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书店与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

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被称为继商务、中华、大东、世界之后的第五大书局[1]，主要原因在于开明版教科书所占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开明于1930年调整出版方向，投身于竞争日益激烈的教科书市场，编辑出版了一批品质优良的教科书，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推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即使在当代，开明版教科书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 开明出版方向之调整

开明创店之初，专门研究和讨论妇女问题，出版“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1930年，开明决定停止此类著作，转向中小学教科书出版。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与当时社会形势的转变有关。这一时期国民党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时代的话语逐渐转变。“‘妇女解放’‘妇女运动’这一类的名词在‘五四运动’以后的知识阶级里，人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宣传着……现在都被当做……老生常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妇女问题的解决，不得不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同时”[2]。社会问题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此时如果仍坚持出版妇女问题的著作，对于“创立的基础，是很薄弱的”[3]的开明书店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二）当时上海的出版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据《上海书店调查》显示，当时上海有261个出版机构[4]。为了生存，各出版机构之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竞争。以商务和中华为例，“商务出版《辞源》《新字典》《学生字典》《国音字典》，中华编辑《辞海》《中华大字典》《新式学生字典》《标准国音字典》；商务辑《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百衲本二十四史》，中华则推《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殿版二十四史》”[5]。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小书店旋起旋灭。章克标说:“我觉得这中间（出版社突然增加）就免不出有剧烈的竞争，而新旧开张的许多书店中，免不出有许多事要闭门的。”[6]对于个中缘由，章锡琛认为:“小出版家如果没有教科书或其他销数颇大的出版物，往往都倏起倏灭，不能维持到十年二十年之久，更谈不上什么发表”[7]。正是意识到教科书的重要性，开明着手调整出版重点，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向社会招股，扩大资金来源，采用现代的经营管理方式，试图在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站稳脚跟。

可以说，开明投身教科书出版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社会形势的转变，时势的突变和社会话语体系的转变对开明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是开明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如资金少、店面小、规模小等，迫使其必须做出理性抉择。既要在出版市场上避免被淘汰的命运，又坚守住最初的理想，“希望一方面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可以有点兴趣，并且可以使读者不致失望”[8]，开明不得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当时想要“赚钱”解决资金问题，出版教科书是不二之选。

二、 开明出版教科书之可能性

（一）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教育整顿工作，制定了新的标准和规则。国民政府分别于1928年和1930年召开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教育会议，强调贯彻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制定新教育的方针，加强中小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尤其注重教科书问题。蔡元培指出:“教育制度既革新，第一需要的，为各学校的教科书。”[9]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成为各出版机构努力的方向。彼时全国中小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民国十七年（1928），全国中学私立学校68149人，公立学校120551人，共计188700人。民国十八年（1929），私立学校97464人，公立学校151204人，共计248668人。民国十九年（1930），私立学校173234人，公立学校223714人，共计396984人[10]。民国十八年（1929），全国小学学校共有212385个，学生有8820777人；民国十九年（1930），小学学校244618个，学生有10788582个[11]。伴随着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的增加，中小学教科书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如此重要的用户群体，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为开明投身教科书出版提供了可能。

（二）教科书存在的问题，为开明进入教科书市场提供了可能。民国时期，教科书的重要性得到学界、出版界的一致认同。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告书》中指出:“国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12]，教科书成为教育的“根本”，“教科书在教育上，为受教育者与教材间的重要媒介，其地位与教师等。”[13]其时中小学教科书受到特别关注，“中小学教科书，无论在社会进步方面，还是在出版的份额方面，都是极关重要的。”[14]而当时教科书质量问题成为时人诟病的对象。韦息予指出，“小学教科书的最大缺点是枯燥”“内容不充实”“文字太艰深少趣”“插图嫌简陋”[15]。甚至部分学者对教科书编辑者提出质疑，“编辑者有时也以营利为目的，他们对于教科书的编辑，并不感到兴味，其惟一的兴味，乃在得到一点稿费”[16]。可以说，当时教科书内容与编辑者从业态度存在种种问题，这为开明进入教科书市场提供了机遇。

（三）开明人的经历为其进入教科书市场提供了智力资源。开明聚集了一批拥有丰富教学经验、怀抱教育启蒙理想的文化人。他们不少来自立达学会（学园）、文学研究会。立达同人和文学研究会同人如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刘大白、朱自清、周予同、黎锦熙、李石岑、章锡琛、周建人、王伯祥、夏丏尊等，均是开明的编辑。他们长期在教学一线，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熟知中小学生的需求，这是开明编辑教科书最重要的智力条件。学者赵廷为认为编辑教科书的人应具备的素质包括:“要有丰富的学问”“要明了教学的方法和教科书编辑的原则”“发表能力要好”[17]。开明的编辑队伍恰恰具备这些条件，并且自觉地以青年学生的发展为己任，“我们把我们的读者群规定为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出版一些书刊，最大部分是存心奉献给他们的。这与我们的学识修养和教育见解都有关系”[18]。对此，开明员工曾这样回忆:“开明书店编辑部的主要成员，既都有进步、开明的思想倾向，又差不多都担任过中学教员，做过编辑，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有各自专长的学科；还加上全都有文学修养，擅长写作，这就为开明编的中小学课本、教材、讲义、教学参考资料超出当时已有的中小学课本的水平。”[19]

三、开明教科书市场反应

（一）《开明活页文选》是开明书店投身教科书市场的试金石，刊出之后市场反应良好。为更好地参与教科书市场竞争，章锡琛重金聘请著名学者林语堂编写《开明英文读本》（简称《读本》）。为取得良好的效果，开明致力于各种推介工作，加强宣传攻势，在当时较有影响力的报刊上刊登广告，如在《新月》《申报》《大公报》上刊登广告；同时还广邀学界和文化界名人，如赵元任、邝富灼、蒋梦麟、江绍原、杨杏佛、郁达夫、潘光旦对《读本》进行评价[20]，将他们的评语刊登在《申报》上广为宣传，为《读本》进行造势。然而《读本》并没有像预想中的“一炮而红”，市场反应平平。此时世界书局林汉达编写的《标准英语读本》推出，经对比后被发现与《读本》有诸多相似之处。于是开明与世界书局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战”，双方各执一词，在《申报》上刊登大幅声明，上演激烈的口水战，最后诉诸法律。经过这样一场颇有“预谋”意味的“文化营销”，《读本》获得了出版市场的认可，自此开明在教科书市场上小有名气，正式进入了教科书时代。除了《读本》外，开明还编辑了不少口碑良好的教科书，如《英文文学读本》《开明英文文法》《开明英文选注》《开明算学教本》《开明本国史教本》《开明世界史教本》等。

（二）为扩大教科书的影响力，开明充分利用近代媒体，如《申报》《大公报》等，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21]。或单独刊登大幅广告，或与其他教科书组合刊登，强化广告效果。开明编辑亲自撰写的广告词朴实、通俗而不浮夸，无形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同时开明还注重利用“政治”进行宣传，不少教科书冠以“教育部审定”的字样，强调教科书的权威性，内容的标准性与规范化。经过积极的努力，开明版教科书最终打开了销路。根据王友鹏主编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统计，包括再版、修订本在内，开明共出版教科书147种，其中小学教科书42种，这与当时全国出版的小学教科书总量3978种相比，小学仅占1%左右；中学教科书101种，与当时全国中学教科书总量3627种相比，中学占2.78%，师范类教材仅4种。尽管开明教科书占当时教科书市场的比重不大，但市场反应良好，多种图书被多次印刷，不断地再版。贾祖璋于1937年编的《初中动物学教本》共印刷17次，刘薰宇于1931年编的《开明算学教本》14次，罗元鲲的《高中本国史》21次，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15次，《开明第一英语读本》45次，《开明第二英语读本》31次，《开明第三英语读本》24次等[22]。“据1949年统计，（开明书店）教科书的营业额占全部营业额的百分之六十二。”[23]可见，教科书虽然占出书总量比重不大，但却是开明的“饭碗”，是书店重要的收入来源。

四、 开明教科书获得认可之原因

开明教科书在市场上受到的广泛认可，与开明人的追求密切相关。开明人是一群有理想、有追求的出版人，坚持教育出版、文化出版的主张。马夷初说:“开明对于所出版的书从不马虎，不是只讲营利的商店。……由于开明书店所聘请的编辑，都是切实治学的。故规模虽小而声誉甚隆。”[24]开明不仅仅在编辑教科书，更是借由教科书向学生传达所追求的教育理念。开明的编辑善意提醒读者，不能“唯教科书是从”，“读教科书不是最后目的”[25]。

（一）开明以发展文化为己任，负有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坚持出版有诚意的著作，也对出版的著作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我们对于出版书籍的选择，当取谨慎的态度，不单以盈利为标准。非比较有价值的读物，决不随意发刊。我们审定不免疏漏的时候，希望批评界与一般读者，加以严格的指摘，内容形式如有缺陷，或再版改正，或毁版停售。总之，我们宁愿牺牲营业的利益，而不顾对于一般读者存丝毫的欺骗”[26]；而且对编辑工作有很高的要求，要求编辑养成踏实、认真、严谨的编辑作风。吴觉农说:“当时章先生的办事极认真，校对既极精细，印刷尤其讲究，一页中有一个字印得不好，必须重印。收稿时，不仅认真看作者是否有名望，书名和性质是否合时，更由章、夏两先生把全文看过，要是文字方面有不妥处，必一一加以修改。这种认真精细的精神，到现在还保持着。同时开明更表现出一种稳健和脚踏实地的作风。”[27]正是开明对文化的高度敬意，时刻以读者为出发点，以读者的需求为需求，得到了读者和作者们的广泛认可。端木蕻良说:“圣陶先生的作品，不论在什么时候，对青少年都是很有益的，我就是身受的一个。”[28]

（二）独创的精神为开明教科书取胜的关键。当时文化市场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创新性，时人指出:“中国出版界最容易诊断出来的病症，头一是没有半点带有独创性的设计，只知道跟着学养的可靠，不懂得独辟蹊径之可贵。”[29]开明鼓励年轻的编辑大胆求新。钱君匋回忆道，在开明工作的日子里，经常受到章锡琛的鼓励和支持，这使他可以随性设计，随意创新，用料用色完全自由，最终发明了一种五线谱净绘法，实现了乐谱版的革新。顾均正说:“一般人都知道开明的稳健，却不知道开明还有一种独创的精神。这不但表现在出版的书籍方面，还表现在业务方面。譬如门市概售实价，封面采用图案，尽量采用版税制，发行活页文选、小学教科书里间用钢笔行书等等，都是‘开风气之先’。”[30]

五、余论

伴随着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政治变革必然牵动上海出版业的神经。戊戌变法催生了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造就了中华书局，“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后出版机构（大多是中小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渐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政治势力不断向出版行业渗透，不断强化对图书出版的控制。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和政治控制日益强化的文化市场上生存，进而脱颖而出成为开明面临的难题。开明以教育出版、文化出版为己任，不愿与政治主动“关联”，不愿跟风政治形势出版“应景”之作，但却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有着不同程度的牵扯。所以，开明亦不自觉地借助政治力量，借助教育部的力量，在与世界书局的版权官司中取胜，成功将《开明英文读本》推向市场。20世纪30年代，开明参加“全国读书运动”，参与由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办的“读书竞进会”，半价发售图书，不断提升开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31]。开明还邀请国民党老党员邵力子担任名誉董事，为其发展寻求积极的政治力量。

可以说，面对上海出版文化市场的激烈竞争，在行业管理制度和规范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在政治势力加强对出版业控制的背景下，开明投身教科书市场，抓住政府规范中小学教育之时机，出版了一批符合中小学生需求的教科书，始终贯彻教育出版、文化出版的主张，即使身处困境，仍坚守着文化人的责任。这大概是开明教科书受到广泛认可的深层次原因。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7页。

[2]编者:《废刊辞》，《新女性》，1929年第12期，第1500页。

[3][26][30]开明书店:开明书店始业宣言，《申报》，1935年8月1日，第22版。

[4]任建树:《现代上海大事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745页。

[5]周武:《论民国初年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业的互动》，《史林》，2004年第6期，第6页。

[6]章克标:《章克标文（上）》，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80页。

[7][8]章士敭:《章锡琛与开明书店》，《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第82、78页。

[9]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10][11]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94、423页。

[12]陆费逵:中华书局宣告书，《申报》，1912年2月23日，第7版。

[13]郑宗海:《教科书在教育上的地位》，《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4期，第7页。

[14]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56页。

[15]韦息予:《小学教科书的改善及其障碍》，《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4期，第84-87页。

[16][17]赵廷为:《我国教科书的现状及其今后的方针》，《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4期，第31-34页。

[18]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周年》，《中学生》，1946年第178期，第3页。

[19][28]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我与开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97、18页。

[20]《教育部审定林语堂编著开明英文读本》，《申报》，1930年8月18日，第5版。

[21]王晓霞:《开明书店的市场开拓策略述论（1926-1937）》，《保定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22]王友鹏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

[23][29]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1、441页。

[24][27]《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讲演录》，《出版史料》，1985年第4期，第25—27页。

[25]《读教科书不是最后目的》，《中学生》，1936年第68期，第10页。

[31]《开明书店赞助全国读书运动》，《申报》，1935年3月2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