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无意识”与“一般智力”
——在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重新发现索恩-雷特尔

2016-02-01 21:19周嘉昕
现代哲学 2016年4期
关键词:犬儒主义知性

周嘉昕



“知性”、“无意识”与“一般智力”
——在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重新发现索恩-雷特尔

周嘉昕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在当下的西方激进话语中正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关注的主要焦点,是他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中提出的“现实抽象”概念。围绕“现实抽象”问题,建构索恩-雷特尔的思想史谱系,可以发现:破除商品交换形式背后的“超越论原则”,“商品形式中的无意识”即“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的发现,“后福特主义”中“一般智力”的剖析,构成了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现实抽象”概念的三大作用域,同时也折射了西方激进思想发现索恩-雷特尔的三种类型,或三个阶段。

现实抽象;商品形式;思维形式;认识论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堪称一个学术史上的另类存在。穷其一生,只留下了两部作品。其中一部反复修改长达一个甲子,这就是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越来越关注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据说,这本书的作者与阿多诺惺惺相惜,但却遭到了霍克海默的批评。然而,齐泽克在自己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却一上来就大段引述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维尔诺在自己的一次访谈中,也坦承,“重要的是重读索恩-雷特尔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Interview with Paolo Virno”, Branden W. Joseph, Alessia Ricciardi trans., Grey Room 21, Fall 2005.。那么,到底是什么激发了当代激进哲学的理论兴趣?“历史唯物主义2014年会”将“现实抽象与商品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关系(索恩-雷特尔)”列为议题之一,或可作为答案。换言之,正是借助于“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ion)这一概念*笔者曾撰写过一篇讨论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文章,其中将“real abstraction”译为“真实的抽象”。主要考虑的是齐泽克的拉康语境。在同张一兵教授讨论之后,笔者同意采用“现实抽象”,并认为这一表述在本文阿多诺、维尔诺部分的讨论中,较之“真实的抽象”,也更加切合本文本身的语境。,索恩-雷特尔被重新发现,并进入到当代激进哲学的话语语境之中。“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的工作、“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的发现、“后福特主义中一般智力”的剖析,构成了重新发现索恩-雷特尔的三种类型,或三个阶段。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

在齐泽克的表述中,索恩-雷特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fellow-traveler)。而维尔诺更加直接,将其表述为“外围人员”(outsider)。这是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根据魏格豪斯的记载,1936年在英国,阿多诺曾经申请社会研究所为索恩-雷特尔提供资助,但是霍克海默反应冷谈,并对其《知识社会学理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草案之一)提出了批评*参见[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2—223页。。但是,就阿多诺本人来说,不仅与索恩-雷特尔保持了长期的私人友谊,而且在理论上高度肯定了后者的工作。与霍克海默的态度不同,阿多诺在1936年11月给索恩-雷特尔的回信中写道:

如果我对您说,您的信意味着,我受到了自从在哲学上与本雅明首次相遇——这发生在1923年——以来最大的精神震撼,我相信这并不过分。这种震撼引起了深刻的共鸣,这种共鸣远远超出您与我自己所能预料到的范围。*[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第104页。

对于这种共鸣,索恩-雷特尔后来援引阿多诺自己的话,将其界定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在《阿多诺与索恩-雷特尔谈话笔记》(1965)中这样写道:

诸范畴之间的争辩并不是发生在其纯粹性之中,而是发生在客体(Objekt)身上。范畴的建构,即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要求撇开(遗忘)它们的社会起源,撇开一般的起源。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st Anamesis der Genese.)。*同上,第80、176页。

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我们可以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找到相对集中的说明。当然,这一说明也是《否定的辩证法》中唯一一次提到索恩-雷特尔。阿多诺这样说道: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第一个指出,在超越论原则、精神一般的和必要的活动中,隐含着一种前提性的社会劳动……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精神的统治也是被证明为特权的旗号下分离之后,分裂的精神就被迫用令人不安的夸张,来证明一种由它是第一性的和起源性的主题所派生的控制诉求———并且努力忘记这一诉求的基础,以免其失效。*T.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Routledge, 2004, p. 177.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阿多诺对索恩-雷特尔的认可,主要是在批判康德超越论哲学,“为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而工作”的意义上给出的,这“同他本人的工作目的完全一样”*参见[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赵文、刘凯译,第222页。。显然,这里的唯心主义指的首先不是黑格尔,而是康德。为了探索一种“唯物主义认识论”,索恩-雷特尔着力批判的对象是康德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或“超越论原则”。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开篇《1.批判性联结:与黑格尔还是康德》中,他明确提到:

康德表述中的知识问题是在由黑格尔归纳的历史唯物主义(Geschichtsmaterialismus)基础上提出的,不是所谓的康德还是黑格尔,而是在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第6页。

也就是说,为了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正确理解现代自然科学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索恩-雷特尔的工作是通过黑格尔回到康德,去发现“先验认识论”背后“超越论原则”的秘密,从而彻底打碎卢卡奇和海德格尔都曾提到的“物化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合索恩-雷特尔的早期经历,我们可以发现:支撑其“商品形式”研究、“先验认识论”(“思维形式”)批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基础上的“社会综合”剖析的,除了阿多诺之外,还包括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本雅明的“第二自然”概念、卡西尔对机械论自然科学的分析等。而这些不同的观念所面对的共同思想史背景,不外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所直面的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思潮,以及当时马克思研究中的商品拜物教主题*在上世纪20、30年代,西方所能直接接触到的马克思文献,除了马克思在世时已公开出版的著作外,就是恩格斯、考茨基所整理出版的《资本论》,以及《新时代》杂志上所发表的部分文献(《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便是其中之一)。所谓“青年马克思”问题,是在30年代之后,准确的说是在50年代才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的重心。因此,20年代有关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阐发,大都集中在《资本论》,尤其是第一章“商品拜物教”部分。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卢卡奇、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体现在鲁宾、帕舒卡尼斯等苏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身上。。

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英文版前言中,索恩-雷特尔回忆自己的早期经历时,曾谈到自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开始研究工作的。在这一阶段,索恩-雷特尔与布洛赫、本雅明、霍克海默、克拉考尔和阿多诺结识,并接触到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著作*参见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Humanities Press, 1977, p. xi.。根据艾力(John Ely)的考察,

在本雅明1920年代旅居意大利期间,围绕他形成了一个“思想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在批判理论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阿诺多、布洛赫、考拉考尔,以及索恩-雷特尔。这个文化批判的小团体,在相互之间友谊的确立中,形成了一个思想和观念的关系网络。*John Ely, “Intellectual Friendship and the Elective Affinities of Critical Theory”,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7:1, Winter 1998.

就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来说,无需多言。面对新康德主义的理论背景和第二国际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境遇,卢卡奇批判性地吸收韦伯和齐美尔的观念,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分析出发,建构了打碎物化、重建历史总体性的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索恩-雷特尔认为:

我们与卢卡奇共同的一点是,将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应用到逻辑学和知识理论上。另一方面,我们与他的不同点在于,我们从理性思维的有条件性出发,通过物化与剥削并没有推论出这种思维只是单纯的虚假意识……与剥削一样,物化与理性要在它们的辩证本性中得到理解。*[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第127页。

换言之,索恩-雷特尔与卢卡奇的不同可能就在于不仅强调物化批判,更强调知识理论,关注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之间“发生学上的关联格式塔”。这一方面体现了其聚焦康德“超越论原则”、“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的理论诉求,同时另一方面,也就不难理解:齐泽克为什么会援引索恩-雷特尔来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并批评卢卡奇通过“无产阶级意识”重建历史主体的诉求了。就物化来说,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机械的决定论,另一面则是抽象的意志主义。对于这种机械的决定论的批判,索恩-雷特尔同样受到了本雅明和卡西尔的启发。受本雅明影响,索恩-雷特尔将商品形式所塑造的、作为“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的“社会综合”,称为“第二自然”。对于这样一种“自然”概念的剖析,索恩-雷特尔回到卡西尔的《实体概念与功能概念》,发现了“机械论”、“精确的自然”与“纯粹知性”在功能上的同源关系。用索恩-雷特尔自己的话说:

我用第二自然(zweite Natur)这一表述来概括商品交换的所有的形式方面,第二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社会的、抽象的和功能的实在性,从而与第一或者原始的自然相对立。实际上,我努力获得的关于纯粹知性的理解,相较于康德的理解而言,更为接近古典机械论者的精确的自然科学中对它的理解。为此,我在恩斯特·卡西尔那里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证据。(精确的自然概念植根于机械论思想,并且只有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是可获得的。)*同上,第46、53页。

经由阿多诺对索恩-雷特尔的引介,我们可以发现:就其早期思想发展而言,物化(意识)批判和商品形式分析,不仅构成了“现实抽象”概念的直接思想源起,而且就是那个时代共通的理论主题。这一主题的直接诉求,就表现为对于康德“唯心主义认识论”背后的“超越论原则”的批判。索恩-雷特尔的探索,就是在商品交换的形式之中,建构一种揭示“第二自然”和“纯粹知性”本质的“功能社会化理论”。这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的最初含义。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索恩-雷特尔是否知晓马克思有没有使用过“现实抽象”的说法,尚无从考证。在上世纪20、30年代,“现实抽象”这个表述,在直接的意义上,来自于齐美尔的《货币哲学》。*该书中这样写道:“一旦人们认识到人类行为在精神活动的每一个领域运用抽象的程度,那么不仅是经济研究,而且经济本身,都是由从普遍的价值实在中得出的真实的抽象( real abstraction) 构成的这一点,就不像乍看起来那么奇怪了。”参见Georg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Routlegde, 2011, p. 84.

二、“现实抽象”

与“意识形态的基本维度” 实话说,对于今天的国内学界来说,知道索恩-雷特尔这个人,可能并不是通过他的老朋友阿多诺,而是借助于那位耀眼的学术明星——齐泽克。在他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一章《马克思怎样发明征候?》中*该文同时被齐泽克收入自己后来所编纂出版的《图绘意识形态》之中。参见S.Zizek, Mapping Ideology, Verso, 1994.,一上来就引述并介绍了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并认为他是“在揭示商品形式的普遍影响方面走得最远的理论家”。如果读者真地认为,齐泽克要借助索恩-雷特尔来分析马克思的“商品形式”或“商品拜物教”概念,就大错特错了。齐泽克从来都是一只学术上的“寄居蟹”,擅长于借别人的分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笔者已经证明,在齐泽克对索恩-雷特尔的引介过程中,不仅借用了后者的理论阐释,甚至于连《资本论》中的关键引文都是直接转引的。参见拙作:《真实的抽象》,《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4期。。其实,隐含在“商品形式”问题背后的是“无意识”的形式秘密。众所周知,“无意识”是拉康在上世纪50年代通过“回到弗洛伊德”,所发现的精神分析的“新大陆”。而齐泽克在这里,将“商品形式”和“无意识”的形式嫁接起来,无非是为了发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大陆”。用齐泽克的话说:

(意识形态现象的第三大陆) 既不是特定的信条,也不是物质形式的存在,而是隐含的看法结构,形成“非意识形态”实践再生产的不可还原的瞬间的准“自发”前提和态度……它(商品拜物教)不是一种(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构成“现实”的市场经济实践结构的一系列条件———在理论上,资本家是功利主义的唯名论者,而在实践中,他却遵循“神学上的种种奇思怪想”并成为一个思辨的唯心主义者。*参见S.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p. 16.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解,在《马克思怎样发明征候?》一文中,直接针对的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也就是说,与阿尔都塞的学生朗西埃相类似,齐泽克也不同意《读〈资本论〉》的作者关于“思维对象”和“现实对象”的区分,强调“‘现实抽象’引入了一个将颠覆这一区分的第三要素:思维之外且先于思维的思维形式——简言之,象征秩序”*参见S.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p. 14.。也就是说,与阿多诺强调“现实抽象”的剖析,是“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对超越论原则的“起源的回忆”不同,齐泽克直接将“现实抽象”等同于作为“真实域”建构环节的“无意识”形式,即“象征域”。这样一种“现实抽象”的作用机制,便是以置身“商品拜物教”这种的行动主体的“无意识”为前提的。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基本维度”:

当行为的抽象发生时它并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其发生只是因为行为主体的意识被他们的俗务和使用之物的经验表象所占据。行为的抽象之所以超越现实是因为行为主体的意识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种抽象,交换就会停止,而抽象也就消失了。*参见S.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p. 14;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p. 27.但是,在该书的最终版本中,这段话却不知所踪。这是一个值得令人玩味的文本事实。参见[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第13—17页。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最新进展中,我们竟然以另一种方式同索恩-雷特尔意外遭遇。这场遭遇,直接涉及到对“商品形式”理论的批判。其中介,就是另外一位讨论“现实抽象”问题的左翼学者普殊同(Moishe Postone)。齐泽克近来在其“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讨论中,专门引述了这位著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资本论》研究专家。

“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最新动向之一。虽然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已经提出了这一口号,但也只是在2010年出版的《活在末世》(LivingintheEndingTimes)第三章《讨价还价: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才给出了集中的分析和说明。在该文中,齐泽克又一次提到了索恩-雷特尔,只不过在直接的意义上,是为了给柄谷行人的“视差”概念提供一个科学的基础。他说:

必须将(今天完全被忽视的)索恩-雷特尔的作品,用作理解柄谷行人的必要指南。索恩-雷特尔直接指出了康德超越论批判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并列关系。但这是在反向的批判意义上说的:商品普遍性的结构也就是康德超越论空间的结构……当人们交换商品时,他们从特定的交换价值中抽象出只有价值才是重要的。马克思将这一抽象称为“现实的”,是因为它在交换的社会现实中,不依赖于意识而发生……对于索恩-雷特尔来说,这种抽象是形式和抽象思维的现实基础:诸如空间、时间、质、实体、偶然性、运动等等,所有康德的范畴都内蕴于交换的行为之中。*参见S.Zizek, Living in the Ending Times, Verso, 2010, p. 217.

相应的,索恩-雷特尔将社会历史的中介拓展到自然本身:它不只是一种基于由商品拜物教所决定的特定现实的抽象。取消任何意义和价值、作为“客观现实”同我们的主体价值相对立的自然概念,只能在商品形式成为统治的社会中才能出现。*S.Zizek, Living in the Ending Times, p. 218.

有趣的是,在这里作为对索恩-雷特尔“商品形式”分析,或者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阐释的思想背景,普殊同赫然在列。关于齐泽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原因,已经溢出了本文主题。概言之,面对“新自由主义”或“后福特主义”的胜利,面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与生命政治同行,齐泽克在用拉康精神分析重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过程中,从“商品形式”批判重新发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普殊同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劳动与社会统治的分析,构成了齐泽克分析的直接思想来源和文本基础。

然而,在这一引证过程中,齐泽克只是在揭示全球化资本主义“主体”,也就是意识形态“无意识”之症候的反向建构,之“不可能性”的意义上,将索恩-雷特尔和普殊同拼接起来,但却有意无意忽略了后者对前者的不满和批判。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一书中,普殊同虽然也提到“根据索恩-雷特尔,特定思维形式的起源问题必须在更深的层面上加以探索”,但是,

索恩-雷特尔关于社会构成的理解同其著作中的表述相去甚远:他并没有分析那种作为社会构成性要素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的特殊性,而只是列举了社会综合的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通过交换方式,第二种是通过劳动……索恩-雷特尔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一种劳动抽象,它只是发生在生产过程而非交换过程之中。但他并没有将劳动抽象的观念同异化社会结构的产生结合起来,而是实证性地考察了一种社会综合的形式。这种形式看起来受到了作为非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中的劳动的影响。并且他将这种形式同他所贬低的交换影响下的社会化形式对立起来。*参见M.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77.

(索恩-雷特尔所持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传统解释模式……拉低了他关于马克思范畴的认识论研究的理论水平。*参见M.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p. 178.

简言之,对于普殊同来说,“现实抽象”的确发生在“商品形式”的交换过程之中,但更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因而是一种作为“社会统治”性力量的“劳动抽象”。这样一种“劳动”,不是一个可以实证考察的,或是人本主义意义上的存在,而就是现实资本主义的存在方式本身。索恩-雷特尔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区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抽象”同前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分工。抑或可以说,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特有的价值形式分析,抽象地放大到人类历史的全程,从而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在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更为深刻,也更为“现实”的抽象。这一点,也已经为西方学者近来的研究所关注。贾普就曾撰文指出:

索恩-雷特尔不仅阐释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知识论,而且将“现实抽象”的概念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之中。然而,他只是将商品抽象的根源定位在交换过程中,从而将生产仅仅理解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从这种仍然普遍流传的观念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局限于分配领域,并且无法理解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因此,有必要批判这种观点以便更好地阐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Anselm Jappe, “Sohn-Rethel and the Origin of'Real Abstraction: A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r a Critique of Circul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1.1 (2013), p.3.

普殊同和贾普的分析,显然有助于我们从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出发,评价索恩-雷特尔的“现实抽象”概念。但问题是,在齐泽克那里,无论是“商品形式”还是“生产方式”中的“现实抽象”,都是一种可以同拉康精神分析相嫁接的“形式”分析。这种“形式”本身,才是齐泽克关注的焦点。而恰恰又是借助于齐泽克,索恩-雷特尔才为当代学界所广泛接受。如果索恩-雷特尔在世的话,一定对此倍感欣慰,同时也颇为无奈。

三、“一般智力”中的“现实抽象”

几乎与齐泽克同时,或者说略迟于齐泽克,意大利激进哲学家维尔诺(Paolo Virno)也关注到了索恩-雷特尔和他的“现实抽象”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

更进一步,在大众脑力劳动的时代,对我来说重读(确切地说是,发展)索恩-雷特尔,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外围人员(然而,阿多诺从他那里吸收了很多东西),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中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Interview with Paolo Virno”.

只不过,与《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的作者不同,维尔诺是在“生命政治”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阐发中“重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齐泽克对索恩-雷特尔的引介,主要是为了藉由其“现实抽象”概念中“商品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同构性,来为自己的拉康式意识形态批判撕开理论缺口。因而,尽管齐泽克在后来的理论叙述中,又十分时髦地引证了普殊同的观点——即便普殊同非常尖锐地批判了索恩-雷特尔,并提出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诉求,但是他对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本身,却一点也不感兴趣。

由此,可以认为:在字面的意义上,最关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不仅不是索恩-雷特尔的好友阿多诺,也非索恩-雷特尔“第二次降世”(the second coming)的助产士齐泽克,而是关注“生命政治”问题的意大利激进哲学家维尔诺。

在维尔诺看来,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福特主义”的滥觞,特别是“非物质劳动”(借用内格里和哈特的观点)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主要劳动形式,那么,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应该超越传统的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理论,转向关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形式,即越发表现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中的统治性的“现实抽象”。与内格里相似,为了建构这样一种以“现实抽象”为批判目标的“生命政治”规划,维尔诺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发现了“一般智力”这个概念。

回到马克思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器论片段”)中,基于“自动机器体系”的社会历史作用,“固定资本”、“社会知识”和“一般智力”的内在关联,在资本生产方式的分析中得到了揭示: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页。

这段引文实际上也是维尔诺建构“一般智力”所内含的“现实抽象”概念最为重要的依据。用维尔诺自己的话说:

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是分析和阐释后福特生产方式的关键文本……(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隐喻,来指代那种占据社会生产的核心并控制生命各个方面的知识,这就是“一般智力”……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般智力”(例如,知识作为主要的生产力)在固定资本身上得到了全面地体现。固定资本是机器系统中“对象化的知识力量(the power of knowledge, objectified)”。*需要注意的一个文本细节是,在“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这一表述中,“对象化”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所袭得的一个术语,在英文中常常被翻译为“objectified”。维尔诺所谓“机器论片段”中的“现实抽象”概念,实际上经过了一个中介和转译,这就是从“对象化的抽象”到“客观的抽象”,再到“现实的抽象”。而这样一种理解,在借助“一般智力”和“非物质劳动”获得新的哲学含义的同时,也就错过了在正确理解马克思“对象化”概念基础上,所能实现的有关索恩-雷特尔的科学分析。关于马克思文本中的“对象化”范畴,参见拙作:《“物象化”“物化”还是“对象化”》,《哲学研究》2014年第12期。引文参见P.Virno, “General Intellect”, in Lessico postfordista, Dizionario di idee dellamutazione, ed. A. Zanini and U. Fadini, Milan: Feltrinelli, 2002.

但是,“一般智力”中所涉及的“现实抽象”,与“商品形式”中的“现实抽象”却不尽相同。

作为对生产过程和“生活世界”的主导,一般智力就是一种特定的抽象,是一种同时具有物质的和控制功能的“现实抽象”。然而,由于一般智力包含了知识、信息和认识论范式,因此它与体现在交换原则中的、现代性的“现实抽象”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另外一篇文献中,维尔诺更加直接地提到:

马克思赋予思维一种外部特征,两种不同情况下共同的外观。首先,当他使用“现实抽象”这个源于一种哲学观点的漂亮表述时,当他讨论“一般智力”时。举例来说,货币就是“现实抽象”,它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基本原则,即等价原则,并使其成为现实。这一观念,本身完全是抽象的,但却在叮当作响的钱包中获得了具体的存在。思维变成了物(thing),这就是现实抽象。另一方面,一般智力概念彻底推进了对现实抽象的理解。马克思用这一术语指涉这样一个阶段:特定实在(如,硬币)不再具有价值和思维的有效性,而就是那种直接获得物质实物价值的思维。如果在抽象思维中,经验事实体现了纯粹思维的精巧构架,那么在一般智力中则恰恰相反:现在是我们的思维通过重量和可感的事实来自我显现。一般智力就是精神抽象直接在自身中成为现实抽象的阶段。*P.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New York: Semiotext(e), p. 65.

简单说来,借用马克思“机器论片段”中关于“机器体系”和“固定资本”的分析,维尔诺从中抽取了“一般智力”这个范畴,来建构一种面向“后福特主义”(更加准确地说是:知识经济、“信息方式”、“后工业社会”等等),基于“非物质劳动”的当代资本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当代激进哲学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犬儒主义”。维尔诺明确指认说:

“现实抽象”的本质的改变——即社会关系由抽象知识而非交换均衡来规定的事实——具有明显的现实效应。确切地说,它构成了当代犬儒主义的基础。*参见P.Virno, “General Intellect”, in Lessico postfordista, Dizionario di idee dellamutazione, ed. A. Zanini and U. Fadini, Milan: Feltrinelli, 2002.

显然,在这一“生命政治”的理论建构中,“现实抽象”是一个重要的中介,或者说过渡性概念。它既来自于索恩-雷特尔,但又同索恩-雷特尔的分析大相径庭。托斯卡诺就曾敏锐地指出:

换句话说,(维尔诺)这里提出是一种超越商品形式的现实抽象:它不是由商品交换的拜物教现实所驱动的,而是根源于“大众”之中的认识和理智的交互作用。*Alberto Toscano,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 Rethinking Marxism, (2008) 20:2.

结合上文提到的普殊同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诘问,我们反倒可以认为:恰恰是维尔诺真正坚持了对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析,只不过,在“一般智力”的语境中,似乎只有“脑力劳动”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抽象”,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过是“一般智力”对“大众智力”奴役和排斥罢了。

但无论如何,维尔诺对“现实抽象”的考察,坚持了索恩-雷特尔最初从“商品形式”出发理解“思维形式”,“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的理论诉求,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对于“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同时,维尔诺基于马克思“机器论片段”关于“固定资本”和“一般智力”的分析,紧扣“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以一种更加“具体”的方式,直接呈现了“现实抽象”的秘密。在此基础上,维尔诺在“一般智力”中发现的“现实抽象”,不仅批判了索恩-雷特尔,而且宣告了卢卡奇、阿多诺时代(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并构成了同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话语的有力竞争。

在文章的最后,重新面对索恩-雷特尔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一个颇为戏剧性的结论:这份文本本身恰恰就是一个“现实抽象”。一方面,在漫长的60年中,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不断修改自己的写作计划,最终成为在“商品形式的分析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另一方面,从“知识社会学理论”到“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再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索恩-雷特尔的发现和重新发现,同时也就构成了上世纪20年代以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再到当代激进哲学百舸竟流的“具体”写照。作为其“起源”的,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去“回忆”的,是破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现(价值形式),及其不同历史阶段性特征的“无意识”。

(责任编辑 林 中)

周嘉昕,(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副教授。

B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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