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跨文化的现代斯拉夫文论*

周启超



跨学科跨文化的现代斯拉夫文论*

周启超

现代斯拉夫文论思想的原创性、学说的丰富性、理论的辐射力并不逊色于现代英美文论与现代欧陆文论。现代斯拉夫文论是在跨学科跨文化的语境中发育并展开其“理论旅行”的。从20世纪文论思想史上的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产生了广泛影响而颇具辐射力。从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是文学理论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发展的代表性形态。

现代斯拉夫文论；跨学科；跨文化；雅各布森 ；“陌生化”

现代斯拉夫文论之跨学科跨文化的品格，体现在一个个学派的思想命运上，比如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学派等；同时，也体现在一个个学人的探索足迹上，比如罗曼·雅各布森、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扬·穆卡洛夫斯基、罗曼·英伽登等；更体现在一些轴心话语的“理论旅行”上，比如“陌生化”、“文学性”“主导”、“作品层次说”等。这里，我们且以雅各布森的理论探索与“陌生化”学说的理论之旅为例，来说明现代斯拉夫文论的跨学科跨文化特质。

一、雅各布森文论：当代文论跨学科跨文化旅行的一个典型

罗曼·雅各布森先后生活于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挪威、瑞典、美国6个国家，一生用俄文、英文、捷克文、波兰文、法文、德文6种文字著述。雅各布森的名字同20世纪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中许多重要概念连在一起：音位、诗功能、对等、语音象征、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

理论界诸多知名学者对雅各布森都做过高度评价：1977年，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翁伯特·埃科就强调，雅各布森对当代符号学的发育产生了“催化性”影响；1983年，英国著名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在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领域，到处都可以发现雅各布森的影子；同年，苏联著名文论家尤里·洛特曼指出，雅各布森的每一篇文章、在研讨会上的每一个学术报告、每一次访谈，均是一次轰动一时的学术事件，它们颠覆了已然形成的学术观念，开辟出崭新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学术前景。1996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B.托波罗夫指出：在雅各布森各种各样的才能中有两点特别突出——开路者的才能与接合者的才能。现如今我们谈论雅各布森与音位学、雅各布森与诗学、雅各布森与生物学中的语言学模型等等，这些正是基于雅各布森本人就是一个“接合者”。雅各布森成功地将人文系列的不同学科接合为一个总的人文科学，促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有机且富有成效地接近，这是他人难以企及的。有学者甚至认为，雅各布森之于20世纪人文科学的贡献，堪比爱因斯坦之于20世纪自然科学的贡献。雅各布森留下了巨大的学术遗产——精彩的思想、深刻的发现、细致而深邃的具有洞察力的分析，这笔遗产已经被或正在被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所掌握。在人才辈出的20世纪人文科学界，雅各布森的名字甚为响亮，被提及的频率非常之高。

雅各布森的理论贡献从以下几个方面可窥一二：首先，雅各布森的理论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代表。雅各布森以其对“声音与意义”之“接合”的开创性研究，以其在语言学与诗学领域的开拓性建树，以其“音位理论”、“六功能说”、“对等原则”、“隐喻与换喻理论”等具有模型意义、范式意义的思想学说，对文学学、艺术学、符号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产生了多方位辐射，成为文艺理论界“跨学科研究”的一个代表。

其次，雅各布森理论是文艺理论“跨文化旅行”的一个典范。雅各布森是“俄苏形式论学派”基地之一——“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创建者之一，1919年，他率先提出“文学性”命题；雅各布森是结构主义的摇篮——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主将之一，1929年他明确提出“结构主义”概念，后来他又是哥本哈根语言学小组、纽约语言学小组的组建者之一，被誉为“结构主义领航员”； 1938年雅各布森创立“音位理论”，奠定现代音位学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雅各布森还积极推动东德、波兰、苏联、法国、意大利、以色列的“符号学”建设，堪称当代跨文化旅行的一个缩影。

关于雅各布森的论题已成为20世纪人文科学学术史与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比如，已成为国际学界经常探讨的话题就有：“雅各布森与索绪尔”，“雅各布森与胡塞尔”，或者“列维·施特劳斯与雅各布森”、“拉康与雅各布森”、“埃科与雅各布森”、“洛特曼与雅各布森”等等。

20世纪中后期至今，处于“理论反思”中的国际学界，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历史建树与世界影响的梳理与反思表现出空前的兴趣，对雅各布森学术遗产的整理研究出现新的亮点：1971年雅各布森的文章与著作书目统计已达828种，被译为24种文字； 1962—1988年，美国学者完成《雅各布森选集》8卷本编选，2013年《雅各布森文集》第9卷问世，目前正在编第10卷。雅各布森著作法译本自1963年起至今至少有6种；俄译本自1985年起至今至少也有6种；德国出版了《雅各布森诗学文选》、《雅各布森符号学文选》；瑞典学者编辑雅各布森自传，考察雅各布森与现象学结构主义关系；2011年，捷克学者托马斯·格兰茨整理、翻译的《雅各布森论形式论学派与当代俄罗斯文学学讲稿》在莫斯科问世。

有关雅各布森的国际研讨会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198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了主题为“在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语境中考察雅各布森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国际学术研讨会；1985年，在纽约大学举行了以“雅各布森对语言学的贡献”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1996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瑞典纷纷以专刊来纪念雅各布森一百周年诞辰；1996年12月18—23日，俄罗斯学界在莫斯科举行“纪念雅各布森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8月，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举办“纪念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一百年”国际研讨会；2015年5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举办“俄罗斯形式主义与中东欧文学理论：百年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雅各布森的诗学思想成为会议重要议题之一；2015年11月18—20日，意大利米兰大学与东皮尔蒙特大学联合举办“雅各布森的语言学与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翁伯特·埃科抱病出席，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当代中国学界对雅各布森的思想学说也早有关注，并始终保持多方位关注的研究态势。

在语言学界，著名学者王力、岑麒祥、伍铁平、胡壮麟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对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理论有过评介与翻译；1998年，钱军所著《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对雅各布森语言学理论有系统阐述；2001年，由钱军、王力根据英文版译注的《雅柯布森文集》面世，收入《音位与音位学》、《音位概念》、《零符号》、《语言的符号与系统——重评索绪尔理论》、《索绪尔语言理论回顾》等名篇；2012年，《罗曼· 雅柯布森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在文艺理论界，著名学者伍蠡甫、胡经之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20世纪90年代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005年刘象愚主编的《外国文论简史》等均有对雅各布森诗学理论的评介。近年来，笔者所著《现代斯拉夫文论引论》、方珊所著《形式主义文论》、黄玫所著《韵律与意义——20世纪俄罗斯诗学理论研究》等专著均有对雅各布森理论学说的专章阐述。

在翻译界，当代学者自法文、英文、俄文翻译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俄国现实主义文论选》、《结构符号学文艺学》、《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已收入雅各布森的《序言：诗学科学的探索》、《论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问题》、《语言学与诗学》、《评夏尔·波德莱尔的〈猫〉》、《主导》等多个名篇的汉译本。

近年来，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理论、诗学理论、符号学理论甚至翻译理论、传播理论得到当代中国学者广泛评介，并在学术界运用甚广。譬如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符号学和诗学研究等，自1994年以来已成为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中文系或外语系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题。2007年10月，全国巴赫金研究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法国著名学者茨维坦·托多罗夫应邀作了题为“巴赫金与雅各布森”的学术报告；2012年5月，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首届现代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新空间、新课题、新路径”国际研讨会，布拉格结构主义与雅各布森成为会议重要议题之一。

尽管雅各布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上述诸多研究成果，但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雅各布森的研究尚存有较大的探索空间。第一，与国外尤其是英语、法语、德语学界的雅各布森著作译介相比，雅各布森著作的汉译严重滞后于研究，现有的雅各布森著作汉译谈不上系统性，名篇的汉译大多是节译或转译。雅各布森著作汉译之缺失，势必制约中国学者对雅各布森思想学说进行多方位有深度的挖掘。第二，就已发表的研究雅各布森的文章、学位论文来看，多集中于诗功能理论或语言学诗学观，鲜有学者多方位考察雅各布森穿越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之“跨文化”旅行的历程与“跨学科”探索的建树，比如考察雅各布森的语言学探索是如何超越索绪尔而强调“动态性的历时”、雅各布森的符号学探索是如何改造胡塞尔的现象学？“文学性”命题何以基于现象学的定位？等等。同时，也很少有学者去深度建构雅各布森这位20世纪人文科学杰出的“开路者”与“接合者”形象，比如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思想与实践并不是对辩证法的放弃，相反却是历史辩证法可以运用的利器。

依笔者之见，学界应当组织一个具有结构主义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理论素养，了解俄苏形式主义、捷克与法国结构主义语境，且通晓英文、俄文、法文的学者团队，投入《罗曼·雅各布森选集》汉译及雅各布森语言学、文艺学、符号学思想研究这一多语种、跨学科、基础性与前沿性兼备的重大项目。具体可实施的工作有：翻译《雅各布森论语言：音位理论·语法理论·失语症类型·论语言的辩证法、语言学思想史、语言的语音形式》、《雅各布森论文艺：文学性·结构论·诗功能·对等原则·隐喻与换喻、诗评·诗人论·诗学家点评》、《雅各布森论符号：六功能·零符号·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论符号学的发展、声音与意义六讲·索绪尔理论回顾》、《雅各布森论雅各布森：“我最喜欢的题目”·对话·“我的未来主义岁月”》。同时，我们需要系统研究雅各布森与20世纪语言学的关系：梳理雅各布森语言学思想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索绪尔、胡塞尔、赵元任等著名学者理论学说的关联，阐释雅各布森之独特的语言学建树；要研究雅各布森与20世纪文艺学的关联：梳理雅各布森文艺学思想与鲍加兑廖夫、蒂尼亚诺夫、什克洛夫斯基、穆卡若夫斯基等著名学者理论学说的关联，阐释雅各布森之精彩的文艺学建树；要研究雅各布森与20世纪符号学的关系：梳理雅各布森符号学思想与皮尔斯、列维·施特劳斯、拉康、洛特曼、埃科等著名学者理论学说的关联，阐释雅各布森之卓越的符号学建树。需要在上述这些翻译与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一部《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理论之旅——罗曼·雅各布森读本》。

二、“陌生化”学说百年旅程：当代文论在跨学科跨文化旅行中的一个缩影

1916年，一位名叫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年轻学生，发表了一篇宣言般的论文《作为手法的艺术》。在这篇文章中，他自创了一个词语“остранение”（陌生化），随后这个词语迅速成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一个核心话语，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982年，什克洛夫斯基回忆道：“我创造了‘остранение’这个术语，我现在已经可以承认这一点，我犯了语法错误，只写了一个‘н’，应该写为странный（奇怪的）。结果，这个只有一个‘н’的词就传开了，就像一条被扯掉一只耳朵的小狗，满世界乱窜。”[1]（P73）

什克洛夫斯基“остранение”（ 陌生化）这个术语的概念，内涵相当丰富，既包含有“纵向选择”—— 语言层次上的陌生化，通过词语的选择与替代，使语言变得陌生；也包含有“横向联合”—— 结构层次上的陌生化，通过排列顺序而使叙述顺序变得陌生，进而使得语言与结构变为审美对象。这个术语的首次提出，是在彼得格勒“诗语研究会”的宣言——什克洛夫斯基的文章《作为手法的艺术》（《Искуство как приём》）之中：

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是为了将事物提供为一种视像——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乃是将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是将形式艰深化以增加感受的难度与感受的时长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中并不重要。[2]（P10）

一百年来，“остранение”（陌生化）这个词语作为一个概念、一种话语，已经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展开其穿越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疆界的跨文化之旅。

在德语世界，O.汉森-勒沃教授精心勘察这一概念，写出了一部长达700多页的专著《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陌生化原理基础上的方法论重构》。[3]

在法语世界，“остранение”这个词备受关注，托多罗夫、热奈特、米歇尔·奥库蒂里耶、卡特琳娜·德普莱托等学者一致认为，什克洛夫斯基的名字首先是与“остранение”联系在一起的。在1965—2015年这40年间，当代法国的斯拉夫学者对“остранение”这个术语进行了持续的译介与研究。

“остранение”作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一个核心范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旅行，被写入当代中国高校普遍使用的文学理论教科书[4]，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一个关键词。[5]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批评家与理论家对“остранение”已不陌生，“陌生化”理论深深融入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美学的话语实践。

有趣的是，“остранение”这个词语在被迻译成外文时，有多种变异。比如，“остранение”的英译至少有“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奇异化”（estrangement）、“使奇异”（enstrangement）、“使陌生”（ making strange）与“前景化”（ foregrounding）等。“остранение”的法译也至少有4种：其一，“成为新奇的东西”（singularisation）（托多罗夫译）[6]；其二，“representation insolite”（居伊·韦雷译）；其三，“ etrangisation ”（雷吉斯·盖罗译）;其四、“defamiliarisation”（米歇尔·奥库蒂里耶译）。在中国，《作为手法的艺术》这篇文章汉译至少有3种版本*这三种译本分别是李辉凡的译本《艺术即手法》，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1）；谢天振的译本《作为艺术的手法》，载《上海文论》，1990（5）；刘宗次的译本《作为手法的艺术》，载什克罗夫斯基：《散文理论》，4—23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остранение” 的汉译至少有5种：被译为“异化”（李幼蒸译自布洛克曼的著作《结构主义》）[7]；被译为“陌生化”（张隆溪）[8]；被译为“反常化”（方珊根据俄文《作为手法的艺术》翻译）[9]；被译为“奇特化”（蔡鸿滨根据托多罗夫编选的法文版《艺术作为手法》翻译）[10]；被译为“奇异化”（刘宗次依据什克洛夫斯基的著作《散文理论》翻译）[11]。在这几个版本中，张隆溪的“陌生化”这一译法流行度最高。

这种翻译的多版本现象之所以发生，不仅是由于从事俄罗斯文论汉译的学者们对这个俄文词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更是由于当代中国文论界对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引介渠道是曲折而复杂的。“остранение”这个词一开始是搭“结构主义文论”之车，经由用法文、英文写成的20世纪西方文论著作*20世纪英、法文论翻译成中译本的有：英国学者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人合著，陈昭全、樊锦鑫等译：《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荷兰学者佛克马、易布斯合著，林书武、陈圣生等译：《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尤其是经由多种以“结构主义”为主题的英文、法文著作的汉译*相关结构主义的中译本有：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著，李幼蒸译:《结构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美国学者罗伯特·休斯著，刘豫译：《文学结构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著，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而在中国旅行的。总的来说，当代中国学者大多不是直接面对俄文的“остранение”，而是经由英文“ostranenie”或法文alienation （“异化”）而接受什克洛夫斯基的“остранение”这个概念的。

“остранение”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其持久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已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界持续研究的主题。据不完全统计，相关的研究性论文有：《关于“陌生化”理论》（杨岱勤，1988年）[12]、《“文学性”和“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早期的两大理论支柱》（钱佼汝，1989年）[13]、《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与艺术接受》（刘万勇，1999年）[14]、《陌生化，或者不是形式主义——从陌生化理论透视俄国形式主义》（杨帆，2003年）[15]、《陌生与熟悉——什可洛夫斯基与布莱希特“陌生化”对读》（杨向荣等，2003年）[16]；以“陌生化理论”为主题的相关专著有：《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张冰，2000年）[17]、（《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杨向荣,2009年）[18]等。

目前，国内学者对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学说的认识逐渐深入，学者们充分肯定“陌生化”是一种新理念的建立，此理论本身包含有巨大潜能，可从诗歌领域扩展到小说、戏剧、电影等其他艺术门类。有学者还运用横向比较的方式指出，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电影理论大师爱森斯坦的理论思想，也是“陌生化”理论的一种变体。《世界文论》辑刊的“术语译释”中有德语文论专家张黎谈“陌生化效果”与俄语文论专家张捷谈“остранение”的译法。张黎指出，“陌生化”（Verfremdung）是布莱希特从他家乡的方言里借来的，“陌生化”的经典定义见布莱希特1939年的一篇文章《论实验戏剧》：“把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陌生化，其意思首先是去掉事件或人物不言而喻的、熟知的、显而易见的东西，并对它产生惊异和新奇”[19]。

当代中国学者自觉运用“陌生化”理论解读中国文学文本或外国文学文本。学者或从“陌生化”视角探讨美国诗人狄金森诗歌中的抽象意向，或考察作为艺术手法的“陌生化”在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运用，或探讨康拉德的力作《黑暗之心》的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和“陌生化”；也有学者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家杜甫的诗创作、李清照的词创作与“陌生化”相通之处，或以“陌生化”理论梳理古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甚至有学者致力于建构“中国的陌生化理论”，追溯到当代中国著名学者钱锺书在20世纪40年代的《谈艺录》里，已经将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与中国宋朝著名诗人与批评家梅尧臣在其诗话中提及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诗学主张相比较相会通。

同时，当代中国学界也积极关注国外同行在“陌生化”理论研究上的最新成果。2015年，德国学者汉斯·君特论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的一篇论文[20]（P74），以及法国学者卡特琳娜·德普莱托梳理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思想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的一篇文章都已经被译成中文。[21]（P95）

“остранение”学说作为一种理论，何以在国内外都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笔者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陌生化”作为艺术手法，其基本旨趣就在于使“寻常的”显得“不寻常”，进而激发读者、召唤读者去多维度、多层面审视作品。这种手法可直接运用于诗歌、小说、戏剧文学创作，并得到不同国别作家们的共通体认。帕斯捷尔纳克、克洛德·西蒙、大江健三郎等著名作家对“остранение”均有首肯。

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1929年8月20日致П.梅德维捷夫的信中，在《远射程的俄罗斯形式论概念》中突出的正是“ 陌生化”：“陌生化、本事与情节的相互关系等等，我始终觉得，这是理论性的、令人非常幸福的思想。我经常觉得很震惊，作者们是如何使得这些给人启发的、影响力很大的概念成之为概念的呢？倘使站在他们的位置，我可能会凭一时热情，从这些观察中形成一个美学体系。”[22]（P99）

法国著名作家克洛德·西蒙1985年在斯德哥尔摩获诺奖的“答谢辞”中曾特别征引什克洛夫斯基的《作为手法的艺术》中的话：“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观点，所谓文学实体就是‘把习惯感知的事物转移到一种陌生的感知领域之中’。”*参见建刚、宋喜、金一伟编译：《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739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这个译文可能是根据英文编译的。

当代中国著名小说家韩少功2012年在《再提陌生化》一文中写道：小说是一种发现。陌生化则是发现的效果呈现。客体陌生化是最容易想到和操作的一种。作家们不能用陈言扰民，总得说一点新鲜的人和事，于是“传奇”和“志怪”便成为其基本职能，有独特经历及体验的作家最易获得成功。主体陌生化是另一种，相对难度要高一些，却是新闻业高度发达以后作家们更应重视的看家本领，体现于审美重点从“说什么”向“怎么说”的位移。一些看似平淡的凡人小事，在这种叙述主体的魔变处理下，变成惊天动地的痛感轰炸或喜感淹没也就有了可能。从玻璃、墙壁、尘土、窗钩、虫眼等最为寻常无奇的对象中，发现自己的惊讶和美。这种发现，就是陌生化的同义语，需要一种变常为奇或说变废为宝的强大能力。这种能力首先是一种态度，即对人类认识成规和认识自满的挑战。在成熟的小说家眼里，这个世界永远充满陌生感。陌生化是对任何流行说法的不信任，来自揭秘者的勇敢和勤劳。[23]

第二，“陌生化学说”作为一种创作理念，在其跨学科之旅中超越文学研究范畴，渗透到其他各个学科的研究领域。首先，艺术批评家们意识到：“остранение”其实也是电影艺术、电视艺术、卡通艺术、广告艺术等通用的手法。2010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社推出《论“陌生化”与电影影像：历史、接受和一个概念的关联》。“陌生化”学说已成为多种艺术创作的共通机制。其次，“陌生化学说”由文学艺术研究领域的话语 “跨界”到历史研究领域。意大利历史学家卡尔洛·金兹堡梳理“остранение”手法的史前史，发现“остранение”具有巨大认知潜能，它是在任何一种层面上——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都能去合法化、去“想当然”的一种手段，“остранение”是一种有效抵抗风险——我们所有人都会遭遇的将现实当成是不证自明的那种风险——的手段。[24]再次，“остранение”还被用于精神分析领域。2008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推出道格拉斯·鲁滨逊的著作：《陌生化和文学身心学：托尔斯泰、什克洛夫斯基、布莱希特》。

第三，在比较诗学层面上，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弗洛伊德的“惊悚”等学说，有着颇为类似的理论阐发机制，容易引起不同国别理论研究者的共鸣。

德国学者汉斯·君特考察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Verfremdung-Effekt）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之间的关联。他首先指出这两者的交集当年还是经由中国京剧艺术的中介而得以发生：1936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遇见中国京剧演员梅兰芳，从而开始熟悉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思想。在《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应》（英译《中国的第四堵墙》）这篇文章中，布莱希特首次使用“间离”这个概念，布莱希特提倡“间离”的本意在于针对“同情说”，反对戏剧引起幻觉[25]（P75）。

汉斯·君特将什克洛夫斯基的“石头”（名言“艺术可以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与布莱希特的“手表” （“当我们不只是出于确定时间的目的而看手表时，手表就在许多方面显现为‘令人惊讶的机械装置’”）加以比较后指出：前者的“陌生化”旨在恢复对事物的感觉，着力于审美体验；后者的“间离效应”则以对“令人惊讶的机械装置”的理解为指归，着力于戏剧的现实介入功能。[26]（P81）这两个人的“陌生化理念”紧密相关，互证互补。

汉斯·君特认为，什克洛夫斯基的功绩在于：作为理论家，他详细分析了“陌生化”的基本机制，准确描述了词语层面和情节层面的精妙手法，在形式论学派的理论进路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布莱希特愿意接受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启迪，接受“形式主义者”对“陌生化”机制审美功能的基本认识，但他重视“间离效应”所引起的转变。“间离”能把熟悉的、日常的、不言而喻的事物变成陌生的、特别的、引人注目的事物，并把这种转变当成传达他的分析、实现其意识形态和教育目标的一种工具。[27]（P84）

美国学者米· 爱泼斯坦关注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与弗洛伊德1919年提出的“惊悚”（жуть）的关联。在《惊悚与陌生——论弗洛伊德与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相会》*М.Эпштейн:“Жуткое и странное.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встрече З.Фрейда и В.Шкловского”∥М.Эпштейн:“Знак пробела : О будуще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Моск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4.一文里，爱泼斯坦对“остранение”与 “ожутчение”进行比较。爱泼斯坦认为，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维度对艺术进行解码，什克洛夫斯基探讨艺术创作机制，两人均把延宕看成一般的艺术法则。正是对本能的节制与延宕，而非尽快地释放欲望压力，才构成艺术性生成的基本动力。[28]这样的“陌生化”新说，从新的维度阐释艺术与审美的动力机制，探讨“自动化——解自动化”机制，探讨文学内在动力学，堪称是对“陌生化”理论的继承与发扬。

如此看来，一百年来行进在跨学科跨文化征程中的“陌生化”学说，其旨趣就在于“解自动化”，就在于对人们堕入惯性的接受状态加以“激活”、对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过程中审美主体艺术感悟的视界与艺术表现的潜能加以“激发”、促使审美主体的心智对外部世界各种刺激的开放和接纳。不谈谈“陌生化”这一机制，又如何领悟为艺之“道”呢？这或许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陌生化”百年诞辰、梳理“陌生化”百年之旅的一个比较充足的理据。

行进在跨学科跨文化征程中的“陌生化”理论，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现如今，国际学界围绕“остранение”（“陌生化”）这个核心话语的话题确实很多，比如：“陌生化”术语的翻译；世界文学中的“陌生化”；“陌生化”的形式与功能；“陌生化”、认知与情感；“陌生化”、修辞与反讽；“陌生化”与解构；“陌生化”与浪漫主义；“陌生化”、消遣与娱乐；“陌生化”、战争与恐惧；什克洛夫斯基所讨论的 “陌生化”的文学根源（比如：斯特恩、列夫·托尔斯泰）；“陌生化”的媒介（视觉艺术、电影、音乐以及一般媒介性），等等。

追寻 “陌生化”理论足迹，就是回溯现代文学理论历史本身。“陌生化”作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一个核心话语，确实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捷克结构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及以色列认知诗学等20世纪文论进程中重要学派的理论探索。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学说”的提出，堪称20世纪文学研究、艺术研究、美学研究理念上的一次革命，“陌生化”学说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文学理论尤其是现代斯拉夫文论话语在跨学科中发展、跨文化中旅行的一个精彩标本，当代中国学界应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理论的阐发与运用，在不断开拓中走向纵深。

[1] В.Шкловский：О теории прозы,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3.

[2][11] 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

[3] Hansen-love A.A.DerRussischeFormalismus:MethodoLogischePekonstuktionSeinerEntwicklungausdemPrinzipderVerfremdung. Wien:Koln,1978.

[4] 胡经之：《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刘象愚主编：《外国文论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南帆主编：《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6] Todorov.ThéoriedeLaLittérature:TextesdesFormalistesRusses.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65.

[7]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8] 张隆溪：《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载《读书》，1983（8）。

[9]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载《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0] 托多罗夫编选：《艺术作为手法》，载《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2] 杨岱勤：《关于“陌生化”理论》，载《当代外国文学》，1988（4）。

[13] 钱佼汝：《“文学性”和“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早期的两大理论支柱》，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1）。

[14] 刘万勇：《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与艺术接受》，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15] 杨帆：《陌生化，或者不是形式主义——从陌生化理论透视俄国形式主义》，载《学术界》，2003（3）。

[16] 杨向荣、熊沐清：《陌生与熟悉——什可洛夫斯基与布莱希特“陌生化”对读》，载《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8（1）。

[17] 张冰：《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8] 杨向荣：《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世界文论》，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0][25][26][27] 汉斯·君特：《布莱希特与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载周启超主编：《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2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21][22] 卡特琳娜·德普雷托：《什克洛夫斯基思想在法国：翻译与接受（1965—2011）》，载周启超主编：《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第2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23] 韩少功：《再提陌生化》，载《文艺报》,2012-11-26。

[24] Карло Гинзбург : “Остранение: Преды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ием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6，80（4）：9-29.

[28] 张冰：《爱泼斯坦与俄国形式主义传统 》，载夏忠宪主编：《俄罗斯学第一辑: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思想与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张 静）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Literary Theories:Focusing on two Typical Cases of Modern Slavic Literary Theories

ZHOU Qi-chao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Modern Slavic literary theor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20thcentury. It is not inferior to moder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modern European Continental literary theory, as far a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ideas, the richness of doctrine, and the radiation of theories are concerned. Modern Slavic literary theory developed and started its “travel of theory”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contex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edigree of the major trends, branches, and school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and 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20thcentury, modern Slavic literary theory was an active factor that produced extensive impact and radiation, which is vivid case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literary theories operation.

modern Slavic literary theory;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cross-culture; Jakobson; defamiliarization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斯拉夫文论：轴心学说及其世界影响”（13WW003）

周启超：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 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届现代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国际研讨会”（2016年6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的主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