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炜小说中的“泥棚茅屋”空间

焦红涛（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论张炜小说中的“泥棚茅屋”空间

焦红涛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 要：张炜小说中的“泥棚茅屋”空间不仅是人物或故事发生的场所与空间，而且表征着作家建构在历史反思与现实批判基础上的人文理想：它意味着道德的高洁和民间智慧的博大精深，是作家试图超越民间苦难的产物，同时更代表着对现代性的反思态度。

关键词：张炜；“泥棚茅屋”空间；人文理想

有意无意之间，张炜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创造出了一个个形态近似的空间原型，如玉米地、葡萄园、荒原、树林、小泥屋、小茅棚、小石屋等。他笔下那些形态各异的人物、那些曲折浪漫的故事就展开在这些不同类型的空间中。本文试图结合具体的文本就其中的“泥棚茅屋”空间进行简单讨论。

一、张炜小说中的“泥棚茅屋”空间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张炜的小说中就隐现着这样的空间原型。这一生存空间或是林中木屋、海边草棚、田间窝棚，或是小泥屋、小磨屋，但都大同小异，呈现为外形简陋、内涵丰富的庇护所的形象。空间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将空间视角引入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文学的“时空”是一个形式兼内容的东西，空间可以看作时间在某一平面上的共时性展开。文学研究如果缺乏对空间问题的深入认识，就不能称为完全的“时空”。因此，“泥棚茅屋”空间就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文学发生的物理环境，必须从文化的角度予以重新认识。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泥棚茅屋”空间与作家的幼年生活构成了某种现实的对应关系。张炜曾经回忆过自己早年独居丛林的生活，那种生活场景虽然不是小说中简陋至极的“泥棚茅屋”，但二者之间的联系还是不可忽视的。张炜曾经说自己写作中的一类，“就是对于记忆的那一片天地的直接描绘和怀念，这里面有许多真诚的赞颂，更有许多欢乐”[1]63。然而早就有人告诫过我们，文学固然来自生活，但不仅仅是对生活现实的被动反映，所谓的“镜子”理论不仅忽视了文学的一般规律，更忽视了作家能动的创造性。理解张炜的小说世界，应该明白张炜笔下的“泥棚茅屋”不是为了佐证那些故事的现实感而有意加入的“细节”，也不是张炜自己对故乡地理写实性的“致敬”。这其中蕴含着作家对其笔下人物的理解，对叙事的把握，对建构在历史与现实基础上的人文价值的弘扬，这一切集中体现在作家对小说空间的选择上。巴赫金在论述拉伯雷时指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一切优质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优质体现在时空的优势上，应该尽可能扩展，尽可能存在得长些；而且真正优质的东西必然会有力量在时空上扩展。”[2]356泥棚茅屋作为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获得作家刻意的表现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二、“泥棚茅屋”空间多元的文化意蕴

“泥棚茅屋”空间在文字上给人的感觉首先是简陋。它因这简陋能在文化上轻易占据一个优越的道德化的位置，从另一层面上彰显出精神的丰富性。刘禹锡《陋室铭》中云“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但刘禹锡讲述的是“往来无白丁”的传统文人曲高和寡的自我满足，张炜小说中的“泥棚茅屋”空间则传递出民间社会强烈的道德感，毕竟几十年阶级观念的教育也一直是将贫穷与道德高尚作为一种天然的孪生关系进行叙述的。《一潭清水》中，徐宝册、老六哥和小林法之间的故事是在有“一潭清水”的瓜田中发生的，他们共同拥有一个让人留恋的看瓜窝棚。但社会的发展使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对利益的贪恋让这温馨的窝棚最终分崩离析，因此徐宝册对善的守望就代表了时代的精神高地。《海边的雪》围绕着海边那小小的鱼铺展开，两个貌似无用的老头却能够在关键时刻牺牲自己去挽救年轻人的生命。鱼铺半埋在地下，简陋而不引人注意，它能够在大雪纷飞的冬天最大限度地提供生命需要的温度——这既是写实，更是隐喻。《外省书》中的史珂虽然居住在林中小屋里，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始终怀着人“在江湖，心忧天下”的情怀。《古船》中的隋抱朴独居在小磨屋中，为了洼狸镇人的利益，他能够摒弃前嫌为仇人的粉丝厂“扶缸”。

“泥棚茅屋”空间还能够使读者联想到民间智慧的博大精深。“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其本质来说，讲述的是民间智慧如何为主流社会所认可，或者是士人如何将满腹学问“货与帝王家”的人生快意。因此，“茅庐”意象是从物质贫乏的角度来讲述民间智慧的生动文本。张炜小说一直强调一种民间视角的自我认同：“陋室”或者“泥棚茅屋”表面上强调的是物质的贫乏，除了借此衬托人物的道德高度之外，更要借此说明智慧的不同凡响。张炜曾在谈及美国作家梭罗的随笔《梭罗木屋》中指出：“人的一切最美好的创造，无不来自简单和纯朴。”[3]28《古船》这一经典小说中，隋抱朴并不是传统文化中诸葛亮形象的再现。他在小磨屋中苦苦思索历史与现实，弄不明白自己是不是应该行动以及如何行动，通过在小屋中研读经典著作，他豁然开朗——必须在行动中拯救洼狸镇。一个思想的隋抱朴和行动的隋抱朴都是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也许只有在8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在对既往历史尤其是“文革”的反思中，才可能出现内心纠结的思想者形象——他既能够回顾历史，又能够宏观地、抽象地思考未来。《古船》这一小说代表了张炜小说中极为不同的思想倾向，即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一种从“思想的上帝”向“行动的上帝”转型的时代风尚——尽管仍然是从民间视角所展开的思考。

“泥棚茅屋”空间在另一个层面可以理解为深刻的苦难意识。对苦难的书写联系着作家持续的历史反思与现实批判。文学作为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必须提供面对现实困境的出路。因此，苦难就是在没有道路之处出现的一条想象性的道路。通过对苦难的赞颂和对苦难的道德化展示，人们才能获得对苦难的某种想象性超越。在这样的意义上，那些在“泥棚茅屋”中生活着的饱经生命忧患的老年男性，他们历经生活的磨难却精神饱满、聪明睿智，既可以看作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更应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明白其作为社会历史镜像的意义所在。张炜这一类型的小说最初是从颂扬民众（民间）“奉献”精神开始的，它来源于革命时代流行的积极分子文化或者好人好事的写作模式，最终逐步演绎出民间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反思主题。这一主题与张炜个人的“创伤情结”不无关系①，也迎合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文化反思的文学思潮。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类空间看作作家与主流文化对抗或者疏离的理想化姿态，而应该注意到它具有的历史反思与诊断时代的价值。正因为这样，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这些饱经忧患的老年男性就成了张炜对父亲形象的重建，以此补偿他幼年以来一直无法纾解的精神缺憾，那些泥棚茅屋也就超越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居所性质而具有了某种安全庇护的意义。《紫色眉豆花》《海边的雪》《冬景》等小说中的老年男性形象所揭示出的精神创伤是显而易见的。在《紫色眉豆花》中，儿子春林的受伤，在传统的意义上衬托了老亮头自己作为家属的“奉献”精神，这一写作模式直接指向长期流行的“人民热爱国家”的主题。但小说以老亮头作为叙事视角，有意无意之中，呈现了他作为“牺牲者”与“奉献者”的悲哀。因此，他的坚韧、豁达表现出与无奈的牺牲相关的文化症候。《冬景》几乎是重复了《紫色眉豆花》的故事，其中的老人自足而安稳地居住在四合院中的小屋里，他的生活状态几乎与土地合而为一了，他收集过冬的燃料，准备过冬的食物，一切都向慷慨的大地索取。老人的小屋仿佛带有原始意味的伊甸园，但温暖与富足的生活背后是不忍回忆的残酷——他的三个儿子先后死亡。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智慧与坚韧，只能说是无奈与忍受的另一种表述。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泥棚茅屋”空间，它可以激发一种与当代社会发展这一宏观命题相关的危机意识。换一个角度看，“泥棚茅屋”空间话语类似于西方的伊甸园被毁的神话原型。尽管抽象地看，这些微型空间面临的威胁，实质上都暗示着生存的危机，但张炜不仅是一个纠结于历史的思想者，还是当代生活的关注者与批判者。在《外省书》这部以类似纪传的方式写就的小说中，（史珂的）“屋子建在河湾一带的防风林中，原属祖产，早已破损不堪”，但在这里他感到充实，“觉得崭新的时间正从脚下滋生”。因此他一次次拒绝侄儿让他搬迁或者修建新房的建议。与他有共同选择的是那个叫鲈鱼的油库看守，一个“刑满释放分子”。他们比邻而居，互为对方的精神慰藉。“外省书”中的“外省”意味着史珂对自居边缘位置的确认，是与时代保持距离之后的某种批判性审视。小说试图从不同角度进入不同人所代表的世界，从而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中凸显不同价值的冲突。史珂和鲈鱼就这样被置于生活的网络之中，被置于开发商、移民者、背叛历史者等人所形成“世界”中，他们的性格与思想因此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症候。主人公史珂周围的故事包括：侄儿史东宾的发家史、史东宾的不道德生活以及与妻子的婚姻冲突、哥哥在美国的异国生活、元吉良作为历史负载者的生活等。在这个近于写实的生活片段中，作家将当代生活做了高度浓缩，尤其对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以及流行的拜金、道德堕落等精神困境进行了深刻的现代性反思。“泥棚茅屋”空间因此具有了独特的精神价值。在《刺猬歌》中，廖麦遭受开发威胁的田园泥屋与史珂的屋子无疑具有同样的象征意蕴，面对日渐逼近的开发浪潮，他所栖息的小屋只能等待毁灭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史珂，还是廖麦，他们都是作为现代性的反思者而存在的，因而与《古船》中的隋抱朴有所不同。这从他们与所居住的小木棚或者小磨屋的关系就可以看得出来：前者作为人生归宿的存在，而后者则是作为一个出发地而存在的——廖麦在多年的流浪之后最终把大海边上的农场与农场中的小屋确定为自己最后的归宿；隋抱朴则是走出小磨屋的时代新人，他的理想更宏大，他对当代现实有更强烈的认同感。自然，这也并不是什么本质的矛盾，因为作家的思想总是要随着时代变化的。

“泥棚茅屋”空间也是作家亲近自然的一种方式，再一次验证了张炜一以贯之的人文理想。在《梭罗木屋》中，张炜阐述了他的空间文化观念：（美国作家梭罗的）“这屋子太小了，屋里的设备也过于简单了。这是因为一切都服从了主人回归自然、一切从简的理念。”他反复阐述到：“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所需甚少，而按照所需来向这个世界索取，不仅对我们置身的大自然有好处，而且对我们的心灵大有好处。一切的症结都出在人类自身的愚蠢和贪婪上。”[3]28因此，如果脱离具体的小说叙事，我们也许应该明白，作家笔下那些人物共同栖身的“泥棚木屋”，其实代表了作家简单自然的人生态度。这一人生态度看似雷同于梭罗的自然主义理念，其实有作家自己深刻的历史、现实人生根源。

三、“泥棚茅屋”空间的价值与意义

对于文学叙事来说，空间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地点或故事发生的场域，它还是小说意义生产中的关键要素。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具有生产性的文化要素[4]47。我们亦可以说，空间是文化价值的函数，空间的调整随着文化意义的变化而变化。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空间的生产性，进而理解张炜小说空间话语的价值。

现代以来对乡土中国的书写，逐渐形成了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两个传统，由此也相应地生产出两种主要的空间类型，前者的典型是空间昏暗逼仄的故乡绍兴，后者则是神秘诗意的湘西世界。从这样的文学空间生产的历史来观察，张炜的小说叙事既有对文学传统的继承（更偏向沈从文一脉），也有拓展与超越的一面（比沈从文更丰富驳杂）。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民间文化空间的建构与书写。上文对张炜小说中“泥棚茅屋”空间意蕴的归纳可让我们管窥张炜小说中“民间”一词的内涵：民间首先有一种道德化的姿态，其话语的真正指向是曾经的“极左”政治意识形态，这可以看作是张炜民间话语的起源。在他那里，无论是对民间智慧的书写还是对苦难的展示，字里行间都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随后，“泥棚茅屋”化身为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意识，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缩影，以对抗现代性发展中所遭遇的林林总总的问题，建构符合时代发展的新道德，因而日益具有了与时俱进的内容。这无疑表明了张炜思想的成长性。

注释：

① 在散文和小说中，张炜多次提及他的父亲在“文革”时期曾蒙受不白之冤，这对张炜的影响很大。参见张炜《游走：从少年到青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参考文献：

[1] 张炜.我跋涉的莽野：我的创作与故地的关系[G]//孔范今，施战军.张炜研究资料：乙种.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 巴赫金全集：3卷[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3] 张炜.梭罗木屋[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4]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G]//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杨宁〕

作者简介：焦红涛（1973-），男，河南宜阳人，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14BWX039）

收稿日期：2015-05-0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1−0106−03