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多元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陈孟

摘 要：全球化的主要趋势是趋于文化的同质化，但不意味着全部同化，而是有一定差别的全球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经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之后，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研究坚持构建“多元共存”的社会主张，多元文化观点和开放的文化理论同政治相结合，具有深远而又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理论研究；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6-0100-04

近年来，西方文化理论研究随着它的深入发展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引起广泛关注。作为西方文化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创建者以及思想集大成者、“文化马克思主义”大家以及后殖民理论学家——斯图亚特·霍尔，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历程中，其重要的理论思想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在学术界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共鸣，他的文化理论思想体现出诸多的重要特征，为我们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进行借鉴，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思想价值，亦对当前世界性的文化理论研究产生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一、霍尔文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1.对于解决现代文化问题的借鉴意义

在20世纪末的高等院校中，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又广泛的具体影响，其重要的思想观点是在当时英国的新兴左派的复杂环境中产生并发展。在20世纪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加雷斯·斯特曼·琼斯、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和E.P.汤普森的积极影响下，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历史”的新社会历史理论和精英史观。凯瑟琳·霍尔、萨利·亚历山大、芭芭拉·泰勒和希拉·罗博特姆在形成新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历史上，也产生了巨大的不可小视的影响作用。同时，英国文化研究的成果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学术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由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和理查德·霍加特所倡导并延续到哈泽尔·卡尔、保罗·吉尔罗伊、迪克·赫伯迪格、安吉拉·麦克罗比和保罗-威尔斯等人的文化理论研究，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当代工人阶级、种族与性别的文化建构、流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本质、文学生产、传媒、青年亚文化等问题的批判性理解和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批判学派一直把文化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保持连贯性的学术潮流。但是，在九十年代文化马克思主义最终慢慢走向解体。那么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伴随着工业领域工人阶级的衰弱和苏联共产主义的灭亡、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和新社会运动与身份政治学的逐渐产生、人文学科内部的语言学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等诸多复杂因素进一步导致了它的分化解体。这就充分说明，在三十年以前英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学者和政治知识分子具有广泛的吸引力，那么今天它仍然对我们具有不寻常的借鉴意义。

斯图亚特·霍尔被誉为英国黑人经验的主要分析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家。他创造出了“撒切尔主义”这一新的名词。除此之外，斯图亚特·霍尔在重新思考全球化和保守主义霸权时代的左翼政策方面，同样发挥了显著而又积极的作用。斯图亚特·霍尔对流散文化的理论分析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斯图亚特·霍尔的一些著作的理论观点，受到了E.P.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等先驱者的深刻影响，具体体现了英国早期新左派的传统意识，通过进一步改造和完善路易·阿尔都塞、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理念，促使和推进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朝着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方向不断发展向前，使新左派的文化理论传统得以传承和延续。斯图亚特·霍尔继续坚持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核心观点：如对结构与主体之间相互交错的关系的关注、文化的物质性观点、尤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与文化的观点，即特别重视对文化的斗争，并把它看作是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被经济过程所深度决定了的一个结果。

2.对于解决转型期中国文化问题的借鉴意义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在不同的情况下曾经对文化最终的定位和走向进行过深入的探究和具体的描述。《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并且，“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境遇下，未来文化发展的趋向将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前行和完善，也就是“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相适应的共产主义文化。马尔库塞认为，要通过文化的恢复来实现人的现实的解放，建立基于新感性的新人，从而建立新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弗洛姆看到人丧失了自由和自主性，以及自我真实的表述权力的状况，提出了建立“健全的社会”目标，在这个健全的社会系统中，人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积极负责任的参与者，成为生活的真正的主人。哈贝马斯在研究中希望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交往关系，来进一步抵御社会的合理性危机和困境，从主体性转移到主体间性。斯图亚特·霍尔通过对文化多元化的理论研究，积极倡导对不同的文化进行多元整合，相互交融，从而构建一个共同的文化领域，对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交流和研究的弊端提供了解决的路径，但还要进一步完善。尽管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理论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全面认识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视域，但是要寻找真正的文化研究归宿，还需要我们将眼光投至中国传统的文化研究中。要全面准确认识、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还应该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正如尼采所说如果我们要幸福，那除了弘扬文化外，我们别无他途。可见，文化正如阳光对人类的照耀。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并取得杰出成就。从其在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担任媒体和大众文化方面教职时起，霍尔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开放大学进行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影响深远，每一部作品都影响到文化理论的后续研究。《编码/解码》影响了新闻传播学的受众研究；《仪式性反抗》影响了英国的亚文化研究；《撒切尔主义政治》《通向复兴的艰难之路》引发了霍尔对政治合意、差异认同的思考，认识了葛兰西霸权理论巨大的影响。霍尔文化理论研究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与文化研究在地性与反思的批判性相关，霍尔认为“文化研究无论在哪里，都反映出迅速多变的思想和知识背景，以及关于一个社会和它自己的文化的争辩和讨论。它是一个智性的自我反思的活动；它在学院的内部与外部运行；它真正表现出学科中传统边界的淡化和跨学科研究形式的成长。”因而，由于霍尔文化理论研究在地性、批判性、多向度性和对学术开放性的独特诉求，我们不可能说尽他对文化研究的所有影响，因为其思想总在变化，是不做保证的。这也说明，霍尔文化思想研究具有较大普适性和理论生命力。

例如，霍尔的文化符号学研究。从表面来看，他关注视觉符号、广告代码等大众文化表象，但实质是将文化视为一个充满协商、斗争的空间，关注符号表征和意指实践，进而理解文化表象背后的性别、种族差异、多元文化问题等等众多颇含意识形态话语的内容，如果简单地批判其研究忽视思想、制度层面的研究是不确切的。联系到霍尔其他文化理论实践来看，他对左派的关切、对撒切尔民粹政治的研究其实都涉及政治制度层面，他始终将文化视为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与空间，而意义总是在其中进行协商、甚至抵抗。当然，如果深入分析的话也会发现霍尔的这种思考是在资本主义话语体系内进行的努力，而不能像萨义德、法农那样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进行反省、甚至批判，这种要求虽然显得有些困难和苛刻，但对一个时刻在学术建构上以一个有机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而标榜的学者而言又是必须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其缺少对制度层面的思考又是切中其要害的。同时，对于开创性研究不可能要求其尽善尽美，何况其理论的一些不足之处已经被文化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和完善，先驱者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其理论的张力、启迪性和开放性，以引领和影响后继者不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斯图亚特·霍尔作为文化研究之父，其文化理论研究不仅对西方的文化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对研究当代大众文化现象的意义，霍尔对种族离散文化的关注从表层来说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但在研究的背后是对弱势文化和差异文化的重视，也是他的“编码、解码”核心思想的延续。编码、解码主导思想是对受众在面对大众文化现象的积极主动立场的肯定，也是其企图打破主流话语和精英文化的绝对统治地位，为边缘文化和附属文化寻找生存的空间，对于黑人“他者”的研究和离散文化的关注都是这一思想的表征。在20世纪的末期他就在思考多元文化问题，他的理论实践实际上就是在多元主义思维的指导下，研究主流话语压制下附属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合理性，同时亦反其道而行之，“研究差异中的共同性是如何被想象和建构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思考问题的方式颇具辩证性和多元性，对当代文化社会思潮总能另辟蹊径做出合理的和令人信服的阐释。这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浮躁的文化和心理都具有启发性，他引导我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在差异和他者的视域中研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众文化事件，比如对在地震中逃跑的范美忠老师的看法，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或暗示的“偏好式解读”要求受众众口一词地对范美忠老师的非道德行为进行强烈谴责和责骂。我们看到受众在面对这一文化事件时所持有的理性态度，有偏好式解读，也有协商式、对抗式的解读，还有一群人处于失语的状态。这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可贵态度，它既证明了霍尔媒介解读三种理论的可行性，当然公众的这些反映并非霍尔的三种解读立场所完全涵盖，比如像莫利民族志研究所揭示的还有一部分人是沉默的一族。最重要的是揭示大众在面对这些文化事件时所持理性、尊重和理解的态度，看到了多元、差异和辨证思维，这或许就是霍尔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斯图亚特·霍尔自进入英国学术界以来，以其独特的“族裔散居”“独立左派”和知识分子的角度，不断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演说、接受媒体采访，积极关注社会现实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实践着“个人就是政治”的文化批判，承载着有机知识分子被赋予的历史使命，“文化政治”或“政治文化”是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他不断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并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运用，深入地透视社会、有力地批判社会，使学术理论和文化研究不断政治化。对于霍尔关切、思考和实践的关键所在就是“文化政治”问题，用文化去诠释政治等意识形态的现象，也是霍尔彰显文化政治的一贯立场。因此，站在一定的文化视域，可以看到在英国文化研究的体系和霍尔文化理论的研究体系中，都把文化与霸、文化与权力、表征与话语权等在不同的实践活动和语境中有机地结合起来。

不断地体现着伯明翰学派不断关注和始终坚持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所以霍尔对文化研究发出的强有力的呼声既是“文化的问题就是政治的问题”。也就是说斯图亚特·霍尔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拷问，为文化理论研究的政治化与批评性对话做出了巨大而又卓越的重要贡献。

二、霍尔的多元文化理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价值

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文化理论的研究陆续被学界所重视，霍尔的文化理论与我国的文化实践有相容并进的结合。

斯图亚特·霍尔于2000年10月19日在开放大学瓦尔顿·霍尔校园所做的帕维斯讲座明确表示，单单就政治一方面，“多元文化，指的是应对文化差异和现代社会异质性的不同策略……多元文化主义中的“主义”已经将它转变为一个单一的政治信条，使之简单化，并把它固定到一个接合的情境中。由此，它把多元文化情境的异质性特征简化为一条枯燥无味的信条。”霍尔表示：“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转向那些潜在的情景及其所遭遇的问题，既有实践上的，也有理论上的。多元文化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正视许多不同社会的未来问题——而这些社会是由在这个世界等级秩序中具有不同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经验和地位的人们所构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差异性不会主动消失。也就是说，社会的和文化的同质性是无言的，不能指望它为行为、实践、政策和解释提供固有的共同视域。然而，这样的社会却有一种坚强意志，可以一起建立一种共同的正义生活。所以，差异中的相同性是如何被想象和建构的，关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关注多元文化问题（multicultural question）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是向少数种族的人群和社团发言的话，那么，多元文化问题，则关心社会总体的性质，并由此表达每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霍尔的演讲明确阐述了他坚持构建“差异共存”的多元文化社会的主张，多元文化观点和后殖民话语中少数族裔问题和去殖民问题、媒体理论在新形势下都应该有新解读，这种解读不应该仅仅是理论上的，还应该结合我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实践。

文化研究之父的斯图亚特·霍尔，其文化理论研究不仅对西方的文化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而且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理论研究和当代文化思潮的引领都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和实践价值。

第一，文化理论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文化研究领域视域上的重要启示。对文化研究方法论问题，斯图亚特·霍尔持否认的态度，但我们必须看到斯图亚特·霍尔在用许多方法对文化进行研究，如文化符号学、政治学、社会人类学等，并且多种方法交叉融合。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理论研究方法，能够使研究者清晰地看到当代文化研究的现象和文化思潮不同层面的实际问题，进一步规避用一个方法研究文化理论带来的研究视野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我们知道，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是文化符号学，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等方面密切相关。这种跨学科、多向度的研究形式对于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文学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是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将会打破我们传统僵化的思维习惯和一元论思维方式，避免使用单一方式研究文化现象的局限和片面性，进而多元理性地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二是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理解、辩证分析从文化领域到现实生活的诸多问题，从表层的视觉符号到深层的意识形态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深刻理解生活实践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具体变化。

第二，对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价值。长期以来，文化学者们对文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方面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完全关注审美自律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者特别强调他律方面的研究。前者只是对声律、句法、文学性等方面的研究特别关注，而忽略了对文学现象产生的特定文化语境的高度重视；后者对政治现实、文学作者心理等因素对其的制约进行特别强调，把文学看作是具体工具或附庸。以上观点在特殊语境中体现出比较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偏颇和偏激之处。而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理论则最大限度地努力规避偏颇之处，进一步将文化研究从纯理论的思辨维度上拓展开来，把微观政治与日常生活实践密切关联。这样的研究方法既保证了文化研究的理论维度，又与大众生活实践密切联系，从而有效避免了在文化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出现的空疏和孤独的弊端。斯图亚特·霍尔一直强调“文化是一个斗争的领域，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争斗的主要资源，并结合各种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实践、政治现实进行阐释。”我们知道，这种微观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不过不是采用高压手段的体现形式，而是采取话语渗透的表现形式使其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流行，或者是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得到从属阶级的积极认同来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其实，这种话语的表现形式的符号建构，在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的具体研究中也是处处体现的，上述我国先秦时代的儒家诗学，当还没有成为全社会文化领域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儒家学者们就采取多种形式，如赋诗作词，或依靠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向统治阶级进行逐渐渗透，扩大影响，力求使统治阶级受到制约并积极接受。处在我国先秦时代的知识分子既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富有的物质财富，此时，文化资源就是统治阶级和士人之间争斗的一种主要符号资源。这也是一种微观政治，是符号政治，它不是靠自己掌握的国家暴力机器而是依赖文化资本来寻求自身利益。这种现象在儒家思想文化没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一直存在，它成为古代诗学的一道亮丽风景。对于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可以避免文学理论研究中完全用政治性压倒文学性、审美性的误区，或者仅仅关注文学性而忽视总体的文化背景，将文化视为一种与微观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空间和场域，既注重研究的理论性又兼顾实践性，寻求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点；其次，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中国古典文化诗学、美学的研究，用微观政治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古代儒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其三，能够引导读者关注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语境，从而在更深的历史与思想层面理解文本所要传达的意蕴。

斯图亚特·霍尔曾表述：“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我们意识到可见的、实际出现的差异性在播散方面是越来越混杂的，与此同时也受到每一个社会圈子介入深度的影响，受到如下事实的影响：这一播散本身也是在全社会中被建构和成型的。现在，这种阵发性的、易变的结合，事实上更接近于所谓多元文化差异的真实特征——它无论是好还是坏，在英国社会生活和政治话语的许多地方都可以被指认出来。”同类的情况也发生在“国家层面”上。许多社会生活中的真相有时并不一定让人们一目了然，往往总会在社会的边缘领域体现，让人们不明晰是以怎样的方式慢慢进入主流社会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影响和改变了人们所有的思想意识和感知，这就是外延的拓展实现了外延到内涵的转换。

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的主要趋势是趋于文化的同质化。但并不意味着全部同化，而是有差别的全球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经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之后，形成了特有的中国特色传统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研究，都因为霍尔的文化理论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