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医行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前景
——兽医“古老”又年轻的行业

董利民

（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12）

兽医行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前景
——兽医“古老”又年轻的行业

董利民

（武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12）

远在二、三千年前，我国《诗经》中就有放牧家畜、家禽的描写。“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形容所放牧群牛羊之多，“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形容太阳下山了，羊牛归圈了，鸡儿回巢了。人类对动物的驯养可追溯到一万多年以前。为了狩猎，最早饲养的动物可能是狗，后来人们又驯养了牛、羊、猪、鸡等动物。除了供食用外，在饲养过程中，人们学会了支配它们使之成为一种劳力，比较易于驯服的牛和驴就被用来牵犁耕地了。有了畜牧业，为牲畜治病的兽医自然便应运而生。笔者认为，兽医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更是一个年轻的行业。

旧中国兽医地位低下，自不必说了，“万户萧疏鬼唱歌”。新中国成立后，兽医地位提高了，50年代和60年代初，我们的防疫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长期没有兽医法规，科研工作薄弱，特别是经过“文革”破坏，1976年以来，有些已消灭的疫病又“卷土重来”。由于投入不足，当时基层兽医站是“几间平瓦房、墙上一张表（报表）、桌上一个箱（防疫箱）、中间一个院、几栏养猪圈”，而当时的兽医则是“远看像个烧炭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一打听原来是兽医站的”、“左手拿根篙子，右手提个刀子，一个裤腿卷着，一个裤腿敞着，一看就是个劁猪佬”，这正反映了当时兽医起早贪黑、工作艰辛、待遇低下的形象生活写照。

春雷般的长鸣，改革开放这艘巨轮破冰起航。兽医这个“古老”的行业也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许多省、市相继爆发了猪口蹄疫病，全国迅速成立了防控指挥部，兽医人员忙碌的身影又冲在了第一线。由于贫穷，曾发生病死猪刚被埋、兽医人员刚走，病死猪就被农民挖走的真实“故事”，因此，有的兽医深埋病死猪后，夜间还专门蹲点守候，以防盗割尸肉。80年代中后期，武汉市防疫收费主要靠乡镇统筹，防疫工作从“三包一赔”到“五包一赔”，即：包防疫、包阉割、包疫苗、包配种、包技术指导、诊死了猪要赔偿等形式的承包制。那时，防疫设备简陋，兽医人员专业技术传统落后，兽医队伍严重存在年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专业技术缺乏以及子承父业、师带徒的传统技术传授等问题，畜禽饲养也主要是张家喂几头猪、李家养几只鸡的散养状况。

90年代，随着税费改革，动物防疫收费由原来的乡镇统筹一度改为兽医到农户打一针收一费，打针难、收费难是当时兽医工作较为普遍现象，愿防不愿交费，拒绝防疫更不交费问题普遍存在。防疫工作过度市场化放开的结局使防疫费征收存在较大缺口，再加上体制不顺，管理松散，在职工资待遇无保障，队伍不稳，防疫密度和质量出现下滑，畜禽养殖得不到保障。

1998年元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像一缕春风吹拂防疫战线，标志着我国动物防疫工作真正迈入了依法防疫、依法治疫的崭新时代。

90年代中后期，随着《动物防疫法》的推广普及，人们的防疫保健意识逐渐增强，吃“放心肉”成为广大市民的共识。“放心肉”工程要求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在生猪私屠滥宰最严重时，全市有600多家私屠滥宰的地下黑窝点，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他们随便租个房或者搭个棚，烧桶开水，找个屠工、小工就摆开“架势”杀猪。宰场内猪肉、脏器、粪便、污水、血水混为一团、摊满一地，腥味、臭气扑面而至，没有防疫、没有检疫，病猪、濒死猪、死猪屠宰加工后，偷偷流入餐馆，或在小型集市销售。实在看不过眼的病害肉就灌注香肠，或经过卤制加色素加工后最终流向市民餐桌，给全市人民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党中央、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市长呼吁“关乎市民生命健康安全无小事”，各部门纷纷行动，动物防疫员、检疫员这些被称为“蓝十字”卫士的人们又冲锋陷阵在了第一线。农业、工商、商业、公安等部门经过多年联手打击、监管后，全市建立起定点屠宰厂，终于把私屠滥宰势头压了下去，保障了市民吃肉安全。

2004年，一场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又摆在广大动物防疫人员面前，高致病性禽流感在我国局部地区相继爆发了，一度使人们“谈禽色变”、“闻鸡却步”，给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命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家禽养殖业遭遇重创。国务院、省、市均召开紧急会议，各级以人为本，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抢住战机、超前部署，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根本保障；全市各部门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形成有力的组织保障；广大防疫人员勇于奉献、敢打硬仗，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广大群众广泛参与、群防群控，成为坚实基础。一时间市防治禽流感总指挥部成了书记、市长几乎天天光临之处，总指挥部办公室24小时值班电话一天200多个 “叮叮嘟嘟”地响个不停，有领导查访的、有单位联系来往的、大量电话是市民询访的。“恐禽症”最严重时，曾有一栋居民单元楼的门前冻死一只麻雀，该楼居民打电话值班室怀疑是禽流感，吓得晚上不敢睡觉，指挥部办公室派人上门对麻雀死因做出诊断并无害化处理后，才消除该单元楼居民的心理恐慌。

在养鸡舍、在鸭塘边、在实验室、在集市场，随处可见或者身穿防护服打针；或者肩背喷雾器消毒；或者手举试剂管看样的动物防疫人员忙碌的身影。经过全市兽医人员上下一致、同心协力的数月奋战，成功将疫情阻击在武汉市“门户”之外，终于迎来了抗击高致病性禽流感战役的全面胜利。

为了及时、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扑灭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对武汉市畜牧业及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2004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武汉市紧急出台了《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成立了武汉市人民政府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实行24小时值班、疫情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建立了长效应急机制，将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以保障市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正常社会秩序。

同时，国家财政加大投入，对六种重大动物疫病实行强制免疫，防疫疫苗全部免费。动物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也从80年代的粪检改进为如今的胶体金血检，阳性率由过去的10%左右下降到如今的1%以下。

指针走到2006年，兽医管理体制走出了体制改革的强劲一步。

长期以来，我国兽医管理体制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责任不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现行兽医管理体制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区，尤其是机构不健全、职责不清晰、队伍不稳定，严重影响了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兽医工作已不再简单理解为是发展畜牧业的一项技术措施，更重要的是，此项工作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不仅涉及动物的饲养、屠宰、加工、运输、储藏、销售、进出口的全过程，同时还涉及相关的场所、环境、设施、操作规程和方法，以及科研、实验、检验及兽医诊疗等各个方面，是需要高技术支撑的特殊行业。彻底理顺兽医管理体制任重而道远。

武汉市顺应改革大潮，大力推进乡镇动物防疫体制改革，完善“以钱养事”的动物防疫工作新机制。全市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面推进，县级兽医站设施建设项目10个，总投资440万元；乡镇兽医站设施建设项目7个，总投资354万元，武汉市基层兽医站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办公设施逐步改善，冷链体系基本建立，防疫网络化平台初具规模，基层动物防疫人员参与养老统筹和医疗保险，使老有所养、老有所靠。

“江城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武汉市畜牧养殖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市畜牧养殖小区已发展到近百个，现代都市农业建设卓有成就，江夏、蔡甸名特水产、水禽养殖区；黄陂、新洲中北部集约种养区等，汉南、东西湖的生猪、奶牛养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市级新的畜牧兽医管理体制已开始运行，兽医科研合作项目正稳步推进，局校联合、局所联合。畜牧养殖与环境生态研究、动物防疫新型灭活疫苗、基因工程疫苗等不断研制、试验。

“古老”的畜牧兽医与现代科学文明相结合，兽医这个“古老”的行业，沐浴了改革开放30年的雨露，正迸发出蓬勃的青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