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作舟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研究现状

张小平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邵作舟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研究现状

张小平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合肥230051)

摘要：邵作舟是晚清维新派著名人物之一，由于面世资料稀少而零散，学术界对这位徽州人物缺少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随着近些年来邵作舟更多手稿的出版，邵作舟思想的历史地位也逐渐被学界所认识，他在政治、哲学、经济、军事、文论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和创见。

关键词：邵作舟；维新变法；《邵氏危言》；《公理凡》；海防

邵作舟是晚清维新派著名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是《邵氏危言》。《邵氏危言》与汤寿潜的《危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并称为“晚清三危言”。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邵作舟面世资料稀少而零散，学术界对这位徽州人物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多数人只知道《邵氏危言》此部著作而已。《邵氏危言》在民国以前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木活字版本，另一个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岭海报馆的木活字版本。虽然《邵氏危言》刊行时间要迟于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汤寿潜的《危言》，但今天的研究成果表明，邵作舟是近世“危言”写作的第一人，比后者写“危言”的时间要早。除了《邵氏危言》印行之外，邵作舟还有一部著作印行于世，即1924年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今安徽休宁中学)的石印本《论文八则》。

一、邵作舟著述及其生平

其实，邵作舟留给后人有很多的精神遗产。自邵作舟去世以后的百余年间，邵氏后裔一直留心搜集和保存邵作舟的文稿，“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所散失，但仍存留了一些。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邵作舟卷，邵氏后人邵骏人、邵晓晖等开始四处访求邵作舟著述，并协助徐子超整理点校邵作舟著述、编订邵作舟年谱以示学界。2015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邵作舟卷出版(与马建忠、陈虬合为一卷)，诸多家藏本、馆藏本第一次面世，这是目前收录邵作舟著述最全的版本。卷末还附有邵作舟年谱简编，其中涉及邵作舟待觅的手稿还有多部。出版说明指出，《邵氏危言》对君主专制制度、官僚制度之批判入木三分，为同时代此类著作之代表；首次刊布的《公理凡》，其内容旨在打通自然、社会与人文学问边界，探究万事万物公理，为一部有待深入解读的哲学奇书；《论文八则》系总结我国古文创作历史与手法的文章学力作。他不仅写成近世“危言”第一书，其后又主笔了改良变法第一折，慧举了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从“邵作舟卷”书目可以看出，邵作舟于政治、哲学、经济、军事、舆地、水利、铁道、文论、音韵等领域多有建树和创见，值得今天的学界深入挖掘和研究。

“邵作舟卷”附录年谱简编，第一次对邵作舟生平做了比较清晰的梳理。邵作舟(1851—1898)，名运超，字班卿，安徽绩溪人。邵作舟幼年随父居陕西任所，14岁因父亡而返回故里绩溪。1868年至1870年在杭州读书，与赵之谦、程蒲荪等结为学友，以善古文辞、识时务、知地理见重于同辈。1882年，游天津。翌年入天津海关道周馥幕，协助处理商务与涉外事务，并课周馥之子周学熙学业。不久，入天津海防支应局，协助李兴锐负责地方筹款工作。1885年之后，鉴于清廷在中法战争中失败，遂究心于当世之务，1887年成《危言》28篇(出版时更名为《邵氏危言》)，感愤激昂，主张向西方学习。1888年著《论文八则》，深研细究古人笔法，缕析条分，辟后来之途径。1890年写哲学著作《公理凡》，融各类学科于一炉，中西互证，堪称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同年，力劝胡燏棻“不用洋工程师，专任詹天佑办理工程，至路成而其名大著，中国有铁路人盖自此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上书李鸿章条陈图说防御日军之详尽方案，惜未采纳。1895年5月17日，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作《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据同日翁同龢日记云“系邵班卿作舟及王翰林修植代作”*《翁同龢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12页。。据军机处《随手档》记载，该条陈是当日“留中”的首折，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而图自强呈》为第二折。1898年卒于天津任所。其著述尚存有《人道纲目》(家藏本)、《班公文稿》(家藏本)、《丙丁纪事》(家藏本)，编有《拙庵诗草》(家藏本)、《静斋公诗剩》(家藏本)、《退佳公诗剩》(家藏本)，佚失的著述有《军凡》、《政道纲目》、《中国铁路私议》、《虑敌》、《治河策》、《诗文集》等。

二、邵作舟思想及作品研究现状

关于邵作舟思想的历史地位，从学界这些年来研究和探讨的成果来看，肯定和重视的声音越来越多。耿云志认为：“邵氏在北洋幕中多年，颇熟中外交涉各事，略窥西方政治，著有《邵氏危言》，是著名的最早倡导改革的思想家之一。”*耿云志：《读邵作舟与胡传论台湾海防书》，《耿云志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页。邹振环说，“邵作舟与胡传一般，属于尚未取得很高功名而以才学游食于仕宦幕府的士大夫，是未能进入清政府的核心圈但却在地方上扮演着儒家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角色，《邵氏危言》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代表着民间知识者的声音。”*邹振环：《危言三种》导读，《危言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熊月之评价邵作舟“是晚清有多方面建树、颇为重要的思想家”，邵作舟的哲学奇书《公理凡》，“内容独特，风格卓异，堪称晚清思想史上之空谷幽兰，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熊月之：《略论邵作舟〈公理凡〉思想特色》，《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回顾今人对于邵作舟思想的研究，大约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述邵作舟思想观点者众多，但专门的研究论文不是很多。最早的单篇论文是钟祥财的《邵作舟经济思想初探》，发表于《江淮论坛》1984年第6期。其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徐子超《邵作舟及其〈论文八则〉》，发表于《徽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耿云志《读邵作舟与胡传论台湾海防书》，收录在2005年5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耿云志文集》当中；熊月之《略论邵作舟〈公理凡〉思想特色》，发表于《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熊月之《邵作舟思想探究》，发表于《江淮文史》2016年第1期。硕士论文有，2010年5月湖北大学叶顺意的《〈邵氏危言〉研究》。其余有关邵作舟的研究文字，或为综合讨论晚清改良思想时涉及，或为出版物导读文字中涉及，主要有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四章第五节“邵作舟对封建官制的批判”，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2010年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读写视野》中收录了邵作舟的《论文八则》，黄季耕写有《〈论文八则〉点校后记》；邹振环整理的《危言三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出版，邹振环撰写的导读中对邵作舟思想有单独的评论；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熊月之撰写的导言对邵作舟思想做了比较全面的评论；邵晓晖根据年谱简编及有关研究成果，撰写了较为完备的邵作舟词条，刊于2015年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徽州文化大辞典》。

综合以上文章可以看出，学界有关邵作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邵氏危言》、《公理凡》、《论文八则》等作品及其相关思想探讨上。

三、《邵氏危言》成书时间及其变法思想研究

《邵氏危言》最早的版本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木活字印刷刊行的，“抚时感事生”作叙。《邵氏危言》还有光绪辛丑年(1901年)岭海报馆的木活字版本，有胡衍鸿序。根据这个刊行时间推算，来新夏、焦静宜认为，汤寿潜的《危言》是“危言”类著作之创始，“《危言》初稿成后四年而有郑观应之《盛世危言》(1894年)，又四年而有邵作舟之《邵氏危言》(1898年)。是汤氏之作当为危言类著作之创始，其影响显然可见。”*来新夏、焦静宜：《论汤寿潜的历史功绩》，《天津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

刊行时间是否就是创作完成的时间？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一书中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邵氏危言》成书于1887年，主要依据是《邵氏危言·正本》中的记述，“前岁之役，朝廷愤于法人之横，欲大有所诛伐，既而马尾破，船厂焚，一败于越南，再困于台湾，慨然许盟，卒以和罢。”这里的“前岁之役”指的是中法战争。中法战争结束于1885年4月，可见，《邵氏危言》成书于1887年，是比较可靠的。杜泽逊则认为，考马尾之战在光绪十年(1884年)，则是书之作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前后*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43页。。

光绪二十四年(1898)，抚时感事生为《邵氏危言》作叙，有这样一段话：“先生成书迄今近十年，其筹箸所及，或已推行，十世百世，损益可知。顾《危言》之作，前有汤、郑，一时著述，标目偶同，而绎其宗旨，实各异趣。友人罗君闲论三书，谓香山所作多货殖之谭，山阴新论极才人之笔，而粹然儒术，厥惟此编。”这里已经清楚地说明，《邵氏危言》成书迄今近十年，即1888年左右。所谓“顾《危言》之作，前有汤、郑”，指的就是刊行的时间。因此叶顺意认为：来新夏、焦静宜认为《邵氏危言》成书于1898年，是把出版时间和成书时间混为一谈了，这样看来，《邵氏危言》与并称为“三危言”的《危言》(1890年成书)、《盛世危言》(1894年成书)相比，其成书年代要稍早些*叶顺意：《〈邵氏危言〉研究》，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光绪辛丑年刊行的《邵氏危言》“胡衍鸿序”中，也清楚地指出了此书写于甲申之役之后：“未几而有甲申之役，马尾失，澎湖陷，基隆奔命，越南丧师，天子震怒，罪失律之臣，发明诏于天下旁求俊乂。时则有绩溪邵氏著《危言》一编，欲上之朝而未果。邵氏殁，世遂无见其书者。侯官沈生觐恒从余游，好读书，得其稿，持以请益。予问所从来，生对以得于父执某君，且言邵氏事甚详。”甲申之役，指的就是1885年结束的中法战争。胡衍鸿这段话，指出了《邵氏危言》在刊行前“传抄本”的书名就是《危言》。

可以印证胡衍鸿的证据有：安徽省图书馆即藏有邵作舟《危言》红格抄本，共2卷2册，封面有行书“辛卯伏日徐世兄国光录”。徐国光这个抄本意味着，至少辛卯年(1891年)以前，邵氏《危言》在坊间已流行并被人传抄。另外，邵氏后人家藏本的书名也是署名《危言》。可见，熊月之对于《邵氏危言》成书年代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推断，是符合史实的。

对于《邵氏危言》变法思想的研究，侧重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赞美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共同话题，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等都发表过相类似的言说，钟祥财《邵作舟经济思想初探》指出：“邵作舟的勇气在于敢直接针贬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不惟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并非十全十美。”叶顺意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邵作舟对专制主义官僚制度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并对中西政体进行分析，得出中西政体各有优劣，主张要在发挥专制优势的同时吸纳西方政教制度。”

熊月之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中对邵作舟的民权思想作了这样的评价：“与同时期其他改良派相比，邵作舟民权思想的特色，不在于对西方议会政治的颂扬，而在于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自由、平等、民主的内在联系，和对中国官僚制度的深刻批判。”在《邵氏危言》中，邵作舟以《官敝》上中下三篇的篇幅，从官僚待遇、选官方法、官场习气等方面，揭露了中国官僚制度的腐朽性。熊月之指出，“邵作舟虽然对封建的专制制度不满，具有一定的民权思想，但是他的思想中又充满了矛盾。他不满意封建的官僚制度，不满意独断乾纲的专制制度，但是他又找不到更好的制度来代替它，眼光仍然落到了帝王身上。”

对于《邵氏危言》中的经济思想，钟祥财认为，邵作舟的经济思想可以归纳为薄敛省赋论、精习工艺论和开发边陲论。钟祥财通过研究指出，“在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中期，洋务派是极力为厚赋政策辩解的，而早期改良派由于关注商务和实业，对赋税问题反而议论较少。陶煦的《租核》虽然对土地租税的繁重作了抨击，但并未论及其他赋税。邵作舟揭露了全局性的重赋之害，而且能运用中外对比分析的方法来说明问题，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对赋税改革，邵作舟作了具体的设想和建议，他的方案包括三点：裁兵、罢杂税和制新法。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一些官僚购买外国机器，聘请西洋技师，兴办了一批军事和民用工业企业。针对洋务派企业的弊病，邵作舟极为关注，他揭露西洋技师凭借政治特权，“恃势骄纵，大吏有所号令谴责，辄桀骜不受”，他认为要振兴民族经济，必须依靠自己的国力和人才，“西士终不可用”。钟祥财的文章认为，邵作舟的“罢西士”，根本不同于顽固派的盲目排外，他并不否认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艺，而且建议大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留学人员中“习之者多，精之者寡，设以六千人学之，精者不过十分之一，所得才六百人耳。是虽六千人犹患其寡，而况寥寥焉遣数十人以从学于外乎？”

钟祥财还对邵作舟的开发边陲的思想做了分析研究，指出，从西汉的晁错到近代的龚自珍，都把移民戍边垦殖作为边疆开发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在康有为的变法纲领中，移民边陲仍作为恤穷内容之一。邵作舟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则颇为新致，显示了较深的洞察力和经济远见。主要表现在，邵作舟认为边陲地区的落后，不仅对国防不利，而且影响了内地经济的发展。怎样才能实现边陲经济自立呢？邵作舟主张根据各省的自然资源，因地制宜，扬其所长，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扶植地方经济。邵作舟的着眼点不限于农业，而是涉及工、农、矿、牧、副等多种经营，而且强调依靠边远地区的资源和人力，而不是通过移民的办法。他还建议对边远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从《邵氏危言》全书来看，他对外国的侵略威胁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邵作舟的变法思想还表现在如何对待中学、西学的关系方面，钟祥财认为，一方面，他重复由冯桂芬第一个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今日而诗书礼乐之典，道德仁义之涂之为天下迁久矣”，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他提出“择其善政”，“以补我之所未备”。怎么补？他在《邵氏危言》中专门写了《译书》一篇，邹振环指出，这是近代学者第一个将“译书”作为专门问题来加以检讨的学者*邹振环：《危言三种》导读，《危言三种》，第40页。。邵作舟建议不仅要翻译“水、火、汽、电、化学、算术、器械、工艺之书”，还要“大译诸国史乘、地志、氏族、职官、礼乐、学校、律令、事例、赋税、程式，一切人情、风俗、典章、制度之书，官为刊集，遍布海内”。可见，邵作舟所指的西方“善政”，不仅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已经涉及到制度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反映了改良主义思潮逐渐发展的新变化。熊月之则认为，在译书方面，邵作舟一个独特的建议，就是力主将中国文化翻译介绍给西方，这是邵作舟与其他维新派的不同之处。邵作舟说，中国在科技技术方面不逮泰西，但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在万国之上，中国文化的价值到现在还没有被西方完全认识，所以，他们操起所习之宗教行于中国，招徒聚讲而不愧。一旦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些精华，他们就会赧然自惭。要广招聪明学者与精通泰西文字的学者，同处一处，合译中国文化经典，首译四书及有关伦常义理诸书，让西方学者深知而笃好之，则以次传习，靡然向风，那样，西方人就不敢轻视中国了。所以，译书“功之大，效之远，盖莫过于此者”。他认为，朝廷应该拨一笔钱实施其事，“费不能一铁舰，而其功则过于铁舰远矣。事所谓似缓而实急，似迂而实切者，此类是也。”*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危言三种》。

熊月之对邵作舟的变法思想作了总结，他认为，邵氏变法思想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对于危机的判断与众不同，二是对于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的批判相当深刻，三是提出了一系列革新主张*熊月之：《邵作舟思想探究》，《江淮文史》2016年第1期。。

四、《公理凡》及其它作品研究

《公理凡》是邵作舟的一部手稿，写于1890年，书凡5章，35节，80十余条，生前没有刊行，为未竟之遗著。1933年，其子邵瞻涛委托学者胡晋接整理并作序，但未正式出版。直至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建忠、邵作舟、陈虬卷》才第一次正式出版。

熊月之《略论邵作舟〈公理凡〉思想特色》一文指出，这是一部哲学奇书，旨在打通无机物与有机物、植物与动物、动物与人类的界限，合人类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公理于一炉，抽绎出包罗万象、贯通古今、普适、永恒的命题和原理。作者从易经关于天下万事万物是统一的、联系的、变易的学理出发，以包括近代西方传入的西学在内的一切自然与社会各种学理为对象，进行归纳与演绎，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哲学命题，述及的相对概念至少有45对，诸如消长、幽明、渐骤、有定与无定、有穷与无穷、物穷于三、一切生物之机皆以仁为体以智勇为用等命题。这是西学东渐高潮中，中国学者企图以中国传统哲学统摄西学的较早尝试。

熊月之认为，现在流行的中文哲学术语，尽管也有一部分出自中国学者的创译，但绝大多数是从日本转手而来，诸如哲学、主义、思想、范畴、唯物、唯心、阶级、政党等。邵作舟使用的上述许多术语，都是在日本译作转口中国之前出现的，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这部残稿的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在日本创译词汇大量涌入之前中国学人是如何理解、表述这类概念的。

邵作舟志向宏大，意欲融各种学科知识为一炉，锻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熊月之认为，从这些残存的稿件中，我们可以看出邵作舟极其广博的学术素养、相当辩证的逻辑思维，看出他不同凡响的学术抱负。西方近代知识传入以后，中国不少饱学之士，都曾试图将中西学问打通，作一综合思考。康有为作《实理公法全书》，谭嗣同作《仁学》，都是这种努力的产物。邵作舟的《公理凡》则是这一类成果中别具特色者。

《论文八则》是邵作舟对古代文章写作的一组述评，前有《弁言》，此后依次为《七本》《四术》《六体》《十四法》《六要》《十妙》和《九害》，所著期望能“穷源竟委，缕析条分，萃往宿之名言，辟后来之途径”。

最早对《论文八则》进行专题研究的是徐子超，他认为：“《论文八则》虽专注于作文之法，但也不乏对历代散文的评论和对衰败时文的针砭。这是他作《论文八则》的宗旨，也是他‘经世济民’思想的具体表现。”*徐子超：《邵作舟及其〈论文八则〉》，《徽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他指出，邵作舟生活的年代，正值桐城派文学回光返照之时。由于曾国藩凭借政治力量的鼓吹，桐城派确实影响了邵氏生活的那个年代的文坛。正是受了这种影响，邵作舟才注重散文、尤其是先秦散文，并企图借此振兴散文以致要走上复古的道路。这是文学史上又一凭借政治力量影响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的实例。

从文学史的传承看，徐子超认为邵氏深受明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愈古愈好的拟古思想影响，认为西汉以下的散文“皆非三代文章之正”(《弁言》)，甚至提出“学者弃去坊选俗本，取诸古籍，朝夕揣摩，涵泳十年，肠垢尽涤”(《六体》)。黄季耕《〈论文八则〉点校后记》则指出，邵作舟“列出十四种笔法，既有前人所见，亦有自己所得，是花费很多心力的，细心体察并运用于文章写作，是会深受启迪，从而写出优美动人之文的。”

徐子超指出，邵作舟能够正视衰败的时文，即使是对自己崇尚的龚自珍，对其散文的弊病亦有清醒认识，不盲从：“近则龚定庵诸公，厌元明以来古文家之软滑，反其所为，矫枉过正，取周秦诸子之最艰僻盲晦者而学之，怪字涩句，几同隐谜”(《九害》)，并指出，若“专学其拙”，“小则废言，大则废事”。他也未步桐城派的后尘去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去蹈清规戒律，却为我们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我国散文写作的尝试，这是可贵的、有益的。

邵作舟购书存目中有不少军事方面的著作，譬如吴邦庆著《畿辅河道水利丛书》、王闿运著《湘军志》、姚文栋著《日本地理精要十卷》、法人晃西士加尼著《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十五卷》等，显示了他对军事战略方面的极大兴趣。邵作舟早年在天津任职，对军事海防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并写有《军凡》《虑敌》等军事著述。邵作舟的台湾海防思想，主要保存在邵作舟给胡传的信件当中。1892年，胡传奉旨调往台湾。11月17日，胡传写信给同乡友人邵作舟，提出台湾应兴海防的意见。此时，邵作舟正在北洋天津海防支应局供事，那是一个与海军建设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耿云志《读邵作舟与胡传论台湾海防书》一文指出，胡传写信给邵作舟讨论兴办台湾海防事宜，可谓正得其人。

邵作舟的回信，写于1892年12月6日。邵作舟同意胡传兴办台湾海防的意见，但他以为其可行性需要慎重斟酌。以他在天津对北洋水师多年的观察，创建水师，绝非易事，不仅耗费巨大，“胜敌之效，茫如捕风”。耿云志认为：邵氏根据他对北洋水师的观察，对胡传提出的建立台湾水师的构想，持特别谨慎的态度，是十分有道理的。他断定台湾的人力、物力都不能与北洋相比，而同处腐败政治之下，其办事之无功无效与北洋应无两样。倘若“靡巨万之饷，一旦有事，终不能成”，其结果可能比无船无炮无海军更坏。这是因为第一，不办海军，人力物力集中于陆军，其力量或稍有可恃；办了海军，势必以削弱陆军建设为代价，其战力必受影响；第二，兴办海军，国家人民之期望所寄，一旦溃灭，它所产生的震撼必非一般军事失利可比。邵氏这种担心也是很有道理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鉴于上述的考虑，邵氏提出了一个即势衡情、折中利弊的相当谨慎的一个方案：一、建设海岸防御力量；二、闽台联防，共建海军；三、抓紧时机解决台岛附近红头、火烧两小岛的有效控制，以防敌国侵占。邵作舟提醒胡传，“倭人垂涎台湾，梦寐不忘，将来恐如吞并琉球之举，而效英之经营香港、亚丁者以为窥台之计。榻旁卧虎，患宜预防。”

耿云志指出，邵、胡两氏，都是有眼光的人，同时又都是脚踏实地的人，只能像胡传所说“就现有之力，谋能为之事”。但令志士心寒的是，即使这种应做、能做之事，在清末政治腐败的情况下，也难以实行起来。

邵作舟是晚清颇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著述涉及很多领域。随着近年来邵作舟更多手稿的出版面世，学界对这位徽州人物的了解会越加全面，相关的研究也会更深入，这不仅是学界的幸事，更是历史的一份责任。

责任编辑：方英

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Research Status of Shao Zuo-zhou’s Thoughts

ZHANG Xiao-pi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efei 230051,China)

Abstract:Shao Zuo-zhou was one of the famous figures of the reformis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e to scarcity and fragment of the available data, there were lack of system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this Huizhou character. As more manuscripts of Shao’s work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Shao’s thought were gradually known in the academic.Shao has done quite and original in politics, philosophy, economy, military, literary theory and other fields.

Key words:Shao Zuo-zhou；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Shao’s Warming；Gonglifan；coastal defense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3-0053-05

作者简介：张小平(1962 -)，男，安徽歙县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