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新区工作重心转移“三步走”战略研究

朱 艳 林

新中国成立前后新区工作重心转移“三步走”战略研究

朱 艳 林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从建设新中国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的总方针。华中、华东、西北和西南各新区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分三步完成了工作重心转移。“三步走”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明确了新区工作重心转移的具体步骤和城乡工作关系的处理原则，对实现新区工作重心转移、党的主要工作任务由革命转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步走”；新区；工作重心转移；农村；城市

解放战争进入1949年，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共即将执政治国，其主要工作任务也将由革命转向建设。“国家建设之中心在工业，重点在城市”*王先明：《新中国建设路向选择与城乡重心的转移——试析中共领导层从革命到建设思想的历史转折》，《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1949年3月，中共在河北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县)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的总方针。其时，中共正处于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地区获得解放或即将获得解放，但却没有完成农村民主革命任务，因而在新区实施工作重心的转移，不能一蹴而就，而须循序渐进。中共中央华中局按照“必须首先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再直接发展城市”*读者书店编辑部编：《论城乡关系》，读者书店印行，1949年，第18页。的思路，率先提出接管城乡工作告一段落后，在一定时期内将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同时兼顾城市，待农村完成反封建任务以后，再将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建设城市，兼顾农村的“三步走”战略。“三步走”战略得到中共中央认可，并在新区加以推广实施。“三步走”战略明确了新区工作重心转移的具体步骤和处理城乡工作关系的基本原则，到1952年下半年，各大新区相继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工作重心转移的研究较为重视，但侧重于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与中共工作重心的转移*如王金艳：《论毛泽东在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问题上的贡献》，《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向海英：《邓小平与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世纪桥》2008年第6期。，或从接管城市的角度探讨中共工作重心的转移*如王炳林、吴序光：《论从乡村到城市的伟大战略转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李玉荣：《中国共产党由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变》，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1994年。，或就工作重心转移的前提条件、基本原则、重要目的、工作重心转移与新中国建设路向选择等方面进行研究*如刘海飞：《中共执政初期工作重心转移若干问题论析》，《北京党史》2013年第6期；王先明：《新中国建设路向选择与城乡重心的转移——试析中共领导层从革命到建设思想的历史转折》，《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而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新区工作重心转移的具体步骤与策略研究重视不够，研究十分薄弱，迄今尚无专文。本文重点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新区工作重心转移的“三步走”战略进行研究。

一、“三步走”：新区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步骤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自平、津地区分三路南下，华中地区即将迎来全境解放。5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为中南局)在原中原局的基础上宣告成立，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武汉、广州6省2市。同月，在商丘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关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会议精神。由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仅从建设新中国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总方针，对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去实现这个方针未作出指示。考虑到其时华中地区有的刚刚解放，有的还未彻底解放的实际情况，华中局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先把农村阵地巩固起来”*杜润生：《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农村变革回忆之一》，《百年潮》1999年第10期。，“首先在一定时期内，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动员与组织大批干部下乡工作，创造发展城市的条件，以便能在这些条件成熟以后直接发展城市，实现以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更好地发展生产”*《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5页。。其后在1949年汉口“七一”纪念会上，华中局党委正式宣布了华中全区工作分三步走的方针：第一步“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要把城市接管好)”；第一步结束之后，“立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在一定时期内先放在农村，肃清土匪特务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与社会改革，同时兼顾城市”；第三步是“当封建的农村改变成民主的农村以后，发展城市的条件具备了，再将工作重心移回城市，用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又兼顾农村”*《论城乡关系》，第18—19页。。

华中局“三步走”战略的总精神，是首先完成农村民主革命任务，创造城市发展的条件，然后再直接发展城市，这在当时是既符合华中新区实际情况，又不违背中央提出的农村民主革命完成后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因此得到中央认可，并批转华东、西北、西南各局参酌执行。有了华中局的经验和中央的认可批转，华东、西北、西南各局参照华中局“三步走”战略，提出了本地区工作重心转移的具体步骤。

以西北新区为例。西北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西北绝大多数地区尚未解放。1949年5月，中央军委要求西北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解放并经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范圣予、秦生编：《解放大西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到7月，陕西关中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地区全部解放。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陕西关中新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总结各地自解放以来的工作，研读和讨论华中局“三步走”战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关中新区书记联席会议确定新区工作方针加强农村工作同时兼顾城市》，《人民日报》1949年8月30日。。鉴于西北广大新区工业经济微弱和城市的商业性消费特征，以及面对尚在封建统治下的农村，处于战争环境的基本特点，会议决定必须学习华中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接管城乡工作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同时兼顾城市*《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97—98页。。1950年1月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则更加明确了西北新区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特别是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未完成前，要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用大力在乡村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改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6页。的工作步骤。

再以西南新区为例。西南川滇黔数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因而如何在新区巩固新政权，实现工作重心转移，面临极大挑战。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在第二野战军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区、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就强调：“华中局今后工作的三个步骤”，“西南工作也要按此步骤去做”。10月27日，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干部大会上，又进一步阐述了西南地区实施“三步走”战略的重要性。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告成立。西南局领导层一方面对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的总方针表示完全认同，赞成中央的判断，但另一方面也认为要全面理解中央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深刻内涵，不能将工作重心的转移片面理解为“只要城市不要农村，以为只要城市工作搞起来了农村工作就可以跟着起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6、27—29页。因而西南局对中央转发的华中局所提出的“三步走”战略表示赞同，并加以实施。

完成农村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是新区党委提出和实施“三步走”战略的主要目的。新区“三步走”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在当时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时一些地区尚待解放，支援战争仍然是新区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必须发动农民起来积极支援战争。二是当时新区农村地主势力仍然存在，封建剥削制度还有待进一步清除，而且华东、华中、西北和西南新区主要是商业性的消费城市，对农村的依存性大。这都要求在以城市为重心、以工业建设为中心以前，必须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创造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农村的封建制度不打倒，农民不获得解放”，城市就会没有粮食，工厂就会没有原料，工业品也找不到销路，且“只有首先打倒乡村中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得到解放了”，才能真正实现由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领导农民的转变*《论城乡关系》，第20、21页。。

其可行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首先被接管，使城乡政权掌握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手中，这为中共领导广大农村进行民主革命奠定了政权基础。二是将工作重心首先放在农村，只是短时期具体的工作部署，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城市仍然是长时期的工作重心，而且“先以农村为重，正是为了发展城市，真正实现以城市为重心的总方针”*《论城乡关系》，第22、25页。。三是将工作重心首先放在农村，同时兼顾城市工作，可以“使城市生产事业得到恢复，还争取再有一些发展，逐渐治疗城市中旧有的懒惰臃肿的病态现象，为下一步全力发展城市，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城市打好基础”*《习仲勋文选》，第101页。；可以“在生产、工人运动、城市管理方面取得初步经验”，“在土改完成后，工作具体部署的中心转到城市时，能够更有把握地开展城市工作”*《黄克诚纪念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页。。而且在新区党委看来，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农村是可以同时兼顾城市工作的。一则新区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机关都设在中心城市，城市理所当然成为“贯彻方针政策、行使政府权威的中心”*《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7页。。二则“城市党委的工作重心，依然是城市工作”*《习仲勋文选》，第101页。。

综上可知，新区党委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不是机械教条地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总方针，而是结合新区革命实际对总方针的具体化和策略化，在当时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其后也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二、土改完成：“三步走”战略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时间节点

“三步走”战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央提出的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其关键在于第二步如何实施，如何完成。而在当时要完成农村民主革命任务，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远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艰苦。西南局党委就认为：“西南的真正战争是在农村，在反霸、剿匪、合理负担，直到土改的斗争中”。由于农村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基础，而“巩固政权需要完成土地改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基本条件就在于土改”，清匪可以创造安定的农村社会环境，反霸、减租退押可以在群众条件和干部条件等方面为土改作出最实际的准备。*《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6、54—55、332页。为此，新区党委明确提出农村工作应“首先有步骤的展开反对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反对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经过一些必要准备步骤后，再转入土地改革”*《论城乡关系》，第21页。。如此，土改也就被认为是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最主要最艰巨的任务，土改的完成也就被当作是新区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重要时间节点。因为只有“到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阶级以后”，民主革命“才算获得基本的胜利”*《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65页。。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为在新区开展土改运动的法律依据正式颁布。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新区党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分期分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央对新区工作重心的转移不是一刀切，而是要求各大区党委依土改完成情况适时将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方面。而且在1951年底，中央因中南等新区土改工作中出现赶急图快、流于形式等现象，曾强调：“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地改革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要精密掌握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4页。。

按照“三步走”战略实施步骤和中央有关新区工作重心转移的要求，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新区根据本地区土改完成情况，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全面开始城市领导乡村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以西北新区为例。在第一批进行土改的关中新区和榆林部分新区土改基本完成后，于1951年5月召开的西北局城市工作会议就提出：“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必须立即加强城市工作的领导，逐渐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城市工作方针和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03页。。随着1952年春关内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土改工作的基本完成，于5月召开的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今后西北地区党的工作重心应转向经济工作”，除新疆外，“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工作重心转入城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再以西南新区为例。西南新区土改共分三期进行，时间主要集中在1951年春到1952年夏。在第一期土改工作大范围开展前，于1950年12月召开的西南首次城市工作会议强调：1951年“各级领导机关还要将指导重点放在农村”。1951年10月中旬第三期土改工作开始进行。因土改任务非常重，土改人口与前两期相等，“不能不全力以赴”。到1952年6月，在西南全区土改基本完成后，西南局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议定：“西南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必须立即真正地把工作重心转向工业、转向城市。”*《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87、463、528页。

由于这一时期的土改工作是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期分批进行的，以致同一新区不同省市区土改完成、工作重心转移时间前后不一，各大新区土改全面完成、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但各大新区基本上在1952年下半年相继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也体现出新区工作重心转移是根据新区实际，循序渐进进行的特点。

三、城乡兼顾：“三步走”战略的城乡关系处理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从建设新中国的战略高度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的总方针，但同时强调“城乡必须兼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7页。。新区党委提出和实施的“三步走”战略，每一步都明确了工作重点，又同时要求兼顾城市或农村工作，体现了中共处理城乡关系“城乡必须兼顾”的基本原则。

(一)重点接管城市，同时对农村进行接管

接管城乡是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接管因此又被当作是城乡接管的重点。城市接管的主要任务是对城市旧政权进行全面接收，并在接管、改造、利用旧政权的基础上建立新政权，开展维护城市秩序、沟通与建立城乡经济的正常关系等工作。城市的接管使城市政权、财政经济命脉掌握到了中共领导的人民手中，为城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城市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党团等群众组织、基层政权建设奠定了基础性条件。

农村接管，主要依靠部队、下派干部成立的区乡人民政府，接管和接收区乡旧政权、旧乡镇公所，并成立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区中队和乡、保的人民防匪自卫队，维护辖区的社会治安和正常的社会秩序”*易新涛：《建国初期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重构》，《理论学刊》2015年第2期。。通过接管农村，新区党委掌握了农村区乡政权、农村武装，为全党集中主要精力进行农村民主革命创造了政治条件。

“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中所体现的有重点又同时兼顾城乡的接管方针，不仅为实施“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创造了政权条件，而且为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

(二)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农村，同时兼顾城市

“三步走”战略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村问题，而第二步的工作重心就主要在农村。新区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各级领导机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农村，将主要领导干部也要放在农村工作上。邓小平先后在西南两次干部会议上强调：“在城市工作一个时期以后，大批干部就得调到乡下去工作”，“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必须立即下乡，工作重点应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为土改作准备*《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55、66页。。二是积极争取城市人民支持农村工作，参与减租退押、土改。新区党委在城市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由党政领导和直接参与土改的民主党派干部、大学教授等，介绍农村土改情况，或通过报纸、广播等媒介广泛宣传土改政策法令。而且号召城市机关干部、民主人士、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工商业家等城市各界人士，前往农村参加或考察减租退押、土改。仅1950年秋到1951年5月初，重庆、成都、云南三地下乡参加减租退押、土改的民主人士就有678人，参观土改者有429人*参见《西南局关于组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参观减租、退押、土改工作的报告》(1951年5月5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一战线工作》1951年7月第6期。。

新区党委以农村工作为重心，为建设城市创造条件的同时，亦注重兼顾城市工作，强调“在各个时期，都决不能放松城市工作”*《论城乡关系》，第19页。；“各级党委必须重视城市工作”*《黄克诚纪念文集》，第32页。。由于当时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缺乏经验，加之农村民主革命任务繁重紧迫，“各地党委经常忽略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各地城市工作干部不认真熟悉城市，仍然用乡村观点对待城市工作”*《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第405页。，不少城市党委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工厂*参见《黄克诚纪念文集》，第117页。，致使城市工作最中心的在当时又是最薄弱的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和在工人阶级中建党等重大问题没有得到着重解决*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87页。。这不但影响城市发展，而且也影响“三步走”战略的顺利实施，进而影响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目标的实现。为了将兼顾城市的工作方针落到实处，1950年12月，西南局召开首次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必须以较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87页。。1951年，中南、西北、华东和西南各局又分别召开了一次或两次城市工作会议，以明确城市工作方针，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

而要真正实现城乡兼顾，其中最根本的是“发展生产，交流城乡”*《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541页。，促进城乡之间经济的互动。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满足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和粮食，新区党委要求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过程中必须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在1951年规定：“群众运动的每一步都必须与贯穿全年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保证不误农时。”*《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34页。同时也多次下文强调农村生产为工业建设服务，为发展工业提供生产原料*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川新出内(2001)字第34号，第111页；《扩大棉花等工业原料作物生产，扶助农民解决生产资金的困难，西南区拨发农业贷款六百余亿元》，《新华日报》(重庆)1951年4月18日。。1951年，西南地区棉花较1950年增产170%，烤烟增产270%，甘蔗增产50%*参见《西南区二届农林工作会议确定明年农林工作方针》，《新华日报》(重庆)1951年12月5日。。在要求农业为工业发展服务的同时，新区党委也要求城市工业特别是地方工业要“面向农村”进行生产，以满足农民对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第131页。。而要实现工农业产品交换，必须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一方面加大对农村农副土特产品收购，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工业品下乡。西南局党委就把“鼓励公私企业部门，面向农村收购农村土产和使工业品下乡，并有重点地试办合作事业，把城乡交流畅通起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34—335页。，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

“三步走”战略第二步的实施也收到明显的效果：农村民主革命特别是土改的完成，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农村购买力大大提高，为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以工业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创造了前提条件；兼顾城市，在城市进行工矿企业民主改革、党团等群众组织建设、基层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亦为工作重心转移后建设城市、发展城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同时兼顾农村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建设的方向是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确立了城市工业恢复和发展的基本方针，“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为此，新区党委根据土改工作完成情况，适时将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城市工业建设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计划地抽调一部分参加土改的干部到城市开展经济工作。西南新区第一期土改结束后，于1951年6月召开的西南局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就要求:“土改完成之后，土改干部的绝大部分，调合作社、银行、贸易、工业等做经济工作。”在西南土改基本结束后，为保障工业交通五年建设计划任务的实现，于1952年6月召开的西南局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坚决抽调二十个地委书记、一百三十个县委书记转作经济工作，主要分配到基本建设和现有厂矿中工作。”*《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86、528页。“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将大批干部调到农村开展土改工作，土改完成之后又有计划地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城市开展经济工作，这种在不同时期干部力量分配的不同，亦体现了新区党委工作重心的适时转移。

二是将土改后的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生产，以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规模发展农业生产以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是土改后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但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不能满足国家对农产品不断迅速地增长的需要，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242—244页。。在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指导下，新区党委在全区土改基本完成后纷纷拟定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目标，以满足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华东局党委提出：1952年到1954年，要使“常年互助组达到组织起来的农户总数的百分三十，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占组织起来的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1952年5月，西北局党委提出:“争取两三年内，在全区农业人口地区把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其中常年定型的互助组应占到百分之二十。”*《西北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获很大发展，习仲勋总结报告指出今后方针》，《新华日报》(重庆)1952年8月20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土改完成后新区党委通过农业互助合作将农民组织起来，既是满足国家对于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亦是新区党委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建设城市为中心的必然要求。

三是大力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从经济上组织和领导农民，满足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为满足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国家工业化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中央要求除充分发挥国营贸易公司和私营企业在物资交流中的作用外，还必须“大力发展农村供销合作，允许有领导的和有必要限制的贸易自由，来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250页。。由此，农村供销合作社就成为土改后国家在经济上组织农民与小生产者最主要的组织形式。1951年11月，西南合作事业局召开西南区合作社业务、计划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以适应土改后农民的迫切要求，刺激农村生产*参见《西南区合作社业务计划会议决定明年放手发展组织》，《新华日报》(重庆)1951年12月2日。。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经济建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和合作事业局于1952年8月联合发布指示：“各级农林机关和合作组织要大力发展互助组，全面组织加入供销合作社”*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供销合作社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24页。，以更好地满足工作重心转移后国家工业化对工业原料和粮食的需要。

四是适当扩大工农业品“剪刀差”，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随着国家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战略，需要大量资金发展工业，但中国却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采取海外殖民掠夺等方式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而国内的城市工商业发展还很微弱，也不能采取“杀鸡取卵”的方式对城市工商业征收高税率来积累资金。这样，新中国只能主要依靠农业和降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来积累工业化需要的原始资金。因此，适当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就成为中共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工业建设后，积累工业资金的主要措施。

在实施“三步走”战略第三步后，新区党委工作重心虽然置于城市，但农村工作仍然是重点，两者必须兼顾，这也是当时各大区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认识。1951年11月，西南局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总结过去两年的工作经验之后，进一步强调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农村工作不可放弃，“地委、县委则将重点置于乡村”*《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49页。。1952年5月，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亦决定：地委以上的领导机关要兼顾农村，地委以下的领导机关仍以农村为主*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第162页。。此外，为适应工作重心转移后农村建设任务的需要，华东局于1951年9月在下发的《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工作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地委以上各级党委的农委应当加强，以便党委在加强城市工作领导时，同时能兼顾农村工作。”*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临沂市兰山区委编：《封建土地制的覆灭——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的土地改革》，中国大地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1952年5月21日，华东局再次提出：“应调整和加强地委以上各级党的农村工作委员会”。1952年5月28日，中南局亦提出，“在地级以上党委内部专设农委机构”以巩固加强农村工作。*《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第195、236页。为使省市区以上党委领导重心放在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不减弱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52年11月12日决定在省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下，一律建立农村工作部，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364页。。总之，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各级专门负责农村工作机构的成立，有利于抓好工作重心转移后农村建设任务，推动城市工业建设。

四、结 语

在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之际，中共中央从建设新中国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的总方针。之后，各新区党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贯彻中央的政策，而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对总方针进行了细化和策略化，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三步走”战略，正确执行了中央处理城乡关系“城乡必须兼顾”的原则，较好地处理了域内错综复杂的城乡工作关系，从而使广大农村的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得到有序的启动和完成，不仅实现了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而且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随着中央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新区农村工作主要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处于“失重”的基本态势*王先明：《新中国建设路向选择与城乡重心的转移——试析中共领导层从革命到建设思想的历史转折》，《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但这主要是由新中国建设目标“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不能因此就否认“三步走”战略在新区工作重心转移中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否认“三步走”战略是客观实际地、辩证地处理城乡工作关系的科学办法。“三步走”战略对城乡工作关系的处理，不管是从当时抑或从今天来看，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合乎历史发展需要的，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城乡工作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辑 成都 610065)

(责任编辑 朱昌裕)

Study on the “Three Step” Strategy of Work Focus Transfer in New District before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

Zhu Yanlin

The CPC, from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the new China, put forward the general policy that the party’s work focus transferred from the rural areas to the city, and the focus must be placed in the city, in the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7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Central China, East China,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creatively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to complete the work focus transfer.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ree step” strategy confirmed the specific steps of work focus transfer and principles of urban-rural work relations, and played a huge role in realizing the work focus transfer and the main task of the party transforming from “revolution” to “construction”.

D232；K271

A

1003-3815(2016)-04-00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