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碑刻文献整理中的文本问题——以《北岳安天王庙碑》校理为例

试论碑刻文献整理中的文本问题——以《北岳安天王庙碑》校理为例

何山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要：全面调查统计和对比分析《北岳安天王庙碑》四种碑文文本得出，摹录本较可靠，撰作本中的刻本和排印本次之，两者均可选作校勘底本。重刻本、转录本除转录时的笔误、主观臆断等人为造成的问题外，录文依据多为二次文献，真实性较差，应当谨慎对待和使用这类文本，在有其他文本的情况下，一般不宜选为底本，可重点发挥其在碑刻文献整理校勘中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碑刻文献校理；文本选择；北岳安天王庙碑

收稿日期：2015-04-13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YBWX08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1YJC870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SWU1309208)

作者简介：何山(1973-)，男，四川仪陇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5)05-0033-04

碑刻文献作为出土文献的重要类别，对于传承悠久的华夏文明、保存优秀的民族遗产、存储厚重的精神财富意义非凡，对于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技教育、民风民俗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宋代以来，整理、纂录历代碑刻文献的著作陆续出现。纵观包括碑刻在内的各种诗文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同著作中同一篇碑文的释录依据往往各不相同，或自碑拓摹录，或转录他文。辑录方式有排印，也有抄录。核之碑刻原石或拓片，同一碑铭的不同文本常常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字差异，部分录文特别是辗转传抄的录文，其文字的阙脱、讹误等还相当严重，极大地影响到材料的有效利用。这充分说明录文质量与碑刻文本的选择密切相关。开展碑刻文献研究，科学整理研究材料是基础和前提，而选择可靠而精善的碑铭文本作底本，是确保校勘整理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历代碑刻成果存在哪些类型的著录文本，怎样确定基本可靠的校勘底本，成为碑刻材料整理面临的关键问题。下面以《北岳安天王庙碑》释文校理为例，具体探讨碑刻文献校理中的文本选择问题，祈请方家指正。

曲阳北岳庙始建于北魏，千余年来因各种原因屡毁屡建。较近的一次发生在北宋时期，因辽宋战争该庙被契丹人纵火焚毁，再次遭受劫难。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朝廷重新修缮，并命左司谏、知制诰王禹偁撰写《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铭并序》。碑系奉敕而建，现立于河北省曲阳县北岳庙内，通高5.12米，宽1.70米，厚0.45米。碑文行书，两千余字，书法潇洒俊拔。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藏有碑石整拓，《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下简称《北图汇编》)[1]37册P197著录该碑拓本，题名为《北岳安天王庙碑》(以下简称《庙碑》)。碑文记述北岳庙的兴衰，重修后的庄严雄伟，百姓祭祀，焕然神功，人神共志等，其内容对研究北岳庙历史和宋代宗教文化等有重要价值。由于北岳庙不平凡的经历，撰文者王禹偁又是北宋重臣、著名文学家，因此清代以来的重要著录书多收录该碑文。根据各著录书文字迻录方式及其与拓本内容的吻合程度，其著录文本可大致分为四类：摹写(刻)本、重刻本、转录本和撰作本，四种文本各具特点，而文字各有差异，有的是几种文本共同的问题，有的则是一种文本独立的判断。现以拓本为依据，从文献学、碑刻学和语言文字学等角度分类简析诸本文字差异并择要校勘，从而还原碑文真实面貌，澄清北岳庙重建史实，深入理解文本内涵，全面评估各文本的价值和不足，为文献材料的有效利用、碑刻著录整理中文本的科学选择、北岳庙及曲阳地区相关文史研究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摹录本

据拓本文字原样摹录，有的写，有的刻，基本保持碑面文字原貌，由此产生的著录文本称为摹录本，具体可分为摹写本和摹刻本两类。前者如宋洪适《隶释》，每篇碑文依隶字构形以楷书笔画转写而成；后者如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下简称《八琼室》)、王昶《金石萃编》、陆耀遹《金石续编》等。摹写(刻)被学者们称为碑刻文献最佳著录方式之一，其文本优势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献真实性，除重点反映文字原样外，拓本空格、行款等也尽量呈现，有的甚至摹写(刻)碑头、画像等。尽管如此，《八琼室》[2]卷86、《金石续编》[3] 3285卷13摹录《庙碑》碑文时仍存有少许问题,具体包括：

(一)7处未按拓本文字原形摹刻，而录作相应的异体字。如：拓本“汙”《八琼室》卷86录作“污”、“佇”录作“伫”等。

(二)1处脱漏。即文句“定州诸军事”中，《金石续编》卷13漏录其“事”字。

(三)两处误录。即“雕题儋耳，骈罗入正会之图；僸佅兜离，沸渭杂宫悬之曲”文句中，拓本“入”《八琼室》卷86误作“人”，“离”误作“罗”。从句式看，“入”与下句“杂”相对，皆为动词；从文义看，僸佅、兜离均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音乐名称，与其后“宫悬之曲”意思对应，如作“兜罗”，则与句意不吻合。故《八琼室》录文误。

摹录者书刻过程中伴有随意改写、疏忽大意等情形，加上字形变异和行草书字用笔的放纵牵连，增加了准确辨识文字的难度，转录错误难以避免，给摹录文本留下些许遗憾。

二、重刻本

以隶楷书字(多为通行繁体字)重新编辑刊刻碑文内容，体现新的字体风格和时代特征，这种经人为另行编排刊印的碑刻文本称为重刻本。其录文依据未严格限定，或为碑拓，或为其他著录文本。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4]18册P22292(下简称《集成》)所录碑文就属重刻本，是书卷42著录《庙碑》碑文，经与碑拓比勘，有32处与拓本不合，说明重刻文本与原碑文字有一定差异。

(一)误录或改录拓本文字，共13处。如：“臣闻元气肧浑”句中，拓本“浑”《集成》卷42录作“胎”。碑文“肧”同“胚”，胚浑为混沌之义，而胚胎比喻事物的开始或起源，比较而言，碑拓“胚浑”更切合下句“结而为山岳”所表文义，《集成》改录非。又如“黄门贵人，鸠工而蒇事”一句，意指黄门贵人聚集工匠完成北岳庙的重建，与下文“门阙有翼，阶陛斯隆”一脉相承。碑拓“蒇”《集成》录作“董”，则有违碑文所表之意，《集成》改录不妥。其他如“冻”误作“扺”、“穹”误作“空”、“拳”误作“卷”、“侍”误作“祠”、“匈奴”改作“天骄”等。其根源乃误认形近字、误解文义等所致。

(二)录作碑拓异文，包括使用通假字、异体字等，共17处。如：“当暑操扇，则轸下狱之非辜”，拓本“操”《集成》刻作“掺”。“掺”为“操”之异体，汉碑即有出现，《隶释·汉议郎元宾碑》：“君生也，即有殊摻。”“掺”同“操”，操守。再如：“何以赠之兮赤绋斯皇，何以处之兮峻宇雕墙。”拓本“绋”《集成》录作“芾”，两字应为通假关系。

(三)文字误衍，共1处。如：“于是戒尸祝”，《集成》录文“于是”后衍“乎”字。

(四)文句严重不合，共1处。即拓本“革彼豺狼之心，或鼓以雷霆，剿其犬羊之类”一句，《集成》录作“革其邪心，或声以雷霆，剿彼丑类”，文句表述有较大出入。根据碑拓、摹录本以及下文论及的撰作排印本所述内容、文字吻合情况可知，王禹偁写定碑文后，没有进行过修改或润饰。则此处文句差异当源自《集成》所据文本或系编者臆改，应以拓本为是。

本研究所参《集成》版本，为在迄今最通行、最精善的1934年版《集成》基础上重新影印而成的，其所录重修北岳庙的碑文却出现较多偏误，应归结于重刻时碑铭底本选择不够科学、文字识认不够准确、校勘不精等原因。

三、转录本

以通行简体或繁体楷书转录其他著录书中的碑文，一般还加上现代标点，原书所存问题一概如故，特别是与碑拓原文的差异传抄中亦因其旧，不作改动，这样的文本称为转录本。如《恒山志》[5]207《全宋文》[6] 8册P119等。标点本《恒山志》前言《标点说明》称：“这个标点本《恒山志》所依据的底本，是原浑源州州署藏版、乾隆癸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镌本。”《全宋文》卷159收录《庙碑》碑文，文尾列出的校录依据包括《小畜集》卷16、《恒山志》利集、《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42、《金石续编》卷13，均为收录《庙碑》碑文的著录书，未见碑拓依据。将所转录的碑文与拓本文字比对，均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出现明显失误。其中《恒山志》有38处与拓本不合，表现在：

(一)拓本文字录入错误，共18处。如：“潜”误作“攒”、“祅”误作“袄”、“諴”误作“诚”、“大定”误作“以安”、“迩”误作“建”、“韫”误作“袭”、“柟”误作“楠”、“渭”误作“谓”、“乌”误作“鸟”、“槛”误作“楹”、“忿”误作“志”、“巡”误作“临”等。

(二)文句不统一，共2处。即碑拓“置侍祝者九十人”句《恒山志》录作“置祷祝者九千人”；拓本“来诣祠宇”句《恒山志》录作“未诣祀宇”。

(三)文字误倒，共1处。即碑拓“至若掖廷椒房，俭约中度”中的“掖廷”，《恒山志》录作“廷掖”。

(四)以通假字、异体字等转录碑文，共17处。如“祇”作“祗”、“冱”作“沍”、“元元”作“原原”、“蒐”作“搜”、“徼”作“邀”等。

再稽核《全宋文》所录碑文，有28处与拓本不合，有的是与《恒山志》相同的问题，如“冱”作“沍”、“柟”误作“楠”等。有的则是新出错误，如拓本“叶”《全宋文》误作“系”、“国”误作“侯”、“亶”误作“禀”、“代”误作“燕”、“曲”误作“典”、“非”误作“罹”、“旰”误作“盰”、“咎”误作“启”、“楣”误作“楯”、“互”误作“玄”、“巚”误作“岳”等。也有相同碑拓文字而两书录文完全不同的情况，如：“原享惟馨之奠，永安不测之灵”一句中，拓本“原享”《恒山志》录作“愿飨”，《全宋文》录作“厚厚”。前者只是改变了词义的记录符号，仍可从字际字词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原”与“愿”、“享”与“飨”均可通假；后者则纯属误录。

《全宋文》著录碑文时将诸文本对校，如遇诸家意见不一，则通过理校做出判断和取舍。一部分结论于碑有征，另一些文字参以己意，取舍合理，值得肯定，因而其录文与碑拓文字的差异比《恒山志》明显减少。如“足冻长城之窟”中的“冻”，文后注一云“‘冻’吴本作‘踏’”，其录文未取吴本而作“冻”，与拓本合；“诞符至諴”中的“諴”，注二云“‘諴’原作‘诚’，据吴本改”，所改与碑拓合，识断完全正确；“僸佅兜离”中的“僸”，文后注四云“‘僸’原作‘傑’，据吴本、傅本改”，《全宋文》纠正了拓本之误刻(见前述)，十分可取。但有的结论与拓本不合，仅为一家之言，不足采信。如“影达大漠之墟”一句，注云“‘达’库本及《金石续编》作‘连’”，碑拓亦作“连”，录文未取库本等的“连”，不知据何本而作“达”，不可信。再如，注三云“‘王’原作‘正’，据傅本改”，而拓本作“正”，《全宋文》录作“王”属妄改。

转录本直接转自他书，未参照碑拓之类原始而又可靠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存在一误再误的危险。有的在文本整理中虽经理校而作出选择，但仍不能脱离主观判断的藩篱，错误在所难免。

四、撰作本

此外，我们还调查了上海涵芬楼影印本《小畜集》[9]，该书系钞本，扉页题《王黄州小畜集》，四部丛刊集部。核之碑拓，其卷16所录碑文有39处与之不合，主要包括：

(一)文字误录，共31处。如：碑拓“固阴冱寒，万物之所藏伏”句中的“藏”误作“载”，“帝尧开唐国之封”的“国”误作“封”，还有“止”误作“士”、“祀”误作“祝”、“民”误作“氏”、“沉”误作“况”、“畤”误作“畴”、“先”误作“光”、“蒇”误作“藏”、“阙”误作“闢”、“将”误作“长”、“溜”误作“海”、“杳”误作“查”、“坤”误作“神”等。

(二)文字误脱，共3处。如：“每战战兢兢”句漏录一“战”字，“何往不利，何谋不臧”句漏录“臧”字，“臣沐浴皇泽，优游紫垣”句漏录“游”字。

(三)文字误衍，共2处。如：“铸农器而毁戈鋋”句录文“铸”后衍一“铁”字，“契天地以为心”句录文“契”后衍一“而”字。

(四)文字误倒，共3处。如：拓本“天神地祇”录文作“天地神祗”，碑拓“岂比夫禋于六宗”句中的“比夫”录文作“夫比”，碑拓“更鉴王悝之策”句中的“王悝”录文误倒而作“悝王”。

上述材料表明，尽管同为撰作本，但钞本录文的准确度远低于刻本和排印本。真正的宋刻本现已十分稀少，难得一见。后起刻本、排印本等大多经翻刻产生，文献真实性远不及宋刻本。而钞本多经过转相传钞，文字的误、倒、脱、衍不可避免，文献的真实性更受到严重影响。

碑刻文献中，碑原石易风化损毁，且不便使用，但可通过捶拓产生的拓本客观反映石刻的真实面貌。拓本便于保存、翻检，信息相对准确，于是成为特殊、原始而又可资直接利用的石刻文献形式。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很多石刻材料没有留存下来，相当数量的碑文已见不到碑石或拓本，因此科学选择参照文本是碑志文校理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前述四类文本是碑刻整理中经常碰到的文献源，通过《庙碑》录文的调查统计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各文本录文质量有优劣之分①，怎样确定好的工作底本，如何依据拓本或相关文本校订文字异同，成为决定校勘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相对而言，摹录本录文是较可靠的，虽个别字形的隶定略有偏差，但总体上能反映拓本文字的原始状貌。不过，将摹录文本转换为通行汉字文本时，对异体俗字的辨识又是必须克服的另一道障碍，其中有很多工作要做。撰作本碑文出自撰者之手，有的甚至载于撰者自编文集，本可作为较好的校勘底本，惜其古本多散佚，原始文本不存，靠钞本和翻刻本流传于世，而抄录、刻写中个别字词会有笔误，加上录文时文字的误、倒、脱、衍等问题，大大降低了撰作本应有的文本、文献和使用价值，其中刻本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而钞本错误较多，不可信赖。重刻本、转录本除转录时的笔误、主观臆断等人为造成的问题外，录文依据多为二次文献，真实性较差，应当谨慎对待和使用这类文本，在有其他文本的情况下，一般不宜选为底本。总之，碑石和相应拓本一般未经人为改动，是最理想的校勘底本；就文本而言，当首选摹刻本，其次是撰作本中的刻本和排印本，在没有其他文本的情况下，才考虑选择钞本、重刻本或转录本，且应持慎重态度，重点发挥其在碑刻文献整理校勘中的参考作用。

注释：

①从碑拓本与摹录本、排印本《小畜集》所录《庙碑》碑文内容及文字差异看，文章上石后王禹偁未对碑文进行过修改或润饰，因此以碑拓作底本校勘其他文本的思路可行，也就是说本研究文本比较的标准是统一和科学的，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1]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2]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陆耀遹.金石续编[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5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4]陈梦雷，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4.

[5]宋金龙.恒山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6]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7]王禹偁.小畜集[M].王云五，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8]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5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9]王禹偁.小畜集[M].上海：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经鉏堂钞本影印，1930.

[责任编辑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