra，2012，p．7．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australia＿in＿the＿asian＿century＿white＿paper．pdf．追求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越来越重视亚太地区，不断扩大在该地区的利益，追求该地区的战略性稳定。而加强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亚太地区大国日本、中国、印度的合作，是澳大利亚步入“中等强国”的重要依托。更何况，澳大利亚与美国、日本属于同一同盟体系，三国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而在加强与中、印两国的合作中，澳大利亚紧随美国，加强与印度安全、战略方面的合作，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谋求政治、安全、经济等不同层面的多重利益。

同时，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崛起存有戒心，试图依靠美、日、印等国平衡中国。在2009年和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明确其亚太战略利益观，强调其在从亚洲北部到东印度洋的广泛亚太地区拥有持久的战略利益，⑳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09，Canberra，2009，p．42，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09／docs／defence＿white＿paper＿2009．pdf．并首次以印太概念提出其战略利益观，㉑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3，Canberra，2013，p．25，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2013＿web．pdf．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增长不可避免地影响地区国家的战略考虑和姿态，正在改变着西太平洋军事力量的平衡，㉒Ibid p．11．更认为美国与日、韩、澳、印等亚太传统盟友和安全伙伴关系网络的持续存在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重要的军事部署是维护亚太地区战略稳定的最好支撑。㉓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09，p．43，and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p．26．虽然，澳大利亚近两年也明确强调“欢迎中国崛起，不将中国视为对手”，㉔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3”，p．11，Mar．28，2015，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2013＿web．pdf但是对一个正在崛起大国的戒心始终是存在的。这也是国际社会中他国对崛起国的一种自然的反应。

另外，加强与美、日、印的合作，是澳大利融入亚太的重要平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重新定位亚太国家的身份认同，并积极融入亚洲。但曾是西方一员的澳大利亚融入亚太的进程并不顺利，被李光耀称之为“亚洲新的白色垃圾”，㉕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被亨廷顿冠之以“幸运而又无所适从的国家”。㉖同25。因此，澳大利亚通过加强与亚太地区大国美、中、日、印的合作，尽快融入亚太，扩大和延伸其在该地区的利益，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一方面，澳大利亚继续采取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加强澳美同盟，谋取美国霸权带来的实惠。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加强与日本、印度的合作，增强在东亚以及环印度洋的战略存在。再一方面，澳大利亚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以“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中澳合作为平台，澳大利亚参与到亚太政治、安全、经济等地区事务中，谋取多重权益，扩大在亚太格局中的权利，塑造在亚太格局中的角色。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表现出更为活跃、灵活的外交姿态，既想在亚太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中赚取更多的收益，又想在亚太地区格局变动的夹缝中谋取更多的权利。

（四）印度推进“东进”战略、追逐“大国梦”、抗衡中国

曾拥有莫卧儿帝国辉煌历史的印度，有着根深蒂固的大国梦。20世纪40年代，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提出印度要做“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冷战期间，由尼赫鲁所开创的印度外交使印度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政治中获得了远超其实际国力的地位。㉗王磊：《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解析印度的全球大国之梦，载《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3期，第13页。随着冷战的结束，执着“大国梦”的印度也逐渐改变传统外交思维，开展有利于本国利益伸展的外交。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提出“东向政策”，分享东南亚经济繁荣的红利，向亚洲拓展其战略利益，以东南亚为跳板进入全球市场，追逐大国梦。

在维护其在南亚地区绝对优势地位的同时，印度将对美关系作为外交的首要考虑，通过提升其在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性，试图搭美国便车，分享美国霸权的余羮，获得印度推进东进战略的最大支持，扩大印度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而且，印度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加强与日、澳、中等亚太国家的合作，试图快速融入亚太，深入推进东进战略，分享亚太经济发展与格局变动中的权益。随着“东向政策”的推进，其战略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印度推进“东向政策”的第三个十年，其目标是向东拓展到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印—太平洋，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为新德里构筑亚洲安全框架奠定坚实基础。㉘D Suba Chandran，The Indo－Pacific：India's Look East 3．0．http：／／www．ipcs．org／article／India／the－indo－pacific－indias－look－east－30－3843．html．转载于朱翠萍：《论印度大国梦的成就与困境》，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1期，第33页。显然，对于印度而言，加强与美、日、澳的战略合作既是其推进东向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塑在亚太的角色、追逐大国梦的重要平台。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其呈现出潜在的崛起态势，加快步伐向大国梦靠近。

同时，印度对中国的提防由来已久，对中国的崛起始终怀有疑虑和戒心。在每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印度都不断强调密切监视中国军事现代化、军备升级、中印边界以及中巴合作等问题，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地区和印度国家安全影响持有怀疑和警惕。㉙India Department of Defence，Annual Report 2009－2010，New Delhi，2010，P．7，http：／／mod．nic．in／writereaddata／AR－eng－2010．pdf；and Annual Report 2011－2012，New Delhi，2012，p．6，http：／／mod．nic．in／writereaddata／AR－eng－2012．pdf．虽然，印度认为中印关系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强调：“印度对于中国在其直接和扩展的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更广泛领域中战略设施的发展持有怀疑和警惕，并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发展必备的能力回击任何对印度安全不利的影响”。㉚India Department of Defence，Annual Report 2013－2014，p．8，Feb．22，2014，http：／／mod．nic．in／writereaddata／AnnualReport2013－14－ENG．pdf；and Annual Report 2014－2015，p．6，Feb．22，2015．很显然，印度对中国的警惕与戒心与日俱增。通过加强与美、日、澳的合作，试图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增加其与中国竞争的砝码，构建有利于印度自身崛起的周边环境。虽然中印关系不断改善和提升，但印度平衡中国的意图仍不会减弱。

美日澳三国已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不断拉近与印度的关系，一方面试图将正在崛起的印度拉入其构置和主导的框架内，规范和约束印度的行为，限制印度的进一步崛起，规避印度崛起对地区格局挑战的风险；另一方面拉印度构筑反华联盟，以逐渐崛起的大国平衡正在崛起的大国，试图以一石击二鸟的策略阻遏地区大国中、印的崛起，掌控亚太格局。而印度也不断在美、日、澳、中之间游离，一边向美日澳靠拢，欣然接受三国伸出的橄榄枝，从三国获得更多的实惠，寻求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亲近下更多的国际生存空间；一边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汲取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丰厚红利；一边借助美日澳三国之力抗衡中国，拓展战略空间，推进自身崛起。

在以平衡中国为共同目标、拓展本国对外战略空间、追求本国战略目标、争夺地区格局主导权等种种利益的驱动下，日美澳印四国互为借重，逐渐走到一起，加强战略合作。

三、“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发展前景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既是四国在共同利益和目标上的战略合作，也是四国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战略博弈。该战略平衡、阻遏中国的意图非常鲜明，其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一）从日美澳印四国来看，日本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四国战略合作。

安倍是“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倡导者和推崇者。继提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以来，安倍于再次上任后第二天就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战略”，由澳、印、日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保障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的公海，㉛Shinzo Abe，“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mond”，The Project Syndicate，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进一步推进四国战略合作。在施政方针中，安倍或者打着海洋国家的旗号，强调坚持紧密的日美基轴，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等亚太海洋国家的关系与合作；㉜「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府网、2013年2月28日、http：／／www．kantei．go．jp／jp／96＿abe／statement2／20130228siseuhousin．html．或者打着价值观的旗号，强调深化日美同盟，强化与澳大利亚、东盟、印度、欧洲等共享基本价值观的国家合作。㉝「第百八十九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府网、2015年2月12日、http：／／www．kantei．go．jp／jp／97＿abe／statement2／20150212siseihousin．html．在深化日美同盟、强化日澳准同盟关系的同时，安倍积极拉拢印度，推进日印安全合作，编织围堵中国的菱形包围圈。安倍明确提出：“我再次感觉到与印度外交的重要性，将从全球的视角出发，加强与印度战略伙伴关系”。㉞「第百八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日本首相官邸府网、2014年1月24日、http：／／www．kantei．go．jp／jp／96＿abe／statement2／20140124siseihousin．html．随着2013年、2014年自民党和公民党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大选的获胜，安倍长期执政正逐渐转变为现实。而随着安倍的持续执政，日本将进一步推进与美澳印的战略合作，组建钻石联盟，阻遏中国崛起。

（二）从四国双边合作来看，六对双边关系将继续深化

日美防卫指针的修订，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新安保法的通过，将使日本扮演更具进攻性的角色，提升日美军事一体化，增强日美同盟的功能，开启日美无缝防卫合作，实现日美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紧密合作。随着美国对澳大利亚军事部署的调整以及相关军事协议的签订，美国将继续增加在澳的驻军规模，至2017年将向澳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增强在澳的军事存在，升级美澳军事一体化，深化美澳同盟。日澳关系日臻成熟，实现了全方位的综合发展，形成了更为紧密的战略伙伴，双边战略认同和凝聚力愈益增强，双边安全合作将会继续以快速的步伐不断深化和实质化，呈现出向军事同盟方向发展的趋势。随着美印关系的不断升温，急需先进武器、技术和装备的印度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而美国也希望通过军事合作进一步发挥印度在亚太地区平衡者角色的作用。延长“十年防务合作协议”的美印将会推动双边安全合作上升到新的台阶。发展较缓的日印安全合作近两年明显加快步伐，逐渐步入实质化，在安倍和莫迪的推动下将会进一步加强。而仍很薄弱的澳印安全合作随着双方对彼此战略认知的提升逐渐发展并将加快进程。

（三）从四国三边合作来看，两个战略三角呈加强态势，新战略三角处于萌芽状态

在以遏制中国为共同目标以及推进本国对外战略的利益驱动下，日美澳印四国将会加强三边合作，构建稳固的战略三角。“日美澳”、“日美印”是日美澳印四国中三方进行战略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和机制，也是四国插手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干涉中国维权，争夺地区格局主导权的重要舞台和工具。“日美澳”、“日美印”三方战略合作的内容将会深化和扩大，战略三角的机制和功能将会增强。

另外，“美澳印”战略合作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近几年，随着“印太”概念的传播与“印太”构想的阐释，美、澳、印三边关系的构建被赋予了更多的设想与期待。“印太”语境为美澳印提供了合作的时空和动力。2011年，美、澳、印三家智库联合发表了一份题为《共同的目标与趋同的利益：美澳印在印太地区的合作计划》的报告，提议构建一个正式的三方安全对话，配合新建立的“日美印”三方对话和正在进行的“日美澳”三方对话，为日美澳印四方对话的重建奠定基础。㉟Lisa Curtis，Walter Lohman，Rory Medcalf，Lydia Powell，etc，“Shared Goals，Converging Interests：A Plan for U．S．－Australia－India Coopo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The Heritage，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11／shared－goals－converging－interests－a－plan－for－u－saustralia－india－cooperation－in－the－indo－pacific．澳大利亚积极回应，声称“构建印度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三方合作，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想法，符合三国利益”。㊱《智库鼓吹美澳印安全对话》，新华网，2011年11月 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1／05／c＿122239707．htm．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已向盟友澳大利亚表达了其支持澳印合作的意愿。印度虽然对此反应冷淡，但随着莫迪“印太战略”的推行，加强了对印太地区的关注。虽然，目前美澳印三方合作还处于朦胧和萌芽状态，但是随着美澳印三国双边关系的增进与深化，以及“印太”构想的持续催化，美澳印构建战略三角似乎也是不远的将来。

关于“日澳印”三方战略对话与合作，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日本已分别与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了密切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在安全方面的合作日益增强。随着日本多边安全外交的推进，构建“日澳印”战略三角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詹姆斯·霍姆斯提出，“日澳印三方加强海洋合作值得努力，东京应充满活力地进行追求，让我们用一切方法进行合作，不要认为合作安排会自动完成”。㊲JamesR．Holmes，“StrategicTriangle：AJapan－Australia－IndiaCoalitionat Sea”，The Diplomate，http：／／thediplomat．com／2013／07／strategic－triangle－a－japan－australia－india－coalition－at－sea．

（四）从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发展结构来看，四国继续构建“准同盟联合体”

从目前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现状来看，日澳准同盟性质、美印准同盟倾向非常明显，日印向准同盟方向发展的趋势也非常明显。可以说，日美澳印四国已构建了一个初具轮廓的“准同盟联合体”框架。随着日美澳印双边、三边战略合作的加强，“准同盟联合体”框架将愈益清晰。准同盟本身就是一种硬制衡。而且，相较于正式同盟的高度敏感性，准同盟更为隐匿些。在中国仍坚持和平崛起的路线下，日美澳印将会继续以准同盟的方式制衡中国，而不是以正式的四国同盟刺激中国。更何况，准同盟和正式同盟之间也有一个量变与质变的过程。准同盟的加强和深化为正式同盟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因此，在当前条件下也不排除日美澳印四国通过构建“准同盟联合体”，为将来正式同盟的构建奠定基础。

（五）四国同盟在近期不会实现

虽然，日美澳印四国的双边和三边战略合作日益增强，但是四方战略对话至今仍未重启。虽然，日本在推进四国战略合作表现出积极的热情，日本有的媒体也宣扬：“在不仅的未来，美日澳印四国首脑可能举行会谈”，㊳《日媒：日本推动美日澳印同盟、打造中国包围网》，环球网，2015年4月6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5－04／6088560．html．迫切希望重启四方战略对话。但是，美国对四方战略对话仍持谨慎态度，而澳大利亚和印度对四方战略对话反应冷淡。在权利相互依存的当今时代，日美澳印四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利益关系，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日美澳印四国结盟尚需时日。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是以平衡中国为共同目标，追求本国多重目标的利益角逐和战略博弈。它不仅存在利益共享，更存在利益纠葛与冲突，面临种种因素的制约和挑战。其发展进程仍存在诸多变数。

四、“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对中国的影响

很显然，中国是日美澳印四国战略目标汇聚的焦点。“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对中国所处的亚太地缘政治、外交、经济和安全环境均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成为影响中国崛起的重要外部因素。

（一）“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传递出“中国威胁论”的信号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围堵、平衡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向周边国家传递“中国威胁论”的信号，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加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警惕，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蒙上一层莫须有的阴影，也使中国与周边国家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受到阻力。同时，“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也加剧了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择的困境。而周边国家采取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依赖上美国的两面下注策略，从而成为日美澳印四国与中国的这场战略博弈中的获利者。

（二）“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给中国外交造成在一定程度的阻力

在东海、南海等与中国相关的亚太地区争端中，日美澳印四国抱团应对中国、从外交上向中国施压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建议召开中美日三方会谈，㊴《希拉里提议中美日会商钓鱼岛争端》，凤凰网，2010年10月31日，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2010＿10／31／2954906＿0．shtml．插手争端。而且美国的立场从中立逐渐转向站在日本一边，希拉里在2013年会见日本外相时声称“反对损害日本施政权的任何单方面行为”，㊵《希拉里：反对任何破坏日本对钓鱼岛管辖权的单方面行为》，凤凰网，2013年1月19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diaoyudaozhengduan／content－3／detail＿2013＿01／19／21373489＿0．shtml．奥巴马在2014年访日中首次明确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㊶《奥巴马称日美安保条约使用钓鱼岛》，新华网，2014年4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4／25／c＿126431333．htm．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日澳保持一致立场向中国发难，日印在联合声明中就该议题发表所谓“基于国际法确保飞行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的声明。㊷《日印共同声明触及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新华网，2014年1月 2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7／c＿126066488．htm．美澳印的做法增长了日本对抗中国的气势。

在中菲黄岩岛争端中，除了盟友美国明确支持菲律宾外，日澳也积极追随美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菲倾向，不仅积极参加美菲联合军演，并于同年同月分别与菲律宾签署“防卫合作协定”，开展双边联合军演，为菲提供军事训练、军备援助，加强海上安保合作，推进双边防卫合作。而印度外长在与菲律宾外长发表的关于第三次“双边联合委员会会议声明”中，妄称南海为“西菲律宾海”，间接表达对菲律宾的支持。㊸《印妄称南海为“西菲律宾海”》，环球网，2015年10月16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5－10／7772030．html．在中越南海争端中，日美澳印四国表现出明显的对越倾向，积极加强与越南的军事合作，抗衡中国。美国与越南正式建立军事合作关系，签署“军事医疗协议”，向越南提供援助，便于越南购买新的巡逻船，提升双边军事合作。日本与越南签订“防卫合作备忘录”，向越南提供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援助，帮助越南提高海上警卫能力，加强双边防卫合作。印度不仅与越南合作开发南海油气田，更声称防卫合作是印越双边合作最重要的合作之一，帮助越南提升武装部队实力。澳大利亚与越南的军事合作也明显增强，签订“国防合作联合谅解备忘录”，加强过国防工业合作。日美澳印四国在南海问题上频频进行的战略互动与配合，不仅提升了菲、越的军事实力，而且助长了菲、越对抗中国的气焰和意志，给中国进一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增添了压力。

针对日益严峻的东海和南海局势，日美澳外长在2013年发表所谓“反对任何有可能改变东海现状的强制性、单方面行动”、“应保证航行自由、遵守国际规范”的联合声明，㊹《日美澳外长就钓鱼岛及南海问题发联合声明》，新华网，2013年10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10／06／c＿125487601．htm．阻扰中国对领土主权的维权。而在日本的积极推动下，2015年七国集团首次发表关于涉及东海和南海的声明，提出“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强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或海洋主张的做法。…呼呼各方加快制定全新的南海行为准则”，㊺《七国集团发表涉东海南海声明 日本系唯一推手》，凤凰网，2015年4月17日，http：／／news．ifeng．com／a／20150417／43568650＿0．shtml．干涉东海、南海问题，向中国施压。印度也拟在“中越争议海域”建钻井平台，插手南海问题。近来，针对美国军舰驶入中国南海岛礁周边水域威胁中国主权与安全的挑衅行径，安倍高调表态支持，澳大利亚防长也明确表示支持。㊻《美军舰进南海岛礁美菲日澳印尼反映各异》，大公网，2015年10月28日，http：／／news．takungpao．com／world／exclusive／2015－10／3226634．html．最近，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更是声称：“日本不是南海问题局外人，今后会在南海推进日美联合训练或多国军演”。㊼《日防卫大臣：不排除自卫队前往南海可能》，凤凰网，2015年12月9日，http：／／news．ifeng．com／a／20151209／46596397＿0．shtml．美日澳印频频插手东海、南海的言行，进一步使地区局势紧张化和复杂化，给中国外交增加诸多干扰。

（三）“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对中国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形成挑战和压力

日澳支持美国主导的TPP亚太经济战略体系。TPP作为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新框架和路径，冲击和削弱了亚太地区现有的一体化机制，减缓了亚太地区自身的一体化进程，给中国设置了进退两难的迷局，使中国融入和推动亚太一体化面临新的挑战。通过TPP，美日试图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从经济上孤立、边缘化中国。

而且，日美澳印四国通过双边经济合作，增加其与中国双边自贸区谈判中的筹码，使中国面临更大的压力。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EPA协定，与印度启动EPA谈判，无疑为其与中国的自贸区谈判提供更多的谈判筹码。同样，日本加入日美TPP谈判，签署日印、日澳EPA协定，也为其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寻求更多有利地位提供契机。而印度与日本签署EPA协定，与澳大利亚启动EPA协定，也为其在中印自贸区谈判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性。

当然，随着中澳FTA协定的签订，日美澳印四国对中国在经济层面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减轻。中澳FTA是迄今为止中国与他国签署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最高的、涵盖内容最为全面的贸易协定。这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四）“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导致地区军备竞赛升级，破坏东北亚地区平衡

在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遮掩下，安倍政府急于突破以和平宪法和日美同盟条约为代表的、限制日本军事扩张的内外部制度束缚，并在硬件和软件上积极扩充军备，为日本军事的“走出去”搭建牢固平台。㊽陈友骏：《论日本积极和平主义的实质》，载《国际观察》2015年第2期，第126页。对于日本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在周边邻国的质疑声中，美国却高调支持日本，并声称有利于美日扩大军事合作；澳大利亚不仅表示支持，还积极与日本协商武器装备和技术转移事宜，成为日本放松武器出口三原则武器出口的首位国家。而印度也积极加强与日本的武器出口合作，向日本购买海上自卫队救援飞艇“US—2”，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日本的支持。同样，对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突破战后体制和宪法制约的行为，作为和平宪法制定者的美国竟然积极支持日本，澳印两国也高调支持日本。对于日本强行通过新安保法这一引发周边邻国强烈反对的行径，美澳均明确表示支持。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四国战略互动，更是四国希望加速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步伐，增强抗衡中国力度的战略配合。美澳印对于日本所谓的“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支持，严重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将造成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不稳定。

（五）“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严重威胁中国周边安全

冷战时期，美国利用西北太平洋孤行岛链的特殊位置，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新月形”封锁战略。以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近海岛链为防御范围，美国构建北起阿拉斯加、经西太平洋岛屿链条、印度支那、西至巴基斯坦的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方弧线”包围圈。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遏制战略也告一段落。而“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出台，不仅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进一步输出，更是对美国遏制战略的进一步补充和延伸。特别是拉印遏华这一战略举措，将会使“新月型”封锁战略弧线得到进一步延伸。美国试图以日本为起点，经南海周边国家和印度，再到阿富汗，对中国形成C型包围圈。这是一个比冷战时期“新月型”包围圈覆盖面更广的、几乎接近一个圆、严密封锁中国的包围圈。“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加剧了亚太安全格局向传统安全格局的倾斜，掀起一股冷战逆流，在中国周边挑起紧张氛围，恶化中国周边环境。

“日美澳印”战略合对中国的周边战略与安全环境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随着该战略合作的不断推进与加强，其对中国周边环境与对外战略的影响也将持续加深，其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将持续发效。

五、中国的应对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充分体现了美国和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和应对。对此，中国不能过于敏感，而是在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推进中国持续崛起这一总体战略目标下，积极、理性应对。

从应对原则来看，中国坚决维护主权与核心利益，坚持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紧密结合。一方面，中国以积极、有力的手段回击任何干涉、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国家。日美澳印四国的战略互动与合作对中国对外战略和周边安全环境形成严重挑战。对于其关涉中国核心利益的挑衅，中国应充分运用经济、政治、外交等有效手段，打消四国既想在安全上平衡中国，又想在经济上从中国获利的幻想，展现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坚定意志。事实上，对于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寻求与中国对抗的日本，中国已运用经济、政治、外交等手段给予其有力的回击。中国应使日美澳印及任何国家认识到，任何侵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必将付出代价。

另一方面，中国应有效平衡大国关系与周边关系，避免过分倾斜或一概而论。中国应把对美政策与对周边政策分离开来，在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对周边的政策要实现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坚持睦邻友好；周边国家不能得寸进尺。㊾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30页。“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折射出霸权国、周边邻国、地区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是中国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的重要交织点之一。中国应综合运用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逐一破解周边困境，减缓亚太安全格局的分裂之势，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

从应对策略来看，中国应采取团结、内外分化等方式，破解四国合纵连横的战略布局。一方面，中国区别对待四国，加强不同层面的合作，从内部分化四国战略合作。

（一）在双边层面上，中国以稳定中美关系为基础，提升中澳关系、加强中印关系、改善中日关系

第一，中国应寻找中美利益的共同点，推进双边合作，缓解两国战略互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意识形态之争、曾经的战争对决以及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大国竞争，使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老牌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这一点自古皆然。㊿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02页。但是，“拥有优势资源的国家与崛起国家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约瑟夫·奈：《论权力》，王吉美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76页。虽然中美两国存在战略性竞争和利益冲突，但是中美两国更存在战略性相互依存，在双边、地区与全球层面存在着许多的共同利益，如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全球问题与威胁。中美冲突的代价远远超过中美合作的收益。上个世纪大国之间或是发动世界大战、或是进行冷战对抗的竞争模式已给所有人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完全不符合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当今时代。

合理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关系应是中美共同思考和努力的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也强调“虽然我们会有竞争，但我们拒绝对抗的必然性”。The White House，The 201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ashington，D．C．，2015，p．24，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pdf．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不过，新型大国关系不意味着在这一框架下，中美双方只能合作，不能竞争。合作与竞争是一种复杂交织的关系，中美可以在战略上合作，战术上竞争；或在战略上竞争，战术上合作。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载《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第20～21页。这充分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本质与特点。通过拉伸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变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日美关系”过长这一严重的不等边现象，从而制约日本处处拉美制华的企图。

第二，中国应积极加强中澳战略合作，增强其对华正面认知，推进其在中美关系中桥梁作用的发挥。虽然，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持有戒心，但相较于美日印三国，澳大利亚平衡中国的意图相对弱些，对中国崛起也持相对友善的态度。在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明确表示欢迎中国崛起，明确提出不将中国视为对手。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ce，Defence White Paper 2013，Canberra，2013，p．11，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2013＿web．pdf．而且，澳大利亚对中美关系持有积极的看法，不希望中美走向对抗和冲突，并愿意在中美之间扮演桥梁角色。持续稳定的中美关系更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因此，在坚持澳美同盟的同时，澳大利亚积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并且，澳大利亚不顾美国施压，2015年积极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中国应战略性缓和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加强双边战略对话与合作，增强澳大利亚对华的正面认知，推动澳大利亚在中美关系中正面效应的发挥。

澳大利亚与中国既没有历史认识问题，也没有领土纠纷，更没有明显的战略竞争，而是有着很深的经济依赖关系。中国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中澳FTA的签署，两国经济合作进一步增强和深化。特别是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特恩布尔新任澳总理，为中澳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契机。澳大利亚是中国应继续合作、并有很大合作空间的伙伴。中国应抓住时机，推进中澳关系的持续提升和全面深化。

第三，中国应加强中印战略对话，增强两国间战略互信，维护中国西南边陲的安全与稳定。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冲突和争端、印度洋地缘战略之争、互为邻国的根深蒂固的战略猜疑以及地区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竞争。随着中国的强劲崛起，印度平衡中国的意图愈益明显。但是，中印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共同利益，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中印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中的许多共同难题；同为正在崛起的地区国家，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并面临着崛起困境的挑战；同为金砖国家成员，在气候问题、南亚地区安全、构建世界新秩序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印相争，不仅可能会阻断两国崛起的进程，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而且会让美日等国渔翁得利。因此，中印应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困境。

中国应充分运用近水楼台的地缘优势，加强中印双边关系的发展，缩小中印关系与逐渐升级的美印关系的差距。中国应通过双边、多边路径加强中印战略对话与合作，增信释疑，积极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构”和中国—南盟“8＋1”自贸区合作机制，扩大中国在南亚的战略存在，缓冲中国在西太平洋面临的压力。而在大国间搞平衡的印度，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希望发展稳定的中印关系，并积极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

第四，中国应静观其变，冷静审视中日关系。中日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域内国，也是影响东北亚局势的重要变量。中日关系存在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既有历史认识问题，又有钓鱼岛领土争端和东海划界争议，也有比印度更为严重的邻国安全困境，更有东亚地缘战略之争，以及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日两强的东亚主导权之争。而且，中日国民感情持续恶化，民族主义情绪日益严重。相较于历史上中强日弱、近代上日强中弱的两国关系，当今中日强强的两国关系更为复杂。阻遏中国崛起成为日本首要的对外战略，而且这一战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有所改变。而中日关系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影响力也在逐渐下降。

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阶段。虽然，目前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但仍很脆弱，仍充满许多变数。特别是安倍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态度、突破宪法的种种举措以及日本的发展动向，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中国应冷静观察日本的对华政策与切实行动，密切关注日本政治日益严重的右倾化趋势，高度警惕日本的发展动向；冷静审视中日关系，寻找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的突破口；推进中日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避免可能的冲突和战争；把握有利时机，掌握对日关系的主动权；推进两国民间交流，增进国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二）中国从三边、四边层面尝试开展“中美澳”、“中澳印”、“中美澳印”等多边战略对话与合作

“中美澳”三边合作有一定的可行性。澳大利亚与中美两国分别保持着非常紧密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在中美之间努力地寻找着平衡，并积极推进中美合作。2014年，在澳大利亚的积极推动下，中美澳三国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次联合演习，为中美澳三方对话与合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中国应积极推进中美澳三方合作。另外，中澳印三国在印度洋有着共同的利益，也应不断加强合作与对话。近几年，中澳、中印、澳印合作都在不断提升，中国应积极探寻三方利益的共同点，推进三方战略对话与合作。当然，如果“中美澳”、“中澳印”三边合作能够得到发展和推进的话，中国也可尝试推进“中美澳印”四边合作与对话。通过双边、三边乃至四边等层面的合作，中国从内部分化“日美澳印”战略合作。

另一方面，从外部来看，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推进亚太多边合作，主动构建多边合作框架，缓冲“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影响。

1．中国继续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积极推进周边外交，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

动荡的亚太安全环境不利于中国崛起，而卷入冲突与战争更可能会阻碍甚至中断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国继续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的双边关系，表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意愿，减弱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疑虑，加深两国间理解与信任，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在周边，中国要多结交朋友，少树立敌人，打破少数国家孤立、围堵中国的险恶意图，避免更多的周边国家被日美澳印所拉拢而形成不利于中国的周边环境。对于东海、南海相关争端，中国积极推进当事国谈判解决争端的原则，加强与当事国的沟通，力避东海问题上美澳印对日本的战略支持或者是南海问题上日美澳印作为域外国插手争端，缓减因其干涉事端而导致地区事态恶化与局势紧张。

2．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多边合作框架，推进亚洲一体化进程，避免亚太格局的进一步分裂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是亚太地区新萌生的较松散的小多边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已有众多多边合作框架或机制，虽然大部分缺乏实际效力或机制建设不健全或进程发展缓慢，但中国应巧妙运用相关平台，缓冲“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负面效应。在经济上，中国应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程，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以包括中日澳印等16国的RCEP、包括中美日澳等21国的FTAAP，来应对包括美日澳等12国的TPP，以其之力还治其身，改变美国主导的TPP孤立中国的境况。在安全上，中国应在倡导亚洲新安全观基础上，积极推动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防长扩大会议（“10＋8”防长会）等亚洲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缩小“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的实际效力，避免亚太格局向传统安全格局的进一步倾斜。目前，相较于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而不是减弱，亚太安全格局的分裂不断加剧。中国应积极推进亚太多边合作与一体化进程，维护亚太地区格局的稳定与均势，避免日美澳印在亚太格局的变动中攫取更多的权益。

3．中国主动构建多边合作框架，缓冲“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的负面影响

当前，中国正积极推进“一路一带”战略构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国加强与东盟、中亚国家的合作，构建“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缓减TPP协定对中国经贸的冲击，打破日美澳印四国联合东南国家封锁、围堵中国的困境。同时，中国可以与日美澳印四国中的一个或两个国家，以及周边其他国家共同组建新的合作框架，形成更多的利益交织和相互依赖，从而对“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形成一种无形的利益牵扯，逐渐稀释其进一步合作的合力。目前，亚太地区已有的这样结构框架如“中日韩”、“中印俄”合作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近期，“中日韩”领导对话的重启，也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平台。中国倡导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构想得到了孟缅两国的积极支持，而印度也在今年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这一经济走廊是加强中印关系的重要平台。中国应进一步尝试构建“中美东盟”、“中澳太平洋岛国”、“中韩日澳”等其他的多边合作，在各方不断延伸而又互为交织的利益中，寻找战略制高点。

六、结语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日益增强，已成为亚太大舞台的焦点现象之一。它并没有因“日美澳印”四方对话的解体而停滞，而是正在以隐形的路径从双边和三边层面，被主观和客观地推进。特别是在安倍的积极推动下，“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推进。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围堵、平衡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虽然，“日美澳印”战略合作还未形成事实上的四国同盟，但其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它深深地牵引着亚太安全系统的神经，加剧了亚太安全格局的分裂，影响着亚太安全环境的构建，特别是对中国的周边环境形成严重挑战。

作为亚太地区萌生的新多边合作框架，“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反映了亚太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它是四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工具，也是四国角逐亚太地区权益的战略平台。中国应理性积极应对，构建有利于中国持续崛起的周边环境。

屈彩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