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外音乐教育的认知看中国未来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

2016-02-05 14:17
北方音乐 2016年2期
关键词:音乐教育教学法

董 琳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从中外音乐教育的认知看中国未来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

董 琳

(沈阳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摘要】中外音乐教育状况有着较大的区别,然而从历史发源的角度来说,却又殊途同归。不同的教育形式和具体的教学形态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像。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由于家长与教师对音乐教育的认同和了解的不同,也造成了东西方音乐教育追求的区别化。国人的音乐教育更加倾向技术表达,而国外的则更重视感受互动。不同的关注点也使东西方青少年音乐学习的目的性有了差异。为了提升音乐教育的核心价值,则需要在音乐教育者的基础教育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音乐教育;教学法;中外音乐教育

音乐教育作为音乐传承的必要途径而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从拜火祭祀的劳动歌舞到传唱广泛的劳动号子,甚至东方宫廷音乐的演奏传承和西方宗教音乐的教义传授,早期的音乐流传多以反复的模仿、指导、纠正为核心。在一代又一代的尝试与进步中逐渐进化出更加科学有效的传承办法,这就是音乐教育的雏形。

而当代的音乐教育,淡化了阶级统治的需求和信仰传播的目的,脱身为艺术审美的具象体现。1930年,中国第一位音乐教师——沈心工先生在南洋公学附小开设“唱歌”课程;同年,由张之洞奏是学校章程,将“唱歌”列为学校必修课,标志着中国音乐教育走向正规化的开端。几乎同一时代,西德著名音乐学家卡尔·奥尔夫开创“元素性音乐教育”体系,并在日后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六大音乐教学体系之一。

东西方当代音乐教育的萌芽时代,从教育的本质目标上,就产生了微妙而必然的区别。“唱歌”课程,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课程,通过教师的示范、学生的模仿以及师生互动的纠正来完成歌曲的演唱,最终则以完成音乐审美体验的目标。而奥尔夫教学法下的音乐教育模式,则更加强调参与,这是过程导向的直接需求。从儿童手、脑、律动的同时,主动与音乐互动,而完成音乐体验审美与主动融合的目的。以此看来,随着国人音乐教育的发展与教育程度的逐渐加深,对音乐审美的追求虽然并未改变,但其过程中相比于西方的音乐教育模式有着比较突出的功利心和目的性。而西方音乐教育中,沉浸体验式的教育方式也更加暗合了诸如柯达伊等教学法中,对音乐修养理论与精神需求满足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的音乐教育,已从音乐学习目标的发端开始,产生了分立。中国的儿童比西方同年龄段的孩子更早的接触到了音乐教育,在家长“技多不压身”理念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幼儿走进了音乐学习的领域,从唱歌到弹琴,再到舞蹈等等,这种“童子功”大多来源于家长的个人爱好与兴趣。为了完成父母未完成的心愿,或单纯家长之间“他家孩子在学某某某,如果我家孩子不学就要落后了!”的攀比心,在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学什么的儿童时代,孩子们就被强迫每天重复的练习,从而放弃了更多娱乐的时间。这也使原本并不枯燥的音乐学习在他们心中产生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而西方的家庭在对于孩子的音乐教育中却更多展现了参与感的体验。有个人音乐爱好的西方父母会在生活中安排孩子接触音乐,让他们在游戏中参与到父母的音乐生活中来,将音乐自然而然的接纳为生活的组成部分。如果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中表现出突出的音乐天分和兴趣,家长会根据孩子的爱好而选择相关的培养项目。使之成为孩子业余生活中的休闲娱乐,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音乐习惯。可以打个比方,当中国的孩子利用游戏的时间学习与练习音乐的时候,西方的孩子正在学习的闲暇之余体验音乐带给他们的快乐。

在这种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由于中国学生进入专业训练较早,同年龄段的演奏技巧要高于西方的学生;而西方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理解力、领悟力则更强。中国学生的独奏能力比较突出,而西方学生更加精于协奏配合。这与中国学生更加注重个人表现和荣誉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学校在音乐教育过程中更加注重集体音乐行为的重要性,更多的音乐社团组织与表演机会,以及社会提供的实践平台都给了西方学生更多实现自我价值与审美感受的渠道。

由此,不同的音乐学习态度也催生出不同的社会现象。中国的家长,在先期的投入之后,大多会寄托于孩子的“一技之长”在升学中给予更多的助力。这便是国内“艺考”大军的来源。排除真正向往专业音乐领域深造,并立志走入音乐领域行业的学生以外,更多的家长看重艺考生较低的分数线和文化课难度,而促使自己的孩子选择艺术的学习方向。临考前,则有大量没有音乐基础的考生临时突击音乐特长。这种应试教育下的音乐教育并不是良性的音乐教育,同样这样的教育教学中,也没有任何审美感受与美的传递。反观西方同年龄层的状态,有音乐修养基础的孩子会更加强化这项艺术技能,使之成为升学与日常学习生活的加分项。但这并不是强制性的,如果没有相关特长的孩子,也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选择诸如体育社团或公益活动。这种“宽松”的机制,反而会促发有音乐特长的孩子进一步强化自己可以做的更好的领域,从而体验更多的个人价值和成功感。这与我国艺考被动的学习形态有着巨大的反差,而中国式音乐教育的尴尬便如此产生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诱因相对复杂但并不难以理解。当中国式音乐教育的最终目标始终定位在音乐审美感受的时候,实际的教学道路已经偏向越来越复杂的技巧练习与越来越繁琐的演绎方式。单纯的协作、审美、体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弱化,从此与最高追求渐行渐远。与此同时,这样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步入社会,成为新一代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并延续着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方式,将之传递给后续的学生们。如此一来,这种亚健康的音乐教育形态所生产出的音乐工作者便陷入了回环往复的循环中,而中国的音乐教育同样陷入难以挣脱的怪圈。

改变这样的局面,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治愈音乐教育者本身的造血机制,使新一代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以新的意识与视野将健康科学的音乐教育工作贯彻到后续的工作中来,由此也提高了针对音乐教育专业学生学习培养的流程难度。建设这种科学有效的教学机制就是当前音乐教育工作者的目标,使学生在摆脱单纯追求音乐技巧的同时,提升其音乐修养与艺术品位。加大音乐协作的力度与含量,摆脱音乐孤独,塑造音乐分享的大环境。在掌握教学方法的同时,掌控更多的教育手段,超越当前教育教学中单调的教授形态而引进更多的互动、参与、共享,从学习音乐到感受音乐,最终成为音乐享受。以此,才能让“音乐使人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成为现实。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5年度辽宁省社科联与高校社科联合作课题,名称《全球化背景下音乐人才培养‘5C’模式研究》,编号:LSLGSLHL-136及2015年沈阳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名称《全球化背景下音乐人才培养‘5C’模式研究》,编号:JG2015-YB08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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