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航》看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成长小说的叙事发展

陈　研

(1.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州 350007; 2. 福建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福州 350002)



从《远航》看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成长小说的叙事发展

陈研1,2

(1.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福州 350007; 2. 福建农林大学文法学院， 福州 350002)

摘要：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使女性成长小说基本摆脱了男性书写的命运，奥斯汀、勃朗特和艾略特的三部代表作大致体现了这一时期女性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伍尔夫在《远航》中借鉴并改写了这些模式，将女性的精神自我视为女性成长的主导力量，标志着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成长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关键词：《远航》； 女性成长小说； 叙事模式； 精神自我

英国女性成长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理查逊于1741年写成的以书信体形式揭示女性成长历程的《帕梅拉》，小说由帕梅拉与B先生之间的外部矛盾转为帕梅拉的内心冲突，探讨了女性主体遭遇父权制社会所产生的自我与他者、抵抗与妥协之间的关系，这种由男性代言的女性叙事时常使得女性成长意识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未能得到充分展示。随着19世纪英国女作家群体在文坛的崛起，以奥斯汀、勃朗特和艾略特为代表的女作家不同程度地将个人生活经历融入小说之中，她们的三部代表作《傲慢与偏见》《简·爱》《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均体现了“作家个人生活经历的艺术倾向, 从而悄然拉开了英国自传体小说的序幕”[1]，拨开男性书写的迷雾照亮女性成长的现实。奥斯汀充满幽默讽刺的求婚叙述、艾略特强调自我牺牲的死亡叙述以及勃朗特倡导回归家庭的象征隐喻是这三部作品在表现女性成长主题时所采用的叙事模式，真实再现了这一时期女性境遇和主体意识的大致样貌，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为父权制意识形态和文学传统所左右，这几位女作家均以匿名或男性化笔名发表作品就是明证。

受到女权运动和女性美学的双重影响，成长于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开始发展出一种歌颂新意识的小说，这种源于女权主义意识的“新的精神性”在约翰逊(R. Brimley Johnson)看来就是女作家大胆追寻物相背后的真实，并将男人视为局外者[2]。伍尔夫的处女作《远航》无疑唱响了这一时代的主旋律，然而其所采用的叙事手法却被评论界认为体现其在革新现实主义传统、寻求女性自我发展的起步阶段所面临的困境。瞿世镜先生指出，小说结尾过于明显的象征含义与符合当时一般读者口味的故事情节不相协调，呈现出明显的缺陷[3]；而在林登·皮奇看来，死亡是伍尔夫试图抵抗求婚叙述封闭性时可以做出的唯一选择，这一突兀的故事结局在打破传统婚姻程式的同时也终止了女主人公的成长之路[4]。事实上，小说表层结构中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矛盾、求婚叙述与死亡叙述的对立在以精神探索为目标的女性成长主题的统摄下化解为三种清晰可辨的叙事模式，不仅隐含着维多利亚时期同类小说的影子，而且层层深入地将女性的精神世界向无限广阔的空间延伸。本文拟从维多利亚时期三部女性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入手，分析《远航》与其在具体问题上的对话，揭示伍尔夫对女性成长的重新界定及其意义所在。

一、 自我颠覆的求婚叙述

在米勒(J.E. Miller)看来，求婚叙述是贯穿女性成长小说的一条主线，女主人公总是会遇见心上人并成功步入婚姻，其间的心路历程使其在情感与社会性方面获得成熟，实现了从女儿到女人的蜕变[5]。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成长小说大都采用了这种叙事模式，简·奥斯丁无疑是这类叙述的代表作家，也使她成为符合男性批评标准的“淑女小说家”。斯蒂芬认为她对个人力量有限性的精确意识将她局限在家庭之内，创作出了富有自然吸引力的家庭生活氛围[6]。伍尔夫在《远航》中也采用“求婚叙述”这一传统模式，描述了少女雷切尔·温雷克的成长过程，并对两性关系进行了初次探讨。简·德·盖伊认为，伍尔夫所采用的类似于奥斯汀风格的求婚叙述体现了她内化的男性批评观，通过封闭式的背景(航船、别墅、旅馆和小船)及舞会、竞赛、餐会等社交聚会来推动情节发展；但她同时又指出其对情节线索某些要素的处理或许可以被视为对《傲慢与偏见》叙述模式的颠覆[7]。这种颠覆不单体现在雷切尔离家远行和暴病死亡的情节设置上，更具体化于令她与婚姻渐行渐远的男性人物塑造上。

雷切尔出海远航时已经24岁，却是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女，对社会政治、两性关系、爱情婚姻都一无所知，理查德·达洛卫成为打开她封闭心灵，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理查德·达洛卫是临时上船的前议会议员，将政治看作崇高的事业，专注于帝国扩张事务，却将女性视为没有“政治才干”[8]的卑微群体。这种打着政治旗号所追逐的权力最终表现为侵犯雷切尔的身体暴力，他趁着海上风暴骤起，太太晕船卧床的有利时机，尾随雷切尔进房间并强行亲吻了她。雷切尔遭侵犯后在梦境将达洛卫风度翩翩的外在形象丑化为“畸形”、“脸上满是麻子的动物的脸”[8]82，表达了对禽兽般具有威胁性的男性欲望的厌恶。如果说痴迷于政治的达洛卫权力作用的对象是物质世界的话，那么博学自负的赫斯特则极力主宰着精神世界。与达洛卫依靠政治耀武扬威不同，赫斯特通过宗教和学术的双重背景获得了身份，他的自我优越感在与雷切尔的交谈中暴露无疑。当了解到雷切尔从未读过吉本的书时，他震惊之余毫无顾忌地表达了对她及全体妇女的轻蔑，用“年轻”[8]172将雷切尔归入了无知的女性群体，并质疑了两性交流的可能性。雷切尔随即借阅的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为她打开了知识之门，但她并不喜欢，原本欣赏到的文采最后却成了“一卷油布”，与大为赞赏其写作风格的赫斯特唱了反调，并认为他“形体丑陋，思想恶心”[8]225。赫斯特虽然促进了雷切尔的心智发展，但因其思想专制同样为雷切尔所排斥。外表温和的特伦斯似乎有着难得的同情心，鼓励雷切尔表达自我并耐心倾听，然而却在订婚后因无法成为主导而抱怨雷切尔身上有他“把握不住的东西”[8]343，试图扼杀雷切尔的精神追求，这让雷切尔越发感觉到不能“只简单地要一个人”[8]344，特伦斯的爱比起她想要探秘的多彩世界显得微不足道，而这种爱从本质上说不过是原始的占有欲，是她自我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雷切尔因此提出分手，虽又回心转意，却成为笼罩在他们婚约上的阴影，为其死亡结局埋下伏笔。

伍尔夫通过对三位男性人物的刻画使婚姻成为怀疑与焦虑的对象，颠覆了奥斯汀式的求婚叙述。埃伦·莫尔斯将《傲慢与偏见》视为妇女文学时期到来的标志[9]，奥斯汀讽刺男性人物，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主体推向前台。然而其笔下的女性成长仍受婚姻框架之限，极富智性的伊丽莎白最终以淑女姿态进入了妻子的角色，达到了维多利亚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婚姻期待。伍尔夫构建雷切尔成长历程也采用了求婚叙述，然而其贬损男性人物的公开化程度更激烈地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反抗立场，折射出作者对婚姻的复杂态度。一方面，出身于典型维多利亚家庭的伍尔夫将婚姻视为女性成长的必经之路，1911年6月伍尔夫由于大龄未婚而情绪低落，在给瓦奈萨的信中将未婚等同于失败[10]，完全符合维多利亚社会对女性成长的界定。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在艺术发展与女性角色的冲突中大都采用“让职业归化家庭”，“承诺自己坚守传统的角色”[2]86的方式加以平衡，伍尔夫似乎延续了这种主动迎合主流文化的努力，接受了伦纳德的求婚。另一方面，在后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在受教育、求职及选举等公共事务中享有了更多的权利，随之渐长的自我意识使伍尔夫将职业独立于家庭并占据首要地位，她明确告知丈夫不会把婚姻看成是一种职业[11]。在谈及两性差异时，她认为自己凭借想象力从事写作而有别于普通女性[12]，用写作代替婚姻成为生活重心得以摆脱传统命运使她倍感幸运和骄傲，这种心态可以在伦纳德在这一时期以妻子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智慧小贞女》(TheWiseVirgins，1914)中得到更好的解释。小说中女主人公拒绝男主人公的求婚后表达了自己的矛盾心理: “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中浪漫的部分；仿佛是远航时的新奇感受吸引着我。……但我不能奉献全部；……婚姻中有那么多会让我畏缩的东西。它似乎会让妇女禁声，排斥她们。我不愿被生活中的琐屑与传统所牵绊。一定还有什么出路……”[13]。女主人公以与伍尔夫小说同名的“远航”作为自我成长的途径，将爱情看作自我追求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真实再现了伍尔夫年轻时的桀骜不驯。伍尔夫视写作为冲破婚姻禁锢的扬声器，直面冲击男性霸权，揭穿了妇女小说传统幸福婚姻的骗局[14]。

二、 精神复活的死亡叙述

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成长在乔治·艾略特笔下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表现为与求婚叙述背道而驰的死亡叙述，女主人公麦琪与婚姻无缘便投向了死亡的怀抱。艾略特采用了大量充满写实主义和伦理道德的心理描写，把被动和克己隐忍与身为女人等同起来，麦琪牺牲个人需要只为博取兄长汤姆的爱所体现出的对父权制传统的依赖揭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消亡。与这种压抑本性以期获得男性认可，最后灵肉俱灭的死亡叙述不同，伍尔夫的《远航》以觉醒的姿态批判了女性精神世界的自我毁灭，用肉体的死亡摆脱现实的控制，成就了女性的精神复活。

随着自我的成长，雷切尔清醒认识到身边女性对父权制传统的精神依赖并予以坚决批判。长期留守家园承担雷切尔代理母亲职责的单身姑妈是维多利亚社会典型的“家中天使”，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雷切尔在向特伦斯描述她们生活轨迹前的回忆中“恨不得把它打得粉碎”[8]244，成为其内心反抗维多利亚父权制传统的第一声呐喊。达罗卫夫人则让雷切尔的成长认知经历了更为复杂的过程：起先达洛卫夫人的时尚外表给雷切尔留下了新女性的错觉并深深吸引了她，然而将勃朗特姐妹和简·奥斯汀视为精神导师并把奥斯汀的《劝导》硬塞给雷切尔诱导她早日进入婚姻的表现彻底暴露了达罗卫夫人为父权制传统所同化的内在属性，这对夫妇上演的夫唱妇随的幸福在达罗卫的强吻事件和海伦的嘲讽声中黯然失色，雷切尔感觉到“他们并不怎么奇妙”[8]89，认识到达洛卫夫人的幸福感其实源自她那缺乏问题意识的大脑。伊夫林是雷切尔所在的女性群体中最叛逆的一位，她同时与奥利弗和珀罗特交往，希望做一个殖民者的男性欲望和对保障妇女权益事业的热情投入使她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代表，然而她面对两个追求者的游离不定和心神不宁使雷切尔对她的行为能力表示怀疑，看到了女人将男人奉为神明的可笑心理，和伍尔夫其他作品中成为男性附庸的女性人物颇为相似。这也解释了伍尔夫对女权运动心存疑虑的原因：伍尔夫认为蜕变并同化于父权制社会内部的女性力量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女性精神消亡，假如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女性进入现存体制，她们最后会变成布莱德肖爵士和拉姆齐先生的女性对等物[15]。自觉承担雷切尔教母职责的海伦清醒地意识到达洛卫夫人享受男权枷锁的愚蠢，但她的反抗只限于冷嘲热讽，被成长中的雷切尔指责为“懒惰”和“迟钝”[8]300，这与小说开篇对海伦的描写十分吻合：一个哭泣着依偎在丈夫身边的安布罗斯太太。有评论认为，海伦这一形象是以伍尔夫深爱的姐姐瓦奈萨为原型而创作的[8]4，瓦奈萨身为布鲁姆斯伯里圈内的女性思想先锋，得知丈夫与妹妹偷情后虽伤心欲绝却依然忍辱负重。伍尔夫在宣泄姐姐被抢走的失落感的同时，也进行了一次探测婚姻可靠性的实验，结果显然使她对姐姐的婚姻由妒忌转为不屑，并对姐姐的精神自我是否强大产生质疑乃至否定。

雷切尔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体悟的女性异化意识所导致自我毁灭的必然性与她最终染疾而亡的偶然性巧妙地重合了，但这种死亡结局在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女主人公麦琪的成长经历中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意义。正如这部小说最初的标题“麦琪妹妹”以及小说第一部的标题“男孩与女孩”所暗示的那样，艾略特主要运用性别差异的方式来表现男性主导下女性的隐忍自抑。麦琪直到生命结束都缺乏自信，成天可怜巴巴地渴望着汤姆的爱，她努力逃避压抑自我的痛苦，最终的那场洪水似乎由于心灵的需要而被拦在堤坝内已经太久了[2]120。女性精神世界的无我状态是导致其悲惨境遇的重要原因，伍尔夫所采用的利用偶发事件导致肉体死亡来体现女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叙事手法与艾略特的非常相似，但雷切尔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增强的批判思想通过肉体死亡摆脱了现实的压迫，促使精神自我得以复活，体现于她弥留之际的自我意识中：“当所有给她痛苦的人都认为她死了的时候，她没有死，但是她在海底蜷缩了起来。她躺在那里，有时看见黑暗，有时看见白天。”[8]384伍尔夫探寻自我的勇气与智慧在第二部小说《夜与日》中得以延伸：女主人公凯瑟琳虽然接受了婚姻，却将自我的世界根据白天和黑夜划分为两个部分，过着既迎合主流文化又坚持自我追求的双重生活，比雷切尔更为巧妙地逃避了男权控制，虽遵循传统步入婚姻却暗自摒弃“家中天使”的范式继续着精神自我成长。

三、 有去无回的象征隐喻

著名的女性主义评论文集《阁楼里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中以《简·爱》、《米德尔马契》等小说为例解析了19世纪女性成长小说中禁闭的空间意象如幽暗古堡、神秘通道、紧锁的门等一系列哥特元素[16]。哥特式城堡既象征着女性成长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与死亡相连的恐惧和怪异，同时又是女性母体的隐喻[17]，这种倡导回归家庭的变异形式实际上隐含着借用女性特征限制女性发展的男权文化色彩，预示了女性最终放弃先前因苦难而产生的独立意识和反抗行为回归父权制传统的结局。在小说《简爱》中，囚禁简和伯莎的“红房子”和“阁楼”就是哥特式城堡的变体，伯莎因而也可以被视为是简的另一个自我，简通过盖茨黑德府、洛伍德学校、桑菲尔德府、沼地居、芬丁庄园的空间位移完成了逃离-回归这一女性成长经历，伯莎之死既是简与罗切斯特结合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简最终丧失自我回归“红房子”的反讽性注释。伍尔夫的《远航》所采用的象征隐喻彻底革除了哥特式城堡意象中所暗示的回归主题，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冲破禁锢的勇气和冲动，将充满死亡氛围的哥特式城堡改写为象征女性永无止境生命探索的大海、轮船和隐喻两性分离以暴制暴的悬崖、镜子和刀子，将女性成长演绎为超越死亡、有去无回的精神之旅。

在《远航》中，正在出海的“欧佛洛绪涅”号轮船与船主24岁的女儿雷切尔之间的相似性及其与大海之间存在的隐秘关联从一开始就有所暗示，并将婚姻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大海所代表的水意象所带来的痛并快乐的未知命运从达洛卫夫妇上船的那一刻就显露在了雷切尔身上。她怀着井底之蛙的自卑心理和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向往开始了与达洛卫夫妇的交流，然而达洛卫先生的强行亲吻使她单身的孤独升级为一种恐惧，并反映在她的梦境中：湿漉漉的砖墙滑落的小水滴使“她一动不动冰冷地躺在那里，像死了一样”[8]82。但在与男性的交流中雷切尔尽力逃避他们的思想控制，而将自己比喻作“一条在海底生活的鱼”[8]188，此处的“海底”象征着女性与世隔绝自由发展的安全地带，这种自我保护的少女情结和如鱼得水的自由预示了小说婚姻结局的破灭。在雷切尔卧病临死时，大海的意象又一次出现，“海洋膨胀发出的声音”和她活着“在海底蜷缩了起来”[8]384的姿态都意味着女性自我的独立，这时的雷切尔虽然肉体接近死亡，自我意识却异常清醒，肉体的死亡迎来了精神的重生。如果说大海代表了对女性而言与以往不同的死亡内涵，那么轮船则象征着永无止境的生命探索，作为代表雷切尔探索人生的“欧佛洛绪涅”号的延续，轮船的意象也出现在伊夫林的意识中。在女主人公雷切尔死后，伊夫林继续着雷切尔的探索人生之路：“她觉得雷切尔就在房间里与她为伴；她自己就好像在一艘航行于茫茫大海的轮船上”，大海孤船的意象在她脑海中引发了对婚姻的质疑：“究竟是这些建议、亲昵和大胆举动是真实的，还是她在苏珊和雷切尔的脸上看到的那种满足是真实的？”[8]408-409。在伊夫林看来，即将步入婚姻的苏珊和雷切尔并不一定值得羡慕，友谊可以帮助女性勇敢表达自我而成为建构两性关系的新形式，这种认知比起对妻母角色的盲目信奉显然迈进了一大步。女性的自我追寻通过航行于茫茫大海之上的轮船意象自然展现出来，并按照作者的初衷将暂时的死亡结局和永恒的生命探求统一在可控制的模式里[11]115，实现了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向。

雷切尔和特伦斯订婚后逐渐产生疏离感，“悬崖”和“镜子”这两个象征分离的意象随之出现。特伦斯对蕾切尔自主意识的恐惧使他产生了被推下悬崖掉进海里的幻觉，代表女性意识的大海彰显其争夺主导权的力量，雷切尔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穿梭“劈波斩浪”[8]338的举动不仅揭示了他们貌合神离的真实状态，而且凭借出于女性直觉的行为将自我从男性控制中抽离出来。而此时的婚姻正如他们在镜子里的形象“实在是很小，而且是分开”[8]345，二人在镜子空间中的比例失衡暗示了婚姻在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地位，个人在婚姻中的孤独状态，淡化了婚姻中的性别力量对比，并彻底粉碎了父权制社会将婚姻定义为女性幸福归宿的神话。雷切尔临死前的幻觉所展示的老妇人用刀切下一个男人的头的画面将促使两性分离的女性暴力推向极致，女主人公因此完全摆脱了男权文化的束缚赢得了自由。值得一提的是，勃朗特笔下的简在沼泽居时也产生了幻觉，听见了罗切斯特遥远的呼唤，这冥冥之中的心灵感应最后将她带至芬丁庄园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完成了其成长的最后阶段——婚姻，犹如重返童年的“红房子”，她的自我摆脱束缚之后又被禁闭起来。由此可见，《简·爱》中出现的诸如幻觉、意象等非现实主义元素实际上是为小说情节叙事服务的，而伍尔夫所引入的直觉式意象则突破了写实主义的框架，以更加灵活多变的姿态摆脱了父权制文化的桎梏和重蹈覆辙的危险。尽管伍尔夫所主张的“心理真实”的创作美学的确具有向内转的倾向，但却并非以肖瓦尔特为代表的批评家所判定的那样脱离现实，而是巧妙地隐含着不易察觉的政治动机。以情节为主导的求婚叙述与死亡叙述反抗男性霸权文化、批判女性屈从立场，为女性精神自我的发展铺平道路，而象征隐喻的非线性叙事手法则在此基础上采用直觉式意象深入女性精神世界，更加自然地将其主体意识发挥到极致，从而最大程度地去除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成长模式的设定。

四、 结语

《远航》作为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成长小说与先前的文本形成了互为参照的关系，对奥斯汀、艾略特、勃朗特等人的代表作都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模仿与改写，用自我颠覆的求婚叙述、精神复活的死亡叙述及有去无回的象征隐喻建构了独特的叙事结构，淡化故事情节、加强思想意识的叙述风格显露出作者立志于打破现实主义男性文学传统、开创现代主义女性美学的某些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远航》对女性精神自我发展的探索见证了伍尔夫试图挣脱男权枷锁的成长之路，小说不仅在塑造男性人物时曝光其对女性野蛮粗暴的侵扰和貌似善意的俘虏，而且对女性自身屈从男权的软弱立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将女性成长回归原点的循环式路线改写为有去无回、向未来无限开放的旅程，为女性成长所面临的自我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正如雷切尔对女性依赖父权制社会持批判态度一样，伍尔夫在1931年为全国妇女服务会所做的演讲《女人的职业》中明确提出杀死“家中天使”是女作家职业的一部分，以“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人际关系、道德、性别的观点”和“讲述我作为肉身的真实经历”[18]。对伍尔夫而言，天使就是奥斯汀、勃朗特和艾略特，她们的创作虽以不同方式与父权制抗争但最终都将“家中天使”奉为女性典范，沦为父权制统治的精神内应。伍尔夫的“表达”和“讲述”则将女性的精神自我界定为其成长的主导力量用以去除其自我中内化的男权观念，不仅为女性成长叙事模式增添了美学维度，而且为女性摆脱传统定位找到了突破口，这使她更胜任女性成长代言人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远航》标志着这一时期英国女性成长小说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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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Development of Post-Victorian British Female Bildungsroman: On the Voyage Out

Chen Yan1,2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Thanks to the prosperity of Victorian female literature, female bildungsroman has almost escaped male writing. Three masterpieces by Austin, Bronte and Eliot have generally reflected the narrative models of female bildungsroman in this period. Borrowing from and rewriting these models, Woolf in her the Voyage Out has regarded the spiritual self of women as the dominant power in their development, which has mark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ost-Victorian female bildungsroman has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Keywords:the Voyage Out; female bildungsroman; narrative models; the spiritual self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6)02-179-05

通讯作者：陈研，chen_lydia1980@126.com.

作者简介：陈研(1980—),女，博士研究生，讲师.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A类资助项目(JA13137S).

收稿日期：2015-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