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守望国外教育信息研究（上）

人物简介：黄仕琦，1923年11月26日出生于广东开平（今为隶属江门市的一个县级市）。1943年5月在沦陷区的北大工学院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从小学二年级到中学毕业（1930-1941年），他先后就读于北京师大附小和附中。良好的英文基础得益于中学时代的刻苦学习，也正是这段学习经历使他在1941年秋考入原燕京大学时得以免修大一英语。1952年春，经北大工学院组织推荐，外交部口试选拔通过后，他赴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从事翻译工作，在沈建图（1915-1955年）同志领导的新闻处的《参考消息》编辑组负责中文版的审定。1952年12月回国后成为新成立的高教部工业司的干部，任土建科副科长。1953年8月再次赴朝，担任停战协定生效（1953年7月27日）后成立的第10联合观察小组的中国和朝鲜一方的英语译员。1954年3月回国后先后在工业教育司、研究室、科技局、情报资料室等单位任职。1956年4-10月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相关工作，担任高教部驻西苑大旅社（西郊宾馆前身）的联络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英语专长和宽阔视野使他在促进中外教育科学文化交流、教育和科技政策的研究、外国教科文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比较教育的研究等方面作出了贡献。通过参加国内外的有关学术会议，他结识了众多的中外学者。他曾担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中国情报学会、中国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理事。

一、求学经历

小学二年级时，我从私立北方小学转学到位于北平南新华街，在北师大老校舍对面的师大附小、师大附中读书，直到1941年夏中学毕业。师大附小、附中的师资水平很高，是没有疑义的。但也必须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主持校务的领导人（主任）的素养、风格不同，不同时期的办学水平还是有差异的。新中国成立以前，师大附中的黄金时代当属林砺儒（1889-1977年）任主任时，他在1922-1930年主持校政。林主任主持制定的《北师大附中学则》的第二条列举了学校的七项宗旨：身体健康、基本知能、高尚品格、合格公民列在前四项，第五项才是预备升学，善于利用余暇和实验教学新法被列为最后两项。1922年由“北洋政府”颁行的学制，史称“壬戌学制”，其特点是小学由过去的8年缩短为6年，中学分初、高中两阶段各3年，俗称“6-3-3”学制。学生高中毕业可升入大学。旧制中学，英文译为middle school即源于此。当今的高中译为英语，宜选用英式英语upper secondary school或美式英语的（senior）high school。林主任是在师大附中推行新学制的倡导者。从全国情况看，向新学制的完全过渡用了10年之久。对我国导弹研制、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钱学森院士（1911-2009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附中的学风、校风、良师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亲笔写的一段文字中，列举了17位对他一生有深刻影响的人，除双亲和国家党政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3人外，中外各级学校教师、教授共12人，师大附小教师1人，师大附中教师7人，除林主任外，大学教师仅列举清华大学1人，上海交大2人，美国大学教授仅提冯·卡门1人。1955年10月回到北京后，他就立即访问母校师大附中。在回忆文字中，他特别指出，学生们对考试大都不搞临阵磨枪，而是凭真本事应试，能考85分就很好。对比之下，他批评了大学母校上海交大过分追求分数的做法。我还得承认，我在班上不属于最优秀者，大体上位于全体学生前1/5的末位。1935年年末爆发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对我也有深刻的影响。1936年5月，我在师大附中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初一、初二年级热衷于革命活动，学业不免有些荒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我的大姐黄文秀（党内用名周英，1913-2003年）在北平做了一段地下工作之后，去了天津，后来又转到平西、平北根据地。二姐黄文华（党内用名黄惟，1916-2004年）在1938年春由上海经温州、西安等地去了延安。我的年龄还小，就留在沦陷区读书。1941年夏，我中学毕业时报考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学院三校，且均被录取。最后，我选择了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在燕大仅仅上了三个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美国迅速对日宣战。日本军人也迅速占领了燕大校园。次日上午，所有学生在日本军人监视下离开校园。1942年2月，我转入敌伪时期办的北京大学工学院；1943年5月，在土木系一年级第二学期参加了地下党。

对于短暂的燕京大学求学经历，我有相对美好的回忆。燕大遵循美国一些大学的惯例，对新生举行“迎新周”，让他们了解学校各种设施和工作。这一活动使我有机会进入大学图书馆的书库，在那里见到了为教授和研究生进行研究提供方便的书桌和小书架。1941年9月1日，为招待新生，燕大上演了孙以亮（孙道临，1921-2007年）所在的燕京剧社演出的《生死恋》。美国大学通行的学分制提倡通识教育，让学生选修一些非主修学科的课程。我选修了《当代史》。我上的是工预系，实际上是随物理系学生一起上课。按照计划，两年后要转入杭州的另一所教会学校之江大学的工学院。那时，燕大还没有工学院。大学图书馆大阅览室公开陈列一些英文刊物，学生可以随便阅览。大学基础课教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子高先生（1886-1976年），他经常进行阶梯教室百人以上学生都能看清楚的大型化学实验。为督促学生平时的学习，他经常在课堂上进行小测验。我借此机会想强调的是，由学识渊博的教授教基础课对学生大有裨益。学校的礼堂叫贝公楼，我时常到那里去看当天的路透社每日电讯，以便了解时局（特别是战局）。学生仅凭校徽即可到各系阅览室自由看书。我最常去的是新闻系阅览室，在那里，可以看到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年）等中国革命友人的著作。入学的体检比较细致，我有平足和脊柱侧弯的缺陷，被编入管玉珊（1912-2013年）老师主持的矫正班。入学后，我的英语分班考试成绩优异，可以免修大一英语，时任西语系主任的谢迪克（Harold E. Shadick）曾单独约我谈话，问我是上二年级外语课，还是选修第二外语，我选择了前者。燕大比较注意因材施教，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此外，借阅大学图书馆的书时，如遇到已经借出，而自己又特别想看的，则可以预约。

燕大被日军占用以后，我于1942年2月转入敌伪时期由伪政权办的北大工学院土木系，1945年夏毕业。北大工学院位于西城区端王府夹道，其前身是北平大学工学院（1900年“庚子之乱”时期曾经是义和团总部所在地，因而遭到严重破坏，我们上学时还能看见当年的战乱痕迹）。

工学院土木系教授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有桥梁工程专家黎锦炯（1900-1981年，经地下党介绍到解放区继续从事与铁路交通恢复有关的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已被破坏桥梁的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解放区改名黎亮）、水利工程专家陈士骅（1905-1973年）、超静定结构（亦称刚构）专家金涛（1886-1970年）等。我毕业后有半年失业，但地下党的工作从未中断。1947年3月，回到母校土木系任助教（当时工学院成为北洋大学北平部）。1947年夏，北大校长胡适（1891-1962年）任命马大猷（1915-2012年）先生为工学院院长。马院长为提高教学质量，从清华大学聘请了好几位教授来北工兼课。我任助教时曾经先后或同时担任过张维（1913-2001年）、夏震寰（1913-2001年）、张任等教授的助教。马大猷主持工学院工作时，中青年的讲师、助教也有不少有在清华或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这个阶段，学校的办学工作确有起色。

二、如何学好外语

对学好外语的体会，我认为，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目标，持高标准者要“听说读写”四会，低标准者也应达到顺利阅读外文书刊水平。就培养扎实可靠的阅读能力而言，我想强调泛读与精读相结合，前者对增加词汇量、增长各方面知识是不可或缺的。上高中时期，班上有一位叫江泽垓的同学，他在美国有熟人，不断给他寄来《读者文摘》《生活》（图文并茂）《时代周刊》等刊物，我总能作为第二读者，与其分享阅读当代英语刊物之乐。另外，我自己还订阅了一份在天津出版的美商报纸《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精读则要对重要词汇（特别是多义词）及其相关的词汇搭配关系（collocations），以及词源（etymology）都给予应有的注意。为培养用英语表达的能力，不时用英语撰写日记也有很大帮助。对第二、第三外语的学习，则应当尽量利用语言的亲缘关系，识别词汇。如英语、德语、荷兰语、丹麦语均属印欧语系所属的日耳曼语族；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均属罗曼（或称拉丁）语族；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捷克和斯洛伐克语均属于斯拉夫语族。学好一门或几门外语需要付出巨大的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只能根据自己职业、事业的需要和自己的志趣确定目标。

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缺乏优秀师资，近几年，我通过审阅英语系研究生的中译英文章，对此有亲身感受，即使名校亦不例外。我国的对国外推广汉语教学已取得了可喜成就，北京语言大学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多年来的努力功不可没。适应不同年龄段、不同母语、不同需求（如商务、旅游、文秘、较高深的中国文化）的教材均已出版。近十年，国家汉办举办的“汉语桥”活动，以及在许多国家进行的不同类型的汉语水平考试、举办数量可观的孔子学院和课堂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的教材编写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力求不断提高。《新华文摘》2013年第8期转载的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孙强教授的《汉语国际传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策略与路径》，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深得我心。

三、对从事教育信息期刊工作者的建议和希望

首先，我希望年轻人要视野宽阔。就是说，每个人除了忙于选材、发稿以外，能有自己的时间，补充自己的知识和学习第二外语。一是要了解当下中国的国情，了解整个社会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等，这些都要纳入自己的视野，绝不能仅就教育来看教育。教育只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个观念一定要清楚。二是要了解历史，汲取过去改革和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三是要了解世界其他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在这方面要有更扎实的基础，可以避免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要关注国际教育动态，国内外出版的教育刊物很多。关注各种国际组织也很重要。比如，经合组织、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等。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使得信息的大量获取成为可能。教育期刊工作者可以以比较好的参考资料为基础建立数据库，然后选择一些有现实意义、有价值的东西翻译为中文（全文或者要点）。

其次，教育信息工作要做到针对不同需求提供定向服务。教育学者（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比较教育等不同学科），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其负责人，高等学校，特别是进行教师教育的学校、相关报刊和出版社都应该列入分类服务对象名单。有研究需求的人，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进行自己工作的人，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如果发现了某些信息对某个人、群体或机构特别有益处，作为情报提供者，就可以定向提供服务，我觉得这仍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分属不同部门，甚至同一部门所属机构之间缺乏主动合作和信息、图书设备资源共享的传统，这是我们国家各种机构运行机制的共同弱点。但是，近年启动的“2011计划”很好，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和产业部门三方合作。资源共享在信息工作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创新，没有跨学科的研究是不能实现的。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我爱发明》节目不错，虽然节目内容并不是理论上的创新，但是，在技术上是一种很好的集成、一种融合，是在第一线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工人、农民经过长期努力实现的，还是很鼓舞人的。

再次，要治学严谨。认真很重要，不管是写作、翻译，还是审查稿子，如果身边没有方便的工具书来随时查阅，就很容易出现失误。我们绝对不希望白纸黑字的、有信誉的刊物出现这种差错。在很多出版物上，这种差错仍然不少见。例如，不知道Mencius为孟子，译作门修斯之类。在学术论文里，有时会出现利用常识都能辨别的错误。我离职之后又做了若干年的翻译工作，不妨举个例子。有一篇论文讲中国教育经费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认为该文涉及教育，约我翻译。接受任务后，我一看就发现文中有几个关键数字出错了，属常识性错误，涉及我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与人均GDP的比例，这三个数应该是百分比，但文章中没有百分号。文章有三个作者署名，北京的作者说这部分不是他写的，就给上海的作者打电话，上海的作者承认错误，但提供的新数字仍是错的。后来，我就给北大高教研究所前任所长汪永铨教授打电话，告诉他作者说数据来自北大教育财政研究所所出的电子版期刊，他就跟该所所长王蓉说了这件事。她直接给我打了电话，表示歉意，说该文发稿前也没给她看，出现了错误，又跟我说清了出处（在世界银行某年度涉华报告的附录中，而这种报告还是可以全文下载的）。我对她勇于承担责任的学者风范很是敬佩。从做学问上讲，既然第一手的东西也并不难得到，为什么要转载第二手的东西，还是有常识性错误的数据，这样做学问就太不严肃了，我依据原出处进行了改正。这篇文章还暴露了当今学术界存在的一个问题，即一位作者写的文章拉几个朋友署名，从而在评级时可以增加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在近年的工作中，我也遇到过这种事不止一次。

最后，做情报工作要能耐得住寂寞，我希望教育期刊工作者要有一种为这份事业献身的意愿，真正投身其中。

四、在外国教育情报资料室的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召开以后，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个人的工作和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77年第四季度，我从安徽大学外语系调回到教育部工作，最初一段时间在政策研究室工作，不久就转到科技局四处任处长，后来任副局长兼管四处。

在教育部情报资料室建立前后，我在职期间主要进行了下列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利用在国内外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或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的要求，或应外国比较教育专家的邀请，用英文撰写论文或报告。在我国对外相对封闭多年以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让国外关心中国教育状况的人得以了解我们的观点，为他们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各级各类教育信息。值得一提的综述有“Education in China——The Past Five Years”，“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The Past Five Years”。前者是作为教育部官方于1983年8月31日提交设在曼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的国家报告；后者则是我个人于1983年10月4-8日向国家科委与联合国相关组织联合在京举行的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1984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上，我提交的《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后来刊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出版的《欧洲高等教育》（季刊）1985年第3期上。主持巴黎中国教育研讨会的许美德（Ruth Hayhoe）和她的合作者马丽安娜·巴斯蒂（Marianne Bastid，现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是一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深学者）在会后主编了一本题为《中国的教育与工业化世界：对文化传递的研究》（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的书，撰稿人既有与会者，也有未曾参与会议的学者。我应邀为该书撰写了第12章《中国与工业化世界的当代教育关系：一个中国人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与会的中方代表刘文修（河北大学教授）、马骥雄（华东师大教授）和我应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WCCES）执委会成员小林哲也的要求撰写了一份介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的相关情况的报告（包括会员、经费来源、学术活动、出版物等），在执委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回答了在场诸执委的提问，并得到首肯，从而完成了顾明远等同志1980年7月在日本东京以的北埼玉县召开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第四次大会代表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提出入会申请的最后一步。会后，我们三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处、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和法国一些教育情报机构的访问都获得了积极有益的成果。1983-1994年，我在国内外参加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也安排过几次以访问考察为主的活动。因为头绪繁多，收获大小不一，没有必要在此一一介绍，只选择若干项说一说。

我第一次去日本是1983年春节前后，参加了一个亚太地区的教育情报研讨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作为东道主主办这次会议。与我一起参加会议的中方代表还有来自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龚厚泽同志。与会期间，我得以结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教育局（IBE）资料信息处（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Unit，DIU）的处长阿伊达·弗塔多（Aida M. Furtado）女士，并建立了长期的交往。我在东京会议期间介绍教育部情报资料室工作任务和概况的英文报告，经她提要刊登在DIU的《简讯》上。在会议期间，她还同我约定为IBE负责出版的《国际教育年鉴》（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Education）撰写有关中国教育重要文献（包括政府颁布的教育方面的法规，全国性教育会议通过的建议等等）的文摘。此项工作经双方签署正式协议后实施，持续了4年。她在职期间，IBE主动寄给教育部外国教育情报资料室的各种文献相当多。我在本文中特别提到她，意在表达我们对她的感激之情。1985年夏，我在日内瓦参加教育信息专家国际研讨会自然与她的推荐分不开。在日本期间，经东道主安排我们还访问了筑波大学，先后到广岛、京都、岐阜、名古屋等城市并同当地的学校进行了交流。京都和奈良的名胜古迹富有唐风，见证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在广岛期间，我们访问了二战后成立的广岛大学，也看到了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投掷第一枚原子弹的遗迹，参观了相关的和平纪念馆。对筑波大学的参观访问，我们着重了解该校在信息工程与信息传播方面的教育与研究，获益匪浅。筑波大学于1973年10月成立。日本政府期望筑波大学和周围的一些新建的研究所能够形成一个引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中心。筑波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工作有一些起色。但是，与美国硅谷等产学结合的创新中心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日本官方的期望远远未能落实。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在名古屋，我曾与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进行交流，内容我已淡忘，但是东道主接待宾客不铺张浪费，午餐每人一份饭菜，非常简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第一次去欧洲是1983年，目的是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办的旨在展望未来几年高等教育的任务和社会角色的国际高等教育研讨会，以及在英格兰北部由拉夫堡技术大学作东道主、英国高等教育研究会举办的高等教育研讨会。赴欧途中路经布加勒斯特，我利用等候飞机的时间拜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在英国期间，我拜访了一些大学和英国督学（HMI）。下面，把值得追忆的事项略加叙述。我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花较多时间参观了该院藏书丰富的比较教育图书馆，会见了馆长戴安娜·格思里（Diana Guthrie）女士。我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多次见过面的布莱恩·霍姆斯（Brian Holmes，1919-1993年）为该院比较教育教授，并且是中国教育研究专家许美德教授的博导。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拜访了比较教育学者艾德蒙·金（Edmund King）教授（1914-2002年，长期担任《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杂志主编，拜访时他已荣休）和他的继任者戴维·阿斯平（David N. Aspin）教授，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在英格兰南部访问了位于萨里和苏塞克斯两市的大学、位于普利茅斯的一所理工学院（Polytechnic，1992年同类学校均已升格为大学）。在萨里大学看望了知名专家默文·马修斯（Mervyn Matthews）。在苏塞克斯大学拜访了该校的科学政策研究单位（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会见了在国家科委主办的国际会议上见过面的霍夫曼（Kunt Hoffman）和汤森德（J. Townsend）两位教授。后者赠给我一本他们的研究报告《联合王国科学技术指标：自1945年以来英国的创新》（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for the UK：Innovat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执笔到此时我重新翻阅一下，感慨良多。西方学者严谨的学风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作者既讲报告涉及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成果，也清楚地表明其局限性。访问普利茅斯理工学院纯属意外收获。邀请我访问该校的是在拉夫堡技术大学开会时偶然认识的该校领导（已不记得他的姓名）。我受到盛情接待。此次参访使我对过去毫无所知的以教学为主、偏重应用的英国高等学校有了初步了解。在伦敦，我临时请我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帮忙安排访问了英国督学，与总督学有一段简短的交流，他送给我一本HMI的报告。他对我强调了HMI的高度独立性。如果所撰写的报告得到英国教育科学部领导的认同，可以不发表。但是，教科部领导无权要求督学修改报告。

我第一次去美国是1984年11月，官方任务是代表中国教育部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代表会晤（实际上不过是双方认可双方大学和科研机构已经相互沟通过、实际可行的项目，并没有什么其他外交场合常见的谈判交锋），落实次年的合作项目。为此，中国科学院也派出了两位干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应我的要求，帮助我用两周时间拜访了一些美国大学。

在东部访问时，为节约国家外汇开支，我住在离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很近的牛顿镇潘毓刚教授家，他是国际知名的量子化学学者，在台湾时积极参加了“保钓运动”，在美国则是全美华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之一。我与他初次相识是1983年6月国家科委邀请北美21位华裔学者（大部分来自美国著名大学）参会。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分别就个人专长领域作了学术报告，并就有关领域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政策性建议。我和潘教授1983年10月在国家科委召开的大型国际科技政策研讨会上又见过一次面，有了更深的了解。潘教授退休后还来华在一些大学讲学，分文不取，令人敬佩。我在纽约时，还应1983年6月来过中国的另一位华裔学者聂华桐教授之约在一个饭店畅谈了好几个小时，他曾师从杨振宁，并且那时二人都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担任理论物理教授。聂教授现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杨教授在该中心任荣誉主任并在清华任教定居。

我在纽约时应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该院只招研究生，没有本科生）教授哈罗德·诺亚（Harold J. Noah）的邀请访问了该院，并且向该院部分师生作了演讲，扼要地介绍了新中国建立后各级教育状况、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按事先安排，演讲用40分钟，留下10分钟回答问题。

平生在国外用英语演讲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984年夏在巴黎召开第五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时，应德布威先生（M. Debeauvais）（1922-2012年，时任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主席）教授仓促邀请在大会上简要介绍教育部情报资料室的工作，讲5～6分钟即可。盛情无法推却，我讲完后，老朋友艾德蒙·金教授居然走向讲台向我致意。另一位南斯拉夫代表则赠我一本小册子，介绍该国成人教育的概况。这一意外举动当然并非意味着本人有多大学问，有多高地位，而是表达了国际知识界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和支持。第二次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演讲。讲完之后的提问中，令我终身难忘的是对我国中小学存在重点校（Key Schools）的质疑。我不赞成在义务教育阶段办重点学校，导致教育资源配置失衡、择校热等弊端。

我在美国东部还访问麻省理工学院，主要是会晤对苏联科技状况研究有素的洛伦·格拉汉姆（Loren Graham）教授。后来，他应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邀请来华讲学，我们又见了一面。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赠了我几本著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美国政治科学院1984年出版的由霍夫曼（Erik P. Hoffman）教授主编的《学术报告论丛》第35卷第4册，题为《1980年代的苏联》（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80s）。格拉汉姆时任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教授，他在本论丛执笔撰写了专论苏联科学的文章。我最近重读此论丛中的一些文章，深感苏联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解体，绝非偶然。文章对苏联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和失误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和解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前苏联解体后大约三年，他发表了一本内容详尽的新著——《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科学》。我的行程安排并未安排访问哈佛大学，但是，有一天上午在哈佛校园巧遇英国朋友马修斯，他当时正在哈佛的俄罗斯研究所以客座研究员身份进行交流。靠他的帮助，我得以进入馆藏丰富的哈佛大学图书馆书库，参观了方便教授和研究人员短期查阅书刊的设施。我访问了位于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图书馆，因为有一个高等教育信息中心曾设在该馆。我会晤了负责此事的图书馆长特纳女士（Mme. Solvey Turner），我请她给我寄一套教育资源信息中心（ERIC，美国联邦教育部下属机构）编辑出版的《教育主题词表》（Thesaurus of ERIC Descriptors）。两年后，她给我寄来了1986年版，它的内容是要定期修订的。这部工具书是检索ERIC所藏文献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中对教育术语的说明对用英文撰写教育方面的文章也大有裨益。从全球视野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以及欧盟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教育信息中心都出版过相关的工具书。

我在美国中部芝加哥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和伊利诺伊州理工学院。在芝加哥大学与该校知名社会学者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1910-1995年）有短暂但难忘的会晤。文革前，我在教育部工作时，已在中科院图书馆东城区分馆看到由他在1962年创办的在英国出版的《密涅瓦》（Minerva，词源来自罗马神话，有智慧女神之意），这份内容充实严谨的学术刊物引起我的高度兴趣和关注。后来，我们曾持续订阅该刊。作为该刊的老读者，我赴美之前给他写信表示想访问他。他很快就复信表示欢迎。我到达芝加哥后先住在位于附近小镇的堂兄家。我乘火车误了点，到达芝加哥大学时当然也就误了点，希尔斯教授正在同他的研究生谈话，我冒昧要求他们让出几分钟给我。见面之初，他对来自“共产主义中国”（Communist China）（他当时用此语）的来访有点惊讶，也许是仍然受存在的冷战思维影响吧。他送了我一本《学术道德》（Academic Ethic），我们之间通过几次信。他对世界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担忧和评论，以及对洪堡大学理念和学术自由的坚守，深为我所敬佩，尽管并非完全认同。他去世后，由他的高足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教授编辑的文集“The Order of Learning： Essays on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于1997年出版，中文版取名《学术的秩序——当代学术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order”此处应译为“界”）是所有关注大学使命和运作的人值得认真一读的书。

我于1984年11月访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时，通过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职、代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促进美中学术交流会的简慕善博士（J. Jamieson）介绍，得以同曾任加州大学总校校长的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1911-2003年）会晤。他的名字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已广为人知，不需要我评介。我在这里只想提一件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事，即1960年他曾提出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得到州议会认可并付诸实施。这个总体规划已由王道余同志翻译（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克拉克·科尔主持制定的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的影响所及远远超过了该州，不但对美国其他各州有较大影响，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也有重大影响。这是科尔本人也没有意料到的。科尔晚年发表了一本回顾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著作《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译者是浙江大学教授王承绪。他在该书第三篇第八章专门就1960年问世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制定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经合组织于1990年组织了几位高教专家对该规划进行了审议，评价甚高，促成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研讨。经合组织在全文发表这一章时称之为《总体规划，加州的梦想》。作者在该章副标题中特别用了“事先的观点”（An Ex-Ante View）。我觉得特别值得借鉴的一点是该总体规划把州内高校分为加州大学（目前有9个分校）、加州州立学院（招收的学生为高中生中次于前1/8的1/3）和社区学院（二年制）三个档次，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地位相对稳定。加州大学各分校属于研究型大学，招生对象大体为中学毕业生最优秀的1/8。第二档次的州立学院早期多为培养教师的师范学院，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研究生仅限于硕士生。多年以后，州立学院都已改称州立大学。州立学院可以与加州大学合作设博士点是科尔在讨论总体规划过程中主动提出的，从而赢得了州立学院的支持，减少了通过规划的阻力。时过境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第二档次的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准已有很大的提高。选择上社区学院的学生有接受职业教育和攻读本科两条路径可供选择。社区学院采取开放式招生政策，只要是中学毕业生不经考试就可以选择在家庭附近的一所社区学院就读，不必住校，上学开支大大降低。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教学水准偏低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基础教育有缺失的学生还是有机会弥补，社区学院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这是美国高等教育较顺利地走向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过参加国外学术会议和出访活动对于我和教育部外国教育情报资料室进行信息的获取和整理，以及教育、科技政策的研究有重要影响的事还有以下几件。

我于1985年夏出访欧洲，首先在日内瓦参加UNESCO所属IBE主持的国际教育信息专家研讨会，会议期间认识了国际劳工局（ILO）的中央图书馆和信息部主任凯特·怀尔德（Kate Wild）女士，会后访问了她，蒙她好意，以后多年向教育部外国教育情报资料室寄赠该馆的资料月刊（International Labour Documentation）。该刊对提供职业培训与就业、劳资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信息的重要文献有很充分的报道。然后，我去联邦德国访问了一个月。值得一提的是，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我访问了由米特教授（Wolfgang Mitter）主持的国际教育研究所，蒙他免费招待住宿。该所图书馆馆藏的各国各级教育书刊甚为丰富。后来，该馆多年向我寄赠德文非正式研究丛刊和正式出版物，是我们了解西方国家教育情况的重要信息源。访问该所期间，米特教授主持了馆内小型座谈会，由我扼要介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的状况，进行了交流。我也重点访问了几位研究员。在波鸿大学访问期间，我早已相识的该校奥斯卡·安威勒（Oskar Anweiler）教授免费向我提供食宿。他主持的比较教育研究所以苏联与东欧各国为研究重点。我在该所见到了收藏相当完备的苏联教育书刊，花了整整半天熟悉该所拥有的书刊。也个别访问了几位研究员。多年从事中国教育研究，发表了很多著作的韩有耿教授（Prof. Juergen Henze，现在柏林洪堡大学任教）是他的高足。

我在马堡大学访问时，除与该校比较教育研究所几位教授会晤座谈外，还承蒙一位女研究员安妮玛丽·博特拉博士（Dr.Annemarie Buttlar）陪我去参观位于附近小镇弗里堡（Friedberg）的一所高等专门学校（Fachhochshule）。该校校长接待了我，他讲到这类学校特点时特别强调教师要有生产经验，即使教数理化等基础课的教师也不例外。我在德国访问的最后一站是亚琛（Aachen）。我访问了亚琛工业大学负责学校与企业合作的负责人，他给了我一本说明此项工作的小册子，还安排我顺便访问了一所职业学校（Berufschule）。德国培养熟练技术工人采取双元制，这已为国人所熟知。访问该校时，一项技工师傅（Meister）的考试正在进行，我参观了全过程。德国企业中负责技工培训的师傅要经过严格培训，且须获取相应资格。双元制在德国已形成一种有深刻影响的制度。有资格培训徒工的企业要为培训对象支付相当高的培训津贴，使他们生活无忧。虽然多数企业最后仅留下一半的学徒，但德国企业仍乐此不疲，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的双元制乃是德国制造产品质量好、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柱之一。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社会的到来，双元制也遇到了新的挑战。职业学校所授文化课水平已逐渐提高，有些学员可达到具备进入大学资格（Abitur）的程度。而且确实不少人采取了先到企业当熟练工人，到适当时机再考虑上高等学校的方式。我国职业技术教育试图借鉴德国双元制的有益经验，特别是推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已有多年，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借鉴双元制有益经验绝非易事。例如，让接收实习生的企业给实习生相当高的报酬，在中国就很难做到。另外，许多企业害怕学生上岗会损坏昂贵的机器设备，而不愿意接收实习生。

本文定稿时，喜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相继出台，教育部也为贯彻落实文件专门召开了会议，我借此机会想强调一下，转变儒家文化中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并非易事，需要长期努力。我在1935年师大附小毕业时，附小主任给毕业生纪念册的题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即是鲜明例证。实际上，在许多工业部门，普通技师和高级技工都是体脑并用的，有的工种脑力劳动已居主要地位。实际政策上，提高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之待遇将成为社会导向的有力手段。另外，加强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技能和文化培训，经济上给予优惠也是企业转型、推进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克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弊端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政策措施。

我在亚琛访问结束后即转到比利时参加在安特卫普举行的第12届欧洲比较教育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我是应米特教授（时任欧洲比较教育学会主席）邀请，经原国家教委领导何东昌同志（1923-2014年）特别批准参加的（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推荐金世柏、张人杰两位同志与会）。为参加这次会议做准备，我访问了清华大学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学校应用计算机的情况，并据此撰写了一篇介绍中国情况的报告。当时，我国计算机的应用情况在大学好一些，但也远未普及。多数中学尚未装备计算机，更谈不到在教学中有效运用计算机。中外差距之大，使我感触很深。这一次会议中，我又遇到了好几位欧洲比较教育界的老朋友。在安特卫普开会期间，我和金世柏二人去看望了鲁汶大学的比较教育学者威尔曼斯（Willy Wielmans）教授。他来过中国，我与他早有交往。但是，这次去比利时开会，我才了解到比利时的荷语区和法语区已形成相对独立的行政系统。首都布鲁塞尔为双语区（法语人口居多数）。荷语人口占全国总人口1/2以上，法语人口不过总人口的1/3，双语人口占1/10。鲁汶大学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均已一分为二，即法语、荷语各一。比利时东部还有一个人口不多的德语区。我们去比利时之前对此所知甚少。顺便再提一下历史，以前讲法语的官员在政府中占主要地位，即使荷语区公务员也是讲法语的人居多。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利时南部的工业（钢铁、煤炭等）已渐成夕阳工业，而北部靠电子学、芯片起家的依托信息技术的新兴工业方兴未艾。GDP比重向北方转移。比利时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已变成联邦制国家。欧洲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比较融洽的当属瑞士。瑞士人口中讲德语的占65%，讲法语的占18%，讲意大利语的占10%，讲罗曼什语（Romansh）的仅占1%。瑞士联邦政府曾考虑在意大利语区建立一所用意大利语的大学，但当地居民通过公民投票否决了这一倡议，理由很简单，当地青年要上意大利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大学，到意大利去就很方便，而在区内设立一所大学，徒增纳税人负担，并不可取。我在此处不惜笔墨说这些事，是想强调一下，教育系统只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想要深刻了解其发展历程和走向必须认真了解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背景。否则，难免陷于盲人摸象的片面性。我已是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尽管一生关注国家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和改革，也关注国外的动向，试图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但我也深感“学然后知不足”，参观访问之后知不足。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各个领域的多边、双边交流已有长足的发展。国人的著作、外国人著作译本都已十分丰富（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之道丛书》既有国人著作，也有译本）。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组织召开的论坛已有多场，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事后出版了文集。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的《基础教育参考》和《世界教育信息》这两个刊物也在这个方面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努力。

除了上面提到的工作外，我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做翻译工作。在职期间和离休后的十几年里，我为教育部的部级到司局、处各级官员参加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或国家报告翻译全文，或审阅修改他人的译稿已说不清有多少了。以上指的是中译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的中译英工作，内容为1979-1986年间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时任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宋汝棼同志（1922-2014年）要我参加，我一再推辞不成，还是参加了。提供审阅修改的译文质量参差不齐，改动起来工作量很大。我审阅修改的法律译文主要涉及需要科技知识的《环境保护法》《食品卫生法》等，以及涉及教育的《学位法》等，当然也不得不涉及我并不熟悉的领域。北京图书馆（现改称国家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和共事的英文高手都给了我不少教益。这项工作在1986年占用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英译本法律汇编于1987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另一项对我来说工作量更大的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设在澳门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人崔某某的要求，原北京市成人教育局张维同志（时任中国成人教育学会秘书长）经办的《成人教育词典》（关世雄主编，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条目的英译工作。此事主要是在1993-1994年进行的。中央编译局的姜桂华女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的英译稿审阅定稿工作中，她是日常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审稿者）从寻找适当译者到审改译文都给了我莫大帮助。英译中工作量最大的一部书应是《加拿大职业分类词典》（Canadian Classification and Dictionary of Occupations）的翻译。此事由原国家教委教育规划办公室组织，因工作量异常庞大，参加的单位和译者很多，我被推为主审，清华大学的卢谦、史光云两位教授和北京商学院的朱兴垣教授担任副主审。实际参加审稿的人还有很多。工作在1985年秋开始，1988年初完稿，还算顺利。中译本名为《职业岗位分类词典》，分上下卷，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离休前两年，经友人推荐，我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ISSJ）英文版的英译中工作，前后有十几年，后来工作重心又转移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方面。我在翻译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得到同行充分肯定，被有关同志推荐为2002年度资深翻译家候选人，经评审通过，于2002年10月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颁发荣誉证书。我虽然获此殊荣，颇感欣慰，但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绝对没有能力涉足文艺作品的翻译。我从事翻译工作最重要的体会是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前贤要求的“信、达、雅”难以做到。弄明白原文是前提，遇到不懂或者不完全懂的事务，要善于利用工具书、参考书（包括大部头百科全书和中外文有关的著作），绝不可不懂装懂，贻误读者。

编辑 郭伟 校对 许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