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探求古籍的原因分析

熊辉 谭诗杰

摘 要：早年毛泽东从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前一直如饥似渴在湖南图书馆研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作，在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忽然转向中国古籍探求学问，其主要原因在于在第一师范老师的引导、学校的限制、社会的影响、家庭的促使，使毛泽东转向通过研读中国古籍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第一师范；古籍

中图分类号：A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6-0091-02

1913年春，20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身份被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录取，编入该校预科一班，开始重新进入学校读书。这对毛泽东来说，无论在学习上和生活上，还是在思想发展上，都是一次较大的变化。1913年至1915年上半年在一师范最初两年里，继续保持着刻苦钻研，好学不厌的精神，继续探索着救国的道路。与以前他如饥似渴阅读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著作不同的是，这两年他大量阅读的是中国的古籍，着意钻研的是中国的历史。当时，从先秦诸子，到王船山、谭嗣同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本省的志书、《读史方舆纪要》《历代通鉴辑览》《韩昌黎全集》等古文著作，他大都认真研读过。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从入校前如饥似渴在湖南图书馆研读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著作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作，在入校后忽然向中国古籍探求学问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老师的引导。在第一师范中，毛泽东遇到了几位很好的老师，影响毛泽东一生。在教师队伍中，既有像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方维夏、王立庵、王季范等一些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老师，也有如袁仲谦等一些比较守旧而对学生很严厉的教员。这两种典型的教员，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有着许多不同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引导毛泽东重视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从古籍中学习古人的品行和治学精神。比如，毛泽东最尊敬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对他影响就很大，杨昌济于1913年1月至1918年6月任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修身与教育学教员。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哲学的影响。杨昌济在第一师范教授《西洋伦理学》等课程。他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励学生们，教育毛泽东立志做一个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有益于社会的人。这些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杨先生关于立志、修身、学问、事亲以及关于圣贤豪杰的见解，吸收了宋明理学中某些有意义的东西，这也影响着毛泽东。由于杨老师的引导，毛泽东更认真究心于哲学。其二，人生观与价值观。在第一师范担任修身、教育、伦理等课程的杨昌济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有深究，同时吸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和康德派的学说，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作风，加以抉择、批判、融合，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在对斯诺的回忆中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1]其三，思想文化和理想抱负。杨昌济自编修身讲义，借古语阐述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杨昌济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特别感兴趣，对其宣传介绍也不遗余力。在《新青年》出版后，他订了几份，分送给优秀学生，毛泽东是受赠者之一。他自己为它撰稿，还推荐毛泽东的文章给它发表。他“在长沙，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和森”[2]。其四，读书治学的方法。杨昌济的治学方法是着重勤与精两方面，贯通今古，融合中西。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专心钻研问题的精神，读书笔记中旁征博引、势必求化的方法，也是效法师长杨昌济。又如，袁仲谦等也是影响青年毛泽东学习古文的导师。1913年1月至1919年8月任一师国文教员，在第一师范讲授国文，他还常向学生介绍古人关于写诗作文的道理和经验。他规则很严，限令学生写桐城派的古文。当发现毛泽东模仿梁启超的文风时，他严厉要求以唐朝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并将自己的《韩昌黎全集》借给他。在他的限令下，毛泽东做作文时从原来学梁启超的比较生动的新文体，改为学古文。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此外，徐特立、黎锦熙也是影响毛泽东学习古文的导师。徐特立是影响青年毛泽东的一位师长。1913年1月至1919年6月，任第一师范教育学、教学法教员兼教育实习主任。间或教修身课。他时刻秉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艰苦朴素、谦虚、勤奋的作风。他治学有方，向来“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倡导“不动笔墨不看书”。即读书时，一定要记下心得和书中精粹之处，打记重点。这些都深深地影响过毛泽东。毛泽东对他那种高贵品格，优良作风十分敬佩。黎锦熙（又名黎劭西），也是引导青年毛泽东的学习古文导师。原是湖南第四师范历史教员，后随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与毛泽东是同乡，亦师亦友，在毛泽东看来，仅长毛泽东四岁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而很乐于向他讨教，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等之类，毛泽东对黎锦熙十分仰慕，毛泽东仅比他小4岁，既十分尊敬他，又把他当朋友，1915年下学期他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作后，一直保持联系。

第二，学校的限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当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学校，《校章》上关于教育方针一项写道：“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按即民主主义——引者）规定教育方针。”“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3]。但是，这个学校在对学生的管理方面，却又有许多带有封建色彩的烦琐规定，仅在学生应遵守的“秩序”一项中，就规定了二、三十个“不得”，诸如“不得经营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之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置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3]24，等等。这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条条禁令，与前面规定的“采最新民本主义”的教育方针，“时时以国耻唤醒学生之自觉心”是完全相违背的。而且，实施所谓“教育宗旨”“教育方针”是校方的事情，而这些“不得”是要学生遵守的，是限制学生自由的。毛泽东虽然不赞成这些规定，但他要在这个学校学下去，就不能不遵守《校章》的规定，减少社会活动，不干预外事而埋头读书。

第三，社会的影响。1913年秋，国民党在南方数省发动的讨袁战争失败后，袁世凯实现了对全国的武力统一。从此，全国进入了北洋军阀最黑暗的统治时期。当时，由于国民党被袁世凯下令解散，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被赶下了政治舞台。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被当成“暴徒”予以通缉，只得流亡日本。袁世凯反动政府到处捕杀国民党人、议员、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国内出现了革命沉寂时期。面对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黑暗的武力统治，革命党人陷于彷徨和失望，不知以后怎么办。许多流亡在日本的革命党人谈及后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一个流亡者回忆说：“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4]总之，那时革命党人“大都垂头丧气”。在这样一种形势和气氛下，加上前面说过的原因，毛泽东参加社会活动少了，自己的精力，放到书本上，特别是放到研读中国的古籍上了。

第四，家庭的促使。自学生活对热情追求真理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件极大的乐事。但遭到他父亲的反对。他父亲认为，他既不谋职业，又不进学校，是不务正业。除非他进学校读书，否则拒绝继续供给他费用。这给他带来了无力克服的困难，他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结束自学生活，重新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当时他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5]。于是，他于1913年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四师范（1914年2月第四师范合并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3年至1915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学校学习中思考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刻苦攻读中国古籍，向中国古籍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且使自己的古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受益终身。

参考文献：

[1]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上海复社，1938：12l-122.

[2]李肖鹏.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N].北大日刊，1920-

01-28.

[3]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24.

[4]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C]//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496.

[5]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