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的哲学遵循

曹丰汉

（中共高邮市委党校 理论研究室，江苏 高邮 225600）

“四个全面”的哲学遵循

曹丰汉

（中共高邮市委党校 理论研究室，江苏 高邮 22560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任务之重、困难和挑战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学习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同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审时度势，提出了“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唯物主义“求实”思想、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遵循。具体体现在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之实、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之实和当代世界状况及发展态势之实上，表现为对唯物辩证法本质要求、矛盾观和系统观的遵循，体现为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

“四个全面”；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一贯的指导思想，它决定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我们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指导，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不折不扣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学习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将其同当代实际紧密结合，审时度势，提出了“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其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深邃的哲学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高度遵循。

一、“四个全面”是对唯物主义“求实”思想的遵循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并遵循着固有规律而永恒发展。它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想问题、办事情必须“求实”，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须臾不能偏离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通盘考量当代中国实际状况和国际局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每一个全面都立足于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针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力求解决某一领域的主要矛盾，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主义“求实”思想的遵循。

1.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之实。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总国情。党和国家各项制度、政策和战略的制定都必须以初级阶段国情为根本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2］初级阶段不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不会改变，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不会改变，并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对社会发展做出更加科学细致的安排。“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国情，并对这一阶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是在新常态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进一步具体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谋求区域、城乡均衡发展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对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进行深度改革，又是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基本路线中“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点的进一步细化；全面依法治国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基本点提供保障和服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措施，是社会有序发展的根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保障。因此，从根本上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新常态下的进一步展开，是我们党的战略思想同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2.求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之实。“任何重大的哲学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着重大的哲学问题”［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针对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而提出的，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谋划，其中每个“全面”都是为了解决某一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这一战略布局提出的前提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加快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力总量、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促进社会进步、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和积累了诸多重大矛盾和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不断增强，但发展的质量和速度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仍有较大差距；改革虽然在持续推进，但还存在很多约束发展的体制、机制；先富与后富差距还在加大，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七千多万贫困人口；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资源耗损严重，环境持续恶化；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社会治理能力偏低，社会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脱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执政党依法执政能力和政府依法行政能力都不高，公共权力异化等。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在认真、深入探寻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全面科学的解决办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战略措施。

3.求当代世界状况及发展态势之实。单从表象上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每一个“全面”似乎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与外界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我们应当十分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与世界接轨，尤其是当今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之中，瞬息万变的外部因素时刻影响着国内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关起门来搞建设已经根本不可能，要办好中国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统筹考虑世界现实状况和发展态势，需要趋利避害，用足用好外部机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要建成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人的素质和幸福指数全面提高的社会，这一艰巨任务的完成需要充分调动国内国际两种积极因素。为此，我们党既需要在国内协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三项举措，又需要放眼世界，将国内改革同对外开放相结合，化外部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聚合外部推动力。在准确把握当代世界现实状况和发展态势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对外战略，适时调整对外政策，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大胆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在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方面，顺应世界局势变化，奉行互利共赢战略，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在深化对外开放方面，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积极推进双向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更多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不断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在法治建设方面，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国经贸交往密切的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为“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法治支撑；广泛总结不同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大胆吸收世界各国法治文明的成果，积极探索现代社会治理的普遍规律，着力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建设方面，深入研究各国政党尤其是一些大党、老党的执政经验和教训，加强与国外政党的平等交流和合作，相互学习和借鉴，不断提高治国理政水平。

二、“四个全面”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遵循

唯物辩证法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它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联系和发展都是遵循自身客观规律的。它要求人们在一切实践活动中要善于分析客观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结晶，是新常态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法。

1.体现了对唯物辩证法本质要求的遵循。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是辩证法的本质要求。坚持唯物辩证法就是要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自觉地把握事物的全面性、动态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本质看，其重点在“发展”，核心在“全面”，关键在“协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和条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展开的全面发展，结果是到2020年全社会获得的大发展；“发展”成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是沿着辩证法明示的事物变化逻辑轨迹前行的。“全面”就是要解决近四十年发展中存在的重视经济忽视社会、重视物质忽视精神、重视速度忽视效益等片面性问题，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工作。“协调”就是要统筹处理好一大目标与三大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目标子系统、手段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目标引领手段、手段服从目标；三大手段又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互相衬托、相得益彰，三者齐头并进，共为一个目标；协同推进每个战略手段，既区分轻重缓急，又不顾此失彼。

2.凸显了对唯物辩证法矛盾观的遵循。唯物辩证法就是研究事物矛盾的学说。它认为，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根源在于事物自身的矛盾，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4］他还强调：“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5］“四个全面”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遵循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工作的突破口，在工作中自觉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的有效回应，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全面深化改革是要解决发展同约束发展的体制、机制之间的矛盾；全面依法治国是要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全面从严治党是要解决执政党现状同执政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因此，“四个全面”就是为了解决方方面面的矛盾而提出的。面对这些矛盾，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有重有轻，有先有后，轻重得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6］

3.彰显了对唯物辩证法系统观的遵循。唯物辩证法把物质世界中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按照一定的方式组成的统一整体称作系统，认为系统中的要素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通常同它周围的环境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原来的系统和环境都分别是它的子系统。它要求人们在实践中不要把事物、过程看作是实物、个体、现象的简单堆积，而是把它们当作系统，以对系统联系、深入、全面的把握代替对事物内外部因素的孤立考查。根据唯物辩证法系统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际上是一个大系统，大系统中每个“全面”则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子系统。四个子系统具有既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相互作用又各自相对独立的具体内涵，由此决定着子系统的属性、特点、功能和地位。深入分析便可得知，“四个全面”这个大系统并不等于四个子系统的简单叠加，每个全面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层层递进的关系，相对独立的四个部分又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四个全面”是规划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系统。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个大系统中的阶段性目标子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大系统中的动力子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子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调控子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为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奠定基础、积蓄力量，又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起着战略引领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为社会发展、民族复兴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支持；全面依法治国为社会发展、民族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为社会发展、民族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调控、保障力量。

三、“四个全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遵循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主体就是人民群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体现了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和为人民群众谋求根本利益的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

1.体现了我们党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推动历史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注重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7］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处处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充分相信群众，全面依靠群众，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政治路线，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梦想，历代中国人民为之呕心沥血，不懈奋斗，推动着中国近现代历史不断前行。中国共产党人将自己的使命同人民的夙愿相融合，带领人民群众不断探索实现梦想的路径，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砥砺前行。新时期，我们党把人民期盼民族复兴的梦想阐释为中国梦，并为实现这一宏大梦想精心构筑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四个全面”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步骤和关键环节，是对人民群众新期盼的回应，是凝聚民心、汇聚民力的重要举措。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举措，其顶层设计在中央，依靠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改革将无法进行，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也将无从谈起。因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实施，为的是人民群众，依靠的仍然是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和我们党一贯的唯物主义群众史观。

2.体现了我们党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充满着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和基本趋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一定时期内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安排，体现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以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客观规律。从形式上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由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两个有机部分构成，存在着“目标”同“举措”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一个目标之下的三大措施；从本质上看，这种目标同举措之间的关系就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要依赖生产力的发展。要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中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高质量的小康社会，就需要大力发展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各个层次的生产力，就需要对相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排除各种障碍，打破各种桎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大力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不断释放生产力发展空间，确保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对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某些方面进行深度调整，使之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最终为生产力的发展扩展空间。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发展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三大举措就是对现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深度改造之举措，真正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充分尊重。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08.

［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19/c_123967017_2htm，2012-11-19/ 2016-01-06.

［3］孙正聿.切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创新［EB/OL］.http：//www.npopss-cn.gov.cn/n/2015/05 27/c203113-27065055html，2015-05-07/2016-01 -06.

［4］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EB/OL］.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12/c_11143 53666.ntm，2015-02-12/2016-01-01.

［5］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cs/2015-01/24/c_1114116751.htm，2015-01-24/2016-01-06.

［6］国家主席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EB/OL］. http：//www.gov.cn/ldhd/2014-02/09/content_2581 898.htm，2014-02-09/2016-01-0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4.

［责任编辑游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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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1-6701（2016）03-0016-005

2016-01-16

曹丰汉（1968—），男，安徽繁昌人，硕士，中共高邮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