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政治的纠缠：从华语语系研究到华语语系电影

向 宇



理论和政治的纠缠：从华语语系研究到华语语系电影

向 宇*

“华语语系”理论源于史书美2007年出版的《视觉与身份：跨太平洋的华语表述》一书，并在她此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史书美调整后殖民理论话语，从反殖民、反霸权和反离散等角度论述华语语系表述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不恰当地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中国，牺牲了中国内部的复杂性以及华语语系社群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虽然华语语系电影研究与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有很深的渊源，但并未全盘继承其思想，而是在实际批评中做出了诸多调整和修正。

华语语系；华语语系电影；后殖民主义；离散；少数化

自2007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史书美教授的《视觉与身份：跨太平洋的华语表述》(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一书出版以来，“华语语系”(Sionphone)理论迅速在北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流行开来。尽管很多学者并不完全同意史书美的立场、观点甚至理论方法，但无不承认华语语系理论为海外华语文化生产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开辟了新的路径和方法。华语语系理论在诞生之初存在明显的偏颇，但经过众多学者的完善和修正后逐渐走向成熟和稳妥，并在海外华语电影领域也产生了积极的回响，成为海外华语文学研究、华语电影研究以及其他相关文化艺术研究中非常活跃的一种批评理论。

一、“华语语系”研究的诞生

关于“华语语系”一词的诞生，学界有不同的说法。王德威认为“sinophone”一词始于陈鹏翔在上个世纪末对传统华文文学的批判；鲁晓鹏则认为该词始于2004年史书美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杂志》上(PMLA) 发表的《全球文学和承认的技术》(Global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一文。“华语语系”作为一种批评理论的巨大影响和广泛流行源于史书美2007年出版的《视觉与身份：跨太平洋的华语表述》一书。该书以“中国之外”的华语视觉文化产品——电影、绘画、装置艺术以及电视媒体——为主要讨论对象，正式提出了华语语系理论。这一理论在改造或者重新校准后殖民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与离散批评、少数族裔理论甚至民族国家话语等对话和交锋，为海外华语文化产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和新的观点。

《视觉与身份：跨太平洋的华语表述》出版之后，史书美又撰写了多篇论文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其对华语语系的阐释。这些文章包括《理论、亚洲和华语语系》《华语语系的概念》《反离散：作为文化生产场所的华语语系》《作为历史和作为理论的华语语系》《什么是华语语系研究》。此外，她还主编了《华语语系研究：批评性读本》一书，其中收录了周蕾、王德威、哈金、王赓武、洪美恩、杜维明、李欧梵、王灵智等多位海外华文文学、文化研究著名学者的论文。

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推出之后，尽管其论述存在观念先行、简单偏执、论述有时得不到具体例证的有效支撑等问题，但其敏锐的问题意识、雄辩的理论论述和尖锐的观点立场使这一理论迅速在海外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王德威、鲁晓鹏、张锦忠、洪子惠、蔡建鑫、许维贤等众多华人学者迅速跟进，使讨论不断深入。与此同时，华语语系理论的影响迅速超越北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都有积极的回响。2007 年 12 月，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 华语语系与离散写作” 学术研讨会；2009年3月，台湾中山大学举行了“离散与亚洲华语语系电影”研讨会；2013年7月，台湾中兴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举办 “第十二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华语语系文学与影像”学术研讨会。众多学者围绕华语语系、离散、民族国家、全球与跨国、性别、种族等关键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以及其他研究在积极回应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的同时，也对其观点、立场和理论方法进行了反思乃至批判。很多论者质疑史书美歪曲历史、滥用后殖民理论，片面地弘扬“落地应该生根的‘反离散’论”，认为史书美不应该将中国大陆排斥在外、不能将中国境内与海外的华语文化产品割裂开来，更不能“逢中必反”，从而修正了华语语系理论某些过于偏颇和激进的地方，使之逐渐走向成熟与稳妥。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也检视了将华语语系理论运用于电影等其他艺术文化产品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使华语语系理论的影响超越了海外华语文学研究领域。

二、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建构

作为华语语系理论的首倡者，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论述对于华语语系批评具有开创和奠基之功。她不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议题，而且以其犀利的论述和富有争议性的观点使华语语系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吸引了众多学者加入讨论，使华语语系成为当下海外华文文学、华语电影研究的“显学”。

在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论述中，华语语系具有明确的外延和内涵，明确的方法论和针对性。在《华语语系研究：批评性读本》的导言《什么是华语语系研究》中，史书美对“华语语系”研究的外延有明确的定义：“华语语系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之外的华语社群及其文化，以及中国境内接纳或被迫接纳普通话的少数民族社群及其文化”。[1]该文指出华语语系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主要有三个对话对象：首先是殖民语言文化研究，其次是离散研究，第三是少数族裔研究。换言之，她的话语语系理论就是通过与上述三种研究领域的交叉和对话而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建构主要围绕如下三个方面进行：

首先，华语语系所表述的是一种“反殖民、反中国霸权”的所谓后殖民话语，建构了反中国中心论的场域。在《视觉与身份：跨太平洋的华语表述》一书中，史书美坦诚自己的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受到自己的同事兼合作伙伴弗朗西斯·利欧内(Francoise Lionnet)的法语语系研究(Francophone Studies)的影响。尽管她承认，“当代身在海外的华语语系族群，除了少数例子之外，很难说与中国有殖民或后殖民的关系”。[2]但她依然认为经过重新调整、校准的后殖民理论是讨论华语语系社群及其文化生产的最有效的理论工具。在史书美看来，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殖民帝国”，而“今天的中国是殖民的继任者或者执行者”[3]。她认为中国自满清以来发展出了不同于欧洲从海洋扩张的帝国殖民模式，华语语系社群就形成于以下三种殖民历史进程中：即大陆殖民主义(continental colonialism)、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和移民运动。她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殖民帝国的实质和“帝国无意识”往往被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伤害的“创伤话语”或者说“受害者话语”所掩盖。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造诣颇深的史书美写道，“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斥着受伤与失败的叙述”，“这种失败、受伤和受害的话语否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帝国无意识”；它借助“悬置霸权、强化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来“合法化自我对他者的伤害”，使中国“对其内部种族化或者族裔化的少数民族以及其他边缘主体的声音充耳不闻，而一直沉浸在西方所带来的伤害之中”[4]。

将中国建构为一个“殖民帝国”之后，以反思、清理、颠覆和解构帝国主义在前殖民地的军事、政治侵略退出之后所留下的语言、文化和精神霸权为己任的后殖民理论也就成为一种“合法”的解读华语语系社群与中国以及所在国关系的理论工具。史书美认为华语语系具有反殖民、反霸权的特点，“提供了一系列反霸权视点”[5]，而华语语系试图反抗和颠覆的“霸权”主要有：一元的、永恒的、本质的“中国性”的霸权；大一统的中国想象、中国认同和民族国家话语的霸权；中国国内“占主流位置的中国人”或者说汉族的霸权；其他中心主义——譬如欧洲的欧洲中心主义、美国的美国中心主义和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中心主义——的霸权。史书美特别强调的是华语语系对中国的反抗。用她的话来说，华语语系 “是反中国的政治、甚至是与中国无关的场所”[2](56)，“是强有力的反中国中心论的场域”[2](58)。在她看来，华语语系研究的宗旨和目的是“检视华语语系族群与中国的关系是如何愈来愈多样化、愈来愈问题重重”[2](58)。

毫无疑问，史书美将中国表述为一个对外扩张对内殖民的“殖民帝国”是建立在以下一些充满偏见的认识的基础上：刻意歪曲历史，选择性地无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给现代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忽视中国移民、尤其是海外劳工的血泪历史以及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地区历史悠久的辱华、排华传统；否定中国在缓和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平等和共同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她将“华语语系”定义为一种“解构二元对立”、尤其是中国和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批评理论的同时，建构了两种新的二元对立：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的对立、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史书美一再强调汉语对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而言是一种“殖民主义者强加的”语言，提示学界注意中国境内用汉语写作的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简单粗暴地断定“他们也许用汉语写作，但是他们的感觉结构与‘政治文化的中国’相对，也与汉族中心、汉族主流的大一统的中国性建构相对”[2](60)。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挑拨中国境内的民族矛盾。尽管她认为华语社群在海外是一种少数族社群，华语语系表述是一种德勒兹所谓的“少数表述”(minor articulations)，所要解构和颠覆的霸权也包括移居地的语言、文化和政治霸权，譬如欧洲的欧洲中心主义、美国的美国中心主义以及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中心主义，但她对这些霸权或者轻描淡写、或者一笔带过，完全不像对“中国霸权”一样愤怒地声讨。这种有选择性的批判充分暴露了史书美华语语系理论背后的政治企图。事实上，史书美毫不掩饰地承认，重新调整帝国与后殖民理论所针对的就是“中国作为一种超级势力崛起的壮丽景观”[3](709)。这种与当代国际政治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相呼应的强烈的反中国心理决定了史书美对后殖民理论的重新“校准”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其次，华语语系表述是一种诉求在地化、本土化的话语，一个反离散的文化生产场所。上世纪50年代以来，港台和海外离散华人社群所创造的离散华语电影或者离散华人电影形成了一种对于海外华人身份建构非常重要的电影传统，“创造了很多致力于中国、中文和中国性等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电影节点和视觉实践”[6]。90年代以来，“离散”理论也成为思考离散华语/华人电影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理论工具。但在史书美看来，离散理论既无法合理解释华语语系社群的全球播撒，也无法有效解读华语语系社群与中国以及居住国的关系。

史书美从几个方面阐释了她之所以“反离散”的原因：首先，并非所有的华人移民都是 “离散华人”。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中国移民就是定居殖民者而不是离散华人，“从离散视角建构其历史是对殖民暴力以及与之相伴的文化灭绝的置换和抵赖”[3](713)。其次，离散中国人的分类“与中国呼唤‘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串通一气”[7]，它假定海外华人 “若非在政治上忠诚于中国，也必然在文化上依赖于中国”[1](6)。这种根据与中国和中国性的关系而界定的身份呼应了中国政府推广的、带有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海外华侨”的概念，阻碍了华语语系社群的在地化、本土化。第三，离散中国人的概念也与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如马来西亚)的“华裔”(Chinaman)、“中国人”(Chino)和“异教中国佬”(Heathen Chinese)等种族主义建构联系在一起，为这些国家排斥和迫害华人提供了理由或借口。基于以上原因，史书美反对从离散的角度讨论海外华人社群。她宣布“离散有穷期”，“流”(routes)也可以成为“源”(roots)，认为海外华人社群应该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基础上“推翻旧的认同，建立新的认同”。在她看来，华语语系是一种基于地方的少数族裔实践，它“是以地方为基础的，是属于产生它们的地方的”，它应该体现“对居住地的承诺”并“将自己置于历史之中”[3](717)。

总体上讲，史书美对华语语系社群反离散性的论述并未超越当代西方离散研究的视野。她所批评的主要是以威廉·萨福安(William Safran)为代表的离散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祖国和回归的神话是对离散族裔的最佳定义，离散族裔的身份认同主要取决于他们与故国的联系。比较萨福安而言，绝大多数离散理论都质疑祖国和故乡的神话，认为所谓的根和起源不过是“想象”和“发明”，强调离散族裔的身份认同在不同时空中的变化和差异。如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离散族裔的身份认同“不是所谓的根的回归，而是与经历达成的妥协”[8]，只有依据“相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和“差异和断裂的向量”之间的对话关系才能真正理解离散族裔的身份认同。相比之下，史书美认为或者说希望离散华人离散之后落地生根、完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和联系，这种论述无疑因为否定了离散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而显得过于简单和绝对。事实上，史书美非常清楚离散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她写道，“华语语系可以是既渴望又拒绝各种形式的中国性建构的场所。不论在想象中还是现实中，它可以同时是远距民族主义、反中国政治甚至与中国无关的场所”[7](33)。史书美并不否认华语语系社群也可能产生对“中国”的乡愁，但她认为这种乡愁“属于产生它们的地方”：“美国华语语系文化对中国的乡愁是基于美国生活体验而产生的乡愁。它因此是本土的，是一种美国乡愁”[3](715)。因此，反离散、抵制“中国性的呼唤”、反抗“‘再中国化’的压力”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述，不如说是一种意向、甚至是一种带有强迫性的意向。

阿里夫·德里克曾以离散华人为例，强调地点意识和历史意识对于离散华人研究的意义。尤其重要的是，他警示我们不要“用一种‘本质化’来反对另一种‘本质化’”[9]。史书美对于华语语系文化的反离散性的论述恰恰就是德里克所批评的用一种本质化来反对另一种本质化：充分肯定和强调离散华人的在地化、同化，完全拒绝、否定离散华人与中国的联系。相比之下，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对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论述更加稳妥合理。他承认海外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认为华语语系存在“移民”、“夷民”和“遗民”三种不同的文化姿态：“华人投身海外，基本上身份是离境的漂泊的移民。时过境迁，一代又一代移民的子女融入了地区国家的文化，形成我所谓的夷民……。但仍然有一种海外华语发声姿态，那就是拒绝融入移居的文化，在非常的情况下坚持故国黍离之思，是为遗民”。[10]某种程度上，被史书美视为典型的华语语系电影文本的《卧虎藏龙》就具有王德威所说的“遗民”心态。当然，这并不表示《卧虎藏龙》拒绝融入当地亦即美国的文化，而是说它同时也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一种对“古典中国”的乡愁。尽管这个“古典中国”可能是未曾有过的，是全球化语境下对本土和源头的重新想象、重新配置，但它至少表明离散之后并非只有与本土彻底同化一种意向、一种可能。

第三，以语言为论述焦点或者文化、政治隐喻的论述路径。华语语系社群是根据它所使用的语言——华语——所定义的，因此对语言的探讨贯穿了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论述。她建构了一种基本的二元对立，即“汉语”(chinese)和“华语”(sinophone 或者sinitic language)的对立来分析华语语系的语言。在她看来，汉语、尤其是标准汉语即普通话是一种一元的、单声的语言。“单一的通用语中心主义”压抑了语言和文化的异质性，假定了语言和种族、文化的关系，是“今日世界绝大多数种族主义、种族优势论和文化本质主义的基础”[5]。汉语普通话不仅隐喻了文化的一元性，同时也是汉民族种族优势的体现，并且是汉族国家——中国——的必要关联物。与之相反，“华语”则是多声的(众声喧哗)、多元的(粤语、台语等汉语方言在史书美看来都是独立的语言)、不标准的(南腔北调)，“是去标准化、混杂化、断片化或者完全拒绝标准语言”[2](57)。汉语是一种和种族性、民族性有关的语言，而华语则是和种族、国族相脱节的。此外，“华语语系这一概念不仅表达了华语的多样性，而且反映了它们在特定地点和其他语言接触时如何经历本土化和克里奥尔化” 。[3](716)总之，在史书美看来，“单语的普通话”和“一元的中国性、或是大一统的中国与中华文化”同构。她期待驳杂多音的华语“打破大一统与整体性的表象”[2](15)、“推翻以标准语言达成统一的霸权想象”[2](17)，“投射出一个新的、超越僵化的中华与中国性的象征系统的可能性”[2](64)。

史书美对所谓“华语”的多音性、多元性、不纯性的强调呼应了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多元性、异质性的追求。但是，她对华语语系文化生产中的语言问题的探讨也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化层面，而总是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更重要的是，将汉语/华语建构为本质相反的二元对立，这种论述固然尖锐深刻，但代价是牺牲了各自的复杂性，忽略了双方对话、交流的可能性。中国内地并非铁板一块、其文化生产也常常存在多种语言、尤其是多种方言并存的现象。如果华语是一种真正多元开放的语言，那么就不应该排斥标准汉语——普通话。在海外华人居住地，标准汉语和华语一样，从来不是殖民语言，而是弱势的少数民族语言。海外华语社群所面对的语言霸权主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所在国，譬如新加坡的英语沙文主义、马来西亚的马来语中心主义，等等。因此，华语的使命与其说是对抗“单语的普通话”，不如说是和普通话携手反抗所在国的语言沙文主义及其背后对华裔系统性的排斥和拒绝，表达华裔在多元语言、多元族群语境中的生存体验、生命感受和文化经验，建构华裔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尽管语言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政治含义，但单一的语言视角对于探讨华语语系视觉文化产品无疑是有限的。史书美根据发音的南腔北调从《卧虎藏龙》中解读出中国认同缝合的失败，却忽视了该片的视觉结构、叙事结构和人物再现等都和“中国”有不可否认的联系。对于华语语系视觉文化产品，我们不仅需要突破单一的语言视角、加强对视觉语言的表意功能的分析，甚至可能需要放弃语言视角，将华人离散主体创作的非华语作品也纳入分析框架中。

三、华语语系电影的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

自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提出之后，不少学者意识到，它不仅为华语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甚至为华语电影研究提供了超越民族电影、跨国电影、离散电影等研究模式的可能。近年来，海外从华语语系视角讨论华语电影，尤其是香港、台湾等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海外其他地区的华语电影的论文和著作不断涌现，出现了众多在华语电影研究领域落实或质疑、深化或修正华语语系理论的论文，以及《华语语系电影》《新酷儿华语语系电影：本土历史、跨国连接》等学术著作。

在鲁晓鹏看来，“华语语系电影”构成了与“中国民族电影”(Chinese national cinema)、“跨国华语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和“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 cinema)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第四种华语电影研究的理论范式。[11]早在2006年，鲁晓鹏就撰文反对简单地将中国命名为一种压抑性的霸权力量或者将离散华人命名为本质上就是后殖民的。他以中国境内生产的华语电影，尤其是方言电影为例，指出中国大陆的华语电影也是“一个多种语言和方言同时发声的场域”，“大中国并不必然是一个统一的、殖民的、压迫的地缘政治实体,也不是一个先天保守的概念。边缘地区的汉语文化生产也并非先天就是一种后殖民、反霸权的话语”[12]。2007年史书美的《视觉与身份》一书出版后，鲁晓鹏撰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书评对史书美的理论进行批评。他认为史书美错误地“将欧洲殖民模式用于泛亚材料”，不稳妥地“将中国本土排斥在华语语系领域之外”，尤其不应该“人为地将中国与中国之外的华语表述割裂开来”[13]。在鲁晓鹏看来，如果将中国大陆生产的华语电影包括进来，那么除了“语系”(phone)一词所附带的意义增值外，“华语语系电影”(Sinophone cinema)和“华语电影”(Chinese-language cinema)几乎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二者都对“离散、身份建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非常敏感。鲁晓鹏尤其强调，华语语系研究不应该忽略跨国的视角，因为中国内地、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社群的华语电影制作已经进入一个跨国组合、相互缠绕、难分彼此的阶段。总之，鲁晓鹏认为“华语语系电影”不应该将中国大陆的华语电影排斥在外，不应该夸大中国境内和海外或者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

在海外华语研究中，离散研究一度是一种非常活跃的阐释模式。邵氏和电懋的国语片创作、新电影之前的台湾国语片、华语武侠片以及李安的华语电影等都可以说是典型的离散电影，充满了对“文化中国”的乡愁以及“沦落外乡的飘零自恋姿态” (焦雄屏语)。至于没有那么强烈的中国乡愁甚至不是华语发音的离散华人电影则更多。从此角度撰写的论著和论文为数不少。主要论著如傅葆石的《永远的中国：邵氏兄弟公司和离散电影》(2008)、Kin-Yan Szeto的《好莱坞离散华人的武侠动作电影：李安、吴宇森和成龙》(2011)以及拙著《跨界的艺术：论李安电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至于论文则不胜枚举，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马兰青(Gina Marchetti)的《华人和华人离散电影导论：复数与跨国》(2008)和《离散华人电影》(2011)。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问世后，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也开始了“反离散”转向。奥黛丽·月(Audrey Yue)和奥莉维亚·邱(Olivia Khoo)认为，鉴于“中国性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与民族性有关的种族问题”，海外华语电影研究在方法论上需要从离散电影转变到华语语系电影，“以重新接入(re-engage)本地化、多元语言主义以及差异等华语电影研究中已经出现的但并不能很好地被离散概念涵括的新场所(site)”[6]。两年后，奥黛丽·月和奥莉维亚·邱合作主编的《华语语系电影》(Sinophone Cinema)出版。该书分为两部分，所讨论的电影来自中国、新加坡、英国和澳大利亚，在类型上既有大片也有短片，既有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也有当代电影，既有剧情片也有纪录片，大致勾勒了华语语系电影版图的基本轮廓。第一部分的文章从理论上探讨将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用于电影研究的可能性，试图建构一种华语语系电影理论。如其中王一蛮的文章讨论了华语语系电影的“可变中心”(alter-centring)，认为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霸权与抵抗的关系，普通话和方言的相互位置是可变的(sliding positions)、语言和身份的历史发展变化是多向的，[14]灵活地处理在史书美论述中中心和边缘、汉语和华语相对简单机械的关系。第二部分的几篇文章以批评实践为主，有的全盘吸收史书美反离散、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探讨60年代晚期的香港音乐片中香港认同的形成、1997年以来相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电影创作对“大陆化”的反抗；有的分析新加坡电影的“新加坡英语”(singlish)对中国霸权身份以及新加坡政府确立的语言等级制的双重反抗；也有论者并不认同史书美的“反离散”思想，认为离散电影框架依然是有效的。总体上讲，该书对华语语系电影的分析依然继承了史书美的基本思想，如反中国中心主义倾向，对多元语言、多元方言和多元发音方式的强调，认为华语语系要与种族、民族脱钩，立足于民族国家边缘、既反抗祖国也反抗宿主国的霸权，等等。该书对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将中国大陆的华语电影和其他国家的离散华人创造的非华语电影也纳入华语语系电影研究的范畴。

新马地区是华语语系文化产品的主要产区，本土研究力量比较雄厚，新马地区的华语语系电影研究也值得重视。譬如南洋理工大学的许维贤副教授运用华语语系理论分析新加坡本土华语电影，修正甚至颠覆了史书美的某些结论，贡献了不少值得尊敬的研究成果。他对史书美所强调的华语语系的“本土化”的重新思考尤其引人注目。他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和细致的文本细读，论述了新马首部电影《新客》剧本所展示的“多元声音”和“多元拼字”正是典型的华语语系的“杂糅化”的语言景观。不同于史书美对华人本土化的无条件肯定，许维贤认为《新客》这一个案反映了华语再造过程中所呈现的杂糅化特质“并不是以‘去华人性’为代价，反而是尝试拓展多重的华人性在新马的领地。这说明并非所有的华语语系领地，都需要以对抗华人性作为指标”。[15]他的另外一篇文章将梁志强和陈子谦电影再现的新加坡华语语系社群纳入当代新加坡社会从“去中国化”到“去华人性”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探讨，认为要将“去中国化”和“去华人性”区别开来，在“去中国化”的同时保存本土华人身份认同。在他看来，当代新加坡社会的“本土化”——不仅否定对中国的认同、也从血缘到文化彻底否定华人身份认同——其实是对新马华语语系历史的遗忘，是与新马国家话语的共谋。[16]这种既有历史关怀又有现实担当、放弃先入为主的理论立场尤其是政治偏见、立足于具体文本和电影实践的研究方式，无疑是华语语系电影研究健康发展的希望所在。

四、结 语

尽管“华语语系”理论为全球华语文化产品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工具、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或者如史书美所言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观看角度，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这种理论工具的重大缺陷。因此，对这一理论的“重新校准”无疑是有必要的。

比较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华语语系电影研究可能更加复杂。华语语系电影比华语语系文学更加能体现华语语系的多元语言、多元发声的特点，也更能体现华语语系的边缘性。譬如多元语言就是新马地区华语电影最突出的特点，而这些地区的华语电影和本土的国家话语之间一直存在极大的张力，甚至只能以独立电影的形式存在于主流文化、主流市场之外。而视觉性在电影媒介中的优势地位决定了，语言也许并不是华语语系电影最重要的研究路径。譬如新加坡导演邱金海的电影《伴我行》只有五分钟的对白，大部分是英语，其他才是华语。华语语系电影分散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语言、文化、种族和制度环境各不相同，这决定了它本质上的分散性、多元性和芜杂性。尽管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理论为华语语系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放弃其预设的立场和观点，在批评实践中对其既有的理论方法进行调整、修正甚至颠覆，无疑也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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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加坡]许维贤.华语语系社群在新加坡：以梁志强和陈子谦的电影为例[J].中国现代文学(台湾)，2013(23)：83-109.

[责任编辑：华晓红]

2014教育部课题“当代海外华语电影研究”(14YJC760066)的中期成果。

向宇，男，教授，电影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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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552(2016)05-00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